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在2001年計劃要在50年內獲得30個諾貝爾獎，當時華夏媒體大加諷刺，然而16年過去了，扶桑人已經獲得了25個諾貝爾獎。
是什麽原因使得同是黃皮膚的亞洲人的扶桑人獲得了那麽多的諾貝爾獎？作為人口13億的大國，為何人口比人家多幾倍，獲得諾貝兒獎卻比人家少了那麽多？
或許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你可以討厭你的對手，但你一定要了解你的對手。
10月3日，2016年諾貝爾獎開獎第一天，扶桑科學家大隅良典折桂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進入21世紀，扶桑科學家獲獎人數快速增長。本世紀以來的獲獎者包括物理獎8位、化學獎6位、生理學或醫學獎3位，共計17位，平均下來差不多一年一位。從1949年湯川秀樹成為首位扶桑獲獎者以來，則共計有25位扶桑科學家獲獎（含兩位美籍日裔科學家）。可見，扶桑人在諾貝爾獎的發力集中在本世紀，集中在物理和化學獎項。
2001年，扶桑出台了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該計劃雄心勃勃地表示，要在50年內拿30個諾貝爾獎。按照目前的情況推算，扶桑這項諾獎計劃有可能成為現實。
知名生物學家、京城大學教授饒毅之前表示，扶桑的生物醫學研究在1980年代就達到了相當水平，這次扶桑科學家的突破就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華夏目前在前進，但尚未達到日本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程度，生物醫學總體而言落後日本二十年以上。
扶桑人為何能頻頻獲得諾貝爾獎？除了科學家善於自我反省和勤奮工作之外，扶桑的科研環境、評價機製以及經費保障等因素都功不可沒。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扶桑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大多有著相對美好的童年，喜歡親近自然、探索自然，喜歡閱讀、善於閱讀，而且父母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啟蒙和引導角色。
在接受學校教育過程中，這些獲獎者無一例外地打下了堅實的知識基礎，保持了對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有優秀教師的引領和指導，得到了寬鬆而自由的學術政策的支持，並受益於科學合理的學術評價機製。
接觸大自然萌生好奇心是科研的“原點”
一個人在幼年時通過接觸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興趣和**，這是非常重要的科學啟蒙教育，是通往產生一代科學巨匠的路。”
從小體弱多病的大隅良典非常喜歡自然，采集昆蟲是一大愛好，他還是小學科學教材的編撰者。在他看來，讓小孩子們愛上自然、愛上科學，對世界抱有寶貴的好奇心，是一切的起點。
“小時候熱衷於飛機模型、半導體收音機的製作，夏天喜歡在小河裏撈魚、捕螢火蟲、采集昆蟲，手持網子在野外一走就是一天。采築紫、野芹菜、木通、楊梅、野草莓，能夠感受自然的四季變遷。抬頭看見滿天的星星可以很容易辨認出星座，銀河像地上的河流一樣奔騰。這些當時都沒有想過，但今天作為自然科學專業的分子生物學的研究者，這樣的體驗，就是一切的原點吧。”
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下村修談及自己為何走上科學之路時，說：“我做研究不是為了應用或其他任何利益，隻是想弄明白水母為什麽會發光。”應該說，對大自然和周圍世界保持一顆好奇心，是引領諾貝爾獎獲得者走進科研世界的直接原因。
1973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江崎玲於奈有此感悟：一個人在幼年時通過接觸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興趣和**，這是非常重要的科學啟蒙教育，是通往產生一代科學巨匠的路，理應無比珍視、精心培育、不斷激勵和嗬護。
從多位扶桑諾貝爾獎獲得者身上，我們也能看到他們親近自然、觀察自然的經曆。對2002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小柴昌俊來說，他最難忘的就是小時候在學校後山與同學追逐賽跑、拔農家蔬菜、肆意玩耍的那段時光。
雖然扶桑屬於島國，地理條件有諸多不利因素，但扶桑人往往對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懷有一種親近感、自豪感，對各種自然現象也比較敏感，這不僅反映到日常民俗之中，也反映在扶桑的文學藝術之中，如川端康成的《雪國》等小說。扶桑的學校教育也很重視讓兒童親近自然，很多幼兒園和中小學會結合地理條件，因地製宜地保留了當地的自然特色。
閱讀引領人生成長方向
從幾位獲獎者的言談和著述中，明顯可以感覺到閱讀對於他們成長的重要意義，其中幾位更是因為閱讀而堅定了人生方向。小柴昌俊在《我不是好學生》一書中坦陳，上小學時班主任金子英夫送他一本書——愛因斯坦著的《物理學是怎樣產生的》，使他對物理產生極大興趣，並最終走上物理研究之路。
1981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福井謙一在《直言教育》中寫道：“在我的整個初中、高中時代，給我影響最大的是法布爾，他於我可以稱為心靈之師，對我的人生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從小就有抄書的習慣，他在書中坦陳：“為了讀書寫下很多筆記，並且持續這種讀書方式，成就了今天在此處的我。”
家庭教育注重培養孩子的自立精神
如果說閱讀是諾貝爾獲獎者之所以成功的內在因素，那麽良好的家庭教育則是必不可少的外部條件。
2001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野依良治表示，他之所以立誌研究化學，就是父親的影響。12歲時，父親帶他參加了一家公司的新產品展示會，新發布的一種從水、空氣和煤中提煉的黃色尼龍絲讓他覺得“化學實在是太神奇了”，從那以後他的生活已經離不開化學。
福井謙一受父親影響養成了刻苦讀書、勤於思考的習慣，他在書中寫道：“至於學習，父母倒是采取了不幹涉的態度，一次也沒有講過‘要好好念書’之類的話。但是，我家卻經常籠罩著令孩子不由自主地想去學習的嚴肅氣氛。”
與華夏一樣，扶桑曆來重視家庭教育，但值得警惕的是，現在不少華夏家庭的教育觀念在退化，過於側重對孩子物質上的滿足，或包辦了孩子成長過程中的大小事宜，孩子也常理所當然地認為父母的財產將來悉數歸自己所有。而且對於學習，許多家長和學生把大學僅僅看成是將來決定生活條件的敲門磚。
扶桑雖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這種問題，但社會風氣和傳統價值觀還是促使家庭注重培養孩子的自立精神，從小灌輸不依靠父母的理念。
扶桑學生考上大學後，學費由父母負責，但學費之外的生活費要靠自己打工賺取，否則會受到同學和社會恥笑。小柴昌俊考上東京大學後，第一學期物理全班級倒數第一，就是過度做家教的結果。
中小學教師的教學自由空間較大
“扶桑理論界傾向於強調中小學教師的教學自由，實際上教師在教學大綱的基礎上開展課程設計和教學探究的空間也較大。”
扶桑教育與一些東方國家的教育一樣，有灌輸式、重應試等弊病，這是不容否認的，但過去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也不夠客觀，強調得有些過分，實際上，扶桑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受到新教育運動、實用主義教育的影響，民間也開展了大量的教育實驗，這些都極大地促進了教育與現實生活的聯係。
戰後扶桑也在不斷的探索過程中吸收了西方發達國家的教育理論與經驗。例如，扶桑的幼兒園、小學並不片麵強調知識傳授，而是特別強調兒童的生活經驗；與基礎教育相比，扶桑的中學有應試的傾向，曾一度比較嚴重，但高中卻實行學分製，學生有比較大的選課自由。
扶桑理論界傾向於強調基礎教育教師的教學自由，實際上教師在大綱的基礎上開展因地製宜的課程設計和教學探究的空間也比較大。
另外，扶桑的基礎教育十分重視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很多學校動員近乎全校的教師都參加到課外俱樂部活動的指導之中，甚至有些學生活動（如全國高中棒球賽、全國學生與兒童發明展等）成為全體國民關心的盛事，這與我們全民高度緊張地關注高考，形成了鮮明對比。
扶桑也設立一些校外教育機構（如青少年之家等），旨在擴大青少年的視野。企業也熱衷於舉辦各種科技方麵比賽等活動，激發兒童的創造熱情。而這一切製度或措施都有助於學生形成廣泛的興趣愛好，為未來的事業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科學研究需要感性和直覺，而培養這種感性和直覺的最佳時期正是玩得滿身是泥的少年時代。
大學科研評價少受急功近利模式影響
“急功近利的科研評價模式，實質上是一種短視的表現，將削弱對基礎教育的研究，而且也不利於青年學者搞科研和獲得大項目。”
專家分析，扶桑的研究型大學始終是把目光投向世界前沿，並把它與教學緊密地結合起來。
扶桑高校教授在從事科研過程中，自由度也相當高。在扶桑，高校老師不會因為在一段時間內沒有出科研成果而擔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飯碗，在研究過程中，也很少受政府和社會的諸如考核、評價等幹擾，可以長期潛心從事研究。扶桑人獲諾貝爾獎就是在這種體製下產生的。
扶桑的科學技術基礎計劃，並不是由政府直接參與管理、評審，而是由專業機構進行。而且，獲得計劃資助的學者，不像我國入選計劃的學者，馬上就有了某種身份標簽，在學術活動中享有高人一等的特權，他們需要認真開展研究，研究成果不是由行政部門評定，而是由學術同行評價。
視野開闊注重國際交流功不可沒
“扶桑產生了如此眾多的諾貝爾獲獎者，與扶桑科學家視野開闊，注重國際交流不無關係。”
扶桑千葉大學經濟學博士李仲生教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舉例，1987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利根川進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他的科學成就都是在美國的實驗室中取得的；2000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白川英樹和2001年化學獎得主野依良治都曾在美國大學進修，均了解各自領域最新的研究動向。
其次，一流的實驗條件為扶桑科學家提供了堅實的保障。特別是對像物理學、化學、生命科學等非常強調實驗的學科來說，一流的實驗條件顯得尤為重要，有時候甚至是決定性的。
2001年野依良治獲獎後，扶桑政府撥專款7000萬美元為他建立實驗設備先進的研究中心。扶桑正是憑借其精湛的加工工藝和雄厚的產業基礎，為科學家進行創新研究提供了世界一流的工作條件。
《扶桑經濟新聞》在報道中也指出，201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山中伸彌能夠取得巨大成就，長期支持其研究的奈良先端科學技術研究生院大學和扶桑科學技術振興機構功不可沒。這意味著日本仍然保留著允許“可能性”萌芽存在的土壤。
科研環境**自由不受幹擾是重要原因
除了科研環境的保障，扶桑科學家始終如一的勤奮刻苦、堅韌不拔的工作精神是他們能在很多領域迅速追趕歐美發達國家甚至保持世界領先地位的一個重要因素。扶桑研究人員自由**研究也是研究領域不斷出成果的關鍵。
專家指出，扶桑的大學教授和研究所人員申報課題的渠道和形式，實際上是課題注冊製，不必層層審批，一定份額的經費就很快撥下來，保障其數年的研究。數年如一日，可以自始至終、紮紮實實的科學研究，不必特別公關和費心的經費申請渠道，不受外界的幹擾，比較充足的科研經費和良好的科研環境為**自由開展科學研究提供了製度性保障。
換句話說，**自由和不受幹擾是扶桑科學家頻頻獲得諾貝爾獎的主要原因。而扶桑大學多半是研究型大學，以科研帶動教學，而不是教學型學校，這是日本頻出高質量科研成果的重要原因。扶桑除了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外，名古屋大學、東北大學、北海道大學等大學也產生了諾貝爾獲獎者。
教育專家熊丙奇曾指出，我國的學術環境最缺的不是經費，而是批評與質疑，沒有“問題導向”意識。隻有直麵我國學術麵對的真問題，給學者更多的自由空間，建立學者平等競爭的學術環境，我國的一流成果才會呈井噴之勢。
此外，扶桑科學家的職業威望高、工資待遇豐厚也為他們全心致力於教學、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根據扶桑權威的“扶桑社會階層與社會移動”的1995年調查結果顯示，在扶桑187種職業中，大學教師的職業威望的得分為83.5，僅次於法官、律師的87.3分，位居第二位，遠遠高於大企業高級管理的73.3分、高級公務員的70.5分以及演員的58.2分等等。
在經濟收入方麵，扶桑厚生勞動省“工資結構基本統計調查”結果顯示，2008年扶桑大學教授的平均工資約為1122萬日元（約合90萬元人民幣），大大超過了國家公務員的663萬日元。
基礎研究在大學科研中“最受青睞”
“上世紀80年代，歐美經常指責扶桑在基礎研究方麵搭便車，因此扶桑提出了培育世界水平研究人員的政策，並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成功。”《扶桑經濟新聞》指出，“但是，僅靠這些無法擺脫亞洲各國的緊緊追趕。扶桑有必要培育大量研究人才。”
據扶桑文部科學省科學技術政策研究所的論文數據顯示，在扶桑排在最優秀大學之後的第二梯隊大學的數量非常有限，兩極分化的趨勢非常明顯。而在強於基礎研究的歐美各國，這一水平的大學則異常活躍，總體來說，競爭環境非常激烈。
“一般來說，科學技術要轉變為生產力必須經過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再到開發研究的漫長過程，像美-國、前蘇-聯和歐洲的發達國家，都是從這種模式走向科技強國的。”有關專家表示，“但是，扶桑曾是相對科技後發國家，為了盡快追趕世界先進水平，它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從開發研究著手，再向應用研究溯源，最後再深入到基礎研究層麵的策略，並取得了顯著成效。”
扶桑明治維新以後，高等教育主要照搬德國模式，重視科學研究。京城師範大學比較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益民曾向媒體介紹，扶桑政府和企業非常重視對科學研究的經費投入，其科研經費占gdp的比例為3.67%（2007年），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學的研究經費雖然在整個科研經費中隻占18.3%（2006年），但是，大學的研究經費的結構與企業和其他科研機構完全相反，基礎研究經費占主要部分（約占55%），而基礎研究正是無限接近諾貝爾獎的溫床。
華夏不是沒有人獲得過諾貝爾獎。耐人尋味的是，不得獎的時候笑微微，一旦得獎了立刻就是質疑。
要麽大家都別得，來，莫言，看看現代文學史，論資排輩，憑啥你得？
華夏真正屬於作家期待的好時期都是曇花一現的，新詩的式微，傳統文學的式微。還好有網絡文學異軍突起，但現在其實已經隻能慢慢的躲進書齋，不問世事寫點穿越重生的春花秋月了。
屠呦呦教授在獲獎感言上麵有一句話很讓人唏噓感慨：我還想邀請85名參與過523項目的科學家來到瑞典，共同發布青蒿素的科研報告，但我怕諾貝爾獎基金會無法承擔這筆龐大的開支，最終，我決定還是一個人來。
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就怕豬一樣的隊友！
2013年華夏自主工業自動化領軍者褚健入獄後，京城和利時的創始人王常力博士立即辭去了所有職務至今一直留在新加坡，沒有迴國。也就是到此為止，華夏自主的工業自動化公司全軍覆沒。
那天傍晚，當王常力博士正要啟程，他迴頭看了一眼西天淒豔的晚霞。那裏，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滴血。(未完待續。)
是什麽原因使得同是黃皮膚的亞洲人的扶桑人獲得了那麽多的諾貝爾獎？作為人口13億的大國，為何人口比人家多幾倍，獲得諾貝兒獎卻比人家少了那麽多？
或許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你可以討厭你的對手，但你一定要了解你的對手。
10月3日，2016年諾貝爾獎開獎第一天，扶桑科學家大隅良典折桂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進入21世紀，扶桑科學家獲獎人數快速增長。本世紀以來的獲獎者包括物理獎8位、化學獎6位、生理學或醫學獎3位，共計17位，平均下來差不多一年一位。從1949年湯川秀樹成為首位扶桑獲獎者以來，則共計有25位扶桑科學家獲獎（含兩位美籍日裔科學家）。可見，扶桑人在諾貝爾獎的發力集中在本世紀，集中在物理和化學獎項。
2001年，扶桑出台了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該計劃雄心勃勃地表示，要在50年內拿30個諾貝爾獎。按照目前的情況推算，扶桑這項諾獎計劃有可能成為現實。
知名生物學家、京城大學教授饒毅之前表示，扶桑的生物醫學研究在1980年代就達到了相當水平，這次扶桑科學家的突破就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華夏目前在前進，但尚未達到日本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程度，生物醫學總體而言落後日本二十年以上。
扶桑人為何能頻頻獲得諾貝爾獎？除了科學家善於自我反省和勤奮工作之外，扶桑的科研環境、評價機製以及經費保障等因素都功不可沒。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扶桑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大多有著相對美好的童年，喜歡親近自然、探索自然，喜歡閱讀、善於閱讀，而且父母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啟蒙和引導角色。
在接受學校教育過程中，這些獲獎者無一例外地打下了堅實的知識基礎，保持了對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有優秀教師的引領和指導，得到了寬鬆而自由的學術政策的支持，並受益於科學合理的學術評價機製。
接觸大自然萌生好奇心是科研的“原點”
一個人在幼年時通過接觸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興趣和**，這是非常重要的科學啟蒙教育，是通往產生一代科學巨匠的路。”
從小體弱多病的大隅良典非常喜歡自然，采集昆蟲是一大愛好，他還是小學科學教材的編撰者。在他看來，讓小孩子們愛上自然、愛上科學，對世界抱有寶貴的好奇心，是一切的起點。
“小時候熱衷於飛機模型、半導體收音機的製作，夏天喜歡在小河裏撈魚、捕螢火蟲、采集昆蟲，手持網子在野外一走就是一天。采築紫、野芹菜、木通、楊梅、野草莓，能夠感受自然的四季變遷。抬頭看見滿天的星星可以很容易辨認出星座，銀河像地上的河流一樣奔騰。這些當時都沒有想過，但今天作為自然科學專業的分子生物學的研究者，這樣的體驗，就是一切的原點吧。”
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下村修談及自己為何走上科學之路時，說：“我做研究不是為了應用或其他任何利益，隻是想弄明白水母為什麽會發光。”應該說，對大自然和周圍世界保持一顆好奇心，是引領諾貝爾獎獲得者走進科研世界的直接原因。
1973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江崎玲於奈有此感悟：一個人在幼年時通過接觸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興趣和**，這是非常重要的科學啟蒙教育，是通往產生一代科學巨匠的路，理應無比珍視、精心培育、不斷激勵和嗬護。
從多位扶桑諾貝爾獎獲得者身上，我們也能看到他們親近自然、觀察自然的經曆。對2002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小柴昌俊來說，他最難忘的就是小時候在學校後山與同學追逐賽跑、拔農家蔬菜、肆意玩耍的那段時光。
雖然扶桑屬於島國，地理條件有諸多不利因素，但扶桑人往往對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懷有一種親近感、自豪感，對各種自然現象也比較敏感，這不僅反映到日常民俗之中，也反映在扶桑的文學藝術之中，如川端康成的《雪國》等小說。扶桑的學校教育也很重視讓兒童親近自然，很多幼兒園和中小學會結合地理條件，因地製宜地保留了當地的自然特色。
閱讀引領人生成長方向
從幾位獲獎者的言談和著述中，明顯可以感覺到閱讀對於他們成長的重要意義，其中幾位更是因為閱讀而堅定了人生方向。小柴昌俊在《我不是好學生》一書中坦陳，上小學時班主任金子英夫送他一本書——愛因斯坦著的《物理學是怎樣產生的》，使他對物理產生極大興趣，並最終走上物理研究之路。
1981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福井謙一在《直言教育》中寫道：“在我的整個初中、高中時代，給我影響最大的是法布爾，他於我可以稱為心靈之師，對我的人生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從小就有抄書的習慣，他在書中坦陳：“為了讀書寫下很多筆記，並且持續這種讀書方式，成就了今天在此處的我。”
家庭教育注重培養孩子的自立精神
如果說閱讀是諾貝爾獲獎者之所以成功的內在因素，那麽良好的家庭教育則是必不可少的外部條件。
2001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野依良治表示，他之所以立誌研究化學，就是父親的影響。12歲時，父親帶他參加了一家公司的新產品展示會，新發布的一種從水、空氣和煤中提煉的黃色尼龍絲讓他覺得“化學實在是太神奇了”，從那以後他的生活已經離不開化學。
福井謙一受父親影響養成了刻苦讀書、勤於思考的習慣，他在書中寫道：“至於學習，父母倒是采取了不幹涉的態度，一次也沒有講過‘要好好念書’之類的話。但是，我家卻經常籠罩著令孩子不由自主地想去學習的嚴肅氣氛。”
與華夏一樣，扶桑曆來重視家庭教育，但值得警惕的是，現在不少華夏家庭的教育觀念在退化，過於側重對孩子物質上的滿足，或包辦了孩子成長過程中的大小事宜，孩子也常理所當然地認為父母的財產將來悉數歸自己所有。而且對於學習，許多家長和學生把大學僅僅看成是將來決定生活條件的敲門磚。
扶桑雖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這種問題，但社會風氣和傳統價值觀還是促使家庭注重培養孩子的自立精神，從小灌輸不依靠父母的理念。
扶桑學生考上大學後，學費由父母負責，但學費之外的生活費要靠自己打工賺取，否則會受到同學和社會恥笑。小柴昌俊考上東京大學後，第一學期物理全班級倒數第一，就是過度做家教的結果。
中小學教師的教學自由空間較大
“扶桑理論界傾向於強調中小學教師的教學自由，實際上教師在教學大綱的基礎上開展課程設計和教學探究的空間也較大。”
扶桑教育與一些東方國家的教育一樣，有灌輸式、重應試等弊病，這是不容否認的，但過去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也不夠客觀，強調得有些過分，實際上，扶桑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受到新教育運動、實用主義教育的影響，民間也開展了大量的教育實驗，這些都極大地促進了教育與現實生活的聯係。
戰後扶桑也在不斷的探索過程中吸收了西方發達國家的教育理論與經驗。例如，扶桑的幼兒園、小學並不片麵強調知識傳授，而是特別強調兒童的生活經驗；與基礎教育相比，扶桑的中學有應試的傾向，曾一度比較嚴重，但高中卻實行學分製，學生有比較大的選課自由。
扶桑理論界傾向於強調基礎教育教師的教學自由，實際上教師在大綱的基礎上開展因地製宜的課程設計和教學探究的空間也比較大。
另外，扶桑的基礎教育十分重視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很多學校動員近乎全校的教師都參加到課外俱樂部活動的指導之中，甚至有些學生活動（如全國高中棒球賽、全國學生與兒童發明展等）成為全體國民關心的盛事，這與我們全民高度緊張地關注高考，形成了鮮明對比。
扶桑也設立一些校外教育機構（如青少年之家等），旨在擴大青少年的視野。企業也熱衷於舉辦各種科技方麵比賽等活動，激發兒童的創造熱情。而這一切製度或措施都有助於學生形成廣泛的興趣愛好，為未來的事業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科學研究需要感性和直覺，而培養這種感性和直覺的最佳時期正是玩得滿身是泥的少年時代。
大學科研評價少受急功近利模式影響
“急功近利的科研評價模式，實質上是一種短視的表現，將削弱對基礎教育的研究，而且也不利於青年學者搞科研和獲得大項目。”
專家分析，扶桑的研究型大學始終是把目光投向世界前沿，並把它與教學緊密地結合起來。
扶桑高校教授在從事科研過程中，自由度也相當高。在扶桑，高校老師不會因為在一段時間內沒有出科研成果而擔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飯碗，在研究過程中，也很少受政府和社會的諸如考核、評價等幹擾，可以長期潛心從事研究。扶桑人獲諾貝爾獎就是在這種體製下產生的。
扶桑的科學技術基礎計劃，並不是由政府直接參與管理、評審，而是由專業機構進行。而且，獲得計劃資助的學者，不像我國入選計劃的學者，馬上就有了某種身份標簽，在學術活動中享有高人一等的特權，他們需要認真開展研究，研究成果不是由行政部門評定，而是由學術同行評價。
視野開闊注重國際交流功不可沒
“扶桑產生了如此眾多的諾貝爾獲獎者，與扶桑科學家視野開闊，注重國際交流不無關係。”
扶桑千葉大學經濟學博士李仲生教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舉例，1987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利根川進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他的科學成就都是在美國的實驗室中取得的；2000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白川英樹和2001年化學獎得主野依良治都曾在美國大學進修，均了解各自領域最新的研究動向。
其次，一流的實驗條件為扶桑科學家提供了堅實的保障。特別是對像物理學、化學、生命科學等非常強調實驗的學科來說，一流的實驗條件顯得尤為重要，有時候甚至是決定性的。
2001年野依良治獲獎後，扶桑政府撥專款7000萬美元為他建立實驗設備先進的研究中心。扶桑正是憑借其精湛的加工工藝和雄厚的產業基礎，為科學家進行創新研究提供了世界一流的工作條件。
《扶桑經濟新聞》在報道中也指出，201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山中伸彌能夠取得巨大成就，長期支持其研究的奈良先端科學技術研究生院大學和扶桑科學技術振興機構功不可沒。這意味著日本仍然保留著允許“可能性”萌芽存在的土壤。
科研環境**自由不受幹擾是重要原因
除了科研環境的保障，扶桑科學家始終如一的勤奮刻苦、堅韌不拔的工作精神是他們能在很多領域迅速追趕歐美發達國家甚至保持世界領先地位的一個重要因素。扶桑研究人員自由**研究也是研究領域不斷出成果的關鍵。
專家指出，扶桑的大學教授和研究所人員申報課題的渠道和形式，實際上是課題注冊製，不必層層審批，一定份額的經費就很快撥下來，保障其數年的研究。數年如一日，可以自始至終、紮紮實實的科學研究，不必特別公關和費心的經費申請渠道，不受外界的幹擾，比較充足的科研經費和良好的科研環境為**自由開展科學研究提供了製度性保障。
換句話說，**自由和不受幹擾是扶桑科學家頻頻獲得諾貝爾獎的主要原因。而扶桑大學多半是研究型大學，以科研帶動教學，而不是教學型學校，這是日本頻出高質量科研成果的重要原因。扶桑除了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外，名古屋大學、東北大學、北海道大學等大學也產生了諾貝爾獲獎者。
教育專家熊丙奇曾指出，我國的學術環境最缺的不是經費，而是批評與質疑，沒有“問題導向”意識。隻有直麵我國學術麵對的真問題，給學者更多的自由空間，建立學者平等競爭的學術環境，我國的一流成果才會呈井噴之勢。
此外，扶桑科學家的職業威望高、工資待遇豐厚也為他們全心致力於教學、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根據扶桑權威的“扶桑社會階層與社會移動”的1995年調查結果顯示，在扶桑187種職業中，大學教師的職業威望的得分為83.5，僅次於法官、律師的87.3分，位居第二位，遠遠高於大企業高級管理的73.3分、高級公務員的70.5分以及演員的58.2分等等。
在經濟收入方麵，扶桑厚生勞動省“工資結構基本統計調查”結果顯示，2008年扶桑大學教授的平均工資約為1122萬日元（約合90萬元人民幣），大大超過了國家公務員的663萬日元。
基礎研究在大學科研中“最受青睞”
“上世紀80年代，歐美經常指責扶桑在基礎研究方麵搭便車，因此扶桑提出了培育世界水平研究人員的政策，並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成功。”《扶桑經濟新聞》指出，“但是，僅靠這些無法擺脫亞洲各國的緊緊追趕。扶桑有必要培育大量研究人才。”
據扶桑文部科學省科學技術政策研究所的論文數據顯示，在扶桑排在最優秀大學之後的第二梯隊大學的數量非常有限，兩極分化的趨勢非常明顯。而在強於基礎研究的歐美各國，這一水平的大學則異常活躍，總體來說，競爭環境非常激烈。
“一般來說，科學技術要轉變為生產力必須經過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再到開發研究的漫長過程，像美-國、前蘇-聯和歐洲的發達國家，都是從這種模式走向科技強國的。”有關專家表示，“但是，扶桑曾是相對科技後發國家，為了盡快追趕世界先進水平，它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從開發研究著手，再向應用研究溯源，最後再深入到基礎研究層麵的策略，並取得了顯著成效。”
扶桑明治維新以後，高等教育主要照搬德國模式，重視科學研究。京城師範大學比較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益民曾向媒體介紹，扶桑政府和企業非常重視對科學研究的經費投入，其科研經費占gdp的比例為3.67%（2007年），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學的研究經費雖然在整個科研經費中隻占18.3%（2006年），但是，大學的研究經費的結構與企業和其他科研機構完全相反，基礎研究經費占主要部分（約占55%），而基礎研究正是無限接近諾貝爾獎的溫床。
華夏不是沒有人獲得過諾貝爾獎。耐人尋味的是，不得獎的時候笑微微，一旦得獎了立刻就是質疑。
要麽大家都別得，來，莫言，看看現代文學史，論資排輩，憑啥你得？
華夏真正屬於作家期待的好時期都是曇花一現的，新詩的式微，傳統文學的式微。還好有網絡文學異軍突起，但現在其實已經隻能慢慢的躲進書齋，不問世事寫點穿越重生的春花秋月了。
屠呦呦教授在獲獎感言上麵有一句話很讓人唏噓感慨：我還想邀請85名參與過523項目的科學家來到瑞典，共同發布青蒿素的科研報告，但我怕諾貝爾獎基金會無法承擔這筆龐大的開支，最終，我決定還是一個人來。
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就怕豬一樣的隊友！
2013年華夏自主工業自動化領軍者褚健入獄後，京城和利時的創始人王常力博士立即辭去了所有職務至今一直留在新加坡，沒有迴國。也就是到此為止，華夏自主的工業自動化公司全軍覆沒。
那天傍晚，當王常力博士正要啟程，他迴頭看了一眼西天淒豔的晚霞。那裏，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滴血。(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