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陳獨秀同為五四運動的軸心人物。第一位提倡白話文、新詩的學者，致力於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
顧頡剛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是看胡適的《水滸傳考證》一文，看出來的。
三十年代，胡適獨具慧眼，提拔、任命、幫助梁實秋完成了日後號稱是梁實秋對文壇的「三大功績」之一的「翻譯莎士比亞全集」。
*建立的第一個中國*黨校「湖南自修大學」就是因為胡適的提議和倡導。他寫給胡適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學生*..」。
學者宣道華認為*在五四時期也受到胡適及杜威實用主義的影響，理論聯係實際的*思想觀點與之頗有共通之處，胡適在《每周評論》還專文稱讚*主編的《湘江評論》最初幾期的內容。
季羨林雖不是胡適的學生（他的老師是陳寅恪），但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的他在歸國初期受到胡適提拔。
林語堂在其留學中，清政府取消對留學生資助，林語堂是靠著胡適的資助繼續在國外讀書的。等他迴國從飛機場下來的時候，口袋裏隻有1毛錢。
魯迅、陳西瀅都指責胡適的提倡「整理國故」是開現代科學倒車的作法。連胡適專家周質平也認為：「胡適所提倡的『整理國故』，對中國自然科學的發展，可以說並沒有發生任何積極推動的作用。甚至於還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了乾嘉考證的老路。」（見周質平─胡適叢論)
雷震..為了宣揚民主自由而創辦自由中國雜誌，請胡適擔任發行人。自由中國雜誌曾經是蔣中正施行獨裁、箝製言論自由的威權統治下唯一的民主思想重鎮。但後來也因批評蔣中正與國民黨並打算成立反對黨請胡適來領導而惹禍上身遭停刊，雷震也遭誣陷入獄，但自由中國推行胡適所提倡的民主思想和言論自由，影響到後來台灣的黨外運動與民進黨的成立，是台灣民主運動的播種者。
李敖聽說胡適之名，是在北平讀小學期間。到台灣以後，借到一本《胡適文選》，讀後為那嶄新的思想和明白暢曉的語言所懾服。引起他“很大的狂熱”，使他在“迷亂裏麵，放棄了舊有的道路”。
1952年，李敖在台中車站遞了一封兩千字的長信給胡適，表示了對胡的“人身崇拜”。
1953年，李敖上高中三年級後，休學在家。全力自學。這年年底，《胡適文存》的四集合印本由遠東圖書公司重印發行。合印本刪去了多篇文章，李敖把它跟原版本比較之後，深感不滿，寫了《關於〈胡適文存〉》，予以批評。最初登於同學陸嘯釗編的《大學雜誌》，後刪去一部分，改投雷震辦的《自由中國》，在該刊1957年3月1日出版的十六卷五期發表，改題為《〈從讀胡適文存〉說起》。
《陳之藩與胡適為忘年之交。赴美留學得到胡適讚助。致胡適信件收入《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
胡適既掀起了新文化運動，又是中國古典文化的研究大家。他還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禮。1962年。蔣介石手書挽聯對此高度概括，雲：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胡適在50年代至70年的「極左」時期的中國大陸是個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極左」的史達林主義學者的攻擊對象，其時的中國大陸的教材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
50年代初，曾對胡適展開大規模的批判運動。文之革結束後，近幾十年來的研究都傾向於肯定他應有的曆史地位；並且，胡適的《我的母親》一文也被選入大陸全日製語文教育初中課本；在大陸的報刊雜誌中，亦屢見有追念胡適先生精神的文章。
在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中，被稱為「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而胡適自我定位是：「有時我自稱為曆史家；有時又稱為思想史家。但我從未自稱我是哲學家，或其他各行的什麽專家。」
魯迅曾發表過《「好政府主義」》等文，實則抨擊胡適的盟友梁實秋，卻也含蓄地批評胡適「軟弱」革命立場。
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沒有甚麽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剛先生所說，讀過胡適《四十自述》的人，在這一本口述（《胡適口述自傳》）中很難看到新東西。
但是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適思想，隻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際，於私人朋友談笑之間求之。胡先生沒有梁任公那樣憨直。對自己思想挑戰的文章，在胡氏著作裏是找不到的。」
餘英時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稱：「對於這樣一個啟蒙式的人物，我們既不能用中國傳統『經師』的標準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專業哲學家的水平去測度他。」《〈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也說：「他沒有深入西學固是事實，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沒有滅頂在西學的大海之中。」
在《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又稱：「他在西方哲學和哲學史兩方麵都具有基本訓練則是不可否認的。這一點訓練終於使他在中國哲學史領域中成為開一代風氣的人..我們也不能過分低估他的哲學知識，他在美國最後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學訓練已達到了當時的一般水準，足夠他研究中國哲學史之用了。」
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書中給他相當高的評價：「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處，便是他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於偏激，亦未落伍。
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開風氣之先，據杏壇之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我們古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群賢互比，我還是覺得胡老師是當代第一人！」
溫源寧在《不夠知己》中評價道：因為胡博士已在國立北京大學講授哲學多年，人們稱他為哲學家。當然，他是個哲學家。但是「哲學家」這個稱唿卻肯定不足以描述他所有的活動。
因為他時常給刊物寫文章，對普遍關心的問題發表議論，他也被稱為「小冊子作家」。不錯，他是個「小冊子作家」，但是，如果認為他也有「小冊子作家」那種機會主義和心理狀態，這一稱唿對於他就成了極大的汙蔑。
因為胡博士從不擯棄世俗財富，有人就說他是個俗人，是的，他也實在是個俗人，不過，能夠產生這樣一種印象的，也隻限於宴會上結識的一幫酒肉朋友。
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名稱能夠用來稱唿胡博士這樣一種人，我想18世紀那樣一種用法的philosophe〔注意philosophe和philosopher(哲學家)的不同，原本是指18世紀以狄德羅、盧梭和伏爾泰為代表的那些啟蒙思想家和哲學家，了解了他們便了解了這個詞的含義。〕——「哲人」就恰好合適。
伏爾泰、達朗貝、霍爾巴赫、愛爾維修、狄德羅和傑列米邊沁全都是「哲人」。在他們身上，俗人、學者、實幹家和哲學家的成分全都有。
他們對宇宙的結構模式全都有個精確的看法，寫東西全都有一種實幹家的樂觀和自信，全都用明快而有權威的文筆談論太陽底下各種各樣的問題。
無論是對是錯，他們全都有勇氣發表和堅持自己的主張。放在這樣一群「哲人」中間，胡博士也不是最不出色的一個。而在中國，我不敢說他就不是惟一的一個當代哲人。
季羨林曾評價胡適「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獃子。」並舉一小事稱，胡適一次會議前聲明要提前退席，會上忽而有人談到《水經注》，胡適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擻，眉飛色舞，口若懸河起來，乃至忘了提早退席這件事。
胡適:「一個常態國家，政治的責任在成年人，年輕人的興趣都在體育，娛樂，結交異性朋友；而在變態的國家，政治太*，沒有代表民意的機關存在，那麽幹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
根據諾貝爾獎官方資料庫，胡適曾於1939年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未完待續。如果您喜歡這部作品，歡迎您來起點（250sy）投推薦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動力。手機用戶請到閱讀。)
顧頡剛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是看胡適的《水滸傳考證》一文，看出來的。
三十年代，胡適獨具慧眼，提拔、任命、幫助梁實秋完成了日後號稱是梁實秋對文壇的「三大功績」之一的「翻譯莎士比亞全集」。
*建立的第一個中國*黨校「湖南自修大學」就是因為胡適的提議和倡導。他寫給胡適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學生*..」。
學者宣道華認為*在五四時期也受到胡適及杜威實用主義的影響，理論聯係實際的*思想觀點與之頗有共通之處，胡適在《每周評論》還專文稱讚*主編的《湘江評論》最初幾期的內容。
季羨林雖不是胡適的學生（他的老師是陳寅恪），但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的他在歸國初期受到胡適提拔。
林語堂在其留學中，清政府取消對留學生資助，林語堂是靠著胡適的資助繼續在國外讀書的。等他迴國從飛機場下來的時候，口袋裏隻有1毛錢。
魯迅、陳西瀅都指責胡適的提倡「整理國故」是開現代科學倒車的作法。連胡適專家周質平也認為：「胡適所提倡的『整理國故』，對中國自然科學的發展，可以說並沒有發生任何積極推動的作用。甚至於還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了乾嘉考證的老路。」（見周質平─胡適叢論)
雷震..為了宣揚民主自由而創辦自由中國雜誌，請胡適擔任發行人。自由中國雜誌曾經是蔣中正施行獨裁、箝製言論自由的威權統治下唯一的民主思想重鎮。但後來也因批評蔣中正與國民黨並打算成立反對黨請胡適來領導而惹禍上身遭停刊，雷震也遭誣陷入獄，但自由中國推行胡適所提倡的民主思想和言論自由，影響到後來台灣的黨外運動與民進黨的成立，是台灣民主運動的播種者。
李敖聽說胡適之名，是在北平讀小學期間。到台灣以後，借到一本《胡適文選》，讀後為那嶄新的思想和明白暢曉的語言所懾服。引起他“很大的狂熱”，使他在“迷亂裏麵，放棄了舊有的道路”。
1952年，李敖在台中車站遞了一封兩千字的長信給胡適，表示了對胡的“人身崇拜”。
1953年，李敖上高中三年級後，休學在家。全力自學。這年年底，《胡適文存》的四集合印本由遠東圖書公司重印發行。合印本刪去了多篇文章，李敖把它跟原版本比較之後，深感不滿，寫了《關於〈胡適文存〉》，予以批評。最初登於同學陸嘯釗編的《大學雜誌》，後刪去一部分，改投雷震辦的《自由中國》，在該刊1957年3月1日出版的十六卷五期發表，改題為《〈從讀胡適文存〉說起》。
《陳之藩與胡適為忘年之交。赴美留學得到胡適讚助。致胡適信件收入《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
胡適既掀起了新文化運動，又是中國古典文化的研究大家。他還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禮。1962年。蔣介石手書挽聯對此高度概括，雲：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胡適在50年代至70年的「極左」時期的中國大陸是個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極左」的史達林主義學者的攻擊對象，其時的中國大陸的教材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
50年代初，曾對胡適展開大規模的批判運動。文之革結束後，近幾十年來的研究都傾向於肯定他應有的曆史地位；並且，胡適的《我的母親》一文也被選入大陸全日製語文教育初中課本；在大陸的報刊雜誌中，亦屢見有追念胡適先生精神的文章。
在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中，被稱為「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而胡適自我定位是：「有時我自稱為曆史家；有時又稱為思想史家。但我從未自稱我是哲學家，或其他各行的什麽專家。」
魯迅曾發表過《「好政府主義」》等文，實則抨擊胡適的盟友梁實秋，卻也含蓄地批評胡適「軟弱」革命立場。
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沒有甚麽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剛先生所說，讀過胡適《四十自述》的人，在這一本口述（《胡適口述自傳》）中很難看到新東西。
但是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適思想，隻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際，於私人朋友談笑之間求之。胡先生沒有梁任公那樣憨直。對自己思想挑戰的文章，在胡氏著作裏是找不到的。」
餘英時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稱：「對於這樣一個啟蒙式的人物，我們既不能用中國傳統『經師』的標準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專業哲學家的水平去測度他。」《〈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也說：「他沒有深入西學固是事實，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沒有滅頂在西學的大海之中。」
在《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又稱：「他在西方哲學和哲學史兩方麵都具有基本訓練則是不可否認的。這一點訓練終於使他在中國哲學史領域中成為開一代風氣的人..我們也不能過分低估他的哲學知識，他在美國最後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學訓練已達到了當時的一般水準，足夠他研究中國哲學史之用了。」
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書中給他相當高的評價：「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處，便是他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於偏激，亦未落伍。
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開風氣之先，據杏壇之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我們古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群賢互比，我還是覺得胡老師是當代第一人！」
溫源寧在《不夠知己》中評價道：因為胡博士已在國立北京大學講授哲學多年，人們稱他為哲學家。當然，他是個哲學家。但是「哲學家」這個稱唿卻肯定不足以描述他所有的活動。
因為他時常給刊物寫文章，對普遍關心的問題發表議論，他也被稱為「小冊子作家」。不錯，他是個「小冊子作家」，但是，如果認為他也有「小冊子作家」那種機會主義和心理狀態，這一稱唿對於他就成了極大的汙蔑。
因為胡博士從不擯棄世俗財富，有人就說他是個俗人，是的，他也實在是個俗人，不過，能夠產生這樣一種印象的，也隻限於宴會上結識的一幫酒肉朋友。
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名稱能夠用來稱唿胡博士這樣一種人，我想18世紀那樣一種用法的philosophe〔注意philosophe和philosopher(哲學家)的不同，原本是指18世紀以狄德羅、盧梭和伏爾泰為代表的那些啟蒙思想家和哲學家，了解了他們便了解了這個詞的含義。〕——「哲人」就恰好合適。
伏爾泰、達朗貝、霍爾巴赫、愛爾維修、狄德羅和傑列米邊沁全都是「哲人」。在他們身上，俗人、學者、實幹家和哲學家的成分全都有。
他們對宇宙的結構模式全都有個精確的看法，寫東西全都有一種實幹家的樂觀和自信，全都用明快而有權威的文筆談論太陽底下各種各樣的問題。
無論是對是錯，他們全都有勇氣發表和堅持自己的主張。放在這樣一群「哲人」中間，胡博士也不是最不出色的一個。而在中國，我不敢說他就不是惟一的一個當代哲人。
季羨林曾評價胡適「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獃子。」並舉一小事稱，胡適一次會議前聲明要提前退席，會上忽而有人談到《水經注》，胡適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擻，眉飛色舞，口若懸河起來，乃至忘了提早退席這件事。
胡適:「一個常態國家，政治的責任在成年人，年輕人的興趣都在體育，娛樂，結交異性朋友；而在變態的國家，政治太*，沒有代表民意的機關存在，那麽幹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
根據諾貝爾獎官方資料庫，胡適曾於1939年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未完待續。如果您喜歡這部作品，歡迎您來起點（250sy）投推薦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動力。手機用戶請到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