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注意過年輕人的寫作嗎？比如2090年代的男性協作群，以及90年代的女性作家群。他們在算法日漸成為主流的時代是唿嘯而起的，創作了很多令人驚歎的作品，但他們保持著文學的敏感、率真和尖銳，保持著文學最原生的激情和創造力，很多大作家，在功成名就修成正果之後，已經失去了原始的寫作衝動和革新的勇氣，您對此又怎樣的看法呢？”
“為什麽失去原始的創作衝動，為什麽失去革新的勇氣，這是對大多數作家而言都會考慮的問題。我不認為年輕、激情之類的東西就一定是創作的優勢，功成名就以後就保守了就成為規律了，不管是你說的這個2090年代後的作家群體亦或者是我們這一代的作家作者，包括更早以前的前輩，從來沒有麵臨一個群體困境，有的隻是個人的困境。這困境具體來說就是你完成了一部比較重要的作品之後，怎麽寫第二部。別人對你的第一部作品沒要求，你是野孩子，野孩子還光著身子，一般都是生機勃勃的跑出來，讓人們鑒賞它的野性之美，大家也都會對這個孩子比較寬容，但是鑒賞過後你總得穿上衣服呀，穿了衣服之後你就已經改變了，你得教他規矩，然他變得得體，你還要創造更多的衣服給他穿，這時候困難就來了，一方麵鑒賞者還要求你要原始，另一方麵你發現脫不了衣服，也不想脫了，脫了也迴不到過去了，這裏麵其實一直都是作家的問題，還有一個可能就是鑒賞者本身的問題。”李愛年老人說著從衣兜裏拿出一本日記道：“其實歸結為一個詞就是眾口難調，所以我現在的創作會分為兩種，一種是展示給大家的，一種就是保留給我自己的，像這本日記就是我的自留田。”
蘇澈接過日記本，打開扉頁就看到了一張照片，那也是個“時代的罪人”，他是2062年災區疫情總指揮，叫田文冕，是個看上去很文弱的“書生”，可就是這個書生下達了最嚴酷的封鎖令，徹底阻斷的感染者的傳播途徑，當然……疫情結束後，他站在了被告席，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
有關這個人的官方描述一直都很模糊，民間對他的評價也是褒貶不一，有人認為他是殺伐果斷的大將，如果不是他，肯定會有更多人犧牲！
但也有人說他是惡魔，如果他當時能夠再寬限一點，可以救出更多的無辜者。
總之，有關田文冕這個人的評價一直都沒有一個相對中肯且令人滿意的結果。
作家們也都很默契的避開了這個人物，尤其是在這個“算法”時代，費盡心思去寫一個“罪人”，顯然是不夠“算法”的。
然而李愛年老人的日記本裏卻藏著一個以田文冕的原型為主角的短篇小說。
故事很短，隻有四千多字，講述的是未來的某一天，無知的礦工打開了地獄的大門，驚慌失措的礦工們在逃離時被礦主引爆了隧道埋在了地下，其中一個礦工的兒子為救父親找來救援隊，但在救援過程中更多人被感染，這時候作為救援隊長的主角果斷下令再次封鎖礦區，並導致整個救援隊和受困礦工全都遇難的故事。
結尾處，地獄的大門被再次封鎖，可是主角和礦工的兒子，已經礦工和自己兒子的通話錄音全都被公開化，也使得原本應該成為英雄的主角成了“罪人”，他的果斷被評價為“不人道”，他的處理辦法被評價為“不夠完美”，總之，沒人記得正是因為主角的果斷才保住了附近小鎮上數十萬的居民，才沒有使得災難進一步擴大。
文中有這樣一段對話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主角下令道：“把他抓迴來！任何人不允許離開現場！”
“你瘋了！你沒有權利這麽做！”礦工的兒子。
“這是命令！”
“可我們是人，我父親沒有感染，他還活著！”
“我沒時間和你在這爭論，這是命令！如果你還記得自己是個軍人的話，就得服從命令！”
“命令？那你又是從什麽忘了我們也是人的？！”
……
“那麽……您認為，這個問題具體是什麽呢？”采訪繼續，蘇澈把日記本抵還給李老，他沒有對這部短篇做任何評價。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教條’，比如什麽是優秀的文學，什麽事作家身上最珍貴的素質。令人苦惱的是我們大家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教條中，很少作這樣的反向思維，比如對革新的態度，更很少有人去思考那些大無畏的革新是否隻是一次魯莽的資源浪費？有些傳統是否必須有人去維護發展？甚至有些後退是不是反而具有先進的意義？所以不管對什麽背景的作家來說，真正自由的寫作是能夠擺脫一切‘教條’的寫作，是一種堅強的自信的寫作。”
聽完這段話，蘇澈突然有一種思想被解放的感覺，一直以來他認為思想在體製的框架內探索是坦蕩的正道，可現在他忽然覺得那可能是一件比較悲哀的事情，任何時期都應當需要更大更廣闊的思想空間，雖然通常在管理者眼中，思想對行為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正常人絕不會無意識的去做某些事，那麽思想就必須受到正確的引導。
這當然是沒問題的，蘇澈也不會因為聽完李愛年的這番話就認定這種正確的引導是有問題的，但思想的引導和作家自身跨越教條去思考，二者之間理應是不矛盾的。
唯一的矛盾點在於是否去分享。
方才李老提到“那些大無畏的革新是否隻是一次魯莽的資源浪費？”
這樣一句話在現實中可能成為一個不和諧的音符，因為就像許多年前“火石計劃”正是開啟，第一中軸正式建成的時候，很多人都曾提出過類似的“反對”聲音。
在資源日漸匱乏的今天，通過冷漠的算法推進人類進步已經讓很多人感到不適，那麽建成這樣一座對公眾既不開放也從不公開其內部運行原理及運行目的的龐大采樣基地，它是否是一次“資源浪費”呢？
蘇澈不得而知，因為他甚至沒有可以一起探討的人，更連探討這個問題的方向和門路都沒有找到。
不過蘇澈心裏隱約感受到了這個時代所真正缺少的東西。
這些珍貴的、寶貴的覺悟或許並不像他最初期待的那樣要拿出來進行全麵的分享和喚醒，或許真正需要醒來的，是他自己。
“國內的作家環境我不太清楚現在的風向，但前幾年國外還有不少文學青年在唿喊要超越李老您，現在已經很少有人這樣說了。昔日的偶像派作家現在洗盡鉛華，迴到最初的安靜狀態了嗎？”
“我覺得，最應該超越的是我自己。坦率地說我是一個生活在誤解中的作家，連我自己也誤解我自己。我很感冒你說的這個偶像派這次，總讓我一種虛擬的光怪陸離的舞台感，燈光感，其實這些東西從沒有在我的生活中出現過，卻讓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形如演員，很難真切看清我自己，所以我覺得很冤。我對外界的期待多少年如一日，隻要有那麽些喜歡讀我的小說就夠了，別的東西不是我要的。門外的繁華不是我的繁華，我是過室內生活的人，一直很安靜，過去就安靜，現在更安靜。”李老一直都是笑眯眯的接受采訪，唯獨到了這裏他的語氣和表情都嚴肅了一些。
蘇澈隱約能體會到那種感覺，或許所有人一開始就誤解了李老，誤解了他當年那樣發聲的真實目的……他不是為了名聲大噪，隻是呐喊了一聲，卻被所有人“鄙夷”。
“我看了您最近發表的新作《雪上的烽火》，您說這是一部跟過去決裂的書，您對自己的過去不再滿意了是嗎？”
“《雪上的烽火》是我用了十一年才完成的長篇，而且一直都沒有發表，一直等到它完成時才拜托我在俄羅斯的朋友發表出來。我確實有借這部小說推陳出新的創作動機，但動機是動機，動機不能說明寫作質量，決裂也不一定那麽悲壯那麽值得讚揚。我隻是給自己一些寫作的動力，盡量地從自己身邊繞過去，至於好壞，還要你看了再說。”李老把評價的權利交還給了蘇澈。
說實在的，《雪上的烽火》真的是蘇澈這幾年來讀過的印象最深刻的一部長篇小說。
故事的原型其實就是類似阿旺德措老人這樣的在大雪暴中依然堅守的英雄人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開篇的那句話。
“雪上的烽火在狂風中搖曳，火焰緊貼在一起，被風壓的像一麵破碎的旗幟，它是如此的令人渴望，又如此的令人膽戰心驚，似乎下一秒它就會被熄滅，可它不會，它沒有，隻要風一停，它就會再一次熊熊燃燒！”
這段話至今迴想起來仍令人頗為感歎，蘇澈甚至隻要一閉上眼就能隱約看到年輕時的阿旺德措帶領豐碑小隊在冰雪中前行的背影，與茫茫雪原比起來，鮮紅不僅僅是衣衫，更是那份執著與信念。
“那，您現在的文學理想是什麽？”
“我的過去是一連串的寫作事件構成的，我大體對過去的短篇創作感到滿意，但中長篇總體上並不滿意，有些篇目甚至有重寫的念頭。我現在的文學理想說起來不算是什麽理想，就是在我還能清醒的認知和思考的時候寫出我最好的長篇小說，精選出我的短篇小說卷，三卷本事比較理想的，還有一個理想就是沒有人再說我是一個偶像派的作家，我其實很後悔當年同意把小說翻拍成電影。”
蘇澈點了點頭，不知不覺間他與李老已經在咖啡廳裏坐了兩個多小時，但看了看本子，他期待的采訪內容才完成不到一半，不過很多問題似乎已經不需要反複的重複的去問了，於是他決定精簡一下。
“美國新潮流派作家本安迪在2091年寫了《枯井》，宣布小說作為一種形式已經徹底枯竭，人們期待的故事隻需要通過ai就可以自動生成，完全不需要那麽多作家去‘創作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以自己的奴隸作出迴應，證實著這個時代存留的依據。作為一個職業作家你有類似對寫作意義質疑的困惑嗎？”
“其實在更早之前，美國後現代派作家巴思就在1963年謝了《枯竭的文學》這本書，並且也同樣宣布小說經沒什麽可寫的了，但你看，到了2091年，同樣的論調，換了一個皮囊又冒了出來，這真的太諷刺了，所以在我看來，無論是巴思也好，還是本安迪也罷，他們的這種言論都有點類似於信口開河，我們大家其實都有這種體驗的，就是你在某個時刻思路特別的開闊，特別敏捷，頭腦就像一口池塘，可以冒出好多泡泡來，泡泡很多，所以放到一起時就顯得言之鑿鑿的，但這種言論不用說經不住時間考驗，據我所知，連本安迪自己在寫完《枯井》後還文思泉湧的發表了好幾個短篇，怎麽就枯竭了呢？難道他真的認為人們都喜歡把喜好輸入進ai係統，然後自動生成自己喜歡的故事嗎？這種自欺欺人真的就是大家所喜歡的文學類型嗎？我覺得不盡然，就好像我平時很喜歡讀的一篇連載，劇中有很多我討厭的人物，可正是這種真實令這部作品看上去更加的豐盈，所以我始終認為，隻有枯竭的作家，沒有枯竭的文學。文學作為現實世界的描述和補充，它是與人類同在的，這個特殊的供求關係可能在某個時期會出現一定程度的蕭條，比如現在，很多人認為‘算法’可以取代人，但這並不意味人的創造就會滅亡。我作為一個作家從來沒有懷疑過寫作的價值，我不能確定讀者是否一定需要我寫，但我可以確定我需要寫，對於我，寫作的意義已經演變成生活的意義了。”
蘇澈點了點頭，聽到這樣的話讓他信號澎湃，信心大增，雖然在這之前他也沒有懷疑過文學創造已經枯竭，但從前輩這裏獲取認可，更能讓蘇澈安心一些。
“我記得您有一個說法，說，站在世界的兩側，您的血脈在故鄉這一側，身體卻在異鄉這一側，不過我看到您的故鄉都是往昔的記憶中的故鄉，現居的異鄉也都是過去的異鄉，您是有意保持跟當下的社會、當下的生活的距離嗎？”
“那種說法是我在很多年前發表的一篇評論中寫在序言部分立的，這其實是大多數人的寫照，沒有什麽特殊的。我過去的作品中時間指向大多指向過去，完全是照應我的小說敘述方式，怎樣寫著舒服就怎樣撥弄小說中的時間鍾。當下的意義在過去中也存在，反過來也一樣，或許某一天我會開始寫未來的故事，科幻的故事，但我關注的東西通常從人性這個角度出發的，也就意味著無論時間點擺在哪裏，從哪裏出發，途徑什麽地方，能夠開多遠走多遠，都不會影響我的寫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不是有意設置我與現實生活的距離，這距離有多遠，應該由作品本身來決定，並交由讀者自己去感悟。”
“嗬嗬，好的，問您一個私人問題，在您的小說中有很多的女性形象，比如《藍海鷗》、《雪上的烽火》、《星探》等，您幾乎被人看作是當代作家中最習慣於寫女性角色的高手。對於女性的青睞，您明顯的要高於男性，這與您的南方氣質、您本質上的詩人性情有關嗎？還是有別的什麽原因？”
“我不敢說對於女性的寫作高手不高手的，隻是慣用這塊東西，就像畫家總有自己最青睞的色調一樣，我在自己的創作中更多的加入女性角色純粹的是個人的習慣和喜好，我不希望這話引起什麽誤解，但我確實覺得女性身上更富有小說的氣息，而男性總給人一種刻板生硬的感覺，這讓我很難發揮。在你之前，也有人問過我為什麽要寫那麽多的女人，甚至出現作品中整體的偏向陰盛陽衰，有時候我會認真的去解釋我小說中寫女性的隻是一小部分，她們隻是一個個人物，是故事的載體，並不是我有意為之，有時候我又想反問，世界上有那麽多女人，她們全是小說，為什麽不走捷徑呢？”
蘇澈愣住了，他用了好一會才明白李老的意思，原來他曾經的一些見解是刻板且偏大男子主義的。
實際上在文學的創作過程中，“娘化”並不能代表什麽。
主角是男是女，大多數時候形成一種“不適”並不是作品本身帶來的，而是自身刻板的印象出現的抵觸。
如果跳出這種刻板的認知，再來看故事，就會覺得，其實這根本不算什麽。
“為什麽失去原始的創作衝動，為什麽失去革新的勇氣，這是對大多數作家而言都會考慮的問題。我不認為年輕、激情之類的東西就一定是創作的優勢，功成名就以後就保守了就成為規律了，不管是你說的這個2090年代後的作家群體亦或者是我們這一代的作家作者，包括更早以前的前輩，從來沒有麵臨一個群體困境，有的隻是個人的困境。這困境具體來說就是你完成了一部比較重要的作品之後，怎麽寫第二部。別人對你的第一部作品沒要求，你是野孩子，野孩子還光著身子，一般都是生機勃勃的跑出來，讓人們鑒賞它的野性之美，大家也都會對這個孩子比較寬容，但是鑒賞過後你總得穿上衣服呀，穿了衣服之後你就已經改變了，你得教他規矩，然他變得得體，你還要創造更多的衣服給他穿，這時候困難就來了，一方麵鑒賞者還要求你要原始，另一方麵你發現脫不了衣服，也不想脫了，脫了也迴不到過去了，這裏麵其實一直都是作家的問題，還有一個可能就是鑒賞者本身的問題。”李愛年老人說著從衣兜裏拿出一本日記道：“其實歸結為一個詞就是眾口難調，所以我現在的創作會分為兩種，一種是展示給大家的，一種就是保留給我自己的，像這本日記就是我的自留田。”
蘇澈接過日記本，打開扉頁就看到了一張照片，那也是個“時代的罪人”，他是2062年災區疫情總指揮，叫田文冕，是個看上去很文弱的“書生”，可就是這個書生下達了最嚴酷的封鎖令，徹底阻斷的感染者的傳播途徑，當然……疫情結束後，他站在了被告席，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
有關這個人的官方描述一直都很模糊，民間對他的評價也是褒貶不一，有人認為他是殺伐果斷的大將，如果不是他，肯定會有更多人犧牲！
但也有人說他是惡魔，如果他當時能夠再寬限一點，可以救出更多的無辜者。
總之，有關田文冕這個人的評價一直都沒有一個相對中肯且令人滿意的結果。
作家們也都很默契的避開了這個人物，尤其是在這個“算法”時代，費盡心思去寫一個“罪人”，顯然是不夠“算法”的。
然而李愛年老人的日記本裏卻藏著一個以田文冕的原型為主角的短篇小說。
故事很短，隻有四千多字，講述的是未來的某一天，無知的礦工打開了地獄的大門，驚慌失措的礦工們在逃離時被礦主引爆了隧道埋在了地下，其中一個礦工的兒子為救父親找來救援隊，但在救援過程中更多人被感染，這時候作為救援隊長的主角果斷下令再次封鎖礦區，並導致整個救援隊和受困礦工全都遇難的故事。
結尾處，地獄的大門被再次封鎖，可是主角和礦工的兒子，已經礦工和自己兒子的通話錄音全都被公開化，也使得原本應該成為英雄的主角成了“罪人”，他的果斷被評價為“不人道”，他的處理辦法被評價為“不夠完美”，總之，沒人記得正是因為主角的果斷才保住了附近小鎮上數十萬的居民，才沒有使得災難進一步擴大。
文中有這樣一段對話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主角下令道：“把他抓迴來！任何人不允許離開現場！”
“你瘋了！你沒有權利這麽做！”礦工的兒子。
“這是命令！”
“可我們是人，我父親沒有感染，他還活著！”
“我沒時間和你在這爭論，這是命令！如果你還記得自己是個軍人的話，就得服從命令！”
“命令？那你又是從什麽忘了我們也是人的？！”
……
“那麽……您認為，這個問題具體是什麽呢？”采訪繼續，蘇澈把日記本抵還給李老，他沒有對這部短篇做任何評價。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教條’，比如什麽是優秀的文學，什麽事作家身上最珍貴的素質。令人苦惱的是我們大家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教條中，很少作這樣的反向思維，比如對革新的態度，更很少有人去思考那些大無畏的革新是否隻是一次魯莽的資源浪費？有些傳統是否必須有人去維護發展？甚至有些後退是不是反而具有先進的意義？所以不管對什麽背景的作家來說，真正自由的寫作是能夠擺脫一切‘教條’的寫作，是一種堅強的自信的寫作。”
聽完這段話，蘇澈突然有一種思想被解放的感覺，一直以來他認為思想在體製的框架內探索是坦蕩的正道，可現在他忽然覺得那可能是一件比較悲哀的事情，任何時期都應當需要更大更廣闊的思想空間，雖然通常在管理者眼中，思想對行為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正常人絕不會無意識的去做某些事，那麽思想就必須受到正確的引導。
這當然是沒問題的，蘇澈也不會因為聽完李愛年的這番話就認定這種正確的引導是有問題的，但思想的引導和作家自身跨越教條去思考，二者之間理應是不矛盾的。
唯一的矛盾點在於是否去分享。
方才李老提到“那些大無畏的革新是否隻是一次魯莽的資源浪費？”
這樣一句話在現實中可能成為一個不和諧的音符，因為就像許多年前“火石計劃”正是開啟，第一中軸正式建成的時候，很多人都曾提出過類似的“反對”聲音。
在資源日漸匱乏的今天，通過冷漠的算法推進人類進步已經讓很多人感到不適，那麽建成這樣一座對公眾既不開放也從不公開其內部運行原理及運行目的的龐大采樣基地，它是否是一次“資源浪費”呢？
蘇澈不得而知，因為他甚至沒有可以一起探討的人，更連探討這個問題的方向和門路都沒有找到。
不過蘇澈心裏隱約感受到了這個時代所真正缺少的東西。
這些珍貴的、寶貴的覺悟或許並不像他最初期待的那樣要拿出來進行全麵的分享和喚醒，或許真正需要醒來的，是他自己。
“國內的作家環境我不太清楚現在的風向，但前幾年國外還有不少文學青年在唿喊要超越李老您，現在已經很少有人這樣說了。昔日的偶像派作家現在洗盡鉛華，迴到最初的安靜狀態了嗎？”
“我覺得，最應該超越的是我自己。坦率地說我是一個生活在誤解中的作家，連我自己也誤解我自己。我很感冒你說的這個偶像派這次，總讓我一種虛擬的光怪陸離的舞台感，燈光感，其實這些東西從沒有在我的生活中出現過，卻讓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形如演員，很難真切看清我自己，所以我覺得很冤。我對外界的期待多少年如一日，隻要有那麽些喜歡讀我的小說就夠了，別的東西不是我要的。門外的繁華不是我的繁華，我是過室內生活的人，一直很安靜，過去就安靜，現在更安靜。”李老一直都是笑眯眯的接受采訪，唯獨到了這裏他的語氣和表情都嚴肅了一些。
蘇澈隱約能體會到那種感覺，或許所有人一開始就誤解了李老，誤解了他當年那樣發聲的真實目的……他不是為了名聲大噪，隻是呐喊了一聲，卻被所有人“鄙夷”。
“我看了您最近發表的新作《雪上的烽火》，您說這是一部跟過去決裂的書，您對自己的過去不再滿意了是嗎？”
“《雪上的烽火》是我用了十一年才完成的長篇，而且一直都沒有發表，一直等到它完成時才拜托我在俄羅斯的朋友發表出來。我確實有借這部小說推陳出新的創作動機，但動機是動機，動機不能說明寫作質量，決裂也不一定那麽悲壯那麽值得讚揚。我隻是給自己一些寫作的動力，盡量地從自己身邊繞過去，至於好壞，還要你看了再說。”李老把評價的權利交還給了蘇澈。
說實在的，《雪上的烽火》真的是蘇澈這幾年來讀過的印象最深刻的一部長篇小說。
故事的原型其實就是類似阿旺德措老人這樣的在大雪暴中依然堅守的英雄人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開篇的那句話。
“雪上的烽火在狂風中搖曳，火焰緊貼在一起，被風壓的像一麵破碎的旗幟，它是如此的令人渴望，又如此的令人膽戰心驚，似乎下一秒它就會被熄滅，可它不會，它沒有，隻要風一停，它就會再一次熊熊燃燒！”
這段話至今迴想起來仍令人頗為感歎，蘇澈甚至隻要一閉上眼就能隱約看到年輕時的阿旺德措帶領豐碑小隊在冰雪中前行的背影，與茫茫雪原比起來，鮮紅不僅僅是衣衫，更是那份執著與信念。
“那，您現在的文學理想是什麽？”
“我的過去是一連串的寫作事件構成的，我大體對過去的短篇創作感到滿意，但中長篇總體上並不滿意，有些篇目甚至有重寫的念頭。我現在的文學理想說起來不算是什麽理想，就是在我還能清醒的認知和思考的時候寫出我最好的長篇小說，精選出我的短篇小說卷，三卷本事比較理想的，還有一個理想就是沒有人再說我是一個偶像派的作家，我其實很後悔當年同意把小說翻拍成電影。”
蘇澈點了點頭，不知不覺間他與李老已經在咖啡廳裏坐了兩個多小時，但看了看本子，他期待的采訪內容才完成不到一半，不過很多問題似乎已經不需要反複的重複的去問了，於是他決定精簡一下。
“美國新潮流派作家本安迪在2091年寫了《枯井》，宣布小說作為一種形式已經徹底枯竭，人們期待的故事隻需要通過ai就可以自動生成，完全不需要那麽多作家去‘創作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以自己的奴隸作出迴應，證實著這個時代存留的依據。作為一個職業作家你有類似對寫作意義質疑的困惑嗎？”
“其實在更早之前，美國後現代派作家巴思就在1963年謝了《枯竭的文學》這本書，並且也同樣宣布小說經沒什麽可寫的了，但你看，到了2091年，同樣的論調，換了一個皮囊又冒了出來，這真的太諷刺了，所以在我看來，無論是巴思也好，還是本安迪也罷，他們的這種言論都有點類似於信口開河，我們大家其實都有這種體驗的，就是你在某個時刻思路特別的開闊，特別敏捷，頭腦就像一口池塘，可以冒出好多泡泡來，泡泡很多，所以放到一起時就顯得言之鑿鑿的，但這種言論不用說經不住時間考驗，據我所知，連本安迪自己在寫完《枯井》後還文思泉湧的發表了好幾個短篇，怎麽就枯竭了呢？難道他真的認為人們都喜歡把喜好輸入進ai係統，然後自動生成自己喜歡的故事嗎？這種自欺欺人真的就是大家所喜歡的文學類型嗎？我覺得不盡然，就好像我平時很喜歡讀的一篇連載，劇中有很多我討厭的人物，可正是這種真實令這部作品看上去更加的豐盈，所以我始終認為，隻有枯竭的作家，沒有枯竭的文學。文學作為現實世界的描述和補充，它是與人類同在的，這個特殊的供求關係可能在某個時期會出現一定程度的蕭條，比如現在，很多人認為‘算法’可以取代人，但這並不意味人的創造就會滅亡。我作為一個作家從來沒有懷疑過寫作的價值，我不能確定讀者是否一定需要我寫，但我可以確定我需要寫，對於我，寫作的意義已經演變成生活的意義了。”
蘇澈點了點頭，聽到這樣的話讓他信號澎湃，信心大增，雖然在這之前他也沒有懷疑過文學創造已經枯竭，但從前輩這裏獲取認可，更能讓蘇澈安心一些。
“我記得您有一個說法，說，站在世界的兩側，您的血脈在故鄉這一側，身體卻在異鄉這一側，不過我看到您的故鄉都是往昔的記憶中的故鄉，現居的異鄉也都是過去的異鄉，您是有意保持跟當下的社會、當下的生活的距離嗎？”
“那種說法是我在很多年前發表的一篇評論中寫在序言部分立的，這其實是大多數人的寫照，沒有什麽特殊的。我過去的作品中時間指向大多指向過去，完全是照應我的小說敘述方式，怎樣寫著舒服就怎樣撥弄小說中的時間鍾。當下的意義在過去中也存在，反過來也一樣，或許某一天我會開始寫未來的故事，科幻的故事，但我關注的東西通常從人性這個角度出發的，也就意味著無論時間點擺在哪裏，從哪裏出發，途徑什麽地方，能夠開多遠走多遠，都不會影響我的寫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不是有意設置我與現實生活的距離，這距離有多遠，應該由作品本身來決定，並交由讀者自己去感悟。”
“嗬嗬，好的，問您一個私人問題，在您的小說中有很多的女性形象，比如《藍海鷗》、《雪上的烽火》、《星探》等，您幾乎被人看作是當代作家中最習慣於寫女性角色的高手。對於女性的青睞，您明顯的要高於男性，這與您的南方氣質、您本質上的詩人性情有關嗎？還是有別的什麽原因？”
“我不敢說對於女性的寫作高手不高手的，隻是慣用這塊東西，就像畫家總有自己最青睞的色調一樣，我在自己的創作中更多的加入女性角色純粹的是個人的習慣和喜好，我不希望這話引起什麽誤解，但我確實覺得女性身上更富有小說的氣息，而男性總給人一種刻板生硬的感覺，這讓我很難發揮。在你之前，也有人問過我為什麽要寫那麽多的女人，甚至出現作品中整體的偏向陰盛陽衰，有時候我會認真的去解釋我小說中寫女性的隻是一小部分，她們隻是一個個人物，是故事的載體，並不是我有意為之，有時候我又想反問，世界上有那麽多女人，她們全是小說，為什麽不走捷徑呢？”
蘇澈愣住了，他用了好一會才明白李老的意思，原來他曾經的一些見解是刻板且偏大男子主義的。
實際上在文學的創作過程中，“娘化”並不能代表什麽。
主角是男是女，大多數時候形成一種“不適”並不是作品本身帶來的，而是自身刻板的印象出現的抵觸。
如果跳出這種刻板的認知，再來看故事，就會覺得，其實這根本不算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