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


    1,北防遼


    在“高平之戰”期間,黃河下遊泛濫,自楊劉城至博州,長達一百二十裏的地方,由於黃河的泛濫和改道,形成了一大片湖澤,彌漫闊達數百裏,舊有的古堤被衝壞,導致齊、棣、淄直至沿海諸州飽受水患之苦,淹沒的農田無法計數。


    顯德元年(954)11月,柴榮派李轂前去河北、山東的災區視察。李轂征調了六萬丁夫,耗時三十天,修築了新河堤,治理了黃河水患。


    契丹在“高平之戰”中詮釋了帝國主義本色,充分暴露了“維持現狀,阻撓統一”的戰略意圖。雖然契丹大概率不會深入南下,但史籍記載,“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殺掠”。


    也就是說,自從“晉遼大戰”之後,契丹雖然不偷塔,但持續不斷地進入我方野區偷野,嚴重影響我方發育。


    柴榮麵向全社會征求意見,有人提議疏浚深州與冀州之間的胡盧河。於是,柴榮派王彥超、韓通率領兵夫疏浚胡盧河,並在李晏口夾河為壘,築城屯兵。


    李晏口南距冀州百裏,北距深州三十裏,夾胡盧河為壘。柴榮以李晏口設“靜安軍”。


    提出這個建議的,是德州刺史張藏英。


    張藏英,生於唐昭宗時的涿州,在他17歲那年,一個叫張居道的土匪頭子殺了他全家,張藏英隻身逃出。張藏英時刻不忘身負滅門之仇,不殺張居道誓不為人。


    時光荏苒,日月穿梭,從後梁到後唐,終於有一天,張藏英在幽州發現了張居道的身影。要想報仇恨,親手斬仇人。光天化日之下,張藏英用隨身攜帶的小刀捅刺張居道,很快就被熱心群眾製服,隨後扭送官府。


    燕趙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


    時任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在聽完張藏英的行刺動機後,不僅沒有處罰他,反而對他的壯舉頗為讚賞,於是提拔他在自己身邊做事。


    然而張居道隻是受了傷,卻並沒有死。張藏英也沒有放棄對仇人的追殺,利用職權之便,打探張居道的下落。


    終於有一天,張藏英打探出張居道出現在瓦橋關以南,於是主動請求調崗,由市公安局調到關南刑警支隊。想升官不容易,主動要求降級、降職,這種高風亮節的行為自然受到了組織上的高度讚揚和立刻批準,於是張藏英同誌被任命為關南刑警支隊中隊長(關南都巡檢使)。


    利用自己在公檢法係統的能量,張藏英很快就定位到了張居道的藏身之所,於是換穿普通百姓的衣服,袖子裏藏著大鐵錘,悄悄埋伏在張居道的藏身之所附近,守株待兔。等張居道出現後,張藏英用大鐵錘發動突襲,把仇人打翻在地。


    張藏英沒有一錘爆頭,那樣太便宜他了。張藏英把張居道按在地上,一口咬住他的耳朵,用力撕扯下來,生吞掉仇人的耳朵,然後再將他綁架到自己的私牢中。


    張藏英把父母的靈位擺在正前方,以好酒好菜設供,然後把仇人張居道押到靈位前,舉起鞭子,一邊哭著一邊狠狠鞭撻。隨後,拿出事先準備的利刃,將仇人千刀萬剮。


    老百姓俗稱的千刀萬剮、淩遲,聽起來痛快,但實施起來有一定難度,需要行刑者具備優異地外科手術技能,既要把受刑人的肉一片一片割下來,還要盡可能使他保持清醒,讓他飽受痛苦折磨。


    張藏英技藝精湛、手法嫻熟,割了張居道三天,第三天才將張居道剜心,祭祀先人。隨後,張藏英換上幹淨的衣服,坦坦蕩蕩地來到官府自首。


    老百姓自發地為他求情,官員們也很敬佩他的血氣,於是將他無罪釋放。一時間,燕趙之地將張藏英美譽為“報仇張孝子”。


    在這裏,我們需要普及一下當時的基本法律常識:


    《唐律疏議》中有“親屬為人殺私和”條款,明文規定,如果親人被殺而受害者家屬選擇“私了”,那麽被害人家屬將受到法律的嚴懲,例如,“諸祖父母、父母及夫人為人所殺,私和者,流二千裏。”僅比死刑稍微輕一點。


    這就是唐朝的法律,而五代基本沿用了唐朝法律,在五代時期,官府是鼓勵血親複仇的,與今天的法律有很大差別。


    到了宋朝之後,才對血親複仇加以限製,比如《水滸傳》中,就有兩個比較典型的故事,一個是武鬆為哥哥武大郎報仇,連殺三人,被判決為“刺配孟州”,從陽穀縣(今山東省聊城市陽穀縣)到孟州(今河南省焦作市),大約600裏,雖然是“流刑”,但已經是從輕發落中的從輕發落了;


    另一個是“插翅虎”雷橫,雷橫先因打架鬥毆而入獄,他的母親前來探監,卻遭妓女白秀英的辱罵和毆打,白秀英將雷母推倒在地,還連著扇了雷母幾個耳光,雷橫見狀突然暴起,當場打死白秀英。我們隻從法律角度摘列出雷橫的行為:在關押期間,行兇殺人。白秀英隻是扇了他母親幾個耳光,並未威脅雷母的生命,就被雷橫殺死,而最終的判決,雷橫也不是死刑。


    因此,我們不能用今天的法律去審視那個年代的案件,所以我們就不難理解張藏英血親報仇,將仇人萬剮淩遲,不但不犯法,反而成為網紅英雄的內在邏輯了。講真,人家真的不犯法。


    幽雲十六州被石敬瑭割讓給契丹後,契丹人把張藏英提拔為幽州盧龍軍使兼榷鹽製置使,領坊州刺史。雖然行政級別隻是市局級幹部,但仔細看其“職”,全是實權強力部門,“盧龍軍使”管幽州軍隊,“榷鹽製置使”管食鹽專賣及緝私鹽,地方財政的支柱。


    後周廣順三年(953),張藏英率領全家老小及本部兵馬千餘人,以及治下煮鹽戶七千多口、牛馬萬計、舟船百餘艘,取道渤海灣,乘船迴歸中原,在滄州順利登陸。


    然而郭威對他不太放心,隻是將他暫時安置在汴州封禪寺居住,並給予了大量的賞賜。


    幾個月後,郭威駕崩,世宗柴榮即位。柴榮將張藏英任命為德州刺史,不久之後又召見他,向他詢問契丹虛實,並問他北禦契丹之策。


    沒想到,張藏英真的是有備而來,麵對柴榮的麵試,張藏英侃侃而談。他原本就是河北涿州人士,又一直在幽州當官,所以對河北的山川地貌了然於胸。他建議在李晏口築城屯兵,並主動請纓,要親往駐紮,抵禦遼患。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柴榮當即批準。張藏英很快就在當地招募到了數千精兵。在築城時,契丹騎兵騷擾阻撓,王彥超出擊,陷入重圍,張藏英率領部眾馳擊解救,與契丹纏鬥十餘裏,終於將其趕走,救出王彥超。


    工程竣工後,“頗扼要害,自是敵騎雖至,不敢涉河,邊民稍得耕牧焉”。


    李晏口讓契丹如鯁在喉。直至北宋,李晏口也成為中原人的屏障之一,以李晏口為橋頭堡、以胡盧河為天然依托,中原人構築了一條“水長城防線”,後世有人評價,說這條“水長城”庇佑了大宋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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