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劉弘的滔天怒火,不出所料的揮灑在宣室殿內後,殿內眾臣終於是認清了現實。


    ——今日廷議,恐怕不是一次簡簡單單的‘政策商討會’!


    就拿劉弘方才的話語來說,陸賈此次出使南越,隻怕是會在長安朝堂引發一次滔天駭浪!


    簡單來說,劉弘話語中的表麵意思,主要就兩點。


    其一,是陸賈此次出使南越,其職責完成程度,讓劉弘感到非常不滿意!


    這件事,早在陸賈迴長安的第二天,陸賈此次出使的大致外交成果,傳遍長安大街小巷的時候,朝堂公卿大臣心中就有了定論。


    ——此次出使南越,陸賈的吃相,實在是有些太難看了···


    陸賈在南越一住小半年,臨了還拉迴各式財物上百車,在此時的漢室,其實算不上什麽‘大節有失’的事。


    早在戰國之時,蘇秦、張儀為代表的陰陽家遊走列國,進行光榮的‘遊說’事業時,天下人就已經習慣了這些原始外交官,出入都帶著無數財物了。


    哪怕是單獨看待此次,陸賈出使南越這件事,那些被帶迴的財物,也能很容易就解釋清楚來源。


    ——左右不過是趙佗害怕漢室,所以求陸賈在長安代為美言幾句罷了。


    在行賂之風同樣肆虐的漢室,這屬於再正常不過的‘私下往來’。


    但問題的關鍵是:收錢歸收錢,正經事兒總要辦好吧?


    要是能完成使命,徹底解決南越的問題,別說金玉百車了,恐怕就是千車、萬車,長安朝堂都會想辦法湊出來,然後毫無怨念的送上陸賈府上!


    但任務沒完成不說,還把大半已有成果吐了出去,這就說不過去了吧?


    任務沒完成,甚至隱隱沾上‘嚴重失職’的前提下,陸賈從南越帶迴來的那些財物,就顯得十分刺眼了。


    ——任務完成了,那些財物,也可以算作是陸賈出使的‘差旅費’;但這沒完成,陸賈這筆錢,就要扯上‘以權謀私’‘賣主求榮’的嫌疑了!


    這一點,朝堂百官早有預測,在看到劉弘地反應之後,也終於是篤定:這一次,陸賈隻怕是混不過去了。


    但如果隻是‘外交官失職,導致政權利益受損’,恐怕還不至於讓劉弘將朝中百官公卿,乃至於諸家博士召集起來,舉行這樣一次特殊至極的緊急會議。


    畢竟從嚴格意義上來講,此時的外交官,名為‘天子使’。


    說白了,作為天子的使者、帶鹽人,外交官隻需要對皇帝一人負責。


    當外交官出現瀆職、失職的狀況是,也同樣隻需要皇帝一言而決其去留。


    如此說來,問題的關鍵核心,還是劉弘話裏的第二層含義。


    ——太中大夫那點狗屁倒灶的勾當,朕全都知道!


    朕非但知道,還要光明正大的擺到百官麵前,讓大家好好看看!


    這一層意圖,就非常值得百官公卿,乃至於諸位老博士玩味了。


    對於南越的問題,太祖高皇帝劉邦,以及蕭何、曹參、張良等開國功勳是什麽態度,殿內百官還是有大體了解的。


    畢竟漢立不過二十餘年,開國功勳雖然大半離世,但留下的政治慣性,依舊對此事的漢室其著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若非高皇帝‘登上人生巔峰’的年紀實在大了些,開國功勳們也大都沒太長命,此時的漢室,甚至可能還處在開國皇帝統治時期!


    既然知道開國時,朝堂對南越問題的態度,那陸賈所言的真實性,自然也就是一目了然了。


    這樣一來,問題就又複雜了。


    陸賈所言是假,且劉弘已有察覺,那對於此事,劉弘是打算怎麽處置?


    按道理來說,此事最好的解決方式,不外乎將其歸類為‘陸賈財迷心竅,與南越王狼狽為奸,私相授受,損害漢室利益’。


    而後,便是按照‘欺君罔上’‘賣國求榮’的罪名,對陸賈做出相應的懲罰,並再行廷議:陸賈和南越達成的外交協議,漢室要不要承認。


    如果不承認,要如何給天下人一個解釋,又應該如何解決南越的問題?


    這樣的處置與事實最為接近,最為現實,也能最大程度上減小此事,對漢室政壇帶來的負麵影響。


    此次外交事件,也將成為陸賈的個人行為,不會牽連到朝堂其他人。


    但劉弘這個架勢,顯然沒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意圖。


    如果隻是論定陸賈的罪名,劉弘隻需要召集三公九卿,以廷尉和禦史大夫的意見為主要參考,做出相應的決策,並最終公之於眾即刻。


    就算是要就‘要不要承認陸賈與南越達成的外交協議’進行商討,劉弘也大可不必鄭重其事的召開今日這般,本不在策劃中的‘緊急會議’,甚至將幾位德高望重,光憑年紀就能揮著幾杖,追著朝中大半公卿打屁股的老博士召入殿內!


    這樣一來,劉弘的對此事的處置意見,就有些讓人心驚肉跳了。


    ——陸賈此次的外交失誤,絕對不會被認定為個人行為,甚至是某幾人、某幾十人的小群體行為!


    樂觀點,可能是某一政治派係,或是某幾個‘私交甚篤’的重臣落馬;悲觀點,則可能是某一區域、某一群體,乃至於某一時期的官員集體遭重!


    說白了,就是劉弘打算揪著此次陸賈出使南越一事,在朝堂大開地圖炮!


    從劉弘史無前例的遵守起‘四季五色’之製的舉措來推斷,這一次的打擊目標···


    “魯儒一脈,隻怕是要自絕於漢庭啦···”


    殿內沒安靜多久,三公九卿在內的數十位重臣,已經在暗地裏得出了大致結論:此次事件,必然會和某一個政治學派扯上關聯。


    而在如今漢室現存的政治派係中,與此事的挑起者陸賈關聯最深的,便是儒家。


    劉弘接下來的話語,也是三言兩語之間,便確認了殿內眾人的猜測。


    “朕尚記得,孝惠皇帝之時,浮丘公遊學至長安,關中聞聲而振;朕皇叔祖楚元王交,更曾受業於浮丘公門下。”


    “今楚王郢客,於孝惠年間受業於公,今吳楚多有言:楚王郢客,頗得元王純善之風!”


    劉弘恭敬一語,殿內眾人的目光,便齊齊撒向了審食其和張蒼身後,身著儒袍、頭係儒冠,正閉目養神的老者。


    ——當朝《詩》博士,楚元王、魯申公、今楚王劉郢客之授業恩師,齊人浮丘伯!


    如果說,在張蒼身旁端身跪坐的田何,是執天下文學之牛耳的《易》嫡係傳人,那浮丘伯,就是如今天下,儒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與身前的禦史大夫張蒼一樣,浮丘伯的授業恩師,也同樣是名垂青史的大儒:荀子。


    因為籍貫地(齊國)的緣故,浮丘伯得到荀子授業的時間,甚至比張蒼還要更早!


    戰國末期,身為趙國人的荀子,在齊國蘭陵開山授業,廣收門徒,傳《五經:詩、書、禮、樂、春秋》之義。


    最終,荀子將自己精通的五經,分辨傳給了幾個青史有名的人。


    ——把《詩》傳給毛亨和浮丘伯;


    把《書》傳給了韓非和李斯;


    把《禮》傳給陸賈;


    把《樂》傳給公孫尼子;


    把《春秋》傳給張蒼和陳囂。


    這八人當中,毛亨乃戰國時期趙國名臣毛遂之侄(‘毛遂自薦’之典故的主人公);韓非乃韓國公子、法家的思想集大成者;李斯為秦相,法家思想的發揚者。


    陳囂、公孫尼子二人則一個英年早逝,一個寄情山水。


    而僅剩下的浮丘伯、陸賈、張蒼三人,便成為了如今漢室政壇舉足輕重的人物。


    其中,得授《春秋》張蒼憑借開國武勳躋身政壇,後憑借出色的政治手腕,和對諸子百家思想的見解,成為了漢室繼蕭何之後,又一個沒有明確學派標簽,卻又能同時代表好幾個主流學派的大學閥and相宰!


    精通《禮》的陸賈,則是在業務全被叔孫通搶走後另辟蹊徑,成為了漢室第一代外交官。


    至於得授《詩》的浮丘伯,則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治學本心,成為了三人中唯一一個專心研究學士,盡量少沾染朝堂政治的賢者。


    若非去年浮丘伯再次遊學至關中,被劉弘軟硬兼施的留在長安,安了個二千石秩祿的《詩》博士之職,恐怕漢家朝堂,永遠都無法看到這位老學者的身影。


    從這個角度來看,陸賈、張蒼、浮丘伯三人的學術地位,實際上是基本一致的。


    但當‘學術地位’與‘政治地位’扯到一起的時候,狀況就有所變化了。


    儒家五經詩、書、禮、樂、春秋,在過去的曆朝曆代或許占據同等地位,但在漢室,起碼在漢室政壇,是有一些微妙的區別的。


    首先,由於漢室‘禮樂崩壞’,且掌權者對‘禮樂崩壞’樂見其成,就使得禮、樂兩項,在漢室受重視的程度僅限於‘裝裝樣子’的程度。


    這也是荀子的八個關門弟子中,得授《樂》的公孫尼子不願入仕,甘願遊山玩水的原因。


    而陸賈作為荀子門徒中,得授《禮》的那一人,在漢室的地位顯然也是不言而喻——精通《禮》這一項,根本無法為陸賈加分多少。


    《書》在漢室的地位,光是看看那兩位得授《書》的荀子門徒是誰,就能看出端倪了。


    ——李斯,韓非!


    在漢初的輿論當中,這兩人,一個是秦滅亡的罪魁禍首(李斯),一個是法家惡政的集大成者‘韓非’!


    這樣的情況下,漢室能重視《書》,才是最大的笑話!


    至於詩,則帶有太過於濃厚的儒家色彩,過於講究仁義道德,與漢初的時代背景所不符,所以使得浮丘伯這樣的《詩》傳人,隻能在漢初成為博士,被皇帝用來充門臉,做牌麵。


    詩、書、禮、樂都不受重視,唯一剩下的,也就是如今的禦史大夫張蒼,從恩師荀子那裏學來的《春秋》了。


    在儒家五經當中,春秋中的儒家色彩算是最淡,也最符合漢室背景。


    再加上執政學派——黃老學的核心思想,與《易》的牽連甚深,而《易》中的大數據卦算部分,又極其講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與《春秋》所提倡的‘以過去的失敗經驗,促進未來的成功’不謀而合。


    這就使得漢室初,黃老學執政、《易》學當道的時代背景下,儒家五經當中,隻有《春秋》能具有相對樂觀的接受度。


    自然而然,作為荀子門徒,得授《春秋》,且武勳又達到要求的張蒼,就能在政壇占據一席之地,甚至成為比肩蕭何的名相。


    而今天,劉弘為了陸賈之事,雖然將所有朝臣百官都召到了一起,但絕大多數人,都隻是起一個‘見證人’,亦或是背景板的作用。


    關鍵人物,則隻有師出同門的師兄弟三人。


    ——當朝禦史大夫,得荀子授《春秋》的張蒼、當朝博士,得荀子授《詩》的浮丘伯,以及事件的主人公,得荀子授《禮》的陸賈!


    換句話說就是:此次事件的本質,並非是在此次出使南越的過程中,陸賈代表個人做了什麽事,應該受到什麽懲罰。


    而是陸賈的所作所為,是否能代表荀子傳授給陸賈的《禮》!


    如果能代表,那《禮》,以及《禮》學重地魯儒派係,在漢室的政治正確性,是否有存疑的部分?


    如果不能代表,那陸賈是否不配被稱為荀子門徒,不配成為《禮》,以及《禮》學重地:魯地,乃至於魯儒派係的代言人?


    這,才是‘陸賈出使南越’一事的關鍵所在!


    簡而言之,對於此次事件,劉弘並不認為,或者說並不願意認為,這是陸賈個人的道德修養、愛國思想出了問題,而是陸賈所代表的《禮》,以及魯儒派係的核心思想出了問題!


    一旦劉弘地這個傾向被坐實,那且不說儒家,最起碼《禮》係,及以此為立身之本的魯儒一脈,將在漢室蒙受史無前例的重大打擊!


    與之相應的,便是在《禮》、魯儒派係式微後,必然會在漢室掀起的思想大討論:對於禮樂崩壞,到底應該鄭重對待、扭轉趨勢,還是放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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