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七六年的金秋十月，我生第二個小孩子。那時，我愛人還是在雲南部隊工作，我們過著分居兩地的夫妻生活，彼此不能相互照顧。特別在我懷孕和生小孩子期間那困難實在是無法形容，我的父母家住在南京東郊大行宮一帶，而我的單位在中華門外，光路上轉車都要兩趟，而且二個中轉站相距500多米。在那個年代公交車不好坐，車輛少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是交通部門管理不力，無規章製度和駕駛員工作責任心不強，車輛調度不到位，駕駛員經常溜站，人越聚越多，怕上班遲到，實在無奈，冒著風險，隻好護著肚子往上擠。迴憶起當年的零零種種，我的眼睛總會不知不覺地流下艱辛的淚水。
1976年那年正是全國鬧地震，四周的空氣充滿了緊張，我父親是省級機關幹部，（是1965年5月從福州軍區轉業到省級機關），是1939年參加革命的老同誌，住房條件比較優越，是單獨開門的三層樓，上有天花板，下有木製地板，五間住房和衛生間等設施配置很齊全，三樓是30平方的平台，專供曬衣晾被，二樓前麵小曬台10平方，供養花、養金魚休閑使用。
在那個年代沒有一定地位和對革命有貢獻的人是享受不到這個“待遇”。在防地震的1976年，我懷著女兒，7-8個月時，聽到南京也要發地震的傳言，院內幹部、家屬都不敢住在家裏，大院裏搭起防震棚，把木板、木床也搬到露天，我母親叫我們姐弟四人（兩個妹妹在農村插隊）都不要迴家住了。她自己不顧自己的安危，迴家把飯菜做好，再把做好的飯菜拎到防震棚，七、八兩個月都過著擔心受怕的日子。
在全國鬧地震的期間，南京也不例外，我居住的大院中，周圍鄰居紛紛搭起了地震棚，一戶連著一戶，雖然當時地震情況既緊張又複雜，但人們在防震期間，都沒有忘記互相之間有困難都能熱情相助。
事隔數年，據我母親迴憶說：“當時，住地震棚時，各家都備有開水、水果和食品等，預防突如其來的地震。住在大院中兩排的老劉的丈母娘，由於年事已高和精神緊張，有一次她僅僅帶了食品就匆忙地離開了住處，而她卻忘記帶開水和水果了。那裏鬧地震的風聲越來越曆害，一時她又不敢迴家去拿，她家的地震棚和我家的地震棚靠得很近，我母親對她的情況看得很清楚，便主動倒了兩懷開水，送給她，並且從籃子中挑選了四、五個新鮮的、紅通通的大蘋果，塞進老劉的丈母娘懷中，她很感動。
事隔很久，老劉丈母娘一提起在院中搭地震棚的事，她就會深有感觸地說：‘老高，人真實在，別人遇到困難時，她都會熱情的伸出援助之手，我不會忘記自己在困難的時候，老高對我們的熱情幫助。’”
日子雖然不好過，但時間過得還算快。到了九月初，我請假提前到我愛人老家（蘇州市中心）——觀前街肖家巷。我原來以為蘇州的地震情況會好點，但一下火車，眼前的情景把我驚呆了。我看到馬路旁搭滿了地震棚，人們談論的話題仍然是地震，老百姓的心情都很緊張。天災帶給人們的隻有無盡的煩惱和悲傷，但同樣的，所有的中華兒女沒有被災難擊倒。在當時，全國的人民心中隻有一個信念，那就是相信黨中央、相信毛主席，一定能戰勝災難。
在臨產前一個星期左右，我內心很焦急，笨重的身子拖得時間太久，恨不得早點擺脫“痛苦”。在家中，我經常做些簡單的、有一定振動的體育活動，使孩子在肚子中能活躍起來。在臨產前七天內，孩子好像也想早早出來，走進這美妙絕倫的世界。胎兒在我肚中活動很頻繁，位置變化無常，一會兒右邊小腿一踢，肚皮慢慢鼓起來，像個小饅頭。過了片刻後，鼓起的部位又慢慢地消了下去。一會兒左邊又是一拳，把肚皮支撐起來，像個小山丘，我用手輕輕地撫摸，軟軟的，滑滑的，過了數分鍾後，它又會自然地恢複原樣，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臨產前。
到婆婆家，在家沒有住幾天，婆婆就把我安排到她朋友家，離蘇州市區有一段距離，在郊區。郊區相比較市區而言，有一定的安全係數。我一進門，發現這戶人家的房子比較多，感覺解放前肯定是個大戶人家。雖然都是平房，但很寬敞，全部都是木製結構，防震能力很強，而且房子後麵還有一個50多平方的大花園。由於主人的孩子大學畢業後，都分配到全國各地工作，家中人很少，所以房子一直閑置在那裏。
當時大家都忙著防地震，院子裏雜草叢生，長有一尺多深。我在這裏住了約半個多月時間，由於離預產期越來越近，婆婆又把我接迴家住。一天晚上我突然感到肚子痛起來，“見紅了”，我婆婆立即晚上9：00帶我做三輪車徑直趕往蘇州第一人民醫院，經醫生檢查，決定叫我立即住院，當時正處地震緊張階段，工作人員讓人坐在推車上，將安排在大廣場的防震棚裏，裏麵有很多和我一樣的待產婦女，恐怖的氣氛，充斥到各個角落，我們都不知道什麽時候發生地震。
深夜10點以後，我肚子劇烈疼痛，快臨盆了，護士立即用小推車把我推進住院部大樓產房室，我的心情變得特別緊張。沒等我多想，這邊的醫生又叫我配合他們，我拚命反複地使勁，都沒有產生效果。我再一次拚命用盡全力，全身都是汗，頭上的汗水也順著臉龐流進了眼角，在我使完全身力氣之後，在1976年10月14日深夜23點45分，經過醫生們的努力，孩子平安降生，我終於完成了“任務”。當時我感到全身精疲力盡，肚子都有了“饑餓感”。
在第二天上午10時許，婆婆和我老公（從雲南部隊迴家探親）帶著一個裝滿糯米稀飯的保溫瓶和一包小孩衣服到醫院看我。這時護士抱來了剛出生的女兒，聽到女兒“哇哇——”的啼哭聲，看到在婆婆和老公臉上那掩飾不住的笑容，我再一次感到了無限的欣慰。
1976年那年正是全國鬧地震，四周的空氣充滿了緊張，我父親是省級機關幹部，（是1965年5月從福州軍區轉業到省級機關），是1939年參加革命的老同誌，住房條件比較優越，是單獨開門的三層樓，上有天花板，下有木製地板，五間住房和衛生間等設施配置很齊全，三樓是30平方的平台，專供曬衣晾被，二樓前麵小曬台10平方，供養花、養金魚休閑使用。
在那個年代沒有一定地位和對革命有貢獻的人是享受不到這個“待遇”。在防地震的1976年，我懷著女兒，7-8個月時，聽到南京也要發地震的傳言，院內幹部、家屬都不敢住在家裏，大院裏搭起防震棚，把木板、木床也搬到露天，我母親叫我們姐弟四人（兩個妹妹在農村插隊）都不要迴家住了。她自己不顧自己的安危，迴家把飯菜做好，再把做好的飯菜拎到防震棚，七、八兩個月都過著擔心受怕的日子。
在全國鬧地震的期間，南京也不例外，我居住的大院中，周圍鄰居紛紛搭起了地震棚，一戶連著一戶，雖然當時地震情況既緊張又複雜，但人們在防震期間，都沒有忘記互相之間有困難都能熱情相助。
事隔數年，據我母親迴憶說：“當時，住地震棚時，各家都備有開水、水果和食品等，預防突如其來的地震。住在大院中兩排的老劉的丈母娘，由於年事已高和精神緊張，有一次她僅僅帶了食品就匆忙地離開了住處，而她卻忘記帶開水和水果了。那裏鬧地震的風聲越來越曆害，一時她又不敢迴家去拿，她家的地震棚和我家的地震棚靠得很近，我母親對她的情況看得很清楚，便主動倒了兩懷開水，送給她，並且從籃子中挑選了四、五個新鮮的、紅通通的大蘋果，塞進老劉的丈母娘懷中，她很感動。
事隔很久，老劉丈母娘一提起在院中搭地震棚的事，她就會深有感觸地說：‘老高，人真實在，別人遇到困難時，她都會熱情的伸出援助之手，我不會忘記自己在困難的時候，老高對我們的熱情幫助。’”
日子雖然不好過，但時間過得還算快。到了九月初，我請假提前到我愛人老家（蘇州市中心）——觀前街肖家巷。我原來以為蘇州的地震情況會好點，但一下火車，眼前的情景把我驚呆了。我看到馬路旁搭滿了地震棚，人們談論的話題仍然是地震，老百姓的心情都很緊張。天災帶給人們的隻有無盡的煩惱和悲傷，但同樣的，所有的中華兒女沒有被災難擊倒。在當時，全國的人民心中隻有一個信念，那就是相信黨中央、相信毛主席，一定能戰勝災難。
在臨產前一個星期左右，我內心很焦急，笨重的身子拖得時間太久，恨不得早點擺脫“痛苦”。在家中，我經常做些簡單的、有一定振動的體育活動，使孩子在肚子中能活躍起來。在臨產前七天內，孩子好像也想早早出來，走進這美妙絕倫的世界。胎兒在我肚中活動很頻繁，位置變化無常，一會兒右邊小腿一踢，肚皮慢慢鼓起來，像個小饅頭。過了片刻後，鼓起的部位又慢慢地消了下去。一會兒左邊又是一拳，把肚皮支撐起來，像個小山丘，我用手輕輕地撫摸，軟軟的，滑滑的，過了數分鍾後，它又會自然地恢複原樣，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臨產前。
到婆婆家，在家沒有住幾天，婆婆就把我安排到她朋友家，離蘇州市區有一段距離，在郊區。郊區相比較市區而言，有一定的安全係數。我一進門，發現這戶人家的房子比較多，感覺解放前肯定是個大戶人家。雖然都是平房，但很寬敞，全部都是木製結構，防震能力很強，而且房子後麵還有一個50多平方的大花園。由於主人的孩子大學畢業後，都分配到全國各地工作，家中人很少，所以房子一直閑置在那裏。
當時大家都忙著防地震，院子裏雜草叢生，長有一尺多深。我在這裏住了約半個多月時間，由於離預產期越來越近，婆婆又把我接迴家住。一天晚上我突然感到肚子痛起來，“見紅了”，我婆婆立即晚上9：00帶我做三輪車徑直趕往蘇州第一人民醫院，經醫生檢查，決定叫我立即住院，當時正處地震緊張階段，工作人員讓人坐在推車上，將安排在大廣場的防震棚裏，裏麵有很多和我一樣的待產婦女，恐怖的氣氛，充斥到各個角落，我們都不知道什麽時候發生地震。
深夜10點以後，我肚子劇烈疼痛，快臨盆了，護士立即用小推車把我推進住院部大樓產房室，我的心情變得特別緊張。沒等我多想，這邊的醫生又叫我配合他們，我拚命反複地使勁，都沒有產生效果。我再一次拚命用盡全力，全身都是汗，頭上的汗水也順著臉龐流進了眼角，在我使完全身力氣之後，在1976年10月14日深夜23點45分，經過醫生們的努力，孩子平安降生，我終於完成了“任務”。當時我感到全身精疲力盡，肚子都有了“饑餓感”。
在第二天上午10時許，婆婆和我老公（從雲南部隊迴家探親）帶著一個裝滿糯米稀飯的保溫瓶和一包小孩衣服到醫院看我。這時護士抱來了剛出生的女兒，聽到女兒“哇哇——”的啼哭聲，看到在婆婆和老公臉上那掩飾不住的笑容，我再一次感到了無限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