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鎮沅縣第一中學
1960年10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剛從地裏收工迴家，村裏就有人跑來對我說，學校的李興美老師讓我晚飯後到學校去一趟，不知道有什麽事情。李興美老師是我的班主任，他叫我去學校一定是有什要緊事情，於是丟下飯碗我就急急忙忙跑到了學校。李老師見了我，第一句話就是問我怎麽沒有去讀書，當他聽到我說我父親剛去世，妹妹在讀三年級，家裏隻有母親一人，我不能丟下母親和妹妹不管的時候，他對我說：“今年參加全思茅地區統考，你是我們裏崴的第一名，你的學習成績比誰都好，這下你又考上了中學，不去讀真是太可惜了。不管家裏怎麽困難，你還是要繼續讀書，這樣你將來對國家才會有更多用處，你也才會有更好的前途。你的情況我和周校長也說了，他的意見也是要叫你繼續去讀書。”說完之後，他就把我帶到了周安平校長那裏。周校長拿出一個信封和一件舊絨衣對我說：“李老師都和你說了吧？我們覺得你能考上中學不容易，機會難得，你現在必須去上學。我和李老師給你湊了點學費，你現在就到公社去把手續辦了，盡快到學校報到。”我拿了東西就往公社跑，半路上打開信封，裏麵裝的是一張辦理入學手續的介紹和12元錢。公社蘇秘書也說我應該去讀書，並立即為我辦好了一切手續。我心裏既高興又擔心，高興的是我又能繼續念書了，擔心的是我走了以後母親和妹妹怎麽辦？迴到家裏，母親一聽說我還是要去念書，滿臉憂愁的對我說：“孩子，我也不是不想讓你繼續念書，隻是家裏太困難了，房子沒有一間，擠住在叔叔家裏，你妹妹也還在念書，我是無論如何都供不起你們的。”我對母親說，我到學校可以申請助學金，禮拜天再找點事做做，我完全可以自己管自己，不用她再為我操心什麽，她隻要照管好妹妹就可以了。叔叔非常支持我繼續念書，他對母親說：“嫂子，人家周校長、李老師把學費都給了，還送了衣服，咱們還有什麽可說的，一定不能辜負周校長、李老師的一片好心。你就放心好了，我親自把侄兒送到學校去。”按照學校錄取通知書要求，每個新生都要帶著一把鋤頭、一把柴刀及挑柴的繩子扁擔去報到，因為要經常參加勞動。於是叔叔幫我挑著簡單行裏，我扛著把鋤頭，走了50裏的山路，就到學校報到去了。
我到學校報到時，開學已近兩個月，落下了差不多半個學期的課程。學校領導將我插到初十六班學習，並對我說，最好是能趕上去，如果趕不上去，就隻好留級，別人讀三年我讀四年。我沒說什麽，隻是在心裏暗下決心，我非趕上去不可！於是我放棄了很多閑暇玩樂時間，分分秒秒地抓緊時間補課，不懂的就問老師和同學，硬是用半學期的時間學完了一學期的課程，期末考試全部及格。
我們這一屆裏崴的小學畢業生中，考上鎮沅一中的有我和大山的楊正作、文奪的劉大深、新街的李中久、李耀良、羅有維共6人。學校放假的時候，我們一般都很少6人一起迴家、一起返校，因為迴家的時候有的想早走，有的想晚走，返校的時候住地分散，難得約在一起，多數時候都隻有兩三個人一起走，一個人獨自走的時候也不少。從裏崴到鎮沅，有整整50公裏路程，其中裏崴到猛大18公裏，沒有公路；猛大到鎮沅32公裏，有公路，但一年四季絕大多數時候都見不到汽車。幾個人一起走的時候，我們都走小路，因為走小路直。一個人獨自走的時候，就不敢都走小路了。從裏崴到猛大，全程沿著猛統河東岸的山間小路走，有個地方叫“新村大丫口”，解放前經常發生搶劫殺害過路人的事情。從猛大到鎮沅途中，有個叫“殺人場”的地方，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山高林密，不見天日，樹幹上長著青苔滴著水，十分陰森恐怖。解放前，經常有來往的生意人在這裏被搶或被殺。迴家時大家都是急急忙忙地，走得也很快，早上7點上路，下午5點就能到家。返校時大家往往是慢騰騰地，8點多才上路，加上挑著東西，一路走走歇歇，一般都要到晚上9點左右才能迴到學校。有好幾次我都是一個人迴家，一個人返校，走到離家或學校十公裏左右的地方天就黑了，隻好和趕馬的、趕馱牛的、守田地的人一起歇宿。有一次返校，在離學校還有11公裏的地方和幾個趕馱牛的人一起歇宿，半夜裏下起了傾盆大雨，我隻好頂著他們蓋馱子的蓑衣等天亮。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裏崴去的6個同學，除了我和楊正作堅持讀到初中畢業外，其他4個同學都在中途陸續輟學迴家了。我也差點就輟學了，因為1961年村裏的公共食堂撤了，生產隊又實行集體勞動，評工記分，按工分分糧食的辦法，把糧食分給每戶人家，讓農民一家一戶自己煮飯吃。有一次迴家，母親叫我是不是不要念書了，迴家和她一起掙工分供妹妹念書。我好不容易進了中學，讀了還不到一年就要放棄學業，實在是不甘心，沒有馬上答應母親的要求。我迴學校不久，就收到母親來信說，她已經讓妹妹停學迴家了。我心裏非常難過，妹妹才13歲，隻念完初小就輟學迴家勞動了，這一切都是為了我，我心裏感到十分內疚，恐怕得內疚一輩子。
念初中的三年，是我求學生涯中最艱難的三年。進了初中，我最滿意的是每月有32斤定量大米，不再餓飯了，而且每月還可以吃一次肉。可問題是家裏困難，一分錢也給不了我，一切費用都得我自己想辦法解決。學校每月的夥食費是五塊二毛五分錢，其中飯錢兩塊八毛五，菜錢兩塊四。飯由各班自己去食堂稱來賣，自負盈虧。菜則是自己把錢交到總務科，總務科分桌掛牌，指定桌長，每頓由桌長給大家分菜。菜錢可以按月一次交清吃30天，也可以分幾次交，每次最少交八毛吃10天，時間一到總務科就摘牌。我向學校申請到了乙等助學金，每月兩塊五毛錢，也就是說我每月還必須自己想辦法找兩塊七毛五分錢，才夠全月夥食費。縣城人口很少，隻有兩三千人，想找事做掙錢根本不可能，唯一的辦法就是砍柴賣給學校外麵的鹽廠，因為他們都是用柴火熬鹽。念初中的三年裏，我幾乎每個禮拜天都得上山砍一挑柴來賣給鹽場，無論天陰天晴、天冷天熱還是刮風下雨，都必須去。鹽廠收購柴火的價格是濕柴一分錢一公斤，幹柴一分二一公斤，如果是栗柴，濕的可以賣一分一，幹的可以賣一分三。因為山高路遠，我每次隻能挑40多公斤，賣4到5毛錢，就是每個禮拜天都去挑，也挑不夠我的夥食費，因此被總務科摘牌是常有之事，每月能保證吃上20天菜就算不錯了。吃不上菜的時候怎麽辦呢？一是吃鹹菜，每個學期開學的時候，我們都必須從家裏帶好幾竹筒鹹菜到學校去，小心保存好，吃上一學期。如果家裏帶去的吃完了，就買學校旁邊一個老奶奶賣的水醃菜吃，每頓兩分錢，一天4分錢，比吃食堂菜便宜一半。二是到學校收割後的菜地裏檢菜來自己煮吃，有些菜譬如牛皮菜，收割後個把禮拜，仍在土裏的根又會發出四五寸長的嫩葉來，我們就把它掐來，用三塊石頭支起臉盆煮了吃。三是熔鹽下飯，鹽廠熬鹽的時候，有時鐵鍋底破裂，鍋裏的鹽巴會被熔化了滴到灶窩裏，變成碧玉般的熔鹽。這種鹽吃起來不怎麽鹹，有一股炒糊了的雞蛋的味道，我們去鹽廠賣柴時，都會撿些迴來擺著，實在沒有下飯菜的時候，就用它來下飯吃。四是吃“鼓眼飯”，即吃光飯，鼓一下眼睛咽一口飯。我們裏崴一起去的6個同學，也會偶爾約在一起，到河裏抓紅尾巴魚改善生活。夏秋季節，我們用大頭針做成魚鉤，到小河裏釣紅尾巴魚，五六個人一小時能釣一大碗。冬春季節，我們找有岔河的地方，從上遊分叉處將河水擋朝一邊去，使另一邊的河水變幹，扳開石頭撿魚，擋幹一岔河能拿半臉盆到一臉盆紅尾巴魚。拿迴來以後，就用臉盆煮了吃。
地圖上，鎮沅縣城的名字叫按板井，是一條長1公裏左右，有的地方寬100多米、有的地方寬10多米的小山溝。雨季的時候，溝裏的洪水泥石流非常嚇人，可旱季的時候，溝裏的流水隻有碗口那麽粗。地底下有鹽礦，出產鍋鹽，遠銷滇西北地區及西藏。我們的學校在山溝的最裏頭，十來棟土木結構的二層樓的教室和宿舍建在溝兩邊，左邊山腳下劈出了兩個籃球場，這是全校最大的一塊平地了。山溝裏的水，流出兩山之間隻有十來米寬的山門溝口後，便立即匯入了一條小河，小河下遊兩公裏處叫下觀音，是縣委、政府所在的地方。雖說是縣城，卻沒有電燈和自來水，喝的是山箐水，點的是煤油燈和汽燈。上晚自習時，每個班都要有一個同學專門負責燒汽燈。
學校規定，學生必須以班為單位，每周輪流參加生產勞動半天，主要活計是種菜、種黃豆、種花生…上山撿牛糞作肥料和給食堂砍柴火，每個學生每月得向食堂砍4。5立方尺柴火。大家最樂意幹的是上山撿牛糞和到地裏收花生，收花生可以吃花生，撿牛糞可以滿山遍野的摘野果子吃。不管怎麽說，中學的勞動比小學少多了，也輕鬆多了。在教室裏坐長了，我們還喜歡參加這樣一些體力勞動。
在鎮沅一中，靠砍柴賣掙夥食費的學生並不隻是我一個，從農村來的同學，大部分都得經常或時不時地砍柴賣。因此每到禮拜天，我們常常是天蒙蒙亮就起床，三五成群地吆約著一起上山砍柴。按板井鹽廠，生產的年代已經很久遠，周圍四五公裏範圍內，山上的樹都被砍光了，我們隻有到四五公裏之外的山上去才有柴砍。往返十來公裏路程，有五公裏左右還得挑著柴走，而且正當中午，又累又餓又渴，隻能累了歇一歇，餓了渴了喝點山泉水，越喝越餓，越走越累，所以每次砍柴我們都要到中午一兩點鍾才能迴到學校裏來。賣了柴，買碗8分錢的清湯米幹喝下去，迴宿舍倒在床上便睡。有一次，我和班裏的兩個同學一起上山砍柴，因為想砍幹柴，走得稍微遠一些，沒想到還發了一迴財。我們在深山裏轉來轉去找幹柴，忽然發現一棵倒在地上的鬆樹，雖然外層都已經腐爛成香麵了，但裏麵卻是一根碗口粗的鬆明杠芯，砍斷剛好有一挑。這天我們砍了一挑明子兩挑柴迴來，明子賣給學校食堂，8分錢一公斤，賣得三塊五毛錢，兩挑柴賣得一塊錢，一共四塊五毛錢，每人分了一塊五毛錢，差不多夠二十天菜金。
可能是因為吃蔬菜水果太少，營養缺乏的緣故，初二的時候，我得了水腫病，渾身浮腫，臉和手腳腫的更厲害。起初大家都不知道這是一種病，還以為是長胖發福了，學校排演話劇《台灣春夢》時，讓我飾演高喊蔣皇上萬歲的老地主；排演花燈劇《菜田會診》時，讓我飾演農學院教授楊廣斌；到排演舞蹈《花兒與少年》時，因為體形太“胖”，就沒我的份了。有一天，教導主任木覺先老師看到了我，就把我叫到他辦公室，像醫生給病人進行體檢那樣，將我的身體從頭到腳翻看了一遍。他用手指按了按我的臉和小腿，見被按下去的窩窩半天恢複不了，就說我是營養不良，得了浮腫病，必須補充營養。他叫總務科給我開了個證明並給了我錢，讓我到糧食局買6斤黃豆，到供銷社買3斤紅糖，到食品公司買6斤豬肉，每天先用小碗將1兩黃豆泡一泡，然後加上1兩豬肉和半兩紅糖，放到食堂的飯甄裏蒸了吃。這樣吃了兩個月，我全身的浮腫都消了，身體恢複了健康，我對木主任、對學校一輩子感激不盡。
如果說念小學主要是接受起蒙教育，認字識字的話，那麽念中學就是正式接受科學文化知識教育了。盡管初中學習的內容多了，任務重了，困難也大了，但我學習的熱情卻更加高漲，興趣更加濃厚。我對各門知識都感興趣，特別是對文史知識，興趣更濃，課餘時間幾乎都在圖書館裏看書，課外讀物也盡看文史書籍。在我們班裏，學習上龔丕富、徐延森和我一直都是前三名，數學徐延森最好，理化龔丕富最強，文史是我更有優勢。徐延森當數學課代表，龔丕富當物理課代表，我當班長。鎮沅一中六0級初一時共有十五、十六、十七三個班120多人，到初三時有一部分學生輟學了，每個班的人數都有較大減少，學校采取了撤並措施，撤銷了十七班，成績較好的同學分別並入十五班、十六班，原來三個班裏成績較差的20來個同學合起來留級為十八班。到畢業時，這一屆畢業生就隻有70多人了。經過不斷淘汰，畢業班的人數是少了，但教學質量提高了。
我們初十六班，是一個團結友愛、互相幫助的歡樂集體，全班同學都像兄弟姐妹一樣不分彼此，同甘苦，共享福。有一次，附近農村的一個同學從家裏抱來1隻老母雞，是家裏讓他到城裏賣了交夥食費的。到城裏後，他沒有把雞賣掉，而是抱迴宿舍拴在床底下。到了晚上，他突然對大家提議說，要不要咱們把這隻雞殺吃了，我的夥食費等星期天去挑柴賣了交。全宿舍的人都表示讚成，於是將雞拿到食堂外麵的水池旁邊殺死，摸黑拔毛收拾，用臉盆把它煮吃了。男同學的32斤糧總是不夠吃，到了月底，誰計劃不好，沒有飯票了，女同學就會自動給你一點。女同學看到男同學的衣服褲子破了，露出了皮膚，便主動幫著縫縫補補，也是常有之事。1962年春天，學校西邊五六公裏的高山上發生森林大火，學校按照上級指示，組織全校男生上山滅火。我們天一亮就出發，8點鍾到達火場開始滅火。火勢很大，我們用帶樹葉的活樹枝打火，由於沒有經驗，大家都隻管拚命地揮舞樹枝亂打一氣，殊不知打得著火的枯枝敗葉滿天飛，這兒還沒被打熄，周圍又被到處點燃。更可怕的是，燒紅的小石子也被打得滿天飛，掉到人的脖子裏，粘在人的肉皮上，馬上就燙起水泡，火辣辣的疼。後來有人告訴大家，每次打下去之後，要按住並停留一兩秒鍾，將火壓熄，這樣就不會火星石子滿天飛了，我們馬上一試，非常靈驗。到中午，大家又累又餓又渴，許多人的頭發眉毛都被火燎了，渾身都是燒傷燙傷和掛傷，一點力氣也沒了。當時正是滿山的野櫻桃成熟的時候，雖然吃起來味道比較苦，但在又累又餓又渴，沒有其他更多東西可吃的情況下，苦櫻桃也變得好吃了。除此之外，就是吃野芭蕉芯，幾個人合力扳倒一棵野芭蕉，撕開芭蕉皮，剝出芭蕉芯來吃，有些澀但水很多，比苦櫻桃好吃多了。到下午4點鍾，整整戰鬥了八個小時，山火終於被撲滅了，我們迴到學校，已是下午6點鍾。一路上，我們都隻想著迴到學校便倒頭大睡，飯都不吃了。可沒想到的是，一迴到學校，班上的女同學們便從食堂裏抬出一大籮米幹及熱湯、作料讓我們吃，她們說又累又餓又渴時，這樣湯湯水水的吃起來最舒服。原來是我們上山後，她們商量著從食堂把米退出來，拿到附近一個同學家裏把米磨成漿，蒸成米幹給我們吃的。我們每個男同學都無不為之感動，從此以後，每次勞動，男同學們都把著重活累活髒活幹，隻讓女同學打打幫手幹輕活。我們的班集體，就像是一個團結友愛的大家庭，讓人一輩子留戀。
由於各方麵的條件限製，鎮沅一中幾乎沒有開展過什麽全校性的野外活動，三年中唯一的一次就是共青團支部組織的團日活動，因為全校團員、青年都參加了，基本上也可算是全校性的活動了。那次活動，由團支部書記鍾光明及李桐春老師帶著我們到離學校3公裏遠的一個叫元寶山的地方，先是進行入團宣誓、上團課，介紹共青團的基本知識，接著就是玩遊戲——打野戰。
元寶山是鎮沅縣城附近遊玩的“獨一處”，一個不太高的平頂山包，平頂上長了棵很大的榕樹，四周地勢平坦，山坡上沒有一棵其它樹木，都是草地。大榕樹根部，須十幾人合抱才能圍得過來。樹根周圍的平地上，爬滿一尺來高的榕樹板根，就像是一條條長凳，人坐在上麵非常的舒適。大榕樹在1米多高處分成了好幾杈，每杈的直徑都有七八十公分，差不多是與地麵平行生長，人可以像走路那樣在上麵走動。整棵大榕樹占地兩畝左右，就像是一把撐開來為元寶山遮陽擋雨的巨大綠傘。
蹬上元寶山頂，鍾老師宣布自由活動二十分鍾，男同學個個都像猴子一樣，蹭蹭蹭地爬到了樹上，並在樹上竄來竄去，用巴掌大的榕樹葉卷成小喇叭吹，女同學則在樹下對著樹上的男同學嘰嘰喳喳地喊叫。從對麵的公路上看，200多個青少年男女，就這樣被全部隱藏進了一棵大榕樹裏。二十分鍾後，團員們在樹幹上掛好一麵團旗，舉行了新團員入團宣誓。接著鍾老師給大家講解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的一些基本知識，歡迎和鼓勵非團青年們努力爭取加入共青團。鍾老師講話結束後，便開始打野戰。全部同學被分為人數相等的“紅”、“藍”兩軍，交替執行攻守任務。直打到有一方全軍覆沒，另一方即為勝者，如果雙方同歸於盡或最後剩下的兩人職務相同，即為平局。兩軍都對等設置有總司令及若幹軍師旅團營連排班長及戰士、工兵等指戰員，配有地雷、炸彈、手榴彈等武器。每人的職務都寫在一塊小牌子上，揣在他（她）兜裏。防守一方聚集在山頂居高臨下堅守，進攻一方從山腳下四麵發起仰攻，半山腰上設有由老師和同學組成的裁判組。雙方的任何一個人，隻要認準對方一個目標，把他（她）抓到裁判處，裁判員便根據他們的職務牌子判定勝負。如果人遇到武器，除工兵勝地雷外，其餘都是同歸於盡。勝者可以迴隊繼續參戰，敗者牌子被裁判收走，就不能迴隊繼續參戰了，隻能到指定的地方休息觀戰。戰鬥雙方要取得勝利，需要有很好的組織指揮能力、分析判斷能力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頭兩戰各有勝負，第三戰我方大膽讓一名平時很不出眾的女同學當總司令，連斬對方三名軍師級指揮官，當對方發現時，我方已將她換成了工兵，連排對方兩顆地雷，又爆一顆炸彈，為我的方勝利奠定了基礎。最後，我方以二比一取得野戰勝利。下午五點鍾，我們在鮮紅的團旗引領下，排著隊返迴學校，大家都感到無比愉悅和快樂。
1962年，經同學羅正發、艾仁美介紹，我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學校團支部總共也就是七八個團員，鍾光明老師任團支部書記，艾仁美、羅正發任支部委員。在共青團組織裏，我開始接受唯物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的教育，開始確立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我廣泛閱讀古今中外的文學藝術、政治曆史、經濟科技和倫理哲學等各方麵的書籍，進入知識的海洋，打開視野，開闊思想，不斷地尋找和發現新的天地。正是初中階段的學習，使我頭腦中的鬼啊神啊什麽的都沒了，一切封建迷信的那一套東西我都不相信，從前父親給人請神送鬼的把戲我也把它拆穿了。我知道了這世界上的一切發展變化，都是物質運動的結果。人的一生所追求的應該是對社會做出更多貢獻，從社會得到更多迴報，讓自己的生活過得更好，得到更多的快樂和幸福。
1963年我初中畢業時，麵臨兩種選擇：一種是升高中，將來考大學；另一種是讀中專，三四年畢業後參加工作。按照我的家庭情況，升高中考大學根本不現實，唯一可選的就是讀中專，早點畢業參加工作。當年在鎮沅一中招生的有雲南省第一工業學校、財經學校、水利學校、農機學校及思茅地區師範學校等七八所中專學校。衝著申請到甲等助學金後，除了免交每月11元夥食費之外，還能得到兩元零花錢的優惠條件，我毫不猶豫地報考了雲南省第一工業學校。而且在填報誌願的表格上，一二三誌願寫的都是雲南省第一工業學校。可惜這一次升學考試我臨場發揮不太好，有一道《幾何》求證題沒有能做完，因此對能否考上雲南省省第一工業學校，我心裏也沒有底。考完試，參加完畢業典禮，我就迴家邊參加勞動邊等待消息。
1960年10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剛從地裏收工迴家，村裏就有人跑來對我說，學校的李興美老師讓我晚飯後到學校去一趟，不知道有什麽事情。李興美老師是我的班主任，他叫我去學校一定是有什要緊事情，於是丟下飯碗我就急急忙忙跑到了學校。李老師見了我，第一句話就是問我怎麽沒有去讀書，當他聽到我說我父親剛去世，妹妹在讀三年級，家裏隻有母親一人，我不能丟下母親和妹妹不管的時候，他對我說：“今年參加全思茅地區統考，你是我們裏崴的第一名，你的學習成績比誰都好，這下你又考上了中學，不去讀真是太可惜了。不管家裏怎麽困難，你還是要繼續讀書，這樣你將來對國家才會有更多用處，你也才會有更好的前途。你的情況我和周校長也說了，他的意見也是要叫你繼續去讀書。”說完之後，他就把我帶到了周安平校長那裏。周校長拿出一個信封和一件舊絨衣對我說：“李老師都和你說了吧？我們覺得你能考上中學不容易，機會難得，你現在必須去上學。我和李老師給你湊了點學費，你現在就到公社去把手續辦了，盡快到學校報到。”我拿了東西就往公社跑，半路上打開信封，裏麵裝的是一張辦理入學手續的介紹和12元錢。公社蘇秘書也說我應該去讀書，並立即為我辦好了一切手續。我心裏既高興又擔心，高興的是我又能繼續念書了，擔心的是我走了以後母親和妹妹怎麽辦？迴到家裏，母親一聽說我還是要去念書，滿臉憂愁的對我說：“孩子，我也不是不想讓你繼續念書，隻是家裏太困難了，房子沒有一間，擠住在叔叔家裏，你妹妹也還在念書，我是無論如何都供不起你們的。”我對母親說，我到學校可以申請助學金，禮拜天再找點事做做，我完全可以自己管自己，不用她再為我操心什麽，她隻要照管好妹妹就可以了。叔叔非常支持我繼續念書，他對母親說：“嫂子，人家周校長、李老師把學費都給了，還送了衣服，咱們還有什麽可說的，一定不能辜負周校長、李老師的一片好心。你就放心好了，我親自把侄兒送到學校去。”按照學校錄取通知書要求，每個新生都要帶著一把鋤頭、一把柴刀及挑柴的繩子扁擔去報到，因為要經常參加勞動。於是叔叔幫我挑著簡單行裏，我扛著把鋤頭，走了50裏的山路，就到學校報到去了。
我到學校報到時，開學已近兩個月，落下了差不多半個學期的課程。學校領導將我插到初十六班學習，並對我說，最好是能趕上去，如果趕不上去，就隻好留級，別人讀三年我讀四年。我沒說什麽，隻是在心裏暗下決心，我非趕上去不可！於是我放棄了很多閑暇玩樂時間，分分秒秒地抓緊時間補課，不懂的就問老師和同學，硬是用半學期的時間學完了一學期的課程，期末考試全部及格。
我們這一屆裏崴的小學畢業生中，考上鎮沅一中的有我和大山的楊正作、文奪的劉大深、新街的李中久、李耀良、羅有維共6人。學校放假的時候，我們一般都很少6人一起迴家、一起返校，因為迴家的時候有的想早走，有的想晚走，返校的時候住地分散，難得約在一起，多數時候都隻有兩三個人一起走，一個人獨自走的時候也不少。從裏崴到鎮沅，有整整50公裏路程，其中裏崴到猛大18公裏，沒有公路；猛大到鎮沅32公裏，有公路，但一年四季絕大多數時候都見不到汽車。幾個人一起走的時候，我們都走小路，因為走小路直。一個人獨自走的時候，就不敢都走小路了。從裏崴到猛大，全程沿著猛統河東岸的山間小路走，有個地方叫“新村大丫口”，解放前經常發生搶劫殺害過路人的事情。從猛大到鎮沅途中，有個叫“殺人場”的地方，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山高林密，不見天日，樹幹上長著青苔滴著水，十分陰森恐怖。解放前，經常有來往的生意人在這裏被搶或被殺。迴家時大家都是急急忙忙地，走得也很快，早上7點上路，下午5點就能到家。返校時大家往往是慢騰騰地，8點多才上路，加上挑著東西，一路走走歇歇，一般都要到晚上9點左右才能迴到學校。有好幾次我都是一個人迴家，一個人返校，走到離家或學校十公裏左右的地方天就黑了，隻好和趕馬的、趕馱牛的、守田地的人一起歇宿。有一次返校，在離學校還有11公裏的地方和幾個趕馱牛的人一起歇宿，半夜裏下起了傾盆大雨，我隻好頂著他們蓋馱子的蓑衣等天亮。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裏崴去的6個同學，除了我和楊正作堅持讀到初中畢業外，其他4個同學都在中途陸續輟學迴家了。我也差點就輟學了，因為1961年村裏的公共食堂撤了，生產隊又實行集體勞動，評工記分，按工分分糧食的辦法，把糧食分給每戶人家，讓農民一家一戶自己煮飯吃。有一次迴家，母親叫我是不是不要念書了，迴家和她一起掙工分供妹妹念書。我好不容易進了中學，讀了還不到一年就要放棄學業，實在是不甘心，沒有馬上答應母親的要求。我迴學校不久，就收到母親來信說，她已經讓妹妹停學迴家了。我心裏非常難過，妹妹才13歲，隻念完初小就輟學迴家勞動了，這一切都是為了我，我心裏感到十分內疚，恐怕得內疚一輩子。
念初中的三年，是我求學生涯中最艱難的三年。進了初中，我最滿意的是每月有32斤定量大米，不再餓飯了，而且每月還可以吃一次肉。可問題是家裏困難，一分錢也給不了我，一切費用都得我自己想辦法解決。學校每月的夥食費是五塊二毛五分錢，其中飯錢兩塊八毛五，菜錢兩塊四。飯由各班自己去食堂稱來賣，自負盈虧。菜則是自己把錢交到總務科，總務科分桌掛牌，指定桌長，每頓由桌長給大家分菜。菜錢可以按月一次交清吃30天，也可以分幾次交，每次最少交八毛吃10天，時間一到總務科就摘牌。我向學校申請到了乙等助學金，每月兩塊五毛錢，也就是說我每月還必須自己想辦法找兩塊七毛五分錢，才夠全月夥食費。縣城人口很少，隻有兩三千人，想找事做掙錢根本不可能，唯一的辦法就是砍柴賣給學校外麵的鹽廠，因為他們都是用柴火熬鹽。念初中的三年裏，我幾乎每個禮拜天都得上山砍一挑柴來賣給鹽場，無論天陰天晴、天冷天熱還是刮風下雨，都必須去。鹽廠收購柴火的價格是濕柴一分錢一公斤，幹柴一分二一公斤，如果是栗柴，濕的可以賣一分一，幹的可以賣一分三。因為山高路遠，我每次隻能挑40多公斤，賣4到5毛錢，就是每個禮拜天都去挑，也挑不夠我的夥食費，因此被總務科摘牌是常有之事，每月能保證吃上20天菜就算不錯了。吃不上菜的時候怎麽辦呢？一是吃鹹菜，每個學期開學的時候，我們都必須從家裏帶好幾竹筒鹹菜到學校去，小心保存好，吃上一學期。如果家裏帶去的吃完了，就買學校旁邊一個老奶奶賣的水醃菜吃，每頓兩分錢，一天4分錢，比吃食堂菜便宜一半。二是到學校收割後的菜地裏檢菜來自己煮吃，有些菜譬如牛皮菜，收割後個把禮拜，仍在土裏的根又會發出四五寸長的嫩葉來，我們就把它掐來，用三塊石頭支起臉盆煮了吃。三是熔鹽下飯，鹽廠熬鹽的時候，有時鐵鍋底破裂，鍋裏的鹽巴會被熔化了滴到灶窩裏，變成碧玉般的熔鹽。這種鹽吃起來不怎麽鹹，有一股炒糊了的雞蛋的味道，我們去鹽廠賣柴時，都會撿些迴來擺著，實在沒有下飯菜的時候，就用它來下飯吃。四是吃“鼓眼飯”，即吃光飯，鼓一下眼睛咽一口飯。我們裏崴一起去的6個同學，也會偶爾約在一起，到河裏抓紅尾巴魚改善生活。夏秋季節，我們用大頭針做成魚鉤，到小河裏釣紅尾巴魚，五六個人一小時能釣一大碗。冬春季節，我們找有岔河的地方，從上遊分叉處將河水擋朝一邊去，使另一邊的河水變幹，扳開石頭撿魚，擋幹一岔河能拿半臉盆到一臉盆紅尾巴魚。拿迴來以後，就用臉盆煮了吃。
地圖上，鎮沅縣城的名字叫按板井，是一條長1公裏左右，有的地方寬100多米、有的地方寬10多米的小山溝。雨季的時候，溝裏的洪水泥石流非常嚇人，可旱季的時候，溝裏的流水隻有碗口那麽粗。地底下有鹽礦，出產鍋鹽，遠銷滇西北地區及西藏。我們的學校在山溝的最裏頭，十來棟土木結構的二層樓的教室和宿舍建在溝兩邊，左邊山腳下劈出了兩個籃球場，這是全校最大的一塊平地了。山溝裏的水，流出兩山之間隻有十來米寬的山門溝口後，便立即匯入了一條小河，小河下遊兩公裏處叫下觀音，是縣委、政府所在的地方。雖說是縣城，卻沒有電燈和自來水，喝的是山箐水，點的是煤油燈和汽燈。上晚自習時，每個班都要有一個同學專門負責燒汽燈。
學校規定，學生必須以班為單位，每周輪流參加生產勞動半天，主要活計是種菜、種黃豆、種花生…上山撿牛糞作肥料和給食堂砍柴火，每個學生每月得向食堂砍4。5立方尺柴火。大家最樂意幹的是上山撿牛糞和到地裏收花生，收花生可以吃花生，撿牛糞可以滿山遍野的摘野果子吃。不管怎麽說，中學的勞動比小學少多了，也輕鬆多了。在教室裏坐長了，我們還喜歡參加這樣一些體力勞動。
在鎮沅一中，靠砍柴賣掙夥食費的學生並不隻是我一個，從農村來的同學，大部分都得經常或時不時地砍柴賣。因此每到禮拜天，我們常常是天蒙蒙亮就起床，三五成群地吆約著一起上山砍柴。按板井鹽廠，生產的年代已經很久遠，周圍四五公裏範圍內，山上的樹都被砍光了，我們隻有到四五公裏之外的山上去才有柴砍。往返十來公裏路程，有五公裏左右還得挑著柴走，而且正當中午，又累又餓又渴，隻能累了歇一歇，餓了渴了喝點山泉水，越喝越餓，越走越累，所以每次砍柴我們都要到中午一兩點鍾才能迴到學校裏來。賣了柴，買碗8分錢的清湯米幹喝下去，迴宿舍倒在床上便睡。有一次，我和班裏的兩個同學一起上山砍柴，因為想砍幹柴，走得稍微遠一些，沒想到還發了一迴財。我們在深山裏轉來轉去找幹柴，忽然發現一棵倒在地上的鬆樹，雖然外層都已經腐爛成香麵了，但裏麵卻是一根碗口粗的鬆明杠芯，砍斷剛好有一挑。這天我們砍了一挑明子兩挑柴迴來，明子賣給學校食堂，8分錢一公斤，賣得三塊五毛錢，兩挑柴賣得一塊錢，一共四塊五毛錢，每人分了一塊五毛錢，差不多夠二十天菜金。
可能是因為吃蔬菜水果太少，營養缺乏的緣故，初二的時候，我得了水腫病，渾身浮腫，臉和手腳腫的更厲害。起初大家都不知道這是一種病，還以為是長胖發福了，學校排演話劇《台灣春夢》時，讓我飾演高喊蔣皇上萬歲的老地主；排演花燈劇《菜田會診》時，讓我飾演農學院教授楊廣斌；到排演舞蹈《花兒與少年》時，因為體形太“胖”，就沒我的份了。有一天，教導主任木覺先老師看到了我，就把我叫到他辦公室，像醫生給病人進行體檢那樣，將我的身體從頭到腳翻看了一遍。他用手指按了按我的臉和小腿，見被按下去的窩窩半天恢複不了，就說我是營養不良，得了浮腫病，必須補充營養。他叫總務科給我開了個證明並給了我錢，讓我到糧食局買6斤黃豆，到供銷社買3斤紅糖，到食品公司買6斤豬肉，每天先用小碗將1兩黃豆泡一泡，然後加上1兩豬肉和半兩紅糖，放到食堂的飯甄裏蒸了吃。這樣吃了兩個月，我全身的浮腫都消了，身體恢複了健康，我對木主任、對學校一輩子感激不盡。
如果說念小學主要是接受起蒙教育，認字識字的話，那麽念中學就是正式接受科學文化知識教育了。盡管初中學習的內容多了，任務重了，困難也大了，但我學習的熱情卻更加高漲，興趣更加濃厚。我對各門知識都感興趣，特別是對文史知識，興趣更濃，課餘時間幾乎都在圖書館裏看書，課外讀物也盡看文史書籍。在我們班裏，學習上龔丕富、徐延森和我一直都是前三名，數學徐延森最好，理化龔丕富最強，文史是我更有優勢。徐延森當數學課代表，龔丕富當物理課代表，我當班長。鎮沅一中六0級初一時共有十五、十六、十七三個班120多人，到初三時有一部分學生輟學了，每個班的人數都有較大減少，學校采取了撤並措施，撤銷了十七班，成績較好的同學分別並入十五班、十六班，原來三個班裏成績較差的20來個同學合起來留級為十八班。到畢業時，這一屆畢業生就隻有70多人了。經過不斷淘汰，畢業班的人數是少了，但教學質量提高了。
我們初十六班，是一個團結友愛、互相幫助的歡樂集體，全班同學都像兄弟姐妹一樣不分彼此，同甘苦，共享福。有一次，附近農村的一個同學從家裏抱來1隻老母雞，是家裏讓他到城裏賣了交夥食費的。到城裏後，他沒有把雞賣掉，而是抱迴宿舍拴在床底下。到了晚上，他突然對大家提議說，要不要咱們把這隻雞殺吃了，我的夥食費等星期天去挑柴賣了交。全宿舍的人都表示讚成，於是將雞拿到食堂外麵的水池旁邊殺死，摸黑拔毛收拾，用臉盆把它煮吃了。男同學的32斤糧總是不夠吃，到了月底，誰計劃不好，沒有飯票了，女同學就會自動給你一點。女同學看到男同學的衣服褲子破了，露出了皮膚，便主動幫著縫縫補補，也是常有之事。1962年春天，學校西邊五六公裏的高山上發生森林大火，學校按照上級指示，組織全校男生上山滅火。我們天一亮就出發，8點鍾到達火場開始滅火。火勢很大，我們用帶樹葉的活樹枝打火，由於沒有經驗，大家都隻管拚命地揮舞樹枝亂打一氣，殊不知打得著火的枯枝敗葉滿天飛，這兒還沒被打熄，周圍又被到處點燃。更可怕的是，燒紅的小石子也被打得滿天飛，掉到人的脖子裏，粘在人的肉皮上，馬上就燙起水泡，火辣辣的疼。後來有人告訴大家，每次打下去之後，要按住並停留一兩秒鍾，將火壓熄，這樣就不會火星石子滿天飛了，我們馬上一試，非常靈驗。到中午，大家又累又餓又渴，許多人的頭發眉毛都被火燎了，渾身都是燒傷燙傷和掛傷，一點力氣也沒了。當時正是滿山的野櫻桃成熟的時候，雖然吃起來味道比較苦，但在又累又餓又渴，沒有其他更多東西可吃的情況下，苦櫻桃也變得好吃了。除此之外，就是吃野芭蕉芯，幾個人合力扳倒一棵野芭蕉，撕開芭蕉皮，剝出芭蕉芯來吃，有些澀但水很多，比苦櫻桃好吃多了。到下午4點鍾，整整戰鬥了八個小時，山火終於被撲滅了，我們迴到學校，已是下午6點鍾。一路上，我們都隻想著迴到學校便倒頭大睡，飯都不吃了。可沒想到的是，一迴到學校，班上的女同學們便從食堂裏抬出一大籮米幹及熱湯、作料讓我們吃，她們說又累又餓又渴時，這樣湯湯水水的吃起來最舒服。原來是我們上山後，她們商量著從食堂把米退出來，拿到附近一個同學家裏把米磨成漿，蒸成米幹給我們吃的。我們每個男同學都無不為之感動，從此以後，每次勞動，男同學們都把著重活累活髒活幹，隻讓女同學打打幫手幹輕活。我們的班集體，就像是一個團結友愛的大家庭，讓人一輩子留戀。
由於各方麵的條件限製，鎮沅一中幾乎沒有開展過什麽全校性的野外活動，三年中唯一的一次就是共青團支部組織的團日活動，因為全校團員、青年都參加了，基本上也可算是全校性的活動了。那次活動，由團支部書記鍾光明及李桐春老師帶著我們到離學校3公裏遠的一個叫元寶山的地方，先是進行入團宣誓、上團課，介紹共青團的基本知識，接著就是玩遊戲——打野戰。
元寶山是鎮沅縣城附近遊玩的“獨一處”，一個不太高的平頂山包，平頂上長了棵很大的榕樹，四周地勢平坦，山坡上沒有一棵其它樹木，都是草地。大榕樹根部，須十幾人合抱才能圍得過來。樹根周圍的平地上，爬滿一尺來高的榕樹板根，就像是一條條長凳，人坐在上麵非常的舒適。大榕樹在1米多高處分成了好幾杈，每杈的直徑都有七八十公分，差不多是與地麵平行生長，人可以像走路那樣在上麵走動。整棵大榕樹占地兩畝左右，就像是一把撐開來為元寶山遮陽擋雨的巨大綠傘。
蹬上元寶山頂，鍾老師宣布自由活動二十分鍾，男同學個個都像猴子一樣，蹭蹭蹭地爬到了樹上，並在樹上竄來竄去，用巴掌大的榕樹葉卷成小喇叭吹，女同學則在樹下對著樹上的男同學嘰嘰喳喳地喊叫。從對麵的公路上看，200多個青少年男女，就這樣被全部隱藏進了一棵大榕樹裏。二十分鍾後，團員們在樹幹上掛好一麵團旗，舉行了新團員入團宣誓。接著鍾老師給大家講解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的一些基本知識，歡迎和鼓勵非團青年們努力爭取加入共青團。鍾老師講話結束後，便開始打野戰。全部同學被分為人數相等的“紅”、“藍”兩軍，交替執行攻守任務。直打到有一方全軍覆沒，另一方即為勝者，如果雙方同歸於盡或最後剩下的兩人職務相同，即為平局。兩軍都對等設置有總司令及若幹軍師旅團營連排班長及戰士、工兵等指戰員，配有地雷、炸彈、手榴彈等武器。每人的職務都寫在一塊小牌子上，揣在他（她）兜裏。防守一方聚集在山頂居高臨下堅守，進攻一方從山腳下四麵發起仰攻，半山腰上設有由老師和同學組成的裁判組。雙方的任何一個人，隻要認準對方一個目標，把他（她）抓到裁判處，裁判員便根據他們的職務牌子判定勝負。如果人遇到武器，除工兵勝地雷外，其餘都是同歸於盡。勝者可以迴隊繼續參戰，敗者牌子被裁判收走，就不能迴隊繼續參戰了，隻能到指定的地方休息觀戰。戰鬥雙方要取得勝利，需要有很好的組織指揮能力、分析判斷能力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頭兩戰各有勝負，第三戰我方大膽讓一名平時很不出眾的女同學當總司令，連斬對方三名軍師級指揮官，當對方發現時，我方已將她換成了工兵，連排對方兩顆地雷，又爆一顆炸彈，為我的方勝利奠定了基礎。最後，我方以二比一取得野戰勝利。下午五點鍾，我們在鮮紅的團旗引領下，排著隊返迴學校，大家都感到無比愉悅和快樂。
1962年，經同學羅正發、艾仁美介紹，我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學校團支部總共也就是七八個團員，鍾光明老師任團支部書記，艾仁美、羅正發任支部委員。在共青團組織裏，我開始接受唯物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的教育，開始確立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我廣泛閱讀古今中外的文學藝術、政治曆史、經濟科技和倫理哲學等各方麵的書籍，進入知識的海洋，打開視野，開闊思想，不斷地尋找和發現新的天地。正是初中階段的學習，使我頭腦中的鬼啊神啊什麽的都沒了，一切封建迷信的那一套東西我都不相信，從前父親給人請神送鬼的把戲我也把它拆穿了。我知道了這世界上的一切發展變化，都是物質運動的結果。人的一生所追求的應該是對社會做出更多貢獻，從社會得到更多迴報，讓自己的生活過得更好，得到更多的快樂和幸福。
1963年我初中畢業時，麵臨兩種選擇：一種是升高中，將來考大學；另一種是讀中專，三四年畢業後參加工作。按照我的家庭情況，升高中考大學根本不現實，唯一可選的就是讀中專，早點畢業參加工作。當年在鎮沅一中招生的有雲南省第一工業學校、財經學校、水利學校、農機學校及思茅地區師範學校等七八所中專學校。衝著申請到甲等助學金後，除了免交每月11元夥食費之外，還能得到兩元零花錢的優惠條件，我毫不猶豫地報考了雲南省第一工業學校。而且在填報誌願的表格上，一二三誌願寫的都是雲南省第一工業學校。可惜這一次升學考試我臨場發揮不太好，有一道《幾何》求證題沒有能做完，因此對能否考上雲南省省第一工業學校，我心裏也沒有底。考完試，參加完畢業典禮，我就迴家邊參加勞動邊等待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