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晚上的時候，德黑蘭的英國公使再次發來了電報，他稱阿裏國王最後據守的王宮業已被貢獻，而阿裏國王本人也因為逃脫不及被立憲派的軍隊捉住，被自己的父親趕下王位的艾哈邁德.沙也在當天晚上重新登上了王位。
不管是從感情上出發，還是從利益上出發，波斯長公主尤利婭最終接受了徐衛的表白，不過前提是徐衛必須從攻入德黑蘭的立憲派手中要迴已經成為俘虜的前波斯國王穆罕默德.阿裏.沙，並且取得他的認同。
事情進行到現在，徐衛在波斯的戰爭算得上是告一段落，這一場戰爭雖然讓徐衛損失了上百萬英鎊的財富，卻讓他憑借武力獲得了洛雷斯坦省的土地，與此同時也向波斯其他地方的諸侯以及波斯政府展示了自己的肌肉，讓那些對胡齊斯坦省內的石油有企圖的人偃旗息鼓。
與波斯的風平浪靜不同，此時的滿清王朝卻因為一場由徐衛主導的橡膠股災而變得風雨飄零。
在前段時間的橡膠股災中，蔡乃煌為了自己私人的利益將上海源豐潤和義善源這兩家最大的錢莊相繼倒閉，而在此之前花費大量人力物力籌集的一♂，百九十萬兩白銀的庚子賠款都存放在這兩家錢莊，此時也隨著錢莊的倒閉而化為烏有。
從清政府對橡膠股災的善後處理的措施可以看到，清政府的管理體製已經遠遠跟不上時代的發展，其統治者的思想仍然停留在剛剛入關建立起大清王朝的時候，腐朽不堪。
此次股災的爆發令清政府入不敷出的財政狀況雪上加霜。進一步動搖了其統治地位，於是清政府想通過外交手段尋求西方列強的幫助。可弱國無外交，那群白眼狼又怎麽會放過這一能進一步控製那幫隻懂得躲在紫禁城裏享福的滿清貴族。進一步瓜分中國從而榨取更多利益的機會呢？
所以為了向那不可能填飽肚子的西方列強借款，清政府內部已經有人提議以中樞的名義將商辦鐵路收歸國有，將路權作為抵押，然後從列強的銀行借款。
這樣造成的後果是列強對中國的操控越來越強，中國社會更進一步地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勞苦大眾的生活越來越苦，對滿清的統治愈發不滿，此時的中國不像是中國人的國，更像是世界各地公民的國。
此時修鐵路其實是一件很時髦的事。但是清政府呢庫房無錢，修鐵路主要是靠民間集資，修鐵路是一門生意，但是生意人最怕的就是政策變動，就像這次有人在朝廷內提出的鐵路收歸國有，這個政策一旦執行，受害的即將是參與鐵路投資的廣大百姓。
換到現在，你這冤枉可能法院會管，可在當時。老百姓的冤枉清政府它才不管呢。因為政府說了，它也冤枉著呢。怎麽冤枉呢？因為政府說，當時集資辦這個鐵路，是太瞧得起你們這些民間商人了。結果怎麽樣，粵漢鐵路修了這麽些年，投資隻到了五分之一。川漢鐵路更慘，資金到位隻有六分之一。這還不算了，民間管理也成問題。事情還沒辦成，弄出了好些商業腐敗來，隻四川一地，鐵路沒修一寸，錢已經花出了一千來萬，叫政府怎麽能相信你們能辦好。
清政府說的這些問題在當時也確定存在的，就拿導致清政府滅亡的主導因素四川川漢鐵路來說，當時為了修建鐵路四川省的官員時用行政的方式強行從百姓手中收取購買股票的款項，這也造成了幾乎整個四川省的百姓都擁有了川漢鐵路的股份。
其實對於百姓來說擁有川漢鐵路的股份並不是一件有危害的事情，恰恰相反，當時整個社會的風氣都已經從畏懼鐵路轉變成了喜愛鐵路，自然知道川漢鐵路一旦修成自然是一隻巨大的吞金獸，任何擁有川漢鐵路股份的百姓都會受惠於此，這也使得百姓雖然對強製收取股票資金頗有怨言，但都沒有怎麽反抗。
對於甲午戰後的中國來說，大規模鐵路建設遇到的困難並不是過去所說的什麽傳統、什麽文化衝突，而是實實在在的經濟原因:資金和技術，最終鐵路得以修建離不開外國資本對中國鐵路建設的高度熱情。
進入20世紀，中國資本在外國資本的示範下也有了一定發展，在民族資本家看來具有高額利潤空間的鐵路修築當然不該讓外國人獨享，聰明的中國人從1903年開始就醞釀著一場爭鬥，他們準備用民族主義的旗幟，以國家安全、民族利益為理由，要求清廷將外國資本驅逐出鐵路修築，最低限度是允許民族資本進入鐵路修築，這就是近代史上所說的收迴利權運動，其觸發點是粵漢鐵路修築權。
粵漢鐵路是指從廣州至武昌的鐵路，這是一條貫穿近代中國鐵路史的線路，自1895年決定興建至其建成，始終充滿各種各樣的爭執和故事，其規劃路線也幾經調整。
按照清廷的規劃，粵漢鐵路是交給美國公司主持修建的，但美國人在協議簽署後遲遲不開工，不僅向中國方麵要求鐵路沿線的礦產資源開采權，而且私自將其三分之二的股權轉賣給了比利時的公司，這就給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留下了口實。
於是，順著收迴利權運動的思路，粵漢鐵路沿線廣東、湖南和湖北三省紳民建議，朝廷收迴粵漢路權，交給三省自行修建。
對於三省紳民的熱情，朝廷好像甚為感動，1898年初，清廷以高價從美國人手裏收迴粵漢鐵路修築權，製定《鐵路簡明章程》，將民間資本引向鐵路建設，並同意湖北、湖南和廣東三省紳民與鐵路總公司會商，妥議辦法。招股集資，承接粵漢鐵路的修築。
就鐵路建設來說。允許民間資本進入無疑是件好事，將一個新興產業公平開放給所有資本。既有助於民族資本的提升，在某種程度上也有助於遏製外國資本一家獨大、挾製朝廷。
但是問題在於，資本的本性就像《資本論》所分析的那樣，從來就以利潤最大化為最高訴求，不會因為民族而更愛國，也不會因為國際而害人，那時中國人沒有對民族資本、國際資本仔細分辨，出於一種愛國主義的熱情，片麵相信民族資本更愛國。
其實。結果並不是那麽一迴事，中國民間資本遠沒有估計的那樣大，各省紳民雖然對介入鐵路信心滿滿，但真的要他們拿出真金白銀，就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各省紳民甚至想出了許多出乎情理的手段，以各種各樣的理由向民間加捐加稅、搜刮財富、籌措資金，弄得民意沸騰，怨聲載道。
民間資本進入鐵路後還衍生出一個新問題。原本大致統一的技術標準在資金來源多樣化之後變得越來越不容易統一，這對於全國路網也是一個巨大的隱患，如果將來各路建成後無法聯通，那對整個國家發展來說。可能是得不償失。
1906年，郵傳部考慮製定了一份《統籌全局鐵路折》，確定全國鐵路幹線和主要支線的大致走向。傾向於在適當時候由國家統一籌措資金，將鐵路幹線收歸國有。
根據這個思路。郵傳部稍後出麵，將河南、陝西及江蘇鐵路公司集股不多且一直沒有開工的工程作了處理。向這些工程注入一部分官股，將隴海路各段由原來的商辦改為官商合辦。
這個政策化解了這些路段的資金困難，因而在推行之初並沒有遭到反對，許多人相信這或許是化解鐵路建設難題的一個出路。
清廷將這些進展不順的路段收歸官辦，出發點是好的，效果也不錯，但是站在民間立場上說，這顯然侵犯了民間資本的利益，特別是清廷在政策上有個非常大的歧視，即官辦鐵路抵押路權向海內外融資，而商辦鐵路之所以舉辦困難，主要是因為政策上不允許他們抵押路權，因而中央和地方為路權吵得不可開交，一直找不到兩全其美的妥協辦法。
根據前世的發展，這樣的爭吵一直持續到1911年，給事中石長信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議朝廷痛下決心，將涉及全國經濟布局的重要幹線一律收歸國有，尤其是粵漢、川漢等路段連接西南邊陲，具有戰略意義，斷非民間資本有能力予以修築，而且從相關各省進展情形看，這幾條線路也非收歸國有不可。
像廣東紳商雖然爭奪路權非常積極，但並沒有在修路上下力氣，而是將路權作為一擔生意，倒來倒去，設法牟利，至於湖南和湖北，經濟原本就落後，指望民間資本去修路無疑望梅止渴，除了加重民眾負擔，讓路權變成地方權貴牟利工具外，毫無助益。
問題最大的是四川，四川紳商各樹朋黨，各懷意見，雖然向民眾籌集了大筆資金，但並沒有在築路上賣力氣，更危險的情形可能是，四川紳商將這筆資金挪作他用，許多爛賬估計已很難收迴。
這不是一般的爛賬，弄不好會激起民憤，引發騷亂。
石長信的理由明白曉暢，解決方案簡單易行，很容易贏得朝廷的認同和批準，而朝廷此時正信心滿滿地準備進入君主立憲新時代，於是在第二天爽快批準了這份建議，宣布此前各省分設鐵路公司集資興辦的鐵路幹線由於耽擱已久，即由國家收迴，趕緊修築，這也意味著幾年前向民間資本開放鐵路修築權的政策廢除。
清廷鐵路幹線國有化的本意或許就是為了加快建設，並沒有與民爭利的意思，但是這個政策如果從民間從紳商立場進行解讀，就有國進民退的意味了，在民間資本看來，這個政策太無恥了，不僅堵塞了民間資本介入鐵路投資的通路，而且對已經籌集到的資金也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隨後，清廷任命端方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而郵傳部大臣盛宣懷也以兩湖厘金、稅捐為抵押，與四國銀行團簽訂了《湖廣鐵路借款合同》，由四國銀行團貸款六百萬英鎊修築粵漢川漢鐵路。
盛宣懷盡管籌措了巨額資金，但他並沒有準備用這筆錢去兌換各省路權，隨後他和端方聯名致電四川總督王人文，表示川漢鐵路已用之款和公司現存之款，均可由朝廷一律換發國家鐵路股票，概不退換現款。
假如四川方麵不能同意，一定要朝廷發還現款的話，那麽就由朝廷另借洋債，而這筆洋債必須以川省財政收入作抵押，即是說政府收迴了路權，但沒有退還補償先前民間資本的投入。
王人文看了這個方案大吃一驚，以為這個政策一旦宣布必將舉國騷亂，他希望朝廷收迴成命，調整政策，妥善解決，然而盛宣懷太自負了，錯誤估計了政府的威望和人民的承受力，一味堅持既定政策不變，一再敦促各鐵路公司清理賬目，準備交接。
盛宣懷的一意孤行激怒了各省人民，湖南人最先舉行萬人大會抗議，緊接著，鄂、粵、川等省都有不同表示，各省督撫順從民意致電朝廷，希望遵從民意，從長計議，不要隻算經濟賬不算政治賬，因此引起天下大亂。
然而朝廷太自以為是，盛宣懷太自信自己的正確能幹，他與各省一一談判，分化瓦解危機，但沒想到獨獨在四川跌了一個大跟頭。
其實，由於清政府對民間企業的缺乏管理，使得川漢鐵路公司內部管理混亂，全公司上下被當地官員、士紳、會黨把持，籌集到的巨額資金沒有用於開工，卻被公司高層挪用三百多萬到上海各錢莊保值增值，或者購買股票，其中以橡膠股票為最，等到這場橡膠股災席卷而至的時候這三百多萬不僅沒有增值，反而虧損了二百多萬，再加上各種損耗，川漢公司籌集到的款項沒有修路就消耗損失了近一半。
清廷宣布鐵路國有時，對於川漢公司高層或許求之不得的事情，不過條件則是朝廷要支付公司已經花費的全部費用。
精明的盛宣懷當然不會滿足這些要求，公司高層在失望之餘，為了洗刷自己，也為了轉移各界對集資款去向的質疑，遂發動中小股東也就是一般民眾起來抗爭。
很顯然，川漢鐵路公司高層希望將水攪混，以民眾對朝廷的憤怒掩飾他們的挪用資金的貪婪和始終沒有修築鐵路的無能，由此而來的四川保路運動引發了武昌起義，一個王朝就這樣頃刻瓦解了。(未完待續。。)
不管是從感情上出發，還是從利益上出發，波斯長公主尤利婭最終接受了徐衛的表白，不過前提是徐衛必須從攻入德黑蘭的立憲派手中要迴已經成為俘虜的前波斯國王穆罕默德.阿裏.沙，並且取得他的認同。
事情進行到現在，徐衛在波斯的戰爭算得上是告一段落，這一場戰爭雖然讓徐衛損失了上百萬英鎊的財富，卻讓他憑借武力獲得了洛雷斯坦省的土地，與此同時也向波斯其他地方的諸侯以及波斯政府展示了自己的肌肉，讓那些對胡齊斯坦省內的石油有企圖的人偃旗息鼓。
與波斯的風平浪靜不同，此時的滿清王朝卻因為一場由徐衛主導的橡膠股災而變得風雨飄零。
在前段時間的橡膠股災中，蔡乃煌為了自己私人的利益將上海源豐潤和義善源這兩家最大的錢莊相繼倒閉，而在此之前花費大量人力物力籌集的一♂，百九十萬兩白銀的庚子賠款都存放在這兩家錢莊，此時也隨著錢莊的倒閉而化為烏有。
從清政府對橡膠股災的善後處理的措施可以看到，清政府的管理體製已經遠遠跟不上時代的發展，其統治者的思想仍然停留在剛剛入關建立起大清王朝的時候，腐朽不堪。
此次股災的爆發令清政府入不敷出的財政狀況雪上加霜。進一步動搖了其統治地位，於是清政府想通過外交手段尋求西方列強的幫助。可弱國無外交，那群白眼狼又怎麽會放過這一能進一步控製那幫隻懂得躲在紫禁城裏享福的滿清貴族。進一步瓜分中國從而榨取更多利益的機會呢？
所以為了向那不可能填飽肚子的西方列強借款，清政府內部已經有人提議以中樞的名義將商辦鐵路收歸國有，將路權作為抵押，然後從列強的銀行借款。
這樣造成的後果是列強對中國的操控越來越強，中國社會更進一步地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勞苦大眾的生活越來越苦，對滿清的統治愈發不滿，此時的中國不像是中國人的國，更像是世界各地公民的國。
此時修鐵路其實是一件很時髦的事。但是清政府呢庫房無錢，修鐵路主要是靠民間集資，修鐵路是一門生意，但是生意人最怕的就是政策變動，就像這次有人在朝廷內提出的鐵路收歸國有，這個政策一旦執行，受害的即將是參與鐵路投資的廣大百姓。
換到現在，你這冤枉可能法院會管，可在當時。老百姓的冤枉清政府它才不管呢。因為政府說了，它也冤枉著呢。怎麽冤枉呢？因為政府說，當時集資辦這個鐵路，是太瞧得起你們這些民間商人了。結果怎麽樣，粵漢鐵路修了這麽些年，投資隻到了五分之一。川漢鐵路更慘，資金到位隻有六分之一。這還不算了，民間管理也成問題。事情還沒辦成，弄出了好些商業腐敗來，隻四川一地，鐵路沒修一寸，錢已經花出了一千來萬，叫政府怎麽能相信你們能辦好。
清政府說的這些問題在當時也確定存在的，就拿導致清政府滅亡的主導因素四川川漢鐵路來說，當時為了修建鐵路四川省的官員時用行政的方式強行從百姓手中收取購買股票的款項，這也造成了幾乎整個四川省的百姓都擁有了川漢鐵路的股份。
其實對於百姓來說擁有川漢鐵路的股份並不是一件有危害的事情，恰恰相反，當時整個社會的風氣都已經從畏懼鐵路轉變成了喜愛鐵路，自然知道川漢鐵路一旦修成自然是一隻巨大的吞金獸，任何擁有川漢鐵路股份的百姓都會受惠於此，這也使得百姓雖然對強製收取股票資金頗有怨言，但都沒有怎麽反抗。
對於甲午戰後的中國來說，大規模鐵路建設遇到的困難並不是過去所說的什麽傳統、什麽文化衝突，而是實實在在的經濟原因:資金和技術，最終鐵路得以修建離不開外國資本對中國鐵路建設的高度熱情。
進入20世紀，中國資本在外國資本的示範下也有了一定發展，在民族資本家看來具有高額利潤空間的鐵路修築當然不該讓外國人獨享，聰明的中國人從1903年開始就醞釀著一場爭鬥，他們準備用民族主義的旗幟，以國家安全、民族利益為理由，要求清廷將外國資本驅逐出鐵路修築，最低限度是允許民族資本進入鐵路修築，這就是近代史上所說的收迴利權運動，其觸發點是粵漢鐵路修築權。
粵漢鐵路是指從廣州至武昌的鐵路，這是一條貫穿近代中國鐵路史的線路，自1895年決定興建至其建成，始終充滿各種各樣的爭執和故事，其規劃路線也幾經調整。
按照清廷的規劃，粵漢鐵路是交給美國公司主持修建的，但美國人在協議簽署後遲遲不開工，不僅向中國方麵要求鐵路沿線的礦產資源開采權，而且私自將其三分之二的股權轉賣給了比利時的公司，這就給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留下了口實。
於是，順著收迴利權運動的思路，粵漢鐵路沿線廣東、湖南和湖北三省紳民建議，朝廷收迴粵漢路權，交給三省自行修建。
對於三省紳民的熱情，朝廷好像甚為感動，1898年初，清廷以高價從美國人手裏收迴粵漢鐵路修築權，製定《鐵路簡明章程》，將民間資本引向鐵路建設，並同意湖北、湖南和廣東三省紳民與鐵路總公司會商，妥議辦法。招股集資，承接粵漢鐵路的修築。
就鐵路建設來說。允許民間資本進入無疑是件好事，將一個新興產業公平開放給所有資本。既有助於民族資本的提升，在某種程度上也有助於遏製外國資本一家獨大、挾製朝廷。
但是問題在於，資本的本性就像《資本論》所分析的那樣，從來就以利潤最大化為最高訴求，不會因為民族而更愛國，也不會因為國際而害人，那時中國人沒有對民族資本、國際資本仔細分辨，出於一種愛國主義的熱情，片麵相信民族資本更愛國。
其實。結果並不是那麽一迴事，中國民間資本遠沒有估計的那樣大，各省紳民雖然對介入鐵路信心滿滿，但真的要他們拿出真金白銀，就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各省紳民甚至想出了許多出乎情理的手段，以各種各樣的理由向民間加捐加稅、搜刮財富、籌措資金，弄得民意沸騰，怨聲載道。
民間資本進入鐵路後還衍生出一個新問題。原本大致統一的技術標準在資金來源多樣化之後變得越來越不容易統一，這對於全國路網也是一個巨大的隱患，如果將來各路建成後無法聯通，那對整個國家發展來說。可能是得不償失。
1906年，郵傳部考慮製定了一份《統籌全局鐵路折》，確定全國鐵路幹線和主要支線的大致走向。傾向於在適當時候由國家統一籌措資金，將鐵路幹線收歸國有。
根據這個思路。郵傳部稍後出麵，將河南、陝西及江蘇鐵路公司集股不多且一直沒有開工的工程作了處理。向這些工程注入一部分官股，將隴海路各段由原來的商辦改為官商合辦。
這個政策化解了這些路段的資金困難，因而在推行之初並沒有遭到反對，許多人相信這或許是化解鐵路建設難題的一個出路。
清廷將這些進展不順的路段收歸官辦，出發點是好的，效果也不錯，但是站在民間立場上說，這顯然侵犯了民間資本的利益，特別是清廷在政策上有個非常大的歧視，即官辦鐵路抵押路權向海內外融資，而商辦鐵路之所以舉辦困難，主要是因為政策上不允許他們抵押路權，因而中央和地方為路權吵得不可開交，一直找不到兩全其美的妥協辦法。
根據前世的發展，這樣的爭吵一直持續到1911年，給事中石長信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議朝廷痛下決心，將涉及全國經濟布局的重要幹線一律收歸國有，尤其是粵漢、川漢等路段連接西南邊陲，具有戰略意義，斷非民間資本有能力予以修築，而且從相關各省進展情形看，這幾條線路也非收歸國有不可。
像廣東紳商雖然爭奪路權非常積極，但並沒有在修路上下力氣，而是將路權作為一擔生意，倒來倒去，設法牟利，至於湖南和湖北，經濟原本就落後，指望民間資本去修路無疑望梅止渴，除了加重民眾負擔，讓路權變成地方權貴牟利工具外，毫無助益。
問題最大的是四川，四川紳商各樹朋黨，各懷意見，雖然向民眾籌集了大筆資金，但並沒有在築路上賣力氣，更危險的情形可能是，四川紳商將這筆資金挪作他用，許多爛賬估計已很難收迴。
這不是一般的爛賬，弄不好會激起民憤，引發騷亂。
石長信的理由明白曉暢，解決方案簡單易行，很容易贏得朝廷的認同和批準，而朝廷此時正信心滿滿地準備進入君主立憲新時代，於是在第二天爽快批準了這份建議，宣布此前各省分設鐵路公司集資興辦的鐵路幹線由於耽擱已久，即由國家收迴，趕緊修築，這也意味著幾年前向民間資本開放鐵路修築權的政策廢除。
清廷鐵路幹線國有化的本意或許就是為了加快建設，並沒有與民爭利的意思，但是這個政策如果從民間從紳商立場進行解讀，就有國進民退的意味了，在民間資本看來，這個政策太無恥了，不僅堵塞了民間資本介入鐵路投資的通路，而且對已經籌集到的資金也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隨後，清廷任命端方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而郵傳部大臣盛宣懷也以兩湖厘金、稅捐為抵押，與四國銀行團簽訂了《湖廣鐵路借款合同》，由四國銀行團貸款六百萬英鎊修築粵漢川漢鐵路。
盛宣懷盡管籌措了巨額資金，但他並沒有準備用這筆錢去兌換各省路權，隨後他和端方聯名致電四川總督王人文，表示川漢鐵路已用之款和公司現存之款，均可由朝廷一律換發國家鐵路股票，概不退換現款。
假如四川方麵不能同意，一定要朝廷發還現款的話，那麽就由朝廷另借洋債，而這筆洋債必須以川省財政收入作抵押，即是說政府收迴了路權，但沒有退還補償先前民間資本的投入。
王人文看了這個方案大吃一驚，以為這個政策一旦宣布必將舉國騷亂，他希望朝廷收迴成命，調整政策，妥善解決，然而盛宣懷太自負了，錯誤估計了政府的威望和人民的承受力，一味堅持既定政策不變，一再敦促各鐵路公司清理賬目，準備交接。
盛宣懷的一意孤行激怒了各省人民，湖南人最先舉行萬人大會抗議，緊接著，鄂、粵、川等省都有不同表示，各省督撫順從民意致電朝廷，希望遵從民意，從長計議，不要隻算經濟賬不算政治賬，因此引起天下大亂。
然而朝廷太自以為是，盛宣懷太自信自己的正確能幹，他與各省一一談判，分化瓦解危機，但沒想到獨獨在四川跌了一個大跟頭。
其實，由於清政府對民間企業的缺乏管理，使得川漢鐵路公司內部管理混亂，全公司上下被當地官員、士紳、會黨把持，籌集到的巨額資金沒有用於開工，卻被公司高層挪用三百多萬到上海各錢莊保值增值，或者購買股票，其中以橡膠股票為最，等到這場橡膠股災席卷而至的時候這三百多萬不僅沒有增值，反而虧損了二百多萬，再加上各種損耗，川漢公司籌集到的款項沒有修路就消耗損失了近一半。
清廷宣布鐵路國有時，對於川漢公司高層或許求之不得的事情，不過條件則是朝廷要支付公司已經花費的全部費用。
精明的盛宣懷當然不會滿足這些要求，公司高層在失望之餘，為了洗刷自己，也為了轉移各界對集資款去向的質疑，遂發動中小股東也就是一般民眾起來抗爭。
很顯然，川漢鐵路公司高層希望將水攪混，以民眾對朝廷的憤怒掩飾他們的挪用資金的貪婪和始終沒有修築鐵路的無能，由此而來的四川保路運動引發了武昌起義，一個王朝就這樣頃刻瓦解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