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三年前我離開時相比，技術科最大的變化就是其主要任務已由軍品為主、民品為輔轉變成了民品為主、軍品為輔。為了研究和設計開發民品，廠裏專門抽調領導幹部和技術人員，成立了產品設計研究室，設計研究室與技術科平級，在黨群組織關係上歸技術科黨支部領導，業務上和技術科一起由總工程師領導。設計研究室根據市場和用戶需要，對我廠生產的“藍箭”130汽車進行了一係列改進，設計出了十多種不同型號規格的汽車，使我廠順利完成了從軍品生產向民品生產轉變的艱巨任務。在技術部門工作，雖然我幹的是專職支部書記，但並沒有完全脫離專業技術工作。我甚至完全服從領導安排，在廠辦中專班兼任了《機械零件設計》的講課老師。因此，1983年仍被評聘為助理工程師。
1985年，經工廠和省國防科工辦推薦，我考入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國民經濟管理專科班學習。1987年畢業迴廠，被評聘為經濟師，擔任廠企業管理辦公室主任。在廠長李慶芳和總工程師張學之的領導和大力支持下，我和辦公室六七個同誌花大力氣抓了企業管理標準、工作標準的製定實施和以技術標準、管理標準、工作標準為主要內容的企業標準體係建設，同時也抓了以計算機輔助企業管理為重點的企業現代化管理推廣工作。首先，我們提出了我廠標準體係的結構類型和層次意見（後來發表在雲南省標準計量局、雲南計量測試學會、雲南省標準化協會主辦的《雲南標準計量與質量》雜誌1990年第4期上），然後發動和組織全廠所有單位、部門分別擬訂提出本單位、本部門的工作標準及每個幹部職工的崗位工作標準，經企業管理辦公室修改審定後，由廠長批準發布實施。這項工作在廠裏是一項龐大複雜的工作，須製定管理標準、工作標準幾千個。遺憾的是直到1990年 12月我離開工廠的時候，也沒能把它做完。推行現代化管理，主要是使用計算進行財務管理。我們的計算機技術人員，到開遠鐵路局、昆明南天計算機生產廠進行了認真地考察學習，並結合我廠實際，編製了我廠財務管理係統軟件，同時對全廠會計、統計和辦事員進行了計算機操作使用培訓。在此基礎上，我們推廣了使用計算機對企業的成本核算、財務收支、統計報表進行管理，大大減少了財務統計人的工作量和工作差錯，提高了工作效率，很受財務統計人員的歡迎。
在我擔任企業管理辦公室主任期間，企業改革最時髦的做法，就是由某些政府主管部門出麵搞“拉郎配”，把一部分企業召集在一起，成立企業集團。這樣做，對某些政府部門和企業的領導是有好處的，但是給國家和企業帶來的卻是損失和危害。當時我們廠已經和省內外幾十家企業搞過六次大聯合，成立過“藍箭汽車總廠”、“藍箭汽車集團公司”之類的橫向聯合組織，結果都失敗了，工廠損失數百萬元。就是這樣，上級部門和工廠領導卻仍一意孤行，硬是到昆明租房成立了“雲南省輕型汽車集團公司”，並跑到成都去參加了“西南輕型汽車集團公司”。我經過研究思考，寫了《對雲南發展企業集團的幾點反思》一文，發表在雲南經濟研究所主辦的《經濟問題探索》1988年第11期上，對這種錯誤做法提出了批評。也許就是這篇文章，使我成了“捅馬蜂窩”和犯上作亂的人。然而實踐證明，我當時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西南輕型汽車集團公司垮了，雲南輕型汽車集團公司垮了，藍箭汽車總廠也散夥了。
整個建廠期間，我們的生活都是很艱苦的。到廠後的第一個春節，我們是在馬廄裏度過的。年三十晚，帶家屬的職工都迴自己的小家了，一起來的同學也走得隻剩下我和趙福康、楊文貴我們三人了。廠長薛得勝、副廠長曹福生帶著我們留下來的七八個單身職工，在油毛氈蓋的簡易廚房裏，自己動手包了一頓餃子。我和趙福康、楊文貴，還有衛生所的醫生甘祖旺4人，從初一到初三都沒有走出馬廄，因為外麵下大雪，天氣很冷。我們從食堂裏把定量供應的肉食退了出來，又從附近鎮子的集市上買來3隻大閹雞和一些蔬菜，在馬廄裏生起了晝夜不熄的焦炭火，殺雞燉肉，喝酒玩牌，通宵達旦。可惜這樣的日子，每年隻有三天，其餘時間吃的大多是開水煮白菜。那時，糧食肉食副食什麽都是定量的，每人每月半公斤肉，最多吃兩頓。帶家屬的職工，必須自己到兩公裏遠的鎮食品組去買。食品組每周隻賣一次肉，天一亮就得去排隊，大家看著食品組的王麻子他們慢慢起來，洗臉、燒水、殺豬，豬殺好後，他們還要將最好的肉先割上一塊去炒了喝酒，酒足飯飽才來砍肉。到正式賣肉的時候，一般都快中午十二點了。那年頭買肉，人人都挑肥揀瘦，都希望能夠買到點肥肉當油吃。因此砍到瘦肉的時候，人們一個個都跑開了，砍到肥肉的時候，大家又一窩蜂地擠了上去。排在前麵的一兩點鍾可以買到，排在後麵的要到四五點鍾才能買上，有時肉賣光了還買不上，白排隊一場。由於缺乏油水，糧食定量又低，除了鍛造打鐵的少數工人之外，大多數人的糧食都不夠吃，大家不得不到附近生產隊農民收過的莊稼地裏去刨土豆和撿蠶豆來吃。
後來人們發現了新的食物來源，那就是曲靖壩子裏的魚蝦和泥鰍、黃鱔，周圍山上的斑鳩、野兔和村子裏的麻雀。不但營養價值高，而且是名副其實的山珍海味。
曲靖壩子是雲南眾多的壩子中，為數不多的幾個較大的壩子之一，有珠江的上遊南盤江從壩子中間流過，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可以稱得上是滇東北的明珠，雲南的魚米之鄉。南盤江兩岸，有平展展的稻田和縱橫交錯的排灌溝渠，還有許許多多大小不等的池塘，小的幾畝，大的幾百畝，池塘的水從未幹過。池塘裏生長有大量魚蝦，絕大多數是鯽魚，也有少量鯉魚和草魚。溝渠裏，除了有小魚小蝦之外，邊上還有密密麻麻的黃鱔洞，每個洞裏都有黃鱔。當地農民很不吃這些東西，因此有的鯉魚草魚長到了七八公斤，有的鯽魚長到了七八公兩，黃鱔也有長到兩尺多長的，像長蛇一樣，讓人望而生畏。於是乎，拿魚撈蝦釣黃鱔，便成了廠裏職工們用以謀生的第二職業，每個禮拜天都會有幾百人到壩子中去從事第二職業的工作。
撈蝦的活最簡單，隻要用尼龍絲織個撈兜，到池塘邊或溝渠裏水草密集的方去撈就會有收獲。稻子黃的時候，農民要扒開田埂，讓田裏的水都流到溝渠池塘裏去，放幹田水割稻子。這時隻要用撈兜和篾籮之類的東西，接住扒開的水口，就能接到許多穀花魚和小蝦。
釣黃鱔是最累人的活，要用0。8毫米左右粗細的鋼絲，做成一尺來長的釣鉤，穿上蚯蚓，或蹲或趴在田埂岸邊去釣。一會站起來，一會蹲下去，一天下來，渾身像散了架一樣。釣黃鱔還特別費勁，當黃鱔咬上了鉤，你要將它從洞裏往外拉時，它總是要死命往裏縮，和你相持一段時間後，才會慢慢跟隨你出洞。特別是又粗又長的黃鱔，有的可以和你相持五六分鍾。黃鱔被拉出洞口15公分左右，你就必須馬上將右手食指、中指和無名指形成鉗子把它死死鉗住，否則它一旦掙脫，你就別想再抓住它。剛開始時黃鱔很多，每天可以釣兩三公斤。
釣魚是技術含量極高的活，要想獲得豐收，必須有高超的技術、係統的知識和豐富的經驗。釣魚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各種魚類的生活習性、活動規律，懂得以時間、空間、條件為轉移，在不同的情況下采用不同的方法，才能把魚從水裏釣上來。比如一年中的春、夏、秋、冬四季，一天中的上午、中午、下午，魚的活動進食情況都是不同的，必須隨時調整下鉤的地點、水線的深淺，把鉤放到有魚在的地方，才能釣著魚。池塘裏的魚，江河裏的魚，溝渠裏的魚，它們的生活習性、活動規律也是各不相同的，隻有掌握了不同地點的魚類生活習性和活動規律，采取對症下藥的方法，才能讓他們自覺自願上鉤。還有不同的魚類、不同的季節，它們喜吃的東西也是不一樣的，有時喜歡葷，有時喜歡素，隻有區別不同情況，投其所好，使用不同的魚餌，才能叫它們高高興興上鉤。江裏的魚流動性大，而且比較分散，好釣的時候非常好釣，不好釣的時候一條也釣不著，關鍵是把握時機。最好釣的時機，是下遊的響水大壩下閘關水，江水向上遊倒灌，通江的河溝漲水的時候。這時江裏的魚搶上水，成群結隊往河溝裏跑，到這些通江的河溝裏釣魚，十拿九穩的豐收。池塘裏的魚，相對比較集中，隻要方法得當，一年四季都能釣上魚來。我們一般是春秋釣塘灣草邊沿，夏釣淺灘草窩，冬釣深水草下。在溝渠裏，我們釣的是 “走馬”魚，即撒許多窩子，一個窩子一次隻釣條把魚，邊走邊釣，邊釣邊走，釣完一遍，再走一遍，周而複始。離廠最近的大池塘叫大爛塘，由四五個連通的塘子組成，約三百畝，可同時容納幾百人一起釣魚。開頭那幾年，塘子裏魚很多，一人一天可以釣兩三公斤。以後逐漸下降，七八年後，每天釣半公斤魚都很困難。
曲靖壩子的四周都是山，近山低山是灌木和草叢，遠山高山是森林。森林裏生活著一群群斑鳩，少的幾十隻一群，多的幾百隻一群。每年田裏的稻子收割完後，每天早晚它們都會成群結隊地飛到壩子裏來撿食掉在田裏的穀粒。草叢和灌木叢裏，有許多野兔，它們白天在草叢和灌木叢裏睡覺，晚上出來吃草或偷吃莊稼。壩子中間和邊沿的山腳下，分布著一個個農家村子，小的幾十戶人家，大的上百戶甚至幾百戶人家，村子裏的麻雀成千上萬。開始我們用原始的彈弓打鳥，隻能打麻雀，而且效率很低，一天頂多能打三四十隻。後來用氣槍打，不但能打麻雀，還能打斑鳩，效率也大大提高，一天能打上百隻麻雀。接著發展到用鳥槍打，效率成幾倍、幾十倍提高，不但能打麻雀斑鳩，還能打野兔。
打麻雀隻能在冬天，最好是很冷的下雪天，麻雀餓極了，就會一大群一大群的飛到田裏找食吃。它們密密麻麻地落在田埂上，就像是堆上去似的，把整條田埂都覆蓋住了。隻要用彈丸像碎米一樣大的子彈，順著田埂掃射，一槍準能打下百把隻。
打斑鳩和打麻雀幾乎是同一季節，每天上午七八點和下午四五點，山林裏的斑鳩會像戰場上一架架俯衝掃射的飛機一樣，一群一群的從高山上的樹林裏衝到田裏來找食吃。吃飽過後，它們會先飛到田邊地頭的樹上歇一陣，然後在飛迴途中作一次短暫停歇，最後飛迴到山林裏去。顯然，打斑鳩的最好時機，就是在它們吃飽過後歇在田邊地頭的樹上和飛迴途中停歇的時候。這時候，常常是一棵樹上幾十隻斑鳩密密麻麻地歇在一起，你隻要隱蔽靠近歇滿了斑鳩的樹，朝著樹上大致瞄準開槍，每開一槍都會有三五隻斑鳩落下來。廠裏打斑鳩的老手，是一個叫陳小飛的轉業軍人和他的妻子，夫妻倆一人一支槍，兩人基本上都是百發百中。有一次，他們發現了一個斑鳩飛迴途中停歇的地方，是在離壩子邊沿1公裏左右的小山坡上，哪裏有幾家人家，人家背後孤零零的長著棵大麻櫟樹，10來米高，樹葉都落光了，歇在上麵的斑鳩，每隻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陳小飛夫妻二人很有辦法，他們在大樹上方的土坎上挖了個剛好夠他們二人坐進去的洞，用草把洞口遮擋起來，他們二人則抱著子彈上膛的槍支坐在裏麵，等樹上的斑鳩歇滿了，他們就開一槍。二人輪流著，你一槍我一槍，到了太陽落山時，大麻櫟樹根上堆滿了打死的斑鳩，撿攏來一數，共有97隻，20多公斤，裝了一大麻袋。拿迴家裏，自己吃不完，每家三隻五隻地分了不少給隔壁鄰居。職工手裏的獵槍越來越多，不到五年功夫，成群的斑鳩基本上見不著了，偶爾能見到三五隻，也是遠遠的看見人就飛走了。
打兔子主要在晚上，一年四季都可以打。夜裏兔子被手電光突然照著的時候，十幾秒鍾之內，它會一動不動地蹲在地上，想不起逃跑。這樣我們就像礦工那樣，把手電固定在頭上，手裏握著開關，忽開忽關，滿山照射。一旦照到兔子，舉槍便打，彈無虛發。
在那個年代，人們基本上還沒有什麽自然環保意識，生活又是那樣艱苦，不管天上飛的，地上跑的，還是水裏遊的，隻要能抓到的都會抓來吃，更何況還都是些山珍海味、美味佳肴！我兒子就出生在那個時候，從出生到長大成人，國家一共就供應過兩包奶粉，多半是靠吃野味長大的。那時候，隻要不安排加班，每個禮拜天我都會去釣魚釣黃鱔，釣迴來以後，用洗衣服的大盆養起來，釣一天吃一個禮拜。幾個月大的時候，我們用鯽魚熬湯，用紗布濾去骨刺，再攪進米粉給他吃。稍微長大以後，便直接讓他吃野味的湯和肉。因此，雖然當時生活艱苦，但兒子的生長發育並未受到太大影響。
我的婚姻、家庭，是在雲南機器五廠建立的。我的感情生活，是最單純和最簡單不過的了，我從小靦腆羞澀，和妻子戀愛結婚以前，沒有和其他姑娘真正談過戀愛。記得上小學的時候，有一次在下晚自習迴宿舍的路上，班裏一個女同學從後麵往我衣兜裏塞了幾個熟透的李子，迴到宿舍後我就把它吃了，又甜又香。李子的味道我長久不忘，可姑娘為什麽給我李子的問題，我卻一直不知道去想。同學之間互相開男女配對的玩笑，我也會羞得麵紅耳赤，不好意思再和對方說話，甚至長時間不願理睬人家。小學畢業的時候，聽到母親說要給我物色對象，我急得和母親大吼大叫起來，弄得母親以後再也不敢提及此事。念初中的時候，班上已有同學在半公開的戀愛，可我因為是班長、共青團員，不敢越雷池半步。初中畢業後，才開始有青春的萌動，在縣上進行糧食收購助征員培訓時，認識了一位學姐，迴到糧管所後，我給她寫了第一封愛慕信，她沒迴我信。我到雲南一工校報到時，路過她們那裏，在她們那裏住了一夜，麵談過一次，彼此有所了解。我在路上給她寫了第二封信，一到學校就收到了她的迴信，知道她對我也還是有一定好感的，可是為了我的學業，我們還是中斷了通信。在雲南一工校，班上的女生都是城市女孩，我們這些鄉下的窮小子，當然是碰也不敢去碰了。中專畢業參加工作後，廠裏盡是男孩，女孩鳳毛麟角，像大熊貓一樣珍貴。直到1970年和1971年，廠裏分別從曲靖、宣威、陸良、宜良招進了一批學工，從文山、硯山、邱北招進了一批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一共五六百人，廠裏的女孩才多了起來，我們也才有了戀愛成家的希望與可能。
我妻子龐景雲是雲南文山人，1969年上山下鄉到邱北縣曰者公社插隊落戶，1971年被廠裏從邱北縣招工進廠，分配到安裝連（當時車間叫連）當學工，開刨床，並負責團支部工作。她們剛進廠時，臨時住在我的同事陳毛凡家隔壁，我和她就是在陳毛凡家的飯桌上，經陳毛凡夫婦介紹認識的。1972年成立廠團委，我倆都被選為團委委員，經常在一起開會，我們就慢慢熟悉了起來。那時我任團委副書記，晚上常常會到辦公室刻印些材料，每當這種時候，她就會主動跑來幫著我做些印刷整理裝訂的工作。時間一長，便不知不覺地進入了一種心照不宣，但誰都不講出來，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狀態。我倆的宿舍，距離不到10米，有時我們五六個、七八個同學聚在一起改善生活，我把她也叫來和我們一起吃喝，一起吹牛談天。後來她幹脆買了煤油爐子和鍋灶，我倆一起在她住處開起了小火，當然是她做好飯菜，我吃現成。1975年春節，她母親從安徽來到廠裏看望我們，然後一起迴文山過春節。在文山，她母親、外婆和我們一起把我們的婚事敲定了。她母親走的時候，給我們買了些結婚用的東西，並囑咐我們，迴廠以後，稍做準備，就抓緊時間，簡簡單單地把婚事辦了。那年頭結婚，也確實非常簡單，迴到廠裏後，同學們七手八腳地幫我做了個高低櫃，我自己做了4個小凳子，買了張吃飯的小圓桌，廠裏租給了1間十多平方米的住房和1張雙人床、1張三抽桌、1把靠椅、1個方凳，每月全部租金加水電費不到一塊二毛錢，之後到曲靖城關鎮領了結婚證，就算結婚了。婚禮很簡單，大家坐在一起，吃糖抽煙嗑瓜子，領導講講話，我們唱首歌，也就結束了。雙方的同學朋友、同事領導送的禮物也很簡單，主要是臉盆、毛巾、枕巾、鋁鍋、暖瓶之類的生活用品。也有幾個人、十幾個人湊起來送一個床單或一個澡盆的。婚後她和我一起迴老家，見過了我的母親和妹妹，迴來就一起生活了。
1976年，我們的兒子刀波出生了，生的頭一天妻子都還在上班，從家到車間走了兩個來迴，共走了十來公裏路。早上起來喊肚子疼，送進廠職工醫院觀察，中午轉曲靖婦幼醫院，哎喲——哎喲地從早上8點喊叫到晚上8點都沒能生下來。她一天沒吃沒喝，嘴唇都開裂了，叫的聲音也越來越小，後來簡直變成喘粗氣了。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不知如何是好。我不斷地去問醫生，醫生則對我說，你急也沒用，不到時候孩子是不會出來的。曲靖婦幼醫院是從上海整體搬遷來的，醫院的規章製度非常嚴格，晚上7點我被護士趕出了病房，9點被工作人員從病房外的走廊上趕出了大門，我隻好到隔壁的旅館住下。這一天晚上我徹夜未眠，天一亮便馬上跑到醫院，值班人員不讓進，說探視病人要到 9點後才準進。我坐立不安地等了整整兩個小時，9點跑到婦產科一問，醫生告訴我說，昨天晚上11點45分生了，住在某某號病房。我馬上跑到病房，妻子對我說的第句話是“生了個兒子，我現在又餓又累又渴”。我說不出來當時是什麽心情，有高興，有愧疚，有後怕，有感動，還有對將來莫名其妙的憂愁。我說：“你等一下，我去給你煮雞蛋！”提上雞蛋和紅糖就往夥房跑。後來妻子才慢慢跟我講，我們這次是難產，醫生不但動用了產鉗，還動用了手術刀，使我更加感到後怕。她還和我講，孩子一生下來，她突然就感到渾身輕鬆，又想吃東西，又想喝水，可我卻不在她身旁。直到被醫生護士推進病房後，她才請鄰床的一個產婦給她倒了兩大碗冷開水喝。這次陪妻子生產，給我的最大感受就是，做女人真不容易，母親最偉大！我不能讓妻子再生孩子了！1979年廠裏給了我們生育第二胎的指標，我們不但沒有再生，而且馬上辦領了獨生子女證。
我們的兒子小的時候，是個聰明伶俐、非常懂事的孩子。1980年，他還不到4歲時，他奶奶病重住院，因為從生下來他奶奶都沒見過他，於是我決意帶他趕迴老家看望奶奶，讓奶奶看看自己的小孫子。那時候從昆明到我們老家的公路還是很窄的碎石路，汽車要走四天半。迴去的時候，我們從昆明坐飛機到思茅，從思茅坐汽車到家，少坐了三天汽車，還不覺得怎麽累。可是迴來的時候，從老家抱著他坐四天半汽車到昆明，可就把我累壞了。特別是第四天晚上到玉溪住下的時候，我累得躺到床上就起不來。當我躺在床上閉目養神的時候，兒子悄悄拿上漱口缸，從4樓找到2 樓，在2樓的保溫桶裏接了一缸開水抬上來給我喝。聽到兒子喊“爸爸喝水”的聲音，我睜開眼一看，見他雙手捧著口缸站在床邊，便問他從哪裏打來的水，他說是從樓下的桶裏接的。三歲多的兒子，讓我感動得差點掉下淚來。他長到六歲零兩個月時，趕上廠子弟小學招生報名，學校規定滿7歲的可以直接入學，不滿7歲的要進行測試。測試時，老師先是讓他寫父親、母親和他自己的名字，然後讓他寫出1—100的阿拉伯數字並做兩道最簡單的加減算術題。寫名字沒問題，做算術也沒問題，可寫阿拉伯數字的時候，寫到九十幾眼淚就掉下來了，但他還是含淚寫到了一百。他順利通過了測試，六歲零兩個月上了小學一年級。讀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她媽媽有時會給他5分或1毛零花錢，有一天中午我下班迴家，路上鋪滿了冰雪，遠遠看見他背著書包走在前麵，兩隻手被凍得通紅，抓著兩個蘿卜，高高地舉在肩膀之上，艱難地往家裏走。我以為他又是在幫哪個老師拿菜，追上去就叫他把蘿卜丟掉，可他卻對我說：“這是我用媽媽給我的1角錢買的，我見家裏沒有菜了。” 我的心像被刀子戳了一樣的疼，趕緊把他抱上單車往家推。每天中午和下午，我們下班都要比他們放學晚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等我們迴到家，經常是兒子已經把飯都煮好了，有時是菜也做好了。但畢竟是六七歲的小孩，有時會把飯燒糊了，如果糊得不太厲害，還還可以吃的話，他會剝幾瓣大蒜插在飯裏，這樣糊味就沒了。如果糊得太厲害，沒法吃了，他就會把它倒了重新煮一鍋。每次吃糊飯的時候，他都搶著糊鍋巴吃，說鍋巴香。他的拿手菜是炒土豆和蒜葉炒雞蛋，切不來土豆絲，他就炒土豆片，蒜葉炒雞蛋，他隻要蒜的葉不要杆，第一次炒的時候，一上桌我就問他：“小波這蒜葉你洗過了沒有？”“啊呀我忘記洗啦！”他很不好意思地說。我一邊說“以後可別再忘記了”，一邊大口大口地吃了起來。這類事情，我們從來不責怪他，隻是耐心地教他和鼓勵他。因此他什麽事情都喜歡學喜歡做，七八歲就有本事用自行車把50斤大米從兩公裏遠的糧管所拉迴家來。
自從有了孩子以後，我們的經濟就越來越困難了。那時我們夫妻二人每月的工資加起來隻有70多元，我有60多歲老母，她有80多歲外婆，我們都得照顧。每到月底的時候，經常是扳著指頭過日子，一分錢一分錢的計算著花。我抽“金沙江”牌香煙，每包兩毛八分錢，商定是每月15包，10天買一次，每次買5包。然而，經常都是上一旬接不著下一旬，特別是到了月底，離發工資還有兩三天的時候，基本上都是我斷煙的時候，這時妻子會從僅剩下的塊把錢中拿出三毛錢給我買包煙，然後將剩下的幾毛錢平分作每頓的菜金，將就每頓的菜金買菜。為了克服經濟困難，我壘了雞窩，用糧店每月按10%搭配來的苞穀雜糧養雞。我們的住處，房前屋後的荒地空地較多，長滿野草，還連著廠裏的蘋果園，養雞很方便。每天隻需喂它少許苞穀放出去，它就會到處去找食吃。我自己用母雞孵小雞，一窩能孵出十多隻小雞來。我的雞窩裏，經常保持有五六隻大雞，十多隻小雞，每天可以收獲兩三枚雞蛋。廠裏許多人家都這樣，自己動手，改善生活。
雲南機器五廠是在文革中建設起來的，文革期間的一係列政治運動，對工廠的生產建設不可能不產生嚴重幹擾。但是由於廠主要黨政領導幹部、技術幹部都是些軍隊和地方的老革命，他們中有的人過去曾與日本人拚過刺刀，有的人曾在太行山兵工廠裏造過槍炮，有高度的事業心和責任感。在他們的主導下，文革的幹擾和影響被降到了最小，使工廠能夠順利建成投產並快速發展。
文革初期，中央有規定，軍事工廠隻進行正麵宣傳教育，不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文革運動對建廠的幹擾主要還是交通中斷、通訊不暢、全國生產工作秩序不正常等外部環境的影響。雲機五廠真正的文革運動，是到了1969年1月9日，全省搞劃線站隊時才正式開始的。當時的省革委會主任譚輔仁，一到雲南就幹了幾件轟動全省的大事：一是在全省大搞劃線站隊，把一派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遊街示眾，捆綁吊打，打死打傷打殘很多人。二是大搞圍海造田，差點把美麗的高原明珠滇池給毀掉了。三是拆毀了好端端的一個工人文化宮，用以修建紅太陽廣場。譚輔仁給雲南帶來的是災難、死亡和毀滅。特別是他搞的劃線站隊，在雲南演出了一場“君子之怒，伏屍百萬，血流千裏”，“布衣之怒，伏屍二人，血流五步”的曆史悲劇，他最終被人用槍打死，和成千上萬被劃線站
1985年，經工廠和省國防科工辦推薦，我考入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國民經濟管理專科班學習。1987年畢業迴廠，被評聘為經濟師，擔任廠企業管理辦公室主任。在廠長李慶芳和總工程師張學之的領導和大力支持下，我和辦公室六七個同誌花大力氣抓了企業管理標準、工作標準的製定實施和以技術標準、管理標準、工作標準為主要內容的企業標準體係建設，同時也抓了以計算機輔助企業管理為重點的企業現代化管理推廣工作。首先，我們提出了我廠標準體係的結構類型和層次意見（後來發表在雲南省標準計量局、雲南計量測試學會、雲南省標準化協會主辦的《雲南標準計量與質量》雜誌1990年第4期上），然後發動和組織全廠所有單位、部門分別擬訂提出本單位、本部門的工作標準及每個幹部職工的崗位工作標準，經企業管理辦公室修改審定後，由廠長批準發布實施。這項工作在廠裏是一項龐大複雜的工作，須製定管理標準、工作標準幾千個。遺憾的是直到1990年 12月我離開工廠的時候，也沒能把它做完。推行現代化管理，主要是使用計算進行財務管理。我們的計算機技術人員，到開遠鐵路局、昆明南天計算機生產廠進行了認真地考察學習，並結合我廠實際，編製了我廠財務管理係統軟件，同時對全廠會計、統計和辦事員進行了計算機操作使用培訓。在此基礎上，我們推廣了使用計算機對企業的成本核算、財務收支、統計報表進行管理，大大減少了財務統計人的工作量和工作差錯，提高了工作效率，很受財務統計人員的歡迎。
在我擔任企業管理辦公室主任期間，企業改革最時髦的做法，就是由某些政府主管部門出麵搞“拉郎配”，把一部分企業召集在一起，成立企業集團。這樣做，對某些政府部門和企業的領導是有好處的，但是給國家和企業帶來的卻是損失和危害。當時我們廠已經和省內外幾十家企業搞過六次大聯合，成立過“藍箭汽車總廠”、“藍箭汽車集團公司”之類的橫向聯合組織，結果都失敗了，工廠損失數百萬元。就是這樣，上級部門和工廠領導卻仍一意孤行，硬是到昆明租房成立了“雲南省輕型汽車集團公司”，並跑到成都去參加了“西南輕型汽車集團公司”。我經過研究思考，寫了《對雲南發展企業集團的幾點反思》一文，發表在雲南經濟研究所主辦的《經濟問題探索》1988年第11期上，對這種錯誤做法提出了批評。也許就是這篇文章，使我成了“捅馬蜂窩”和犯上作亂的人。然而實踐證明，我當時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西南輕型汽車集團公司垮了，雲南輕型汽車集團公司垮了，藍箭汽車總廠也散夥了。
整個建廠期間，我們的生活都是很艱苦的。到廠後的第一個春節，我們是在馬廄裏度過的。年三十晚，帶家屬的職工都迴自己的小家了，一起來的同學也走得隻剩下我和趙福康、楊文貴我們三人了。廠長薛得勝、副廠長曹福生帶著我們留下來的七八個單身職工，在油毛氈蓋的簡易廚房裏，自己動手包了一頓餃子。我和趙福康、楊文貴，還有衛生所的醫生甘祖旺4人，從初一到初三都沒有走出馬廄，因為外麵下大雪，天氣很冷。我們從食堂裏把定量供應的肉食退了出來，又從附近鎮子的集市上買來3隻大閹雞和一些蔬菜，在馬廄裏生起了晝夜不熄的焦炭火，殺雞燉肉，喝酒玩牌，通宵達旦。可惜這樣的日子，每年隻有三天，其餘時間吃的大多是開水煮白菜。那時，糧食肉食副食什麽都是定量的，每人每月半公斤肉，最多吃兩頓。帶家屬的職工，必須自己到兩公裏遠的鎮食品組去買。食品組每周隻賣一次肉，天一亮就得去排隊，大家看著食品組的王麻子他們慢慢起來，洗臉、燒水、殺豬，豬殺好後，他們還要將最好的肉先割上一塊去炒了喝酒，酒足飯飽才來砍肉。到正式賣肉的時候，一般都快中午十二點了。那年頭買肉，人人都挑肥揀瘦，都希望能夠買到點肥肉當油吃。因此砍到瘦肉的時候，人們一個個都跑開了，砍到肥肉的時候，大家又一窩蜂地擠了上去。排在前麵的一兩點鍾可以買到，排在後麵的要到四五點鍾才能買上，有時肉賣光了還買不上，白排隊一場。由於缺乏油水，糧食定量又低，除了鍛造打鐵的少數工人之外，大多數人的糧食都不夠吃，大家不得不到附近生產隊農民收過的莊稼地裏去刨土豆和撿蠶豆來吃。
後來人們發現了新的食物來源，那就是曲靖壩子裏的魚蝦和泥鰍、黃鱔，周圍山上的斑鳩、野兔和村子裏的麻雀。不但營養價值高，而且是名副其實的山珍海味。
曲靖壩子是雲南眾多的壩子中，為數不多的幾個較大的壩子之一，有珠江的上遊南盤江從壩子中間流過，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可以稱得上是滇東北的明珠，雲南的魚米之鄉。南盤江兩岸，有平展展的稻田和縱橫交錯的排灌溝渠，還有許許多多大小不等的池塘，小的幾畝，大的幾百畝，池塘的水從未幹過。池塘裏生長有大量魚蝦，絕大多數是鯽魚，也有少量鯉魚和草魚。溝渠裏，除了有小魚小蝦之外，邊上還有密密麻麻的黃鱔洞，每個洞裏都有黃鱔。當地農民很不吃這些東西，因此有的鯉魚草魚長到了七八公斤，有的鯽魚長到了七八公兩，黃鱔也有長到兩尺多長的，像長蛇一樣，讓人望而生畏。於是乎，拿魚撈蝦釣黃鱔，便成了廠裏職工們用以謀生的第二職業，每個禮拜天都會有幾百人到壩子中去從事第二職業的工作。
撈蝦的活最簡單，隻要用尼龍絲織個撈兜，到池塘邊或溝渠裏水草密集的方去撈就會有收獲。稻子黃的時候，農民要扒開田埂，讓田裏的水都流到溝渠池塘裏去，放幹田水割稻子。這時隻要用撈兜和篾籮之類的東西，接住扒開的水口，就能接到許多穀花魚和小蝦。
釣黃鱔是最累人的活，要用0。8毫米左右粗細的鋼絲，做成一尺來長的釣鉤，穿上蚯蚓，或蹲或趴在田埂岸邊去釣。一會站起來，一會蹲下去，一天下來，渾身像散了架一樣。釣黃鱔還特別費勁，當黃鱔咬上了鉤，你要將它從洞裏往外拉時，它總是要死命往裏縮，和你相持一段時間後，才會慢慢跟隨你出洞。特別是又粗又長的黃鱔，有的可以和你相持五六分鍾。黃鱔被拉出洞口15公分左右，你就必須馬上將右手食指、中指和無名指形成鉗子把它死死鉗住，否則它一旦掙脫，你就別想再抓住它。剛開始時黃鱔很多，每天可以釣兩三公斤。
釣魚是技術含量極高的活，要想獲得豐收，必須有高超的技術、係統的知識和豐富的經驗。釣魚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各種魚類的生活習性、活動規律，懂得以時間、空間、條件為轉移，在不同的情況下采用不同的方法，才能把魚從水裏釣上來。比如一年中的春、夏、秋、冬四季，一天中的上午、中午、下午，魚的活動進食情況都是不同的，必須隨時調整下鉤的地點、水線的深淺，把鉤放到有魚在的地方，才能釣著魚。池塘裏的魚，江河裏的魚，溝渠裏的魚，它們的生活習性、活動規律也是各不相同的，隻有掌握了不同地點的魚類生活習性和活動規律，采取對症下藥的方法，才能讓他們自覺自願上鉤。還有不同的魚類、不同的季節，它們喜吃的東西也是不一樣的，有時喜歡葷，有時喜歡素，隻有區別不同情況，投其所好，使用不同的魚餌，才能叫它們高高興興上鉤。江裏的魚流動性大，而且比較分散，好釣的時候非常好釣，不好釣的時候一條也釣不著，關鍵是把握時機。最好釣的時機，是下遊的響水大壩下閘關水，江水向上遊倒灌，通江的河溝漲水的時候。這時江裏的魚搶上水，成群結隊往河溝裏跑，到這些通江的河溝裏釣魚，十拿九穩的豐收。池塘裏的魚，相對比較集中，隻要方法得當，一年四季都能釣上魚來。我們一般是春秋釣塘灣草邊沿，夏釣淺灘草窩，冬釣深水草下。在溝渠裏，我們釣的是 “走馬”魚，即撒許多窩子，一個窩子一次隻釣條把魚，邊走邊釣，邊釣邊走，釣完一遍，再走一遍，周而複始。離廠最近的大池塘叫大爛塘，由四五個連通的塘子組成，約三百畝，可同時容納幾百人一起釣魚。開頭那幾年，塘子裏魚很多，一人一天可以釣兩三公斤。以後逐漸下降，七八年後，每天釣半公斤魚都很困難。
曲靖壩子的四周都是山，近山低山是灌木和草叢，遠山高山是森林。森林裏生活著一群群斑鳩，少的幾十隻一群，多的幾百隻一群。每年田裏的稻子收割完後，每天早晚它們都會成群結隊地飛到壩子裏來撿食掉在田裏的穀粒。草叢和灌木叢裏，有許多野兔，它們白天在草叢和灌木叢裏睡覺，晚上出來吃草或偷吃莊稼。壩子中間和邊沿的山腳下，分布著一個個農家村子，小的幾十戶人家，大的上百戶甚至幾百戶人家，村子裏的麻雀成千上萬。開始我們用原始的彈弓打鳥，隻能打麻雀，而且效率很低，一天頂多能打三四十隻。後來用氣槍打，不但能打麻雀，還能打斑鳩，效率也大大提高，一天能打上百隻麻雀。接著發展到用鳥槍打，效率成幾倍、幾十倍提高，不但能打麻雀斑鳩，還能打野兔。
打麻雀隻能在冬天，最好是很冷的下雪天，麻雀餓極了，就會一大群一大群的飛到田裏找食吃。它們密密麻麻地落在田埂上，就像是堆上去似的，把整條田埂都覆蓋住了。隻要用彈丸像碎米一樣大的子彈，順著田埂掃射，一槍準能打下百把隻。
打斑鳩和打麻雀幾乎是同一季節，每天上午七八點和下午四五點，山林裏的斑鳩會像戰場上一架架俯衝掃射的飛機一樣，一群一群的從高山上的樹林裏衝到田裏來找食吃。吃飽過後，它們會先飛到田邊地頭的樹上歇一陣，然後在飛迴途中作一次短暫停歇，最後飛迴到山林裏去。顯然，打斑鳩的最好時機，就是在它們吃飽過後歇在田邊地頭的樹上和飛迴途中停歇的時候。這時候，常常是一棵樹上幾十隻斑鳩密密麻麻地歇在一起，你隻要隱蔽靠近歇滿了斑鳩的樹，朝著樹上大致瞄準開槍，每開一槍都會有三五隻斑鳩落下來。廠裏打斑鳩的老手，是一個叫陳小飛的轉業軍人和他的妻子，夫妻倆一人一支槍，兩人基本上都是百發百中。有一次，他們發現了一個斑鳩飛迴途中停歇的地方，是在離壩子邊沿1公裏左右的小山坡上，哪裏有幾家人家，人家背後孤零零的長著棵大麻櫟樹，10來米高，樹葉都落光了，歇在上麵的斑鳩，每隻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陳小飛夫妻二人很有辦法，他們在大樹上方的土坎上挖了個剛好夠他們二人坐進去的洞，用草把洞口遮擋起來，他們二人則抱著子彈上膛的槍支坐在裏麵，等樹上的斑鳩歇滿了，他們就開一槍。二人輪流著，你一槍我一槍，到了太陽落山時，大麻櫟樹根上堆滿了打死的斑鳩，撿攏來一數，共有97隻，20多公斤，裝了一大麻袋。拿迴家裏，自己吃不完，每家三隻五隻地分了不少給隔壁鄰居。職工手裏的獵槍越來越多，不到五年功夫，成群的斑鳩基本上見不著了，偶爾能見到三五隻，也是遠遠的看見人就飛走了。
打兔子主要在晚上，一年四季都可以打。夜裏兔子被手電光突然照著的時候，十幾秒鍾之內，它會一動不動地蹲在地上，想不起逃跑。這樣我們就像礦工那樣，把手電固定在頭上，手裏握著開關，忽開忽關，滿山照射。一旦照到兔子，舉槍便打，彈無虛發。
在那個年代，人們基本上還沒有什麽自然環保意識，生活又是那樣艱苦，不管天上飛的，地上跑的，還是水裏遊的，隻要能抓到的都會抓來吃，更何況還都是些山珍海味、美味佳肴！我兒子就出生在那個時候，從出生到長大成人，國家一共就供應過兩包奶粉，多半是靠吃野味長大的。那時候，隻要不安排加班，每個禮拜天我都會去釣魚釣黃鱔，釣迴來以後，用洗衣服的大盆養起來，釣一天吃一個禮拜。幾個月大的時候，我們用鯽魚熬湯，用紗布濾去骨刺，再攪進米粉給他吃。稍微長大以後，便直接讓他吃野味的湯和肉。因此，雖然當時生活艱苦，但兒子的生長發育並未受到太大影響。
我的婚姻、家庭，是在雲南機器五廠建立的。我的感情生活，是最單純和最簡單不過的了，我從小靦腆羞澀，和妻子戀愛結婚以前，沒有和其他姑娘真正談過戀愛。記得上小學的時候，有一次在下晚自習迴宿舍的路上，班裏一個女同學從後麵往我衣兜裏塞了幾個熟透的李子，迴到宿舍後我就把它吃了，又甜又香。李子的味道我長久不忘，可姑娘為什麽給我李子的問題，我卻一直不知道去想。同學之間互相開男女配對的玩笑，我也會羞得麵紅耳赤，不好意思再和對方說話，甚至長時間不願理睬人家。小學畢業的時候，聽到母親說要給我物色對象，我急得和母親大吼大叫起來，弄得母親以後再也不敢提及此事。念初中的時候，班上已有同學在半公開的戀愛，可我因為是班長、共青團員，不敢越雷池半步。初中畢業後，才開始有青春的萌動，在縣上進行糧食收購助征員培訓時，認識了一位學姐，迴到糧管所後，我給她寫了第一封愛慕信，她沒迴我信。我到雲南一工校報到時，路過她們那裏，在她們那裏住了一夜，麵談過一次，彼此有所了解。我在路上給她寫了第二封信，一到學校就收到了她的迴信，知道她對我也還是有一定好感的，可是為了我的學業，我們還是中斷了通信。在雲南一工校，班上的女生都是城市女孩，我們這些鄉下的窮小子，當然是碰也不敢去碰了。中專畢業參加工作後，廠裏盡是男孩，女孩鳳毛麟角，像大熊貓一樣珍貴。直到1970年和1971年，廠裏分別從曲靖、宣威、陸良、宜良招進了一批學工，從文山、硯山、邱北招進了一批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一共五六百人，廠裏的女孩才多了起來，我們也才有了戀愛成家的希望與可能。
我妻子龐景雲是雲南文山人，1969年上山下鄉到邱北縣曰者公社插隊落戶，1971年被廠裏從邱北縣招工進廠，分配到安裝連（當時車間叫連）當學工，開刨床，並負責團支部工作。她們剛進廠時，臨時住在我的同事陳毛凡家隔壁，我和她就是在陳毛凡家的飯桌上，經陳毛凡夫婦介紹認識的。1972年成立廠團委，我倆都被選為團委委員，經常在一起開會，我們就慢慢熟悉了起來。那時我任團委副書記，晚上常常會到辦公室刻印些材料，每當這種時候，她就會主動跑來幫著我做些印刷整理裝訂的工作。時間一長，便不知不覺地進入了一種心照不宣，但誰都不講出來，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狀態。我倆的宿舍，距離不到10米，有時我們五六個、七八個同學聚在一起改善生活，我把她也叫來和我們一起吃喝，一起吹牛談天。後來她幹脆買了煤油爐子和鍋灶，我倆一起在她住處開起了小火，當然是她做好飯菜，我吃現成。1975年春節，她母親從安徽來到廠裏看望我們，然後一起迴文山過春節。在文山，她母親、外婆和我們一起把我們的婚事敲定了。她母親走的時候，給我們買了些結婚用的東西，並囑咐我們，迴廠以後，稍做準備，就抓緊時間，簡簡單單地把婚事辦了。那年頭結婚，也確實非常簡單，迴到廠裏後，同學們七手八腳地幫我做了個高低櫃，我自己做了4個小凳子，買了張吃飯的小圓桌，廠裏租給了1間十多平方米的住房和1張雙人床、1張三抽桌、1把靠椅、1個方凳，每月全部租金加水電費不到一塊二毛錢，之後到曲靖城關鎮領了結婚證，就算結婚了。婚禮很簡單，大家坐在一起，吃糖抽煙嗑瓜子，領導講講話，我們唱首歌，也就結束了。雙方的同學朋友、同事領導送的禮物也很簡單，主要是臉盆、毛巾、枕巾、鋁鍋、暖瓶之類的生活用品。也有幾個人、十幾個人湊起來送一個床單或一個澡盆的。婚後她和我一起迴老家，見過了我的母親和妹妹，迴來就一起生活了。
1976年，我們的兒子刀波出生了，生的頭一天妻子都還在上班，從家到車間走了兩個來迴，共走了十來公裏路。早上起來喊肚子疼，送進廠職工醫院觀察，中午轉曲靖婦幼醫院，哎喲——哎喲地從早上8點喊叫到晚上8點都沒能生下來。她一天沒吃沒喝，嘴唇都開裂了，叫的聲音也越來越小，後來簡直變成喘粗氣了。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不知如何是好。我不斷地去問醫生，醫生則對我說，你急也沒用，不到時候孩子是不會出來的。曲靖婦幼醫院是從上海整體搬遷來的，醫院的規章製度非常嚴格，晚上7點我被護士趕出了病房，9點被工作人員從病房外的走廊上趕出了大門，我隻好到隔壁的旅館住下。這一天晚上我徹夜未眠，天一亮便馬上跑到醫院，值班人員不讓進，說探視病人要到 9點後才準進。我坐立不安地等了整整兩個小時，9點跑到婦產科一問，醫生告訴我說，昨天晚上11點45分生了，住在某某號病房。我馬上跑到病房，妻子對我說的第句話是“生了個兒子，我現在又餓又累又渴”。我說不出來當時是什麽心情，有高興，有愧疚，有後怕，有感動，還有對將來莫名其妙的憂愁。我說：“你等一下，我去給你煮雞蛋！”提上雞蛋和紅糖就往夥房跑。後來妻子才慢慢跟我講，我們這次是難產，醫生不但動用了產鉗，還動用了手術刀，使我更加感到後怕。她還和我講，孩子一生下來，她突然就感到渾身輕鬆，又想吃東西，又想喝水，可我卻不在她身旁。直到被醫生護士推進病房後，她才請鄰床的一個產婦給她倒了兩大碗冷開水喝。這次陪妻子生產，給我的最大感受就是，做女人真不容易，母親最偉大！我不能讓妻子再生孩子了！1979年廠裏給了我們生育第二胎的指標，我們不但沒有再生，而且馬上辦領了獨生子女證。
我們的兒子小的時候，是個聰明伶俐、非常懂事的孩子。1980年，他還不到4歲時，他奶奶病重住院，因為從生下來他奶奶都沒見過他，於是我決意帶他趕迴老家看望奶奶，讓奶奶看看自己的小孫子。那時候從昆明到我們老家的公路還是很窄的碎石路，汽車要走四天半。迴去的時候，我們從昆明坐飛機到思茅，從思茅坐汽車到家，少坐了三天汽車，還不覺得怎麽累。可是迴來的時候，從老家抱著他坐四天半汽車到昆明，可就把我累壞了。特別是第四天晚上到玉溪住下的時候，我累得躺到床上就起不來。當我躺在床上閉目養神的時候，兒子悄悄拿上漱口缸，從4樓找到2 樓，在2樓的保溫桶裏接了一缸開水抬上來給我喝。聽到兒子喊“爸爸喝水”的聲音，我睜開眼一看，見他雙手捧著口缸站在床邊，便問他從哪裏打來的水，他說是從樓下的桶裏接的。三歲多的兒子，讓我感動得差點掉下淚來。他長到六歲零兩個月時，趕上廠子弟小學招生報名，學校規定滿7歲的可以直接入學，不滿7歲的要進行測試。測試時，老師先是讓他寫父親、母親和他自己的名字，然後讓他寫出1—100的阿拉伯數字並做兩道最簡單的加減算術題。寫名字沒問題，做算術也沒問題，可寫阿拉伯數字的時候，寫到九十幾眼淚就掉下來了，但他還是含淚寫到了一百。他順利通過了測試，六歲零兩個月上了小學一年級。讀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她媽媽有時會給他5分或1毛零花錢，有一天中午我下班迴家，路上鋪滿了冰雪，遠遠看見他背著書包走在前麵，兩隻手被凍得通紅，抓著兩個蘿卜，高高地舉在肩膀之上，艱難地往家裏走。我以為他又是在幫哪個老師拿菜，追上去就叫他把蘿卜丟掉，可他卻對我說：“這是我用媽媽給我的1角錢買的，我見家裏沒有菜了。” 我的心像被刀子戳了一樣的疼，趕緊把他抱上單車往家推。每天中午和下午，我們下班都要比他們放學晚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等我們迴到家，經常是兒子已經把飯都煮好了，有時是菜也做好了。但畢竟是六七歲的小孩，有時會把飯燒糊了，如果糊得不太厲害，還還可以吃的話，他會剝幾瓣大蒜插在飯裏，這樣糊味就沒了。如果糊得太厲害，沒法吃了，他就會把它倒了重新煮一鍋。每次吃糊飯的時候，他都搶著糊鍋巴吃，說鍋巴香。他的拿手菜是炒土豆和蒜葉炒雞蛋，切不來土豆絲，他就炒土豆片，蒜葉炒雞蛋，他隻要蒜的葉不要杆，第一次炒的時候，一上桌我就問他：“小波這蒜葉你洗過了沒有？”“啊呀我忘記洗啦！”他很不好意思地說。我一邊說“以後可別再忘記了”，一邊大口大口地吃了起來。這類事情，我們從來不責怪他，隻是耐心地教他和鼓勵他。因此他什麽事情都喜歡學喜歡做，七八歲就有本事用自行車把50斤大米從兩公裏遠的糧管所拉迴家來。
自從有了孩子以後，我們的經濟就越來越困難了。那時我們夫妻二人每月的工資加起來隻有70多元，我有60多歲老母，她有80多歲外婆，我們都得照顧。每到月底的時候，經常是扳著指頭過日子，一分錢一分錢的計算著花。我抽“金沙江”牌香煙，每包兩毛八分錢，商定是每月15包，10天買一次，每次買5包。然而，經常都是上一旬接不著下一旬，特別是到了月底，離發工資還有兩三天的時候，基本上都是我斷煙的時候，這時妻子會從僅剩下的塊把錢中拿出三毛錢給我買包煙，然後將剩下的幾毛錢平分作每頓的菜金，將就每頓的菜金買菜。為了克服經濟困難，我壘了雞窩，用糧店每月按10%搭配來的苞穀雜糧養雞。我們的住處，房前屋後的荒地空地較多，長滿野草，還連著廠裏的蘋果園，養雞很方便。每天隻需喂它少許苞穀放出去，它就會到處去找食吃。我自己用母雞孵小雞，一窩能孵出十多隻小雞來。我的雞窩裏，經常保持有五六隻大雞，十多隻小雞，每天可以收獲兩三枚雞蛋。廠裏許多人家都這樣，自己動手，改善生活。
雲南機器五廠是在文革中建設起來的，文革期間的一係列政治運動，對工廠的生產建設不可能不產生嚴重幹擾。但是由於廠主要黨政領導幹部、技術幹部都是些軍隊和地方的老革命，他們中有的人過去曾與日本人拚過刺刀，有的人曾在太行山兵工廠裏造過槍炮，有高度的事業心和責任感。在他們的主導下，文革的幹擾和影響被降到了最小，使工廠能夠順利建成投產並快速發展。
文革初期，中央有規定，軍事工廠隻進行正麵宣傳教育，不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文革運動對建廠的幹擾主要還是交通中斷、通訊不暢、全國生產工作秩序不正常等外部環境的影響。雲機五廠真正的文革運動，是到了1969年1月9日，全省搞劃線站隊時才正式開始的。當時的省革委會主任譚輔仁，一到雲南就幹了幾件轟動全省的大事：一是在全省大搞劃線站隊，把一派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遊街示眾，捆綁吊打，打死打傷打殘很多人。二是大搞圍海造田，差點把美麗的高原明珠滇池給毀掉了。三是拆毀了好端端的一個工人文化宮，用以修建紅太陽廣場。譚輔仁給雲南帶來的是災難、死亡和毀滅。特別是他搞的劃線站隊，在雲南演出了一場“君子之怒，伏屍百萬，血流千裏”，“布衣之怒，伏屍二人，血流五步”的曆史悲劇，他最終被人用槍打死，和成千上萬被劃線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