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節
饑餓的盛世（出書版） 作者：張宏傑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伊麗莎白統治英國45年。她登基時英國還是個貧窮衰弱的二流小國，而當她逝世時，英國已經成為世界頭號海軍大國。因此，人們普遍認為她是英國曆史上最偉大的國王之一。她的統治期因此在英國曆史上被稱為“伊麗莎白時期”。
與中國的盛世不同的是，“黃金時代”之後，英國並沒有衰敗。“黃金時代”成了一個國家長久上升的起點，在那之後，英國國勢繼續蒸蒸日上，在隨後的幾百年間一直領先於世界。
原因是英國的崛起之路，每一步都伴隨著製度創新。一部英國政治史就是一部製度演進史，雖然英國社會始終存在種種無法根本克服的矛盾，但是由於這種獨特的政治進步方式使得每一次的矛盾衝突都能夠得到及時的化解，英國也逐漸獲得了越來越強大的力量。
通過對曆史的迴顧，我們會很容易發現，重提“盛世”二字，許多時候已經不合時宜。
第一，中國曆史上，“盛世”兩個字叫得最響的時代，往往問題重重。
一個蒸蒸日上、富於自信的政權並不需要通過自我宣傳來為自己壯膽。相反，在一些有問題的時代，人們卻常常會高唱盛世的調子。
因為“盛世”是傳統王朝統治合法性的有力證明。曆經暴力奪權後，一個政權就需要以“養民”“牧民”的成績來支持自己的合法性。而盛世的出現，當然是統治成績的最佳證明。
在一個王朝埋頭開拓進取的過程之中，統治者們並不會經常提起“盛世”二字，而是致力於發現和解決問題。漢代文景之治、唐朝貞觀之治中，從來沒有帝王和大臣自誇為盛世。相反，那些底氣不足的統治者卻常把“盛世”掛在嘴邊。宋高宗因動亂而幸得大寶，偷安一隅，大敵在側，卻無心進取。這種治績，無論如何與盛世不沾邊。然而宋高宗卻常常自詡為“中興”和“盛世”。在皇帝的鼓勵下，大臣們稱頌盛世之聲鋪天蓋地，應接不暇。他們說皇帝“於皇睿明，運符中興，綿於肅清，乾夷坤寧”。“大功巍巍，超冠古昔”，“皇帝躬行，過於堯禹”。他們誇秦檜“心潛於聖，有孟軻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負伊尹覺民之任”，“大節孤忠，奇謀遠識”，“聖賢一出五百歲，開辟以來能幾人”。這些當初精心撰寫的諛詞，今天聽起來隻是諷刺。
中國曆史上另一個“盛世”聲音叫得最響的時代是清代。眾所周知，清代統治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內心一直缺乏安全感。因此有清一代的詔書中，連篇累牘的內容是宣傳大清政權的“深仁厚澤”。
但是，在整個清代盛世之中，盛世叫得最響的又是兩個特殊階段，一個是身背篡位惡名的雍正統治時期，另一個是乾隆晚期，也就是盛世已經漸行漸遠之際。康熙時期，對盛世二字並不那麽感冒。康熙平定三藩後，群臣請上尊號，康熙明智地拒絕了，他說：“賊雖已平，瘡痍未複，君臣宜加修省，恤兵養民，布宜德化，務以廉潔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為功德，崇上尊稱，濫邀恩賞，實可恥也！”正是這種難得的清醒，才有了以後一係列正確政策的出台。
第二，“盛世”是循環論的產物，而今天的中國曆史已經擺脫循環。“天道極即反，盈則損，物盛則衰，日中而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與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國家多元交錯發展不同，中國曆史是一個封閉的自我線性循環體，其線性發展的規律是一治一亂，一盛一衰。《易經》說：“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無陂不平，無往不複”。就是說，凡事發展到頂點後，無不向反方麵運動。這確實是中國傳統政治的運轉規律。《孟子·滕文公下》中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左傳》說，“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三國演義》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老百姓則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無一不證明著中國人治循環規律的牢不可破。在傳統政治中，一個社會如果達到了“盛世”階段，那麽就意味著眼前無路，隻有持盈保泰一法，盡量推遲那不可避免的衰敗來臨了。
然而，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身處“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曆史的發展，已經從自身的一治一亂循環轉向與世界大潮合流。跳出中國文明的視界，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並不是隻有盛極而衰，百十年就要重新洗一次牌這一條路可走。
全球化使中國人有機會吸收和借鑒其他人類社會創造的政治文明成果。雖然中國自我運轉的規律仍然在深層次地起作用，但是無論是誰，都已經不希望中國再次迴到盛極而衰的舊有軌道。正如梁啟超說：
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亂如循環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即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之說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賴英雄之境界，然後為真文明，然後以之立國而國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
第八章 鴉片戰爭的種子
馬戛爾尼的出使使歐洲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不用武力，就無法打開中國的大門。因為禮貌和溝通對中國人來說不起任何作用。既然把中國人定義為半野蠻人，那就意味著中國需要用西方的炮火之光加以照亮。雖然並不主張馬上武力攻打中國，但馬戛爾尼也認為中國政府是應該被推翻的。
一 世界留給中國的最後一個機會（1）
乾隆皇帝從小喜歡西洋玩具。
這個興趣顯然與父親有關。雍正以工作狂聞名於史，其實業餘時間也是一個相當摩登的玩家，尤其喜歡西洋玩意兒。現在故宮博物院裏還保留著他好幾張穿西裝、戴假發的畫像，以及他玩過的大量西洋鍾表、望遠鏡甚至顯微鏡。
乾隆青出於藍，同樣領娛樂風氣之先。那些可以蹦出一隻小鳥或者走出一個小人報時的西洋鍾表，從幼年到成年，一直能讓他驚喜。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二月，皇帝傳旨兩廣總督李侍堯和粵海關提督李永標多進貢幾件鍍金洋景表亭，皇帝如此直接地向臣下索貢，有清一代並不多見。看得出皇帝確實是“喜歡得緊”。
不要以為閉關鎖國之下，清代的統治者與外界毫無接觸。事實上，巴黎或者倫敦流行的玩意兒，往往不久後就會隨商船或者傳教士傳入北京。歐洲最頂級的鍾表師成天琢磨康乾時代中國皇帝的喜好。還有歐洲人不遠萬裏，從歐洲運來機械設備，在廣州開辦了鍾表工場，專為皇帝和貴族生產奢侈品。一些中國匠人也發揮中國人特有的模仿天才，大量仿冒西洋產品，並且惟妙惟肖。不過乾隆一眼就看出這些合資及仿冒品並非正宗，強調宮中所用必須是原裝進口貨：“從前進過竹葉青、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進鍾表、洋漆器皿、金銀絲緞、氈毯等件，務要是在洋做者方可。”（《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
除了鍾表外，皇帝還對西洋自動玩具著迷，特別是“機器人”和“機器動物”。宮中的西洋傳教士西澄元研製了一頭“自行獅子”，體量大小與真獅子無異，發條藏在獅子腹內，能行百步之遙。皇帝親自前來觀看，看著“自行獅子”昂首闊步向他走過來，大為開心。（《乾隆皇帝大傳》）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西洋器物引起了皇帝的興趣。皇帝對西洋樂器很好奇。他命傳教士魏繼晉與魯仲賢教小太監學習“大拉琴”（估計是大提琴）和“小拉琴”（小提琴），在宮中組織了一個包括了大小提琴、鋼琴、雙簧管、單簧管、吉他在內的西洋管弦樂隊，以便讓居於深宮的女眷們也領略一下異國風情。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秋天，皇帝接到了兩廣總督的一封緊急奏折。奏折說，有一個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國家，派人到廣州來送信，說打算要來朝貢天朝。
奏折後麵還附上了翻譯成中文的英國“商業總管”“百靈”的“稟文”。
這封稟文極具“中國特色”，內容如下：
英吉利國總頭目官管理貿易事百靈謹呈天朝大人，恭請鈞安。我本國國王，管有呀蘭地嘧噸、佛蘭西、噯侖等三處地方，發船來廣貿易。聞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萬壽，本國未曾著人進京叩祝萬壽，我國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國王說稱：“懇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我本國的人來廣，與天朝的人貿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餉貨豐盈。”今本國王命本國官員公輔國大臣嗎嘎爾呢，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賞見此人，我國王即十分歡喜，包管英吉利國人與天朝國人永遠相好。此人即日揚帆前往天津，帶有進貢貴重物件，內有大件品物，恐路上難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損壞，並冀早日到京。另有差船護送同行。總求大人先代我國王奏明天朝大皇帝施恩，準此船到天津，或就近地方灣泊。我惟有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壽綿長。（《掌故叢編》）
這封從天邊不知名國家寄來的信語氣真的極為“恭順”。你看，去年皇帝八十大壽，他們知道信兒晚了，沒趕上，他們國王居然就“心中十分不安”，因此就巴巴兒地趕著今年來給皇帝慶生日，如果皇帝肯賞臉見他，那麽他們國王就會“十分歡喜”，還“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壽綿長”，真是懂得禮數。皇帝閱後極為滿意。
不過，問題是，英吉利國是個什麽樣的國家？在哪個方向？多遠多大？稟文中提到了“佛蘭西”，難道與傳教士提過的法蘭西有點關係？
皇帝命人搬來八年前調集中外所有博學者修訂的《大清一統誌》。這本書中已經記載了中國人所知道的天底下所有國家。然而，從頭到尾翻了一遍，雖然找到了傳教士們常說的什麽法蘭西、意大利，卻沒找到英吉利三個字的影兒。
皇帝於是找來了宮中傳教士，詢問英吉利國是怎麽迴事。傳教士們果然知道，告訴他，“該國即係紅毛國，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與法蘭西國及意大利國在同一個方向，也以製造器械見長。
皇帝十分高興。這既意味他將收到大批西洋貴重玩意兒，更意味著，大清國的屬國名單上，又將添上一個新的名字。
中國曆代，對屬國的數量多少都十分重視。
中國人想象的世界是，中國位居天下中央，是文明之邦。四周國家環繞在中國周圍，都沉陷在野蠻愚昧之中。因此，中國願意懷柔遠人，向四周“傳播聲教”，以自己的文明之光將他們從不幸的黑暗中拯救出來。而四周明白事兒的夷人大都“傾心向化”，急切地想到中央王國來參觀學習，學習先進文化。
來了自然不能空手，他們帶著本國最好的土特產，恭恭敬敬獻給中國皇帝。這標誌著他們向先進文明的致禮，也標誌著對中華帝國的臣服。這些國家就叫朝貢國，又稱屬國。
“萬國來朝”“四夷賓服”向來是中央帝國統治成功的標誌。中華帝國的屬國越多，就證明帝國治理得越良好。中央王朝通過冊封，賜予四周小國以合法性地位。而中央王朝自身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小國的捧場來證明。曆代王朝都熱衷於展示自己的光榮偉大，以吸引周圍國家前來朝貢。
大清王朝的屬國數量自然也不少。因為中國與屬國的關係根本上是禮儀性的，中國是君，外國是臣，所以清代的外交分別由禮部和理藩部來劃片兒管理。東南及海上一片，如朝鮮、琉球、越南、南掌（即老撾）、暹羅（即泰國）、蘇祿、緬甸，以及西洋的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羅馬教皇廳（即意大利）等，歸禮部管。而歸理藩院管轄的，主要是西北陸上屬地及國家，比如哈薩克、尼泊爾、錫金、不丹和中國人一廂情願中的“屬國俄羅斯”等等。
一般來講，在進貢國名單上增加一個新名字絕非易事。除了千方百計遣使招徠，就要大動兵戈武力威服。大清屬國數量在乾隆年間增長最速，主要是因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擊敗準噶爾，這一戰使“哈薩克左右部、布魯特東西部、安集延、瑪爾噶朗、霍罕、那木幹四城、塔什罕、拔達克山、博羅爾、愛烏罕、奇齊玉斯、烏爾根齊諸部落”均“同屬內地”或者“列我藩服”。“以亙古不通中國之地，悉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實為未有之盛事”。（《清史稿》）
而如今，既沒用大清帝國出兵，又沒有遣使，數萬裏外大西洋上的從不知名的英吉利國就“遠慕聲教，傾心向化”，主動前來納貢。這難道不是中華帝國文化影響力的有力證明嗎？這難道不是大清盛世的最好注解嗎？這難道不是皇帝晚年遇到的一樁大喜事嗎？
何況這個新的“臣仆”將為皇帝貢獻許多奇珍異寶。那篇稟文裏不是說得很清楚嗎：“帶有進貢貴重物件，內有大件品物，恐路上難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損壞，並冀早日到京。”
依慣例，海上達到的外國貢使一律由廣州上岸。皇帝迴複兩廣總督，特別批準英吉利人破例由天津登陸：“閱其情詞極為恭順懇摯，自應準其所請，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誠。”（《清高宗實錄》）
其實英國人並非是中華帝國的陌生客人。他們來到中國海邊已經幾百年了。長期以來，他們一直是大清國最重要的外貿夥伴國之一。
自古以來，英國人就一直被東方這個神秘的大國所吸引。早在1497年，英國人卡波特就企圖打通前往中國的航路，可惜沒有成功。直到1635年，英國商船“倫敦”號抵達澳門，才標誌著中英交往的開始。
從那時起，中英間就建立起了貿易聯係。不過當時的明朝官員並不知道這些外國人從何而來，看他們一樣是紅頭發藍眼睛，以為他們是荷蘭人，所以將他們也稱作“紅毛番”。在中國人眼裏，荷蘭是當時海上最強的國家。
其實世界大勢早就發生了變化。16世紀末起，英國相續擊敗西班牙和荷蘭，實現了海上崛起。在中外貿易中，英國人同樣後來居上，很快就取代了荷蘭和西班牙，成為中外貿易的主力軍。中國茶葉風靡全球，主要就是英國商人的功勞。
雖然早在公元前2世紀，中國人就開始種植茶樹，但直到16世紀中葉才為西方人所知。1606年，荷蘭人首次將茶葉輸往歐洲。然而在此後100餘年間，歐洲人並沒有對這種新飲料表現出多大的興趣。中英貿易興起後，經過英國商人的大力推介，茶葉逐漸成為歐洲人客廳裏的時尚，並且使越來越多的人著迷。從1685年到1759年，70多年間，英國從中國每年采購的茶葉數量從8萬多磅增長到269萬磅，增長了30多倍。茶葉也已經成了中國出口到歐洲的最大宗貨物，占了歐洲人從中國采購商品量的一半以上。英國人因此成了對華貿易的絕對主力。1764年，歐洲運往中國的貨物總值為191萬兩白銀，而其中英國所運為121萬兩，占63.3%；而當年中國出口到歐洲的貨物總值為364萬兩白銀，英國人購買的為170萬兩，占46.7%。及至18世紀末，英國對中國的貿易輸入值已占西方國家總值的90%左右，輸出值則占70%以上。英國早已經是中國第一大外貿出口國，也是第一大外貿進口國。（《閉關與開放，中國封建晚期對外關係研究》）
可是中國皇帝與中國政府對此一無所知。英國人仍然如明末一樣，與荷蘭人一直都被稱為“紅毛番”。對這兩種“紅毛”之間的關係如何，連與之直接打交道的中國商人都十分模糊。以至於前幾年剛剛修訂的《大清一統誌》，記載了西班牙、法國、意大利等國，卻竟然沒有這個最重要的外貿夥伴。
中國皇帝何以閉目塞聽如此？
其實要怪乾隆皇帝晚年記性不好。對於這個英吉利國，他本來應該有印象的。
那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事。那一年夏天，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麵上，出現了一艘西洋三桅船。一個中文名叫“洪仁輝”的英國商人，自稱“英吉利四品官”，說有要事，要進京告禦狀。
“英吉利四品官”的到來驚動了天津知府。充滿好奇心的知府靈毓來到洪仁輝船上，對這個金發碧眼的洋人進行了拜會。洪仁輝操著流利的中文對他說，他們本來在廣州與中國進行貿易，但是在貿易過程中，受了許多欺負，因此想找中國皇帝評評理。
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沒出過的奇事。按理靈毓不應該允許這個不守規矩的夷人進入天津。但是頭腦靈活的他早就聽說過外國商人都很有錢，因此認為這是一個極好的發財機會。於是他對洪仁輝表示，聽了洪氏的講述，他十分同情。他會向上級匯報這件事，但是替一個外國人“越級上訪”，他要冒著被革職的風險。
所以，靈毓悄悄伸出5個手指頭。如果沒有5000兩白銀的好處，他不敢做這樣的事。
其實洋人洪仁輝隻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英國翻譯，根本不是什麽英吉利四品官。他本名詹姆士·弗林特（james flint），從乾隆十二年（1747年）起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翻譯。之所以自稱四品官，是因為他很清楚，一個普通的英國商人或者翻譯根本不可能見到中國的官員大人。雖然對中國官員的腐敗十分熟悉，洪氏還是覺得5000兩實在太多了。他與靈毓討價還價，最後談定的價格是2500塊西班牙銀圓，先交2000，事成之後再交500。
收受了沉甸甸的銀圓後，19日下午，靈毓允許洪氏的船由水路開到天津，並將洪仁輝安排在一座廟宇中住了7天。在這7天當中，洪仁輝的狀紙層層上交，被從天津送到了紫禁城，直達乾隆皇帝的禦案。
洪仁輝的狀紙中，向皇帝敘述了他們幾十年來在對華貿易中遇到的許多困難。他說幾十年來，十三行製度一直像一個難受的枷鎖一樣困擾著他們。他說他們的貿易因此嚴重不平衡，很難直接了解中國老百姓真正需要什麽物品。他要求大清帝國在廣州之外，再開一些貿易口岸。他還提出了以下具體要求：
我們要求我們所雇用的所有通事和買辦，不必向海關官員繳付規禮或經其認許。
我們控告設在我們商館與貨船之間的三個關卡的人員，他們曾向即將起航的商船諸多勒索，尤其是最後一個關卡的官吏，去年竟將“霍頓”號引水的執照扣留。
我們要求把我們稱作罪犯的不光彩告示撤除，最近這種告示張貼在省城和城郊各地，致使我們在路上經常受到侮辱。政府不僅有責任保護我們，同時亦應保護和我們來往的商人、通事、買辦和仆役等。
我們控告我們商館附近的海關屋子一位官吏的粗暴行為。約在兩個月前，他借口我們沒有向他鞠躬行禮，竟禁止我們在自己的艇上乘涼。我們要求命令他到我們的住所道歉，或將其解職。（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一 世界留給中國的最後一個機會（2）
究竟是遇到了多大的委屈，讓英國人壯起膽子敲了紫禁城的大門呢？
原來，雖然與中國貿易多年，但英國人隻到過中國的一個城市，那就是廣州。在廣州，他們也隻到過一個地方，那就是“十三行”。
200多年前，那些萬裏迢迢奔赴中國來的外商，雖然也腰纏萬貫，到了中國之後處境是今天難以想象的可憐：
他們隻能在每年夏天才被允許進入中國。來到廣州後，他們不能住到廣州城內，隻準住在“十三行街”內，而且沒事不允許外出。
除此之外，他們不許攜帶妻子一起來華，也不許找中國女人，隻能幹熬著。他們不許與普通中國人交往。中國人一旦和他們聊聊天，就會被視為“漢奸”。
特別是，中國政府從來不屑於與他們直接打交道。中華帝國從來沒有過外交部，也沒有管理外貿的政府機關。大清王朝的所有外貿事務，都由“十三行”這個民間機構經手。
所謂“十三行”，是中國政府指定的十三家中國商人，專門負責與外國人做生意。外國商人到達中國後，所有的貨物都隻能賣給十三行，不管他們給的價格比別人低多少。采購所有東西，都必須經過他們，不管他們如何提高價格，降低質量。外商在中國的所有行動，都要受十三行的監視約束，不得亂走一步，不得亂說一句話。如果他們在中國遇到什麽困難，對中國外貿政策有什麽不滿，不得直接與中國地方政府聯係，隻能通過十三行向政府提出請求，而中國政府對這些轉達來的請求大多數時候都不聞不問，不予理會。
所以，傳統時代來到中國的外國商人，不但不是貴賓，反而有如囚徒，其原因自然是中國自古以來的輕商觀念所致。中國人認為商人是四民之末，外夷又是人類之末，與之打交道失了天朝上國的體麵。
另一個原因，是中國自古以來的“防範”意識。雖然樂於吸引外國人朝貢，但中國人的“華夷”觀念中還有另外一麵，那就是“嚴華夷之防”。中華帝國需要的，主要是自我道德上的優越感，以及外夷精神上的服從，而不是從對外貿易中得到實惠。中國專製體製是有潔癖的，“裏通外國”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政治家加給對手的慣用罪名。中國這個攤子已經夠大了，如果不是鞏固國防的需要，往往並沒有擴張主義衝動。他們喜歡關起門來過日子，除了朝貢一途外，他們希望把外貿規模控製在最小限度之內，並且給外國商人設置重重阻礙，以給自己的鐵打江山不添任何麻煩。
不但不希望外國人給帝國帶來麻煩，甚至那些從事海外貿易的中國人也被統治者所厭惡。乾隆皇帝即位後的第五年，發生了荷蘭人屠殺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華僑的“紅溪事件”，荷蘭士兵和暴徒開始瘋狂屠殺和洗劫巴達維亞華僑，縱火焚毀華僑住宅，屠殺持續了半個多月，一萬多名無辜華僑的鮮血染紅了巴城的溪流，故人們稱這次慘絕人寰的事件為“紅溪之役”。
翌年，福建巡撫將此事奏聞於朝廷。皇帝宣布：“內地違旨不聽召迴，甘心久住之輩，在天朝本應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就是說，這些華僑本來是在國內不安分之人，違法私自出洋，被屠殺是自找倒黴。
在這種觀念和知識水平下，清王朝高層對於自己的外貿發展水平，外貿國的數目，外貿商品的變化一概漠不關心，因此也一無所知。
外商在中國居住，生活上的委屈與侮辱是顯而易見的。法國人拉佩魯斯1787年曾在廣東短暫停留，後來他寫道：“人們在歐洲喝的每一杯茶無不滲透著在廣東購茶的商人蒙受的羞辱……”馬戛爾尼也表達了同樣的沮喪心情：“我們在廣東的代理商生活在一種屈從的狀態下，與這個所謂的文明國度不相稱。”
不過這不是主要問題。雖然所受的待遇如此苛刻，可是外國人還是對中國之行樂此不疲。原因很簡單，利潤。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從中國進口一磅茶葉，隻要2個多先令，而在英國市麵上，卻可以賣到14個多先令。為了利潤，老外可以把自己禁錮在十三行內，忍受寂寞，足不出戶；可以抑製性欲，做苦行僧。天朝上國的所有這些關於生活起居的規定，他們都可以一閉眼，忍了。
可是，還有比這些更難以讓他們忍受的：
因為對外貿易全部由廣州十三行壟斷，十三行就成了一個半官半商、不倫不類的機構。他們一手遮天，任意定價。他們充當著外國人與中國政府的中間人，在中國官員麵前奴顏婢膝，唯唯諾諾，但對洋人卻耀武揚威、風光無限。外商居住廣州，一舉一動都要接受他們的監督和管理。不明白緣由的洋人，尊稱他們為“官”。海關官員每年都會向十三行索要大批賄賂，而這些都如數轉嫁到外商頭上。這是讓洪仁輝們憋氣的原因之一。
而更讓他們痛苦的，則是中國官員們的勒索壓榨。
中國政府不屑於與外商發生關係，這是體製所決定。不過，中國官員對外商帶來的銀子卻無一例外非常感興趣。廣州海關是眾所周知的肥缺，由於缺乏製約機製，他們擁有極為廣泛的權利和毫無節製的貪欲。腰裏裝滿銀子又無法與正常中國社會發生聯係的外商，在中國官員眼中就是一個個待宰的肥羊，無論他們怎麽樣痛宰，外國人都無法發出聲音。廣州海關的貪汙腐敗，在全國幾乎是公開的秘密。曆史上中國海關的關稅水平一直不高，然而名目繁多的“計劃外稅收”卻讓外商難以承受。中國官員在貿易過程中，隨意製定各種“陋規”，其數量遠遠超過了“正稅”。各項明裏暗裏的費用加在一起，有時高達進口貨物的20%。
根據尤拔世《粵海關改正歸公規例冊》記載，雍正年間到廣州經商的洋船，每條船送給粵海關衙門的陋規多達68種名目，總計1950兩白銀。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九月初四，奉旨查辦廣州海關的新柱在奏折中向皇帝列舉了粵海關對外商收的種種“陋規”。
外商船舶到達中國後，要想上岸，要給各級官員交納以下禮金：
丈量洋船收火足雇船銀三十二兩；
官禮銀六百兩（法蘭西加一百兩，蘇喇減一百兩）；
通事禮銀一百兩；
管事家人丈量開艙禮銀四十八兩，小包四兩；
庫房規禮銀一百二十兩，貼寫十兩，小包四兩；
稿房規禮銀一百一十二兩，掌按貼寫四兩，小包二兩八錢（內八錢掌按小包）；
單房規禮銀二十四兩，貼寫二兩，小包一兩；
船房丈量規禮銀二十四兩，小包一兩；
總巡館丈量樓梯銀六錢，又規銀一兩；
東炮台口收銀二兩八錢八分，小包七錢二分；
西炮台口收銀二兩八錢八分，小包七錢二分；
黃埔口收銀五兩，小包七錢二分；
虎門口收銀五兩，小包一兩三錢二分；
押船家人銀八兩；
四班頭役銀八兩三錢二分；
與中國的盛世不同的是，“黃金時代”之後，英國並沒有衰敗。“黃金時代”成了一個國家長久上升的起點，在那之後，英國國勢繼續蒸蒸日上，在隨後的幾百年間一直領先於世界。
原因是英國的崛起之路，每一步都伴隨著製度創新。一部英國政治史就是一部製度演進史，雖然英國社會始終存在種種無法根本克服的矛盾，但是由於這種獨特的政治進步方式使得每一次的矛盾衝突都能夠得到及時的化解，英國也逐漸獲得了越來越強大的力量。
通過對曆史的迴顧，我們會很容易發現，重提“盛世”二字，許多時候已經不合時宜。
第一，中國曆史上，“盛世”兩個字叫得最響的時代，往往問題重重。
一個蒸蒸日上、富於自信的政權並不需要通過自我宣傳來為自己壯膽。相反，在一些有問題的時代，人們卻常常會高唱盛世的調子。
因為“盛世”是傳統王朝統治合法性的有力證明。曆經暴力奪權後，一個政權就需要以“養民”“牧民”的成績來支持自己的合法性。而盛世的出現，當然是統治成績的最佳證明。
在一個王朝埋頭開拓進取的過程之中，統治者們並不會經常提起“盛世”二字，而是致力於發現和解決問題。漢代文景之治、唐朝貞觀之治中，從來沒有帝王和大臣自誇為盛世。相反，那些底氣不足的統治者卻常把“盛世”掛在嘴邊。宋高宗因動亂而幸得大寶，偷安一隅，大敵在側，卻無心進取。這種治績，無論如何與盛世不沾邊。然而宋高宗卻常常自詡為“中興”和“盛世”。在皇帝的鼓勵下，大臣們稱頌盛世之聲鋪天蓋地，應接不暇。他們說皇帝“於皇睿明，運符中興，綿於肅清，乾夷坤寧”。“大功巍巍，超冠古昔”，“皇帝躬行，過於堯禹”。他們誇秦檜“心潛於聖，有孟軻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負伊尹覺民之任”，“大節孤忠，奇謀遠識”，“聖賢一出五百歲，開辟以來能幾人”。這些當初精心撰寫的諛詞，今天聽起來隻是諷刺。
中國曆史上另一個“盛世”聲音叫得最響的時代是清代。眾所周知，清代統治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內心一直缺乏安全感。因此有清一代的詔書中，連篇累牘的內容是宣傳大清政權的“深仁厚澤”。
但是，在整個清代盛世之中，盛世叫得最響的又是兩個特殊階段，一個是身背篡位惡名的雍正統治時期，另一個是乾隆晚期，也就是盛世已經漸行漸遠之際。康熙時期，對盛世二字並不那麽感冒。康熙平定三藩後，群臣請上尊號，康熙明智地拒絕了，他說：“賊雖已平，瘡痍未複，君臣宜加修省，恤兵養民，布宜德化，務以廉潔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為功德，崇上尊稱，濫邀恩賞，實可恥也！”正是這種難得的清醒，才有了以後一係列正確政策的出台。
第二，“盛世”是循環論的產物，而今天的中國曆史已經擺脫循環。“天道極即反，盈則損，物盛則衰，日中而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與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國家多元交錯發展不同，中國曆史是一個封閉的自我線性循環體，其線性發展的規律是一治一亂，一盛一衰。《易經》說：“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無陂不平，無往不複”。就是說，凡事發展到頂點後，無不向反方麵運動。這確實是中國傳統政治的運轉規律。《孟子·滕文公下》中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左傳》說，“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三國演義》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老百姓則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無一不證明著中國人治循環規律的牢不可破。在傳統政治中，一個社會如果達到了“盛世”階段，那麽就意味著眼前無路，隻有持盈保泰一法，盡量推遲那不可避免的衰敗來臨了。
然而，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身處“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曆史的發展，已經從自身的一治一亂循環轉向與世界大潮合流。跳出中國文明的視界，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並不是隻有盛極而衰，百十年就要重新洗一次牌這一條路可走。
全球化使中國人有機會吸收和借鑒其他人類社會創造的政治文明成果。雖然中國自我運轉的規律仍然在深層次地起作用，但是無論是誰，都已經不希望中國再次迴到盛極而衰的舊有軌道。正如梁啟超說：
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亂如循環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即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之說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賴英雄之境界，然後為真文明，然後以之立國而國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
第八章 鴉片戰爭的種子
馬戛爾尼的出使使歐洲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不用武力，就無法打開中國的大門。因為禮貌和溝通對中國人來說不起任何作用。既然把中國人定義為半野蠻人，那就意味著中國需要用西方的炮火之光加以照亮。雖然並不主張馬上武力攻打中國，但馬戛爾尼也認為中國政府是應該被推翻的。
一 世界留給中國的最後一個機會（1）
乾隆皇帝從小喜歡西洋玩具。
這個興趣顯然與父親有關。雍正以工作狂聞名於史，其實業餘時間也是一個相當摩登的玩家，尤其喜歡西洋玩意兒。現在故宮博物院裏還保留著他好幾張穿西裝、戴假發的畫像，以及他玩過的大量西洋鍾表、望遠鏡甚至顯微鏡。
乾隆青出於藍，同樣領娛樂風氣之先。那些可以蹦出一隻小鳥或者走出一個小人報時的西洋鍾表，從幼年到成年，一直能讓他驚喜。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二月，皇帝傳旨兩廣總督李侍堯和粵海關提督李永標多進貢幾件鍍金洋景表亭，皇帝如此直接地向臣下索貢，有清一代並不多見。看得出皇帝確實是“喜歡得緊”。
不要以為閉關鎖國之下，清代的統治者與外界毫無接觸。事實上，巴黎或者倫敦流行的玩意兒，往往不久後就會隨商船或者傳教士傳入北京。歐洲最頂級的鍾表師成天琢磨康乾時代中國皇帝的喜好。還有歐洲人不遠萬裏，從歐洲運來機械設備，在廣州開辦了鍾表工場，專為皇帝和貴族生產奢侈品。一些中國匠人也發揮中國人特有的模仿天才，大量仿冒西洋產品，並且惟妙惟肖。不過乾隆一眼就看出這些合資及仿冒品並非正宗，強調宮中所用必須是原裝進口貨：“從前進過竹葉青、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進鍾表、洋漆器皿、金銀絲緞、氈毯等件，務要是在洋做者方可。”（《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
除了鍾表外，皇帝還對西洋自動玩具著迷，特別是“機器人”和“機器動物”。宮中的西洋傳教士西澄元研製了一頭“自行獅子”，體量大小與真獅子無異，發條藏在獅子腹內，能行百步之遙。皇帝親自前來觀看，看著“自行獅子”昂首闊步向他走過來，大為開心。（《乾隆皇帝大傳》）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西洋器物引起了皇帝的興趣。皇帝對西洋樂器很好奇。他命傳教士魏繼晉與魯仲賢教小太監學習“大拉琴”（估計是大提琴）和“小拉琴”（小提琴），在宮中組織了一個包括了大小提琴、鋼琴、雙簧管、單簧管、吉他在內的西洋管弦樂隊，以便讓居於深宮的女眷們也領略一下異國風情。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秋天，皇帝接到了兩廣總督的一封緊急奏折。奏折說，有一個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國家，派人到廣州來送信，說打算要來朝貢天朝。
奏折後麵還附上了翻譯成中文的英國“商業總管”“百靈”的“稟文”。
這封稟文極具“中國特色”，內容如下：
英吉利國總頭目官管理貿易事百靈謹呈天朝大人，恭請鈞安。我本國國王，管有呀蘭地嘧噸、佛蘭西、噯侖等三處地方，發船來廣貿易。聞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萬壽，本國未曾著人進京叩祝萬壽，我國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國王說稱：“懇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我本國的人來廣，與天朝的人貿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餉貨豐盈。”今本國王命本國官員公輔國大臣嗎嘎爾呢，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賞見此人，我國王即十分歡喜，包管英吉利國人與天朝國人永遠相好。此人即日揚帆前往天津，帶有進貢貴重物件，內有大件品物，恐路上難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損壞，並冀早日到京。另有差船護送同行。總求大人先代我國王奏明天朝大皇帝施恩，準此船到天津，或就近地方灣泊。我惟有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壽綿長。（《掌故叢編》）
這封從天邊不知名國家寄來的信語氣真的極為“恭順”。你看，去年皇帝八十大壽，他們知道信兒晚了，沒趕上，他們國王居然就“心中十分不安”，因此就巴巴兒地趕著今年來給皇帝慶生日，如果皇帝肯賞臉見他，那麽他們國王就會“十分歡喜”，還“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壽綿長”，真是懂得禮數。皇帝閱後極為滿意。
不過，問題是，英吉利國是個什麽樣的國家？在哪個方向？多遠多大？稟文中提到了“佛蘭西”，難道與傳教士提過的法蘭西有點關係？
皇帝命人搬來八年前調集中外所有博學者修訂的《大清一統誌》。這本書中已經記載了中國人所知道的天底下所有國家。然而，從頭到尾翻了一遍，雖然找到了傳教士們常說的什麽法蘭西、意大利，卻沒找到英吉利三個字的影兒。
皇帝於是找來了宮中傳教士，詢問英吉利國是怎麽迴事。傳教士們果然知道，告訴他，“該國即係紅毛國，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與法蘭西國及意大利國在同一個方向，也以製造器械見長。
皇帝十分高興。這既意味他將收到大批西洋貴重玩意兒，更意味著，大清國的屬國名單上，又將添上一個新的名字。
中國曆代，對屬國的數量多少都十分重視。
中國人想象的世界是，中國位居天下中央，是文明之邦。四周國家環繞在中國周圍，都沉陷在野蠻愚昧之中。因此，中國願意懷柔遠人，向四周“傳播聲教”，以自己的文明之光將他們從不幸的黑暗中拯救出來。而四周明白事兒的夷人大都“傾心向化”，急切地想到中央王國來參觀學習，學習先進文化。
來了自然不能空手，他們帶著本國最好的土特產，恭恭敬敬獻給中國皇帝。這標誌著他們向先進文明的致禮，也標誌著對中華帝國的臣服。這些國家就叫朝貢國，又稱屬國。
“萬國來朝”“四夷賓服”向來是中央帝國統治成功的標誌。中華帝國的屬國越多，就證明帝國治理得越良好。中央王朝通過冊封，賜予四周小國以合法性地位。而中央王朝自身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小國的捧場來證明。曆代王朝都熱衷於展示自己的光榮偉大，以吸引周圍國家前來朝貢。
大清王朝的屬國數量自然也不少。因為中國與屬國的關係根本上是禮儀性的，中國是君，外國是臣，所以清代的外交分別由禮部和理藩部來劃片兒管理。東南及海上一片，如朝鮮、琉球、越南、南掌（即老撾）、暹羅（即泰國）、蘇祿、緬甸，以及西洋的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羅馬教皇廳（即意大利）等，歸禮部管。而歸理藩院管轄的，主要是西北陸上屬地及國家，比如哈薩克、尼泊爾、錫金、不丹和中國人一廂情願中的“屬國俄羅斯”等等。
一般來講，在進貢國名單上增加一個新名字絕非易事。除了千方百計遣使招徠，就要大動兵戈武力威服。大清屬國數量在乾隆年間增長最速，主要是因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擊敗準噶爾，這一戰使“哈薩克左右部、布魯特東西部、安集延、瑪爾噶朗、霍罕、那木幹四城、塔什罕、拔達克山、博羅爾、愛烏罕、奇齊玉斯、烏爾根齊諸部落”均“同屬內地”或者“列我藩服”。“以亙古不通中國之地，悉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實為未有之盛事”。（《清史稿》）
而如今，既沒用大清帝國出兵，又沒有遣使，數萬裏外大西洋上的從不知名的英吉利國就“遠慕聲教，傾心向化”，主動前來納貢。這難道不是中華帝國文化影響力的有力證明嗎？這難道不是大清盛世的最好注解嗎？這難道不是皇帝晚年遇到的一樁大喜事嗎？
何況這個新的“臣仆”將為皇帝貢獻許多奇珍異寶。那篇稟文裏不是說得很清楚嗎：“帶有進貢貴重物件，內有大件品物，恐路上難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損壞，並冀早日到京。”
依慣例，海上達到的外國貢使一律由廣州上岸。皇帝迴複兩廣總督，特別批準英吉利人破例由天津登陸：“閱其情詞極為恭順懇摯，自應準其所請，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誠。”（《清高宗實錄》）
其實英國人並非是中華帝國的陌生客人。他們來到中國海邊已經幾百年了。長期以來，他們一直是大清國最重要的外貿夥伴國之一。
自古以來，英國人就一直被東方這個神秘的大國所吸引。早在1497年，英國人卡波特就企圖打通前往中國的航路，可惜沒有成功。直到1635年，英國商船“倫敦”號抵達澳門，才標誌著中英交往的開始。
從那時起，中英間就建立起了貿易聯係。不過當時的明朝官員並不知道這些外國人從何而來，看他們一樣是紅頭發藍眼睛，以為他們是荷蘭人，所以將他們也稱作“紅毛番”。在中國人眼裏，荷蘭是當時海上最強的國家。
其實世界大勢早就發生了變化。16世紀末起，英國相續擊敗西班牙和荷蘭，實現了海上崛起。在中外貿易中，英國人同樣後來居上，很快就取代了荷蘭和西班牙，成為中外貿易的主力軍。中國茶葉風靡全球，主要就是英國商人的功勞。
雖然早在公元前2世紀，中國人就開始種植茶樹，但直到16世紀中葉才為西方人所知。1606年，荷蘭人首次將茶葉輸往歐洲。然而在此後100餘年間，歐洲人並沒有對這種新飲料表現出多大的興趣。中英貿易興起後，經過英國商人的大力推介，茶葉逐漸成為歐洲人客廳裏的時尚，並且使越來越多的人著迷。從1685年到1759年，70多年間，英國從中國每年采購的茶葉數量從8萬多磅增長到269萬磅，增長了30多倍。茶葉也已經成了中國出口到歐洲的最大宗貨物，占了歐洲人從中國采購商品量的一半以上。英國人因此成了對華貿易的絕對主力。1764年，歐洲運往中國的貨物總值為191萬兩白銀，而其中英國所運為121萬兩，占63.3%；而當年中國出口到歐洲的貨物總值為364萬兩白銀，英國人購買的為170萬兩，占46.7%。及至18世紀末，英國對中國的貿易輸入值已占西方國家總值的90%左右，輸出值則占70%以上。英國早已經是中國第一大外貿出口國，也是第一大外貿進口國。（《閉關與開放，中國封建晚期對外關係研究》）
可是中國皇帝與中國政府對此一無所知。英國人仍然如明末一樣，與荷蘭人一直都被稱為“紅毛番”。對這兩種“紅毛”之間的關係如何，連與之直接打交道的中國商人都十分模糊。以至於前幾年剛剛修訂的《大清一統誌》，記載了西班牙、法國、意大利等國，卻竟然沒有這個最重要的外貿夥伴。
中國皇帝何以閉目塞聽如此？
其實要怪乾隆皇帝晚年記性不好。對於這個英吉利國，他本來應該有印象的。
那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事。那一年夏天，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麵上，出現了一艘西洋三桅船。一個中文名叫“洪仁輝”的英國商人，自稱“英吉利四品官”，說有要事，要進京告禦狀。
“英吉利四品官”的到來驚動了天津知府。充滿好奇心的知府靈毓來到洪仁輝船上，對這個金發碧眼的洋人進行了拜會。洪仁輝操著流利的中文對他說，他們本來在廣州與中國進行貿易，但是在貿易過程中，受了許多欺負，因此想找中國皇帝評評理。
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沒出過的奇事。按理靈毓不應該允許這個不守規矩的夷人進入天津。但是頭腦靈活的他早就聽說過外國商人都很有錢，因此認為這是一個極好的發財機會。於是他對洪仁輝表示，聽了洪氏的講述，他十分同情。他會向上級匯報這件事，但是替一個外國人“越級上訪”，他要冒著被革職的風險。
所以，靈毓悄悄伸出5個手指頭。如果沒有5000兩白銀的好處，他不敢做這樣的事。
其實洋人洪仁輝隻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英國翻譯，根本不是什麽英吉利四品官。他本名詹姆士·弗林特（james flint），從乾隆十二年（1747年）起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翻譯。之所以自稱四品官，是因為他很清楚，一個普通的英國商人或者翻譯根本不可能見到中國的官員大人。雖然對中國官員的腐敗十分熟悉，洪氏還是覺得5000兩實在太多了。他與靈毓討價還價，最後談定的價格是2500塊西班牙銀圓，先交2000，事成之後再交500。
收受了沉甸甸的銀圓後，19日下午，靈毓允許洪氏的船由水路開到天津，並將洪仁輝安排在一座廟宇中住了7天。在這7天當中，洪仁輝的狀紙層層上交，被從天津送到了紫禁城，直達乾隆皇帝的禦案。
洪仁輝的狀紙中，向皇帝敘述了他們幾十年來在對華貿易中遇到的許多困難。他說幾十年來，十三行製度一直像一個難受的枷鎖一樣困擾著他們。他說他們的貿易因此嚴重不平衡，很難直接了解中國老百姓真正需要什麽物品。他要求大清帝國在廣州之外，再開一些貿易口岸。他還提出了以下具體要求：
我們要求我們所雇用的所有通事和買辦，不必向海關官員繳付規禮或經其認許。
我們控告設在我們商館與貨船之間的三個關卡的人員，他們曾向即將起航的商船諸多勒索，尤其是最後一個關卡的官吏，去年竟將“霍頓”號引水的執照扣留。
我們要求把我們稱作罪犯的不光彩告示撤除，最近這種告示張貼在省城和城郊各地，致使我們在路上經常受到侮辱。政府不僅有責任保護我們，同時亦應保護和我們來往的商人、通事、買辦和仆役等。
我們控告我們商館附近的海關屋子一位官吏的粗暴行為。約在兩個月前，他借口我們沒有向他鞠躬行禮，竟禁止我們在自己的艇上乘涼。我們要求命令他到我們的住所道歉，或將其解職。（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一 世界留給中國的最後一個機會（2）
究竟是遇到了多大的委屈，讓英國人壯起膽子敲了紫禁城的大門呢？
原來，雖然與中國貿易多年，但英國人隻到過中國的一個城市，那就是廣州。在廣州，他們也隻到過一個地方，那就是“十三行”。
200多年前，那些萬裏迢迢奔赴中國來的外商，雖然也腰纏萬貫，到了中國之後處境是今天難以想象的可憐：
他們隻能在每年夏天才被允許進入中國。來到廣州後，他們不能住到廣州城內，隻準住在“十三行街”內，而且沒事不允許外出。
除此之外，他們不許攜帶妻子一起來華，也不許找中國女人，隻能幹熬著。他們不許與普通中國人交往。中國人一旦和他們聊聊天，就會被視為“漢奸”。
特別是，中國政府從來不屑於與他們直接打交道。中華帝國從來沒有過外交部，也沒有管理外貿的政府機關。大清王朝的所有外貿事務，都由“十三行”這個民間機構經手。
所謂“十三行”，是中國政府指定的十三家中國商人，專門負責與外國人做生意。外國商人到達中國後，所有的貨物都隻能賣給十三行，不管他們給的價格比別人低多少。采購所有東西，都必須經過他們，不管他們如何提高價格，降低質量。外商在中國的所有行動，都要受十三行的監視約束，不得亂走一步，不得亂說一句話。如果他們在中國遇到什麽困難，對中國外貿政策有什麽不滿，不得直接與中國地方政府聯係，隻能通過十三行向政府提出請求，而中國政府對這些轉達來的請求大多數時候都不聞不問，不予理會。
所以，傳統時代來到中國的外國商人，不但不是貴賓，反而有如囚徒，其原因自然是中國自古以來的輕商觀念所致。中國人認為商人是四民之末，外夷又是人類之末，與之打交道失了天朝上國的體麵。
另一個原因，是中國自古以來的“防範”意識。雖然樂於吸引外國人朝貢，但中國人的“華夷”觀念中還有另外一麵，那就是“嚴華夷之防”。中華帝國需要的，主要是自我道德上的優越感，以及外夷精神上的服從，而不是從對外貿易中得到實惠。中國專製體製是有潔癖的，“裏通外國”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政治家加給對手的慣用罪名。中國這個攤子已經夠大了，如果不是鞏固國防的需要，往往並沒有擴張主義衝動。他們喜歡關起門來過日子，除了朝貢一途外，他們希望把外貿規模控製在最小限度之內，並且給外國商人設置重重阻礙，以給自己的鐵打江山不添任何麻煩。
不但不希望外國人給帝國帶來麻煩，甚至那些從事海外貿易的中國人也被統治者所厭惡。乾隆皇帝即位後的第五年，發生了荷蘭人屠殺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華僑的“紅溪事件”，荷蘭士兵和暴徒開始瘋狂屠殺和洗劫巴達維亞華僑，縱火焚毀華僑住宅，屠殺持續了半個多月，一萬多名無辜華僑的鮮血染紅了巴城的溪流，故人們稱這次慘絕人寰的事件為“紅溪之役”。
翌年，福建巡撫將此事奏聞於朝廷。皇帝宣布：“內地違旨不聽召迴，甘心久住之輩，在天朝本應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就是說，這些華僑本來是在國內不安分之人，違法私自出洋，被屠殺是自找倒黴。
在這種觀念和知識水平下，清王朝高層對於自己的外貿發展水平，外貿國的數目，外貿商品的變化一概漠不關心，因此也一無所知。
外商在中國居住，生活上的委屈與侮辱是顯而易見的。法國人拉佩魯斯1787年曾在廣東短暫停留，後來他寫道：“人們在歐洲喝的每一杯茶無不滲透著在廣東購茶的商人蒙受的羞辱……”馬戛爾尼也表達了同樣的沮喪心情：“我們在廣東的代理商生活在一種屈從的狀態下，與這個所謂的文明國度不相稱。”
不過這不是主要問題。雖然所受的待遇如此苛刻，可是外國人還是對中國之行樂此不疲。原因很簡單，利潤。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從中國進口一磅茶葉，隻要2個多先令，而在英國市麵上，卻可以賣到14個多先令。為了利潤，老外可以把自己禁錮在十三行內，忍受寂寞，足不出戶；可以抑製性欲，做苦行僧。天朝上國的所有這些關於生活起居的規定，他們都可以一閉眼，忍了。
可是，還有比這些更難以讓他們忍受的：
因為對外貿易全部由廣州十三行壟斷，十三行就成了一個半官半商、不倫不類的機構。他們一手遮天，任意定價。他們充當著外國人與中國政府的中間人，在中國官員麵前奴顏婢膝，唯唯諾諾，但對洋人卻耀武揚威、風光無限。外商居住廣州，一舉一動都要接受他們的監督和管理。不明白緣由的洋人，尊稱他們為“官”。海關官員每年都會向十三行索要大批賄賂，而這些都如數轉嫁到外商頭上。這是讓洪仁輝們憋氣的原因之一。
而更讓他們痛苦的，則是中國官員們的勒索壓榨。
中國政府不屑於與外商發生關係，這是體製所決定。不過，中國官員對外商帶來的銀子卻無一例外非常感興趣。廣州海關是眾所周知的肥缺，由於缺乏製約機製，他們擁有極為廣泛的權利和毫無節製的貪欲。腰裏裝滿銀子又無法與正常中國社會發生聯係的外商，在中國官員眼中就是一個個待宰的肥羊，無論他們怎麽樣痛宰，外國人都無法發出聲音。廣州海關的貪汙腐敗，在全國幾乎是公開的秘密。曆史上中國海關的關稅水平一直不高，然而名目繁多的“計劃外稅收”卻讓外商難以承受。中國官員在貿易過程中，隨意製定各種“陋規”，其數量遠遠超過了“正稅”。各項明裏暗裏的費用加在一起，有時高達進口貨物的20%。
根據尤拔世《粵海關改正歸公規例冊》記載，雍正年間到廣州經商的洋船，每條船送給粵海關衙門的陋規多達68種名目，總計1950兩白銀。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九月初四，奉旨查辦廣州海關的新柱在奏折中向皇帝列舉了粵海關對外商收的種種“陋規”。
外商船舶到達中國後，要想上岸，要給各級官員交納以下禮金：
丈量洋船收火足雇船銀三十二兩；
官禮銀六百兩（法蘭西加一百兩，蘇喇減一百兩）；
通事禮銀一百兩；
管事家人丈量開艙禮銀四十八兩，小包四兩；
庫房規禮銀一百二十兩，貼寫十兩，小包四兩；
稿房規禮銀一百一十二兩，掌按貼寫四兩，小包二兩八錢（內八錢掌按小包）；
單房規禮銀二十四兩，貼寫二兩，小包一兩；
船房丈量規禮銀二十四兩，小包一兩；
總巡館丈量樓梯銀六錢，又規銀一兩；
東炮台口收銀二兩八錢八分，小包七錢二分；
西炮台口收銀二兩八錢八分，小包七錢二分；
黃埔口收銀五兩，小包七錢二分；
虎門口收銀五兩，小包一兩三錢二分；
押船家人銀八兩；
四班頭役銀八兩三錢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