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楊}
我叫宋天楊，出生在一九七九年一個五月的傍晚。那是槐花盛開的季節，一屋子的甜香。奶奶聽著我元氣十足的哭聲，愉快地想：女孩子屬羊，怕是不大好吧。
生產過程是順利的。那疼痛足夠讓我媽媽這個蒼白而敏感的女人記住生育的艱辛，又沒留下恐懼的印象。夕陽偏偏就在這個時候很安詳地進來，我想那個場景沒準就和《亂世佳人》裏媚蘭生產的鏡頭差不多。婦產科主任——我的奶奶，在夕陽下眯著眼睛看我像條紅色小昆蟲一樣蠕動，直到她聽見那個剛畢業沒多久的小護士的驚唿，還有手術器械慌亂地掉在盤裏的聲音。血從我媽媽那個蒼白而敏感的女人的身體裏噴湧而出，像日出一樣生機勃勃。這場景於是由《亂世佳人》變成了《急診室的故事》。於是，我媽媽死了。
後來父親就離開家，參加了援非醫療隊。經年累月地遊蕩在那塊遙遠又苦難的大陸上。什麽病都看，甚至給女人接生，還給一個中非還是西非的很著名的遊擊隊首領取出了肚子裏的彈片。這些都是爺爺跟我說的。我從小跟爺爺奶奶一起住，爺爺每年會從新華書店抱迴新版的非洲地圖，告訴我爸爸現在在哪個國家。都是些很有意思的地名：馬裏、索馬裏（我總是把它們倆搞混）、剛果、布基納法索、坦桑尼亞……當然還有剛果河、東非大裂穀、撒哈拉沙漠。奶奶有時候會在爺爺抱著我看地圖的時候歎一口氣，“他這是怨我呢，怨我把我兒媳婦的命給弄丟了。”還好奶奶不是一個像祥林嫂一樣沒完沒了的女人，奶奶永遠端莊而安靜，白發梳得整整齊齊，每到換季的時候都買迴來一塊新衣料。
我就是在兒童醫院裏長大的。我家的樓離住院部隻有一牆之隔。我喜歡看人家曬中藥，藥草鋪在石板地上，散發著一種香味。我也喜歡病房裏消毒水的氣味，很清澈很凜冽。於是我就站在住院部的大門口，麵朝著曬中藥的空地，這樣我就可以聞到喜歡的兩種味了。直到爺爺從裏麵走出來，帶我迴家。我們家的人都是醫生，爺爺、奶奶、爸爸——媽媽死的時候是醫學院的研究生，一個單調的家庭。所以我小時候最討厭人家問我：“天楊長大以後想幹什麽呀？也當醫生吧。”我惡狠狠地說我才不。我倒是沒說錯，我沒當醫生，我當了護士。而且就在這間兒童醫院，成了爺爺的同事。現實令人沮喪，不過我們都該知足。
沒錯，知足。這是我每天走在那條熟悉到爛熟的路上去上班時告訴自己的話。下三層樓梯，推開單元門，右轉，再走四百米就到了。小時候我曾
經無數次地在這條四百米的路上想方設法地拖延時間，以便在進家前吃完手裏的雪糕——那是被奶奶禁止的“髒東西”。初二時我在這條路上的一個相對僻靜的拐角裏第一次接吻，現在我睡眼惺忪地走在這條路上，往事撲麵而來。實在不是我濫情，而是我二十五年的生命裏，有二十一年天天都要經過它。要不是因為我在另一個地方念過大學，恐怕這條路就會像我的一條胳膊或腿一樣理所當然，這絕不是什麽有趣的事——因為我很容易就會失去對另一種生活的想象力，甚至忘記了還有其他的生活。
我大學是在上海念的。那時我像所有十八歲的、虛榮且天真的女孩一樣愛上了那裏的繁華。是醫學院，護理係。實習時第一次穿上護士服就引來一片驚唿，那是互聯網開始蓬勃的時候，因此我擁有了一個網名：“魔鬼身材的白衣天使”。要畢業了，天使也得蓬頭垢麵地準備絕無勝算的考研，一臉諂笑地準備注定碰壁的求職，目光淒楚地準備理所當然的失戀。我很幸運地把這三種滋味一一品嚐。身心疲憊的時候，奶奶打來電話說：“迴家吧。”於是我知道，除了家，沒有多少地方能心甘情願地接納我——不管我自認為自己有多了不起。
要知足。我告訴自己。白衣天使不是誰都能做的。在這個糟糕的城市裏——空氣永遠汙濁，天空永遠沉悶，冬季永遠荒涼，春季永遠漫天黃沙，一個生病的人在這樣一個地方遇上你，魔鬼身材的白衣天使，笑容燦爛（我是說如果我心情好的話），你極有可能成為他或她記憶中的奇跡——如果他或她心裏還殘存一點夢想。所以，我對自己說，你過得不錯。想想人才交流中心的人山人海，想想因為自己和愛人都下崗了才來我們家做鍾點工的劉阿姨，尤其是，想想你每天麵對的那些孩子們。
終於說到我的工作了。我照料一些患白血病的孩子們。一些浪漫或自以為浪漫的人會說：“見證那麽多的生離死別——這工作有些類似神父牧師什麽的——不過好像不適合神經纖細的人吧。”我告訴你，這揣測善意得有點偽善。我也曾經這樣揣測過，第一天上班的時候，我對著鏡子左照右照，自認為比《珍珠港》的女主角還要正點。“從現在起，”我對自己說，“你就是命運送給那些受盡苦難的孩子們的，唯一的善意。”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矯情。當你一天已經工作了十五小時，你聽見危重病房裏爆發出一陣唿天搶地的號啕，憑你神經再纖細也會重重地皺一下眉，心裏想：“靠。”——因為這意味著你的下班時間又有可能推遲。沒錯，又一個還沒綻放就凋落的小家
夥。可是你累了，你的身體和大腦都在卑微地要求一個熱水澡和一場睡眠。我們，這群被稱為“白衣天使”的人們，對生命的敏感和尊重——因為見得太多所以麻木——比一般人要低上起碼五個百分點。
病房裏的空氣二十年來都是一樣的味道和質感。剛才在二樓的時候我碰上早已退休的老院長。很多年前他是爺爺奶奶的大學同學。他驚喜地說：“哎呀你已經長成大姑娘了，你就在這兒上班？好好好。”我懷疑他是否真的知道我是誰——他三年前就患上了老年癡呆症。果然他說：“你媽的身體現在還好吧？告訴她要鍛煉。”我笑容可掬地說我一定轉告。然後看見楊佩站在樓梯口衝我擠眉弄眼。
“你大小姐還真有愛心，”她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取笑我，“跟那麽個老糊塗聊得津津有味，夠閑的。我可快累死了。你知道嗎？昨天晚上那個皮皮發病危通知了，折騰了一夜。我骨頭架子都散了。”“病危？”我說，“昨天我看著還好好的。怎麽樣了？”“沒死。”她把化妝盒放進坤包裏，“救過來了，人都醒了，不過我看他媽是快瘋了。”她拍拍我的肩膀，“寶貝兒我走了，迴頭小鄭來了你讓她把堡獅龍的優惠卡還我。”
她走了以後的這間休息室還真是安靜。我從櫃子裏拿出我的白衣。它曾經是雪白的，現在已經變成了象牙白。不知不覺間，我穿了三年。我照例把該給的藥送到每一床。那些父母往往像孩子一樣衝我脆弱地一笑，倒是躺在床上的那些孩子，才七八歲甚至更小眼神就已漠然到一種境界。我走到皮皮跟前，他在輸液，閉著眼睛。他媽媽，那個說是三十歲看上去足有五十的農村女人拘謹地跟我打招唿。“皮皮，”她說，“叫阿姨呀。”“別，”我打斷了她，“讓孩子睡吧。”“他不睡，”她有些緊張地笑笑，“剛才他還說他不瞌睡呢。”這時候皮皮睜開了眼睛，他是個眉清目秀的小男孩。“阿姨好。”他說。“皮皮，”我俯下身子，“今天天氣特別好，阿姨幫你拉開窗簾吧。”——我跟孩子們說話的語氣一向被楊佩批判為“矯揉造作”。他輕輕地笑了笑，“不用。太陽晃眼呢。”然後又閉上了眼睛。
我叫宋天楊，出生在一九七九年一個五月的傍晚。那是槐花盛開的季節，一屋子的甜香。奶奶聽著我元氣十足的哭聲，愉快地想：女孩子屬羊，怕是不大好吧。
生產過程是順利的。那疼痛足夠讓我媽媽這個蒼白而敏感的女人記住生育的艱辛，又沒留下恐懼的印象。夕陽偏偏就在這個時候很安詳地進來，我想那個場景沒準就和《亂世佳人》裏媚蘭生產的鏡頭差不多。婦產科主任——我的奶奶，在夕陽下眯著眼睛看我像條紅色小昆蟲一樣蠕動，直到她聽見那個剛畢業沒多久的小護士的驚唿，還有手術器械慌亂地掉在盤裏的聲音。血從我媽媽那個蒼白而敏感的女人的身體裏噴湧而出，像日出一樣生機勃勃。這場景於是由《亂世佳人》變成了《急診室的故事》。於是，我媽媽死了。
後來父親就離開家，參加了援非醫療隊。經年累月地遊蕩在那塊遙遠又苦難的大陸上。什麽病都看，甚至給女人接生，還給一個中非還是西非的很著名的遊擊隊首領取出了肚子裏的彈片。這些都是爺爺跟我說的。我從小跟爺爺奶奶一起住，爺爺每年會從新華書店抱迴新版的非洲地圖，告訴我爸爸現在在哪個國家。都是些很有意思的地名：馬裏、索馬裏（我總是把它們倆搞混）、剛果、布基納法索、坦桑尼亞……當然還有剛果河、東非大裂穀、撒哈拉沙漠。奶奶有時候會在爺爺抱著我看地圖的時候歎一口氣，“他這是怨我呢，怨我把我兒媳婦的命給弄丟了。”還好奶奶不是一個像祥林嫂一樣沒完沒了的女人，奶奶永遠端莊而安靜，白發梳得整整齊齊，每到換季的時候都買迴來一塊新衣料。
我就是在兒童醫院裏長大的。我家的樓離住院部隻有一牆之隔。我喜歡看人家曬中藥，藥草鋪在石板地上，散發著一種香味。我也喜歡病房裏消毒水的氣味，很清澈很凜冽。於是我就站在住院部的大門口，麵朝著曬中藥的空地，這樣我就可以聞到喜歡的兩種味了。直到爺爺從裏麵走出來，帶我迴家。我們家的人都是醫生，爺爺、奶奶、爸爸——媽媽死的時候是醫學院的研究生，一個單調的家庭。所以我小時候最討厭人家問我：“天楊長大以後想幹什麽呀？也當醫生吧。”我惡狠狠地說我才不。我倒是沒說錯，我沒當醫生，我當了護士。而且就在這間兒童醫院，成了爺爺的同事。現實令人沮喪，不過我們都該知足。
沒錯，知足。這是我每天走在那條熟悉到爛熟的路上去上班時告訴自己的話。下三層樓梯，推開單元門，右轉，再走四百米就到了。小時候我曾
經無數次地在這條四百米的路上想方設法地拖延時間，以便在進家前吃完手裏的雪糕——那是被奶奶禁止的“髒東西”。初二時我在這條路上的一個相對僻靜的拐角裏第一次接吻，現在我睡眼惺忪地走在這條路上，往事撲麵而來。實在不是我濫情，而是我二十五年的生命裏，有二十一年天天都要經過它。要不是因為我在另一個地方念過大學，恐怕這條路就會像我的一條胳膊或腿一樣理所當然，這絕不是什麽有趣的事——因為我很容易就會失去對另一種生活的想象力，甚至忘記了還有其他的生活。
我大學是在上海念的。那時我像所有十八歲的、虛榮且天真的女孩一樣愛上了那裏的繁華。是醫學院，護理係。實習時第一次穿上護士服就引來一片驚唿，那是互聯網開始蓬勃的時候，因此我擁有了一個網名：“魔鬼身材的白衣天使”。要畢業了，天使也得蓬頭垢麵地準備絕無勝算的考研，一臉諂笑地準備注定碰壁的求職，目光淒楚地準備理所當然的失戀。我很幸運地把這三種滋味一一品嚐。身心疲憊的時候，奶奶打來電話說：“迴家吧。”於是我知道，除了家，沒有多少地方能心甘情願地接納我——不管我自認為自己有多了不起。
要知足。我告訴自己。白衣天使不是誰都能做的。在這個糟糕的城市裏——空氣永遠汙濁，天空永遠沉悶，冬季永遠荒涼，春季永遠漫天黃沙，一個生病的人在這樣一個地方遇上你，魔鬼身材的白衣天使，笑容燦爛（我是說如果我心情好的話），你極有可能成為他或她記憶中的奇跡——如果他或她心裏還殘存一點夢想。所以，我對自己說，你過得不錯。想想人才交流中心的人山人海，想想因為自己和愛人都下崗了才來我們家做鍾點工的劉阿姨，尤其是，想想你每天麵對的那些孩子們。
終於說到我的工作了。我照料一些患白血病的孩子們。一些浪漫或自以為浪漫的人會說：“見證那麽多的生離死別——這工作有些類似神父牧師什麽的——不過好像不適合神經纖細的人吧。”我告訴你，這揣測善意得有點偽善。我也曾經這樣揣測過，第一天上班的時候，我對著鏡子左照右照，自認為比《珍珠港》的女主角還要正點。“從現在起，”我對自己說，“你就是命運送給那些受盡苦難的孩子們的，唯一的善意。”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矯情。當你一天已經工作了十五小時，你聽見危重病房裏爆發出一陣唿天搶地的號啕，憑你神經再纖細也會重重地皺一下眉，心裏想：“靠。”——因為這意味著你的下班時間又有可能推遲。沒錯，又一個還沒綻放就凋落的小家
夥。可是你累了，你的身體和大腦都在卑微地要求一個熱水澡和一場睡眠。我們，這群被稱為“白衣天使”的人們，對生命的敏感和尊重——因為見得太多所以麻木——比一般人要低上起碼五個百分點。
病房裏的空氣二十年來都是一樣的味道和質感。剛才在二樓的時候我碰上早已退休的老院長。很多年前他是爺爺奶奶的大學同學。他驚喜地說：“哎呀你已經長成大姑娘了，你就在這兒上班？好好好。”我懷疑他是否真的知道我是誰——他三年前就患上了老年癡呆症。果然他說：“你媽的身體現在還好吧？告訴她要鍛煉。”我笑容可掬地說我一定轉告。然後看見楊佩站在樓梯口衝我擠眉弄眼。
“你大小姐還真有愛心，”她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取笑我，“跟那麽個老糊塗聊得津津有味，夠閑的。我可快累死了。你知道嗎？昨天晚上那個皮皮發病危通知了，折騰了一夜。我骨頭架子都散了。”“病危？”我說，“昨天我看著還好好的。怎麽樣了？”“沒死。”她把化妝盒放進坤包裏，“救過來了，人都醒了，不過我看他媽是快瘋了。”她拍拍我的肩膀，“寶貝兒我走了，迴頭小鄭來了你讓她把堡獅龍的優惠卡還我。”
她走了以後的這間休息室還真是安靜。我從櫃子裏拿出我的白衣。它曾經是雪白的，現在已經變成了象牙白。不知不覺間，我穿了三年。我照例把該給的藥送到每一床。那些父母往往像孩子一樣衝我脆弱地一笑，倒是躺在床上的那些孩子，才七八歲甚至更小眼神就已漠然到一種境界。我走到皮皮跟前，他在輸液，閉著眼睛。他媽媽，那個說是三十歲看上去足有五十的農村女人拘謹地跟我打招唿。“皮皮，”她說，“叫阿姨呀。”“別，”我打斷了她，“讓孩子睡吧。”“他不睡，”她有些緊張地笑笑，“剛才他還說他不瞌睡呢。”這時候皮皮睜開了眼睛，他是個眉清目秀的小男孩。“阿姨好。”他說。“皮皮，”我俯下身子，“今天天氣特別好，阿姨幫你拉開窗簾吧。”——我跟孩子們說話的語氣一向被楊佩批判為“矯揉造作”。他輕輕地笑了笑，“不用。太陽晃眼呢。”然後又閉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