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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昏君更能對民族國家造成傷害的是沒有原則的執政團隊和官僚群體，比這種群體更具破壞性的是愚昧保守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治國思想，比意識形態更能拖後腿的是愚民教育和閉關。因此總指揮一上台就搞解放思想、恢複高考、到處宣傳改革開放。
我們掌握安多路就是實施改革的機會，隻要在安多路樹立一個成功的樣板，我們在朝堂上的支持者就會大大的增加。東亞範圍內沒有一塊地區比這裏更落後更貧窮了，隻要創造三年翻一番的gdp增速，我們就能有足夠的奇跡宣傳資源。朝堂上黨爭的局麵就可以被引導到符合我們利益的改革討論上來。”趙守忠拿出寫滿心得的筆記本指出未來的重點。
“行啊！你小子研究文選的時間不比我少啊。這麽高超的手段都被你學會了，擱置爭議，共同把蛋糕做大的手段不是一般人能學以致用的。我們現在即使有這個先進手段，也沒有這個先進的實力。新舊黨爭是導致君子政治消失的根本原因，大宋帝國最後的希望就在這個世紀的末尾被黨爭消耗光了。這不是一般的權力鬥爭，是關係到國家民族未來千年命運的權力鬥爭。我們要站在能夠站到的最高層級去看待、影響、改變這種鬥爭。我們需要一個擁有至少站到帝國決策層達到絕對多數的執政團隊來推進我們的計劃。否則不具備足夠的政治資源來推動改革，或者不能占據絕對優勢的改革團隊就會有拖後腿的，黨爭把改革成本提高到國家不能承受的天價，甚至直接毀滅國家。
隻要我們占據優勢就能大大的降低改革成本，至少是降低製度創新的成本。隻要沒有人故意拖後腿，實現全球霸主的目標可能用不了三十年。要知道大宋帝國是中國古代曆史上經濟與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根據研究，北宋時的國民生產總值為2655億美元，占據世界經濟總量的60%，而清朝在鴉片戰爭前的1820年，國民生產總值為2,286億美元，占據世界經濟總量的329%。顯示北宋是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占據世界比重的最高峰。要知道清朝比北宋麵積大四倍，人口也是北宋的四倍，技術水平先進800年，國民生產總值按說至少應該是北宋的20倍以上，但是僅僅隻有8倍。
北宋時中國人均生產總值為2,280美元，西歐人口人均生產總值則為427美元，而1820年，清朝人均生產總值為600美元，當時已經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英國人均生產總值為1,250美元。當然數據我們要存疑，但是也足以說明國民財富的充足足以推動工業革命了。我們並不需要對外暴力殖民獲取滴血的原始資本積累。
文化就不說了，相信各位在教育和培養技術工人的過程中有足夠的體會，沒有文盲的社會簡直可以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
要是列寧來過北宋，他就不會說‘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須先教他們識字。不識字就不能有政治,不識字隻能有流言蜚語、傳聞偏見,而沒有政治。勞動者渴求知識,因為知識是他們獲得勝利所必需的。十分之九的勞動群眾已經懂。’之類的話了。
就是那些最不符合文盲定義的頂級知識分子擔當的高官們領導這個國家輸給了文盲領導的遊牧帝國。就是那些政客為了打擊政敵不惜掉光節操，利用拖後退讓敵國勝利來獲得證明對手無能或失職的證據。可見毛主席說過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定義多麽一針見血。‘如果路線錯誤,知識越多越反動!’聽過沒？這才是研究曆史的結晶啊！”李基將未來直至靖康之役的曆史中那些具有偽小人特點的宰輔事跡舉了幾個例子。
“你的意思是沒有足夠強大的現代化執政團隊和基層官員，就不能成功的消滅黨爭嗎？”錢進問道。
“不是的，商鞅變法為什麽成功，因為秦王和曆代皇帝支持其中的不斷強化中央集權的核心宗旨，古代改革成功的重點是擁有有利於最具實力的統治階層的強化自己力量的宗旨。成功的改革是因為改革維護的是最有實力的王族和皇帝的利益，失敗的改革是因為和相對皇帝更有實力的世家、官僚、大地主、大貴族等社會金字塔次一級的統治階層利益產生矛盾。並不是因為執行力或人才不足這種表麵原因決定變法失敗或成功的轉折點，而是受益於改革的階層的實力決定成敗。”
李基點出關鍵，然後又說道“執行力和人才不是決定成敗的關鍵，但是是決定改革成本的關鍵。再好的善政也要人來執行和推進，沒有人才就應驗了列寧的那句‘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
“安多地區就是一塊沒有開發過的處女地，就是一張任由我們描繪的白紙，隻要搞好這塊試驗田，我們就能鍛煉一批執行力強大的人才。就算後年的科舉，我們也有十足的把握讓我們的人百分之百的占據所有安多的名額。”
“老趙，你這不是廢話嗎？安多地區有幾個不是文盲啊！識字的都是漢人，隻有我們的人才有資格參加科舉，得不到全部名額，你就要臉麵全無了，還敢在這找死？”王能調侃道。
“比昏君更能對民族國家造成傷害的是沒有原則的執政團隊和官僚群體，比這種群體更具破壞性的是愚昧保守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治國思想，比意識形態更能拖後腿的是愚民教育和閉關。因此總指揮一上台就搞解放思想、恢複高考、到處宣傳改革開放。
我們掌握安多路就是實施改革的機會，隻要在安多路樹立一個成功的樣板，我們在朝堂上的支持者就會大大的增加。東亞範圍內沒有一塊地區比這裏更落後更貧窮了，隻要創造三年翻一番的gdp增速，我們就能有足夠的奇跡宣傳資源。朝堂上黨爭的局麵就可以被引導到符合我們利益的改革討論上來。”趙守忠拿出寫滿心得的筆記本指出未來的重點。
“行啊！你小子研究文選的時間不比我少啊。這麽高超的手段都被你學會了，擱置爭議，共同把蛋糕做大的手段不是一般人能學以致用的。我們現在即使有這個先進手段，也沒有這個先進的實力。新舊黨爭是導致君子政治消失的根本原因，大宋帝國最後的希望就在這個世紀的末尾被黨爭消耗光了。這不是一般的權力鬥爭，是關係到國家民族未來千年命運的權力鬥爭。我們要站在能夠站到的最高層級去看待、影響、改變這種鬥爭。我們需要一個擁有至少站到帝國決策層達到絕對多數的執政團隊來推進我們的計劃。否則不具備足夠的政治資源來推動改革，或者不能占據絕對優勢的改革團隊就會有拖後腿的，黨爭把改革成本提高到國家不能承受的天價，甚至直接毀滅國家。
隻要我們占據優勢就能大大的降低改革成本，至少是降低製度創新的成本。隻要沒有人故意拖後腿，實現全球霸主的目標可能用不了三十年。要知道大宋帝國是中國古代曆史上經濟與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根據研究，北宋時的國民生產總值為2655億美元，占據世界經濟總量的60%，而清朝在鴉片戰爭前的1820年，國民生產總值為2,286億美元，占據世界經濟總量的329%。顯示北宋是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占據世界比重的最高峰。要知道清朝比北宋麵積大四倍，人口也是北宋的四倍，技術水平先進800年，國民生產總值按說至少應該是北宋的20倍以上，但是僅僅隻有8倍。
北宋時中國人均生產總值為2,280美元，西歐人口人均生產總值則為427美元，而1820年，清朝人均生產總值為600美元，當時已經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英國人均生產總值為1,250美元。當然數據我們要存疑，但是也足以說明國民財富的充足足以推動工業革命了。我們並不需要對外暴力殖民獲取滴血的原始資本積累。
文化就不說了，相信各位在教育和培養技術工人的過程中有足夠的體會，沒有文盲的社會簡直可以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
要是列寧來過北宋，他就不會說‘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須先教他們識字。不識字就不能有政治,不識字隻能有流言蜚語、傳聞偏見,而沒有政治。勞動者渴求知識,因為知識是他們獲得勝利所必需的。十分之九的勞動群眾已經懂。’之類的話了。
就是那些最不符合文盲定義的頂級知識分子擔當的高官們領導這個國家輸給了文盲領導的遊牧帝國。就是那些政客為了打擊政敵不惜掉光節操，利用拖後退讓敵國勝利來獲得證明對手無能或失職的證據。可見毛主席說過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定義多麽一針見血。‘如果路線錯誤,知識越多越反動!’聽過沒？這才是研究曆史的結晶啊！”李基將未來直至靖康之役的曆史中那些具有偽小人特點的宰輔事跡舉了幾個例子。
“你的意思是沒有足夠強大的現代化執政團隊和基層官員，就不能成功的消滅黨爭嗎？”錢進問道。
“不是的，商鞅變法為什麽成功，因為秦王和曆代皇帝支持其中的不斷強化中央集權的核心宗旨，古代改革成功的重點是擁有有利於最具實力的統治階層的強化自己力量的宗旨。成功的改革是因為改革維護的是最有實力的王族和皇帝的利益，失敗的改革是因為和相對皇帝更有實力的世家、官僚、大地主、大貴族等社會金字塔次一級的統治階層利益產生矛盾。並不是因為執行力或人才不足這種表麵原因決定變法失敗或成功的轉折點，而是受益於改革的階層的實力決定成敗。”
李基點出關鍵，然後又說道“執行力和人才不是決定成敗的關鍵，但是是決定改革成本的關鍵。再好的善政也要人來執行和推進，沒有人才就應驗了列寧的那句‘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
“安多地區就是一塊沒有開發過的處女地，就是一張任由我們描繪的白紙，隻要搞好這塊試驗田，我們就能鍛煉一批執行力強大的人才。就算後年的科舉，我們也有十足的把握讓我們的人百分之百的占據所有安多的名額。”
“老趙，你這不是廢話嗎？安多地區有幾個不是文盲啊！識字的都是漢人，隻有我們的人才有資格參加科舉，得不到全部名額，你就要臉麵全無了，還敢在這找死？”王能調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