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天主教就沒有新西班牙王國!天主教和國王是西班牙國民的大救星!


    也正是因為如此,西班牙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宗教裁判所,是全世界宗教組織中實力和權力最強大的宗教組織。


    西班牙政權為了保持西班牙王國這塊淨土,它建立起了最嚴格的文字和思想審查製度,監督議論,焚燒書籍,絞殺異教徒,就連不喜歡吃豬肉的人也被當作了異教徒。


    各種輿論引導員和監督員充斥著全國各個階層……五毛和自幹五完全占據了文化輿論的陣地。


    這樣,西班牙王國保持了國民言論的統一性和文化的純潔性,國內一片安定。


    近代西歐各國,人文主義廣泛傳播,宗教改革風起雲湧,各種新舊思想、宗教,文化相互並存競爭。


    唯獨西班牙王國始終是天主教的一統天下,波瀾不興。


    西班牙國民真心認為,沒有天主教,我們就會被異教徒壓迫!


    他們不僅徹底地清除了它境內的猶太人、摩爾人和其他異教徒,也成功地帶領西班牙國民屏蔽了新教等境外敵對勢力向西班牙境內的滲透,揪出了境外敵對勢力在西班牙的代理人,在全國上下共同的努力下,建立起了西班牙式的綠壩。


    這個綠壩效果顯著,在1550—1600年的半個世紀內,西班牙被審查的持有新教觀點的嫌疑人僅有325個,一舉粉碎了境外敵對勢力的滲透!


    第三,經濟結構也是原始而單一的。


    首先,產業結構單一。西班牙各地基本上是以畜牧業為主,農業極不發達,工商業者不是異教徒、猶太人,就是皈依了基督教的猶太人。


    所以,當宗教裁判所開始大力清查敵對勢力後,大批的猶太人攜帶著他們的貨物和資本離開了這個國家,大批的知識分子也緊跟著離開了……以巴塞羅拉城為例,這個過去最繁華的歐洲大城市之一,現在市場一片蕭條,整個工商業也就幾乎蕩然無存。


    雖然西班牙國民毫不畏懼,自信在國王的領導下,正在走著一條正確的有西班牙特色的道路,但經濟規律還是起了作用,他們從此隻能是畜牧業一枝獨秀,大批的工匠放棄了手藝,還有眾多的大學生畢業後一同去建設新農村了。


    其次,產權結構單一。封建土地所有製居統治地位,且絕大部份土地產權屬於僧俗貴族,資本主義手工場微不足道。


    農村生產關係的封建性質依舊,西班牙仍保留了最具壓迫性的封建領主製度,農業和工商業都先天不足,後天受損。這種極為原始和簡單的經濟結構使畜牧業稅收成為西班牙國王的主要稅收來源。


    這就引起了地方與中央的征稅糾紛。王權也就無求於貴族和市民批準他的征稅權。


    因此,西班牙各地的議會早都無足輕重,被徹底邊緣化了。


    緊接著,西班牙國王以小貴族和對他惟命是從的教會為根基,又摧毀了所有大貴族的城堡,徹底地鏟平了大貴族的割據勢力。


    在這場內戰中,國王趁機建立了一支四萬人的常備軍。


    在此過程中,宗教裁判所也功不可沒,它幫助國王鏟除了不少政敵。教會因而成了獨裁政體的最厲害的工具,對付完貴族後,國王又將城市置於他們的權力之下,他們向各個城市派去了市長。


    這些暴政君主的萬能臣仆,統攬了城市的一切權力,城市自治全被取消。自此之後,西班牙國內再無任何勢力敢向王權提出挑戰。


    西班牙建立起了歐洲最獨裁的暴政統治。


    西班牙因此而空前的富強起來,完成了偉大的民族複興,成了16世紀時歐洲最大的霸主。


    此時,西班牙王權高於一切。


    而這個王權又十分忠於天主教的理想。從西班牙國家正式問世時起,國王們就被載上了天主教國王的桂冠。而西班牙的貴族二代三代也是在與異教徒進行了長達幾個世紀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他們中不知有多少人的親人死在異教徒的刀下,因此,在西班牙,無論是國王、貴族,還是一般居民的,宗教狂熱達到了極點。


    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就曾經公開宣稱,為了保衛天主教的正統信仰,他可以燒死幾十萬人,甚至可以讓劊子手燒死他的兒子。


    沒有天主教的信仰,就沒有了他的獨裁權力,親情在權力麵前啥也不是。


    西班牙因而成了天主教的憲兵,是宇宙真理的天然捍衛者。它可以對外無償的援助,對外無償的做戰……


    西班牙並沒有傻逼式的玩閉關鎖國,它本來也是敞開了它的大門,對商貿並不禁止,而且每年還有從海外的殖民地得到大量的財富。


    但是,在西班牙的社會結構極其原始,對思想言論的嚴密封鎖,社會各階層的流動已經嚴重板結的情況下,對外開放和從外麵注入的財富都不能撼動西班牙的社會結構。


    外因要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西班牙本身根本不具備向現代社會轉化的內在條件,在此情況下,外來的物質能量流和國內團結一體的國民,雖然可以使它強盛一時,但卻不可能改變它的社會結構。興盛一時後,必將走向沒落。


    體製結構不改變,一切都是扯毛蛋。


    我們可以拿同時期的英國作對比。


    西班牙似乎不缺乏農村商業化的條件,它的美利努羊毛馳名歐洲,質量並不亞於英國的羊毛,在尼德蘭和歐洲其他地方廣有銷路。


    但結果卻與英國完全相反,不僅沒有改變西班牙農村的經濟結構,反而使西班牙的農業飽受牧羊業的摧殘。


    以致不得不從國外進口大量的糧食才能養活國民。導致這一結局的直接原因是王權賦予牧羊主的特權及其所建立的壟斷組織麥斯塔。


    麥斯塔就是相當於西班牙皇家的國企。


    在英國,牧羊業是後來才興起的,在它興起時,土地的用益權早已廣泛地分配於社會各個階層,因此,凡是占有土地或有權享有公用地的鄉村居民都可以養羊,牧羊業依據土地產權的這種結構而廣泛地分布於社會各個階層之間並沒有為貴族所壟斷。


    貴族、農民都有羊毛賣,農民還可用它紡織呢絨自用或出售。


    如此一來,英國農村也就勢必要商業化,毛紡業等手工業自然也會發展起來,這是正常的線性反應,一點也不神奇。


    而西班牙就不同了。


    西班牙王國是從阿拉伯人手裏奪迴的,土地又是國王和貴族們一寸一寸地從入侵者阿拉伯人那裏奪過來的,產權自然是他們的,是要傳給二代三代四代的,怎麽可能分給西班牙國民?


    而且,畜牧業的特點又要求土地集中,不能像農業那樣將耕地分散,這就必然使畜牧業的產權集中於牧羊主的貴族手上,而沒有分散到社會其他階層中間。


    擁有大量羊毛的貴族們隻有將羊毛出售才能滿足自己的需求。


    但這隻能使他們涉足商業,而不可能使農民進入市場,因而不能促使西班牙的農村走向商業化。


    羊毛的大量出口表明西班牙有能力對外開放以吸入財富,但是,西班牙的這一特定的產業結構和產權結構決定了它吸入的物質能量流不可能平權化,不可能像英國那樣為社會各階層所分享,而隻是牧羊主和國王所得。


    少數人帶頭富起來,然後讓眾人富起來……這又是一個偽命題。


    第二百四十一章 不可能與平民分享


    西班牙國王的國企單位,也就是麥斯塔的財源十分興旺,國王不僅從它那裏獲得大量的稅收、牧場租金,還可獲得貸款。


    國王當然也就沒有理由舍棄它而去保護國內什麽民間毛紡業,國進民退才是獨裁者必走的正道。


    因此,西班牙的對外開放不僅沒有促進自身傳統社會結構的分化,反而進一步地擴大了社會各階層的貧富差別,增強了牧羊業主摧殘農業的力度,摧殘加工業的力度。


    此時西班牙國內再加上代役租、什一稅,國王的各種苛捐雜稅,使得整個西班牙的農村了無生氣。


    隻要有可能,農民們就去當兵,作僧侶、仆人、寄食者或流浪漢,主動進到城市謀生……自然使得農業空心化,那還談得上去發展商業性農業。


    因此,這一由牧羊業的發展而導致的對外開放所吸入的財富更加強化了西班牙的傳統社會結構,更加穩定了,貧富差距更加加大了。


    牧羊業所導致的這一結果也預示著後來的尼德蘭和新大陸流入的金銀和財富的命運。


    據統計,在三個世紀中,西班牙從新大陸共輸入225萬公斤黃金、1億公斤白銀,及大量的熱帶農副產品,如糖、可可、棉花、藍靛等,從尼德蘭得到的收入則使其他收入都黯然失色。


    但是,這些流入財富的再次分配的依據,自然是由西班牙的產權結構來決定。


    誰是真正擁有西班牙王國產權的人群,誰也就能得到這個產權所帶來的收益,財富是哪個帶來的,哪個就是當然的受益人,這從來都是真理。


    尼德蘭是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繼位時帶過來的,那麽尼德蘭的稅收理所當然地歸王室所有而其他任何人都與其無關。


    遠洋航行和新大陸的發現也是在王室的主持,資助和組織的,王室是理所當然的第一受益人,貴族在開拓殖民地的過程中是領導者,組織者,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們成為新大陸的另一個主要受益人也是理所當然的。


    當然,如果是哪個貴族主持了國內某超大型工程,那麽他的家族天然有從中得到利益的權力,哪裏可能與平民分享??做你西班牙夢去吧……


    因此,除了西班牙國王通過各個殖民地總督,在新大陸直接獲得的財富和從印第安人那裏征收來的賦稅外,每個從新大陸迴來的西班牙人都要將他們從那裏獲得的黃金的五分之二和其餘財產的十分之一上交給國王,殖民者從礦山,種植場和直接掠奪來的一切收入中的十分之一必須上交給國王。


    此外,從新大陸運進的一切商品還須交納占其價值9.5%的關稅,而進口的外國商品則一律征收占其價值29%的關稅。


    貴族們直接參與戰爭和殖民地的開發與掠奪,他們自然也是主要的受益人,16世紀和17世紀時,西班牙年收入在1萬至1.5萬埃斯庫多的顯貴約為180家,天主教僧侶達16萬人,不足人口的五分之一,卻擁有國民收入的二分之一,西班牙的其他階層當然也就隻能分享新大陸給西班牙的殘羹剩飯,那麽所謂的西班牙人民更是享受不到開放的紅利了。


    國王,貴族和工商業者將其得到的收入自然會用於他們最感興趣,最能體現其價值的地方,其結果也就決定了外來財富對西班牙所起的作用。


    西班牙原始的政治結構使國家權力集中於國王之手,國王一旦坐上權力的巔峰,就決不可能自動地放棄這個權力,因為權力不僅關係到他的地位,也涉及他的人身安危,而他所獲得的財富,首先自然要用於維護他的權力,所以維穩才是關鍵問題,是第一選擇。


    當然,這種維穩還主要體現在意識形態領域上。


    曆屆西班牙國王都為天主教國王的光環所籠罩,他們還很在意作為天主教世界的主要衛道士的形象,他們統治下的國民的純潔性和統一性,再加上西班牙政治結構的無序性,使國王的權力幾乎沒有任何製約,國王想幹什麽就幹什麽。


    於是,大量的金錢一是被國王用於維護他的龐大的,且不斷膨脹的軍國主義的國家機器,十五世紀時,行政費用就占去了歲入的半數,十七世紀時升至80%。


    行政辦公費用的比例高得嚇人。


    更重要的是,大量財富被投入追求其天主教的價值觀念的“既無結果又無止境的歐洲戰爭中”,西班牙參加了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所發生的幾乎所有的大型戰爭中。


    曆屆西班牙國王率領無限忠於天主教的國民,經常同法國國王,土耳其蘇丹,德國新教徒作戰,用西班牙人的鮮血和財富去捍衛天主教世界,同時決心要建立起一個紅彤彤的天主教世界,拯救天底下活在異教徒手下的人民。


    當他們全心全意投入他們為之獻身的事業時,他們從來不關心國內經濟的命運,經常大規模的援外……不僅從來沒有對國內工商業農業實行過此時歐洲各國政府已廣泛實行的對工商業的扶持政策,還對各行各業橫征暴斂。


    僧侶貴族們作為既得利益者,也獲得了大量財富,但他們最關心的當然是其身份和地位,他們緊緊抓住封建經濟形式不放,拒絕任何改變,絕不放棄一點點利益……


    ……他們滿足於原始的牧羊業和剝削殖民地人民的寄生生活,用流進他們的腰包的金錢過著揮金如土的寄生性生活,始終不屑於資本主義企業活動。


    但此時,弱小的西班牙工業無論是在品種上,還是質量上都無法滿足貴族們的奢華生活的要求,因此,他們當然的用從殖民地得來的黃金白銀購買外國的工業品以供其享受。


    這些行為使本國的工業幾近崩潰……本來由於國內增加了大量的貴重金屬,使物價高漲,勞動成本增加,再加上外國產品的湧入……西班牙的工業不能再玩下去了。


    通過上述各種途徑,西班牙從尼德蘭和新大陸得來的大量金銀和財富最終都流往了西歐其他國家,轉為了這些國家的原始積累,促進了這些國家的現代化,在這之中,西班牙所扮演的角色十分可憐,它就猶如一個漏鬥或者一個屋頂,將來自新大陸金銀和財富輸往了英法這些極力想置它於死地的國家,而它自己不但什麽也得不到,反而賠進了本國人民的大量財富和生命。


    西班牙的原始的文化結構也注定了它無法利用外來的財富成為內源型的現代化,它不僅使國王竭盡所能地將國家大量的金錢和其國民的無數生命用來保衛天主教的純潔性,在國外四處征戰,四處結怨,充當歐洲的宗教憲兵,使西班牙不僅浪費了本來可以用於國內經濟發展的大量資金,犧牲了國民的無數生命,還消滅了無數的民族精英,摧殘了民族生產力,因為宗教異端常常會在工商業者中被發現,常常在知識分子中被發現,所以,他們一旦被發現不是被處死就是驅逐出境,就是皈依了天主教也得不到信任而遲早也要遭到迫害。


    更要命的是,西班牙文化結構的原始單一,不僅使西班牙無法成為內源型的現代化,也必然使它在後來的現代化浪潮中成為落伍者,因為任何後來的外誘型的現代化都或多或少地是人的自由意誌的產物,而不僅是曆史自為的結果。


    正是在這一點上,人的現代化是現代化的前提無疑是正確的,而人的現代化首先是指其國家的領導人和民族精英要具有現代化意識和現代化學識,而這需要廣泛地吸收人類的思想成果和現代化成敗的曆史經驗,因而也就意味著兼收並蓄,意味著文化的多元化,思想的多元化,意味著宗教寬容,政治寬容,意味著這個國家的文化結構從一元走向多元。


    顯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西班牙做不到這一點,正因如此,西班牙也就不可能像荷蘭,意大利那樣,能在較短時間內克服經濟政治上的障礙以實現現代化,轉變一個民族的文化結構的難度畢竟要遠遠地大於克服政治經濟上的慣性,


    總之,西班牙社會結構原始單一決定了它雖然可以依靠外來的財富成為強國富國,但卻不能實現現代化。


    相反,外來的財富還會在這種社會結構內部轉換成毒藥,摧殘它的國民經濟,腐化它的貴族,腐蝕它的國民,讓它的國王和教士們瘋狂,以為他們真的是世界性大國了。


    整個西班牙社會推崇犬儒主義,快快樂樂的生活,不要管那麽多……各種天主教的心靈雞湯滋潤著國民的靈魂,活在主的懷抱裏,你不要想那麽多……


    再長的夢也會結束,但等到他們的西班牙夢一醒來,他們最終會發現,他們工農商業早已經凋零,它們的國民越勤奮,越貧窮,還不如什麽也不做。


    十六世紀後期,西班牙的赤貧現象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到十七世紀初年,全國乞丐已是空前的多,寄食於寺院者達數十萬人之多,人口急遽減少,許多市鎮和鄉村已完全從地麵上消失,交通工具被拋棄,大路上空曠無人。


    而剩下的西班牙人則普遍地。輕視勞動。與其勞動,莫如忍受饑餓。於是,一個世紀的繁榮留給西班牙的隻有拋棄的土地,無數的僧侶和乞丐和蔑視工商業的貴族。


    因此,西班牙在十六世紀時上演的富國鬧劇,充分地證實了對外開放可能帶來的國家的富強,但並不能一定帶來國家的現代化,外因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西班牙到世界商業大發展時期,仍是一個封建和農業國家。為了實現國王和貴族們所依靠的天主教的價值觀,他們仍然會不吝惜國民的生命和國家的財富。


    一個民族,一個聲音,一個領袖,在這裏是個笑話。


    於是,西班牙也就盛極而衰,成了後來現代化中的遲到者,不管它是否曾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一點用也沒有。


    因此,道格拉斯.諾斯對西班牙的總結是經典的:


    一個地方隻要政治支配一切,那個地方的經濟就會凋零和衰落,西班牙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例證。


    “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警示!”


    這份報告發到了網上後,眾多的技術員們眼睛都紅了……這太他媽的像了……我說怎麽迴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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