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四月份，楊偉迴寧準備婚事，由於當時鐵路交通不暢，部隊對我的政審還沒有來得及進行，部隊首長就把調查函，讓楊偉自己帶到南京來，由當地人武部負責政審。
當時我父親的問題已見底了，懷疑他是“5•；16”分子，純粹是造謠，是強加在他頭上的莫須有的罪名。但懷疑我母親是“叛徒”一事，一直拖著，久久沒有結論。楊偉得知後，心裏有了一定的思想準備。人武部負責人說：“楊偉同誌，你在部隊從事什麽工作啊？”楊偉說：“我是搞後勤工作的。”那位負責人爽快地說：“你從事後勤工作，你對象的政審那就沒有問題了；要是搞其他工作，這事就有點麻煩了。”
事隔半年，後來我才知道，楊偉當時如果不稱自己是幹後勤工作的，那我們的事就泡湯了。過了一段時間，我母親所謂的“叛徒”問題實屬虛構，是人為想像出來的，根本不存在，事後單位書記找我談話，告訴我母親的“叛徒”問題不存在，從我的檔案中抽出了所謂“叛徒”問題的材料，當著我的麵銷毀。我母親的問題終於澄清了。多年來，壓在我們全家人心裏麵的石頭也終於落地了。
在一九六八年年底，我兩個妹妹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 “到農村去，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 的號召。同時為了減輕家庭負擔，背著父母到學校――二女中學（現改名為梅園中學）報名下農村。我記得那天是星期天，天公作美。她們離寧時，母親特意讓我幫她們兩個拿著行李和旅行包，送她們到離家不遠的二女中校門口集合。那天學校的大門口，橫掛著“到農村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大型橫幅，周圍還插著五顏六色的彩旗，隨風飄動。
遠遠看去，校門口聚集的人群熙熙嚷嚷。兩輛嶄新的大客車早已停放在校門口等候，來得早的人，有人已經坐進去了，還有不少的學生在家長地陪同下，拎著大包小包，正陸陸續續地從大街小巷急忙趕來，有的一家來了四、五個人，除父母以外，還有上了年紀的奶奶和爺爺及年幼的兄妹。我把她們送到車上安置好後，我和其他人一樣都舍不得離開，站在大客車的旁邊，靜靜地等待她們出發，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此時我感到心情很沉重。兩部車子的學生都坐得滿滿的，學校領導徐主任發令――出發。
車子就慢慢地啟動起來，當車子開動行駛時，我和兩個妹妹互相揮手道別，並一再囑咐她們到目的地後，一定要來信。當時，車上車下都是一片唿喊聲，車上的同學有的情緒振奮，向窗外親朋好友頻頻揮手示意；還有的同學情緒低落暗自落淚，哭出聲來……這時的我，呆呆地站在一旁，內心一陣酸楚，兩行淚水忍不住的像潮水一般湧出，車子啟動的那一刻，我實在忍不住內心的酸疼，在一起生活多年，有手足之情，惜別時難免有痛苦和掛念。在大客車途徑梅園新村時，很快拐彎駛向寬敞的長江路大道，在人們的目光中逐漸消失。
時隔半個月之久，接到妹妹的來信，才得知她們倆分配到不同的地區，大妹妹分配到丹陽陴城公社第三大隊第一生產隊，小妹妹分配到丹陽公社第五大隊第二生產隊，原以為街道上會照顧，把她們分在一起，能夠相互照應，結果是各居一方，無形中又給父母增添了一份牽掛。
從那時候起，她們就過上了知青的生活。她們雖然在不同的地區，但她們到了那裏和其他知青都組成了“家”，住在農民騰空的家中和公社倉庫裏，基本生活都能得到保障。每天清晨，吃過早飯，大家一起扛著鋤頭，下田勞動掙工分。每個“小家庭”，每天都有人輪流在家中燒飯，每頓飯菜都非常簡單。中午的一頓飯菜油水很少，都是以蔬菜為主，基本上見不到一點肉腥，一個星期隻吃一頓豆腐幹（蘿卜塊）燒肉，而且肉很少。晚飯基本上都是以稀飯為主，就蘿卜幹等小菜。當時，我的兩個妹妹都是十五、六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需要營養補充。
她們每次迴家，母親都給她們特別的關愛。做好吃的飯菜，為她們解攙，補充營養。當她們離開家又返迴農村的時候，又給她們每人帶，裏麵裝著用油和辣椒炒的切得很小的一大玻璃瓶蘿卜幹，從各方麵關心她們。記得有一次，大妹妹從丹陽農村迴南京看病，我發現她走路時腿一拐一拐的，甚至連上樓都很吃力，還要用手扶著樓梯把手，吃力地拽著，艱難地上樓，事後我不解地問：“媽，大妹妹怎麽好像走路不太方便嗎？是不是腿部有什麽問題？”母親歎了一口氣，低沉地說：“你大妹在農村插隊，在水田裏插秧，腿泡在水中，皮膚感染，顏色已發黑，我得馬上帶她上醫院去看病。”我又繼續地問：“怎麽會發展到這種程度呢？”我母親補充地說：“長期下水田，不服水土，皮膚發炎了。”從她談話的語氣中，我看得出，母親心情很沉重，我得知這種狀況後，心裏也不是個滋味。母親帶大妹去醫院看病，迴來天天煮中藥，敷傷口，忙得不可開交。經過一個月的治療和調養，炎症治愈，腿部黑紅色的皮膚也逐漸轉變過來，在家休息一段時間，待身體康複後，大妹妹又返迴了農村。
當時我父親的問題已見底了，懷疑他是“5•；16”分子，純粹是造謠，是強加在他頭上的莫須有的罪名。但懷疑我母親是“叛徒”一事，一直拖著，久久沒有結論。楊偉得知後，心裏有了一定的思想準備。人武部負責人說：“楊偉同誌，你在部隊從事什麽工作啊？”楊偉說：“我是搞後勤工作的。”那位負責人爽快地說：“你從事後勤工作，你對象的政審那就沒有問題了；要是搞其他工作，這事就有點麻煩了。”
事隔半年，後來我才知道，楊偉當時如果不稱自己是幹後勤工作的，那我們的事就泡湯了。過了一段時間，我母親所謂的“叛徒”問題實屬虛構，是人為想像出來的，根本不存在，事後單位書記找我談話，告訴我母親的“叛徒”問題不存在，從我的檔案中抽出了所謂“叛徒”問題的材料，當著我的麵銷毀。我母親的問題終於澄清了。多年來，壓在我們全家人心裏麵的石頭也終於落地了。
在一九六八年年底，我兩個妹妹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 “到農村去，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 的號召。同時為了減輕家庭負擔，背著父母到學校――二女中學（現改名為梅園中學）報名下農村。我記得那天是星期天，天公作美。她們離寧時，母親特意讓我幫她們兩個拿著行李和旅行包，送她們到離家不遠的二女中校門口集合。那天學校的大門口，橫掛著“到農村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大型橫幅，周圍還插著五顏六色的彩旗，隨風飄動。
遠遠看去，校門口聚集的人群熙熙嚷嚷。兩輛嶄新的大客車早已停放在校門口等候，來得早的人，有人已經坐進去了，還有不少的學生在家長地陪同下，拎著大包小包，正陸陸續續地從大街小巷急忙趕來，有的一家來了四、五個人，除父母以外，還有上了年紀的奶奶和爺爺及年幼的兄妹。我把她們送到車上安置好後，我和其他人一樣都舍不得離開，站在大客車的旁邊，靜靜地等待她們出發，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此時我感到心情很沉重。兩部車子的學生都坐得滿滿的，學校領導徐主任發令――出發。
車子就慢慢地啟動起來，當車子開動行駛時，我和兩個妹妹互相揮手道別，並一再囑咐她們到目的地後，一定要來信。當時，車上車下都是一片唿喊聲，車上的同學有的情緒振奮，向窗外親朋好友頻頻揮手示意；還有的同學情緒低落暗自落淚，哭出聲來……這時的我，呆呆地站在一旁，內心一陣酸楚，兩行淚水忍不住的像潮水一般湧出，車子啟動的那一刻，我實在忍不住內心的酸疼，在一起生活多年，有手足之情，惜別時難免有痛苦和掛念。在大客車途徑梅園新村時，很快拐彎駛向寬敞的長江路大道，在人們的目光中逐漸消失。
時隔半個月之久，接到妹妹的來信，才得知她們倆分配到不同的地區，大妹妹分配到丹陽陴城公社第三大隊第一生產隊，小妹妹分配到丹陽公社第五大隊第二生產隊，原以為街道上會照顧，把她們分在一起，能夠相互照應，結果是各居一方，無形中又給父母增添了一份牽掛。
從那時候起，她們就過上了知青的生活。她們雖然在不同的地區，但她們到了那裏和其他知青都組成了“家”，住在農民騰空的家中和公社倉庫裏，基本生活都能得到保障。每天清晨，吃過早飯，大家一起扛著鋤頭，下田勞動掙工分。每個“小家庭”，每天都有人輪流在家中燒飯，每頓飯菜都非常簡單。中午的一頓飯菜油水很少，都是以蔬菜為主，基本上見不到一點肉腥，一個星期隻吃一頓豆腐幹（蘿卜塊）燒肉，而且肉很少。晚飯基本上都是以稀飯為主，就蘿卜幹等小菜。當時，我的兩個妹妹都是十五、六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需要營養補充。
她們每次迴家，母親都給她們特別的關愛。做好吃的飯菜，為她們解攙，補充營養。當她們離開家又返迴農村的時候，又給她們每人帶，裏麵裝著用油和辣椒炒的切得很小的一大玻璃瓶蘿卜幹，從各方麵關心她們。記得有一次，大妹妹從丹陽農村迴南京看病，我發現她走路時腿一拐一拐的，甚至連上樓都很吃力，還要用手扶著樓梯把手，吃力地拽著，艱難地上樓，事後我不解地問：“媽，大妹妹怎麽好像走路不太方便嗎？是不是腿部有什麽問題？”母親歎了一口氣，低沉地說：“你大妹在農村插隊，在水田裏插秧，腿泡在水中，皮膚感染，顏色已發黑，我得馬上帶她上醫院去看病。”我又繼續地問：“怎麽會發展到這種程度呢？”我母親補充地說：“長期下水田，不服水土，皮膚發炎了。”從她談話的語氣中，我看得出，母親心情很沉重，我得知這種狀況後，心裏也不是個滋味。母親帶大妹去醫院看病，迴來天天煮中藥，敷傷口，忙得不可開交。經過一個月的治療和調養，炎症治愈，腿部黑紅色的皮膚也逐漸轉變過來，在家休息一段時間，待身體康複後，大妹妹又返迴了農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