{江東}
從什麽地方說起呢？我小的時候不叫“江東”，叫“梁東”。北明中學的江校長是我的繼父。這件事我很少跟人說。我的生父是個賭徒。我六歲的時候，跟著媽媽離開了他。
我是在河邊長大的。就是那條剛被治理過不久的河。現在這河被換過了血液。雖說是花錢買來的清澈和豐沛，但畢竟像那麽迴事兒了。當它還是條臭水溝的時候，我的家就在它岸邊的工廠宿舍區——沒錯，就是說差不多是我媽媽上班的這間工廠把這河變成臭水溝的。夏天的夜晚，一股奇奇怪怪的氣味蔓延在我們的樓道，我們的公共廚房，公共水房，公共廁所，甚至我們每家的房間。這氣味被小孩們講得千奇百怪，有人說那是在河灘上燒橡膠的緣故，有人說那是被丟棄的死嬰，想象力豐富一點的就說這是什麽犯罪組織在銷贓——贓物堆到河灘上，拿化學藥品一倒，什麽痕跡都留不下，除了這難聞的氣味。其實那不過是這條河的氣味而已，倒是無形中鍛煉了我們的想象力。
我在那棟筒子樓裏其實隻住到八歲。可是直到現在，我一閉上眼睛依然聽得見走廊上各家的門響，男人女人小孩老人不同的腳步聲，還有水房裏自來水自由的喧鬧。水房從來就是個是非之地；早上走廊裏總是排著一條人人睡眼惺忪的長隊，端著臉盆毛巾牙刷等著進水房盥洗，口角詛咒常常不絕於耳；下午水房就成了女人們的俱樂部，隻要聚在一起洗上一小時的菜或衣服，各家各戶就沒了隱私。水房裏的那些女人讓我發現了一個現象，常常是這樣的局麵：我媽媽抱著菜盆子走進水房，如果她們本來是聚在一起的，見到我媽媽就會散開，要是她們本來是分散著的，我媽媽來了她們就會聚到一起，總之，永遠提醒著我媽媽她是被排除在外的。我不知道她們到底提醒了我媽媽沒有，總之是提醒了我。提醒了我注意我媽媽身上有什麽不一樣的。結論：唯一的不一樣，媽媽是個美麗的女人而她們不是。
媽媽很安靜。她很少跟人說話——倒是閣樓上住著的那些單身漢很喜歡跟她打招唿，她也隻是點個頭，笑一下而已。她也不像別人一樣下了班就喜歡在水房裏泡著。她都是在家裏洗菜洗衣服，寧願不怕麻煩地一趟趟跑到水房換幹淨水，也要在家裏洗。八平方米的小屋，一張雙人床差不多把什麽空間都占了。她坐在小凳子上搓衣服的時候得注意些，肥皂水才不會濺到床罩上。她一向愛幹淨。隻是她洗衣服的時候屋裏就沒地方撐開那張小方桌，於是她就會對我歉然地一笑，“小東，先去外麵玩吧。等媽媽洗完了衣
服你再寫作業。”我自然是願意的。心裏想她天天都洗衣服才好。不過我不喜歡她洗被單。那個時候我們倆就得到院子裏去擰幹那些床單被罩。我是個孩子，她是個女人，我們倆用盡吃奶的勁兒還是不行。我印象裏別人家洗床單時都是爸爸和媽媽一起擰幹的，可我不會為這點小事想念爸爸，因為他是個狗雜種。
經常會有筒子樓裏的男人看見我們，來幫我們擰。男人的手臂，輕輕鬆鬆，床單裏的水就全體丟盔棄甲潰不成軍。我常想：要是被單也知道疼的話，落在我和媽媽手裏就算是幸運了。來往的女人看到了，就跟那男人開個玩笑，“喲，學雷鋒呢。”在我們的樓裏，“學雷鋒”是個典故，特指一個男人幫我媽媽做事兒。在我媽媽不在場的時候，水房裏的女人們成天地互相取笑，說誰的老公是“學雷鋒先進個人”。那聲浪肆無忌憚地傳到我們屋裏來，媽媽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偶爾，她會抬起頭，疲倦地衝我一笑，說：“小東，要好好讀書，知道嗎？”
其實我知道她們並沒有惡意。那些女人。她們對我都很好，總是摸我的頭，給我個蘋果什麽的。我不怪她們拿我媽媽開涮，相反她們越這麽說我越開心，因為我知道她們嫉妒。很多年後，有一天，我很偶然地跟天楊說起我們的水房，說起每天早上水房門口的長隊。她眨眨眼睛，“那不就跟在火車上一樣？”我這才想起這是她從不了解的生活。我們剛剛在一起的時候，每天放學後她都會坐在學校的籃球館裏看我們訓練——跟籃球隊其他哥們兒的女朋友一起，她們被體育老師戲稱為“家屬團”。有一次她對我說：“她們都說，你打球的樣子好帥的，不過……”我正得意，“不過什麽？”“不過你的運動褲太老土了。她們說阿迪達斯這兩天全場打五折，讓我幫你去選一條。你看呢？”從那一迴開始，我身上屬於筒子樓的痕跡就慢慢慢慢被打磨掉了——被天楊，被我自己，被北明中學——這個雲集了我們這城市的小精神貴族的地方。
我能進北明中學全是憑我自己考夠了分數。但我不能理直氣壯地說這跟我的繼父——江校長毫無關係。如果我媽媽沒嫁給他，也許我就和我筒子樓裏的小夥伴一樣：讀完河岸上的小學，進媽媽她們工廠的子弟中學念初中，初中的時候開始打電腦遊戲，打台球，也打群架。初中畢業，一生的教育也便到此為止，然後在躁動的年紀打情罵俏地走進父母的工廠上班，再然後，就是嗬斥他們在筒子樓裏橫衝直撞的孩子了。我的那些朋友，除了極少數非常優秀或非常不爭氣的之外，大部分的人生都是如此。
那個時候，江校長還是江老師。江老師在我們的筒子樓裏是個受尊敬的人。他在那所子弟中學裏教物理，課講得極好，經常輔導我們這些小孩子做數學作業。他們說他是個怪人，四十歲了還不成家。後來，他和我媽媽之間的“緋聞”雖說進一步惡化了媽媽在水房裏的人緣，卻絲毫沒影響他在筒子樓裏的聲譽；再後來，當他講課的名聲越來越大時，被一所重點中學挖去了；再再後來，他和我媽媽結婚了。我們在筒子樓裏的最後一夜，媽媽跟我都睡得很晚，她長長地歎了口氣，說：“小東，從明天起，我們就再不用跟別人合用廚房廁所，再不用拉蜂窩煤，再不用去澡堂洗澡了，小東你高不高興？”
媽媽離開筒子樓沒多久，那間工廠就停產了。但江老師的運氣一直很好，用“扶搖直上”形容不算過分。終於，不到十年的時間，江老師變成了北明中學的江校長。後來江校長，也就是我爸幫媽媽找了一個圖書館管理員的工作，我覺得這工作適合她。她和江校長沒有再要孩子。
我高一那年冬天，那間工廠正式宣布破產。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經常在這個城市裏看到昔日水房裏的某個女人在送牛奶，某個頂樓上的單身漢在街角支著修自行車的小攤，或者某個“學雷鋒先進個人”在寒風凜冽的早上把晨報插到每一家的信箱。也許這話由我說是不大好，但我確實從那時起感覺到“命運”這東西。特別是，我媽媽，她依然是美麗的，這些年她養成了定期做皮膚護理的習慣，總是和她新認識的朋友討論哪家美容院的打折卡劃算。我曾經跟天楊講起過這個，她笑笑，她說我的話讓她想起香港有個寫小說的叫亦舒，她的小說裏說：在寒風裏的公車站站上四五個小時，再美的美女也是“塵滿麵，鬢如霜”——這就是十六七歲的天楊。她看過的書太多，這妨礙她體會赤裸裸、未經矯飾的人生。我不是在為我自己不愛閱讀找借口。
後來那工廠就被拆了，連同宿舍區。因為種種原因，拆到一半就停了下來。直到治理護城河的時候才算全部拆完。所以有一段時間，這地方像個廢墟一般荒涼。有一次放學，我和天楊就走到這河岸上。這河堤離我們學校很近。我們就踩著雜草、沙礫和小石子安步當車，我給她指我原先在哪住，在什麽地方玩，她顯然興趣不大。廢棄的樓群裏有個老太太在一堵斷壁後麵賣風車，她一定要我買一個送給她，她說那是因為她覺得“老奶奶很可憐”。
從什麽地方說起呢？我小的時候不叫“江東”，叫“梁東”。北明中學的江校長是我的繼父。這件事我很少跟人說。我的生父是個賭徒。我六歲的時候，跟著媽媽離開了他。
我是在河邊長大的。就是那條剛被治理過不久的河。現在這河被換過了血液。雖說是花錢買來的清澈和豐沛，但畢竟像那麽迴事兒了。當它還是條臭水溝的時候，我的家就在它岸邊的工廠宿舍區——沒錯，就是說差不多是我媽媽上班的這間工廠把這河變成臭水溝的。夏天的夜晚，一股奇奇怪怪的氣味蔓延在我們的樓道，我們的公共廚房，公共水房，公共廁所，甚至我們每家的房間。這氣味被小孩們講得千奇百怪，有人說那是在河灘上燒橡膠的緣故，有人說那是被丟棄的死嬰，想象力豐富一點的就說這是什麽犯罪組織在銷贓——贓物堆到河灘上，拿化學藥品一倒，什麽痕跡都留不下，除了這難聞的氣味。其實那不過是這條河的氣味而已，倒是無形中鍛煉了我們的想象力。
我在那棟筒子樓裏其實隻住到八歲。可是直到現在，我一閉上眼睛依然聽得見走廊上各家的門響，男人女人小孩老人不同的腳步聲，還有水房裏自來水自由的喧鬧。水房從來就是個是非之地；早上走廊裏總是排著一條人人睡眼惺忪的長隊，端著臉盆毛巾牙刷等著進水房盥洗，口角詛咒常常不絕於耳；下午水房就成了女人們的俱樂部，隻要聚在一起洗上一小時的菜或衣服，各家各戶就沒了隱私。水房裏的那些女人讓我發現了一個現象，常常是這樣的局麵：我媽媽抱著菜盆子走進水房，如果她們本來是聚在一起的，見到我媽媽就會散開，要是她們本來是分散著的，我媽媽來了她們就會聚到一起，總之，永遠提醒著我媽媽她是被排除在外的。我不知道她們到底提醒了我媽媽沒有，總之是提醒了我。提醒了我注意我媽媽身上有什麽不一樣的。結論：唯一的不一樣，媽媽是個美麗的女人而她們不是。
媽媽很安靜。她很少跟人說話——倒是閣樓上住著的那些單身漢很喜歡跟她打招唿，她也隻是點個頭，笑一下而已。她也不像別人一樣下了班就喜歡在水房裏泡著。她都是在家裏洗菜洗衣服，寧願不怕麻煩地一趟趟跑到水房換幹淨水，也要在家裏洗。八平方米的小屋，一張雙人床差不多把什麽空間都占了。她坐在小凳子上搓衣服的時候得注意些，肥皂水才不會濺到床罩上。她一向愛幹淨。隻是她洗衣服的時候屋裏就沒地方撐開那張小方桌，於是她就會對我歉然地一笑，“小東，先去外麵玩吧。等媽媽洗完了衣
服你再寫作業。”我自然是願意的。心裏想她天天都洗衣服才好。不過我不喜歡她洗被單。那個時候我們倆就得到院子裏去擰幹那些床單被罩。我是個孩子，她是個女人，我們倆用盡吃奶的勁兒還是不行。我印象裏別人家洗床單時都是爸爸和媽媽一起擰幹的，可我不會為這點小事想念爸爸，因為他是個狗雜種。
經常會有筒子樓裏的男人看見我們，來幫我們擰。男人的手臂，輕輕鬆鬆，床單裏的水就全體丟盔棄甲潰不成軍。我常想：要是被單也知道疼的話，落在我和媽媽手裏就算是幸運了。來往的女人看到了，就跟那男人開個玩笑，“喲，學雷鋒呢。”在我們的樓裏，“學雷鋒”是個典故，特指一個男人幫我媽媽做事兒。在我媽媽不在場的時候，水房裏的女人們成天地互相取笑，說誰的老公是“學雷鋒先進個人”。那聲浪肆無忌憚地傳到我們屋裏來，媽媽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偶爾，她會抬起頭，疲倦地衝我一笑，說：“小東，要好好讀書，知道嗎？”
其實我知道她們並沒有惡意。那些女人。她們對我都很好，總是摸我的頭，給我個蘋果什麽的。我不怪她們拿我媽媽開涮，相反她們越這麽說我越開心，因為我知道她們嫉妒。很多年後，有一天，我很偶然地跟天楊說起我們的水房，說起每天早上水房門口的長隊。她眨眨眼睛，“那不就跟在火車上一樣？”我這才想起這是她從不了解的生活。我們剛剛在一起的時候，每天放學後她都會坐在學校的籃球館裏看我們訓練——跟籃球隊其他哥們兒的女朋友一起，她們被體育老師戲稱為“家屬團”。有一次她對我說：“她們都說，你打球的樣子好帥的，不過……”我正得意，“不過什麽？”“不過你的運動褲太老土了。她們說阿迪達斯這兩天全場打五折，讓我幫你去選一條。你看呢？”從那一迴開始，我身上屬於筒子樓的痕跡就慢慢慢慢被打磨掉了——被天楊，被我自己，被北明中學——這個雲集了我們這城市的小精神貴族的地方。
我能進北明中學全是憑我自己考夠了分數。但我不能理直氣壯地說這跟我的繼父——江校長毫無關係。如果我媽媽沒嫁給他，也許我就和我筒子樓裏的小夥伴一樣：讀完河岸上的小學，進媽媽她們工廠的子弟中學念初中，初中的時候開始打電腦遊戲，打台球，也打群架。初中畢業，一生的教育也便到此為止，然後在躁動的年紀打情罵俏地走進父母的工廠上班，再然後，就是嗬斥他們在筒子樓裏橫衝直撞的孩子了。我的那些朋友，除了極少數非常優秀或非常不爭氣的之外，大部分的人生都是如此。
那個時候，江校長還是江老師。江老師在我們的筒子樓裏是個受尊敬的人。他在那所子弟中學裏教物理，課講得極好，經常輔導我們這些小孩子做數學作業。他們說他是個怪人，四十歲了還不成家。後來，他和我媽媽之間的“緋聞”雖說進一步惡化了媽媽在水房裏的人緣，卻絲毫沒影響他在筒子樓裏的聲譽；再後來，當他講課的名聲越來越大時，被一所重點中學挖去了；再再後來，他和我媽媽結婚了。我們在筒子樓裏的最後一夜，媽媽跟我都睡得很晚，她長長地歎了口氣，說：“小東，從明天起，我們就再不用跟別人合用廚房廁所，再不用拉蜂窩煤，再不用去澡堂洗澡了，小東你高不高興？”
媽媽離開筒子樓沒多久，那間工廠就停產了。但江老師的運氣一直很好，用“扶搖直上”形容不算過分。終於，不到十年的時間，江老師變成了北明中學的江校長。後來江校長，也就是我爸幫媽媽找了一個圖書館管理員的工作，我覺得這工作適合她。她和江校長沒有再要孩子。
我高一那年冬天，那間工廠正式宣布破產。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經常在這個城市裏看到昔日水房裏的某個女人在送牛奶，某個頂樓上的單身漢在街角支著修自行車的小攤，或者某個“學雷鋒先進個人”在寒風凜冽的早上把晨報插到每一家的信箱。也許這話由我說是不大好，但我確實從那時起感覺到“命運”這東西。特別是，我媽媽，她依然是美麗的，這些年她養成了定期做皮膚護理的習慣，總是和她新認識的朋友討論哪家美容院的打折卡劃算。我曾經跟天楊講起過這個，她笑笑，她說我的話讓她想起香港有個寫小說的叫亦舒，她的小說裏說：在寒風裏的公車站站上四五個小時，再美的美女也是“塵滿麵，鬢如霜”——這就是十六七歲的天楊。她看過的書太多，這妨礙她體會赤裸裸、未經矯飾的人生。我不是在為我自己不愛閱讀找借口。
後來那工廠就被拆了，連同宿舍區。因為種種原因，拆到一半就停了下來。直到治理護城河的時候才算全部拆完。所以有一段時間，這地方像個廢墟一般荒涼。有一次放學，我和天楊就走到這河岸上。這河堤離我們學校很近。我們就踩著雜草、沙礫和小石子安步當車，我給她指我原先在哪住，在什麽地方玩，她顯然興趣不大。廢棄的樓群裏有個老太太在一堵斷壁後麵賣風車，她一定要我買一個送給她，她說那是因為她覺得“老奶奶很可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