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六中全會,將約一年前五中全會製訂的“以政治限共為主、軍事限共為輔”的方針,發展為“以軍事限共為主”。接著,在1939年年底到1940年年初,形成了抗戰期間的第一次國共摩擦高潮,在山西、河北、河南、湖南等地都發生了國共武裝衝突與流血事件。在這次摩擦高潮之前,在1939年5月,胡宗南已出兵占領旬邑縣城。在摩擦高潮中,1939年12月10日,胡宗南部第九十七師一個團,聯合寧縣保安隊,夜襲寧縣縣城,原駐該城的八路軍羅營在傷亡400餘人後突圍撤走;12月14日,駐平涼的第一九一師配合保安隊,又襲擊了鎮原城的八路軍某營,占領鎮原,並向西峰鎮、馬渠、屯子鎮一線的八路軍發動攻擊;在12月底到1940年年初,胡宗南又調派第七十六軍李鐵軍部的兩個師、第八十軍孔令恂部的兩個師及預三師等部,攻占了正寧,淳化兩城。胡宗南部在占領囊形地帶五座縣城後,乃集結兵力,準備向北推進,威逼延安。這時國共兩黨的關係,正如當時任蔣介石侍從室第一處主任的張治中所說:“從這一年開始,兩黨的摩擦糾紛,在各地發生,乃至有些地區發生武裝衝突。”“十二月,胡宗南部又進駐陝甘寧邊區的五個縣,更加劇了兩黨關係的惡化形勢。”張治中:《張治中迴憶錄》(下),(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75頁。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從晉綏地區調迴主力第三五九旅,協同留守部隊,對胡宗南部的北犯,採取了不奪迴胡部占領的五座縣城,而是控製以馬欄為中心的五縣廣大鄉村地區,並防止胡宗南部進攻延安的方針;同時,把主要打擊矛頭指向延安以北的綏德地區專員何紹南,軍政齊下,迫使何紹南於1940年2月5日逃離綏德,中共軍隊控製了綏德、米脂、葭縣(今佳縣)、吳堡、清澗五縣及其50萬人民。陝甘寧邊區向北推進與擴大了一大片土地,並與黃河對岸的晉綏解放區連成了一片。


    築起“防共長城”(5)


    胡宗南所指揮的對陝甘寧邊區的第一次武裝進犯到1940年3、4月間停止。1940年3月5日,毛澤東致電蔣介石、程潛與胡宗南,重申停止內戰、團結抗日主張。國共兩黨的緊張關係一度和緩下來。在這次國共軍事摩擦中,胡宗南得到了旬邑、淳化等五座縣城,但囊形地帶的廣大鄉村地區仍在中共手裏,同時卻失去了整個綏德地區。胡宗南進攻的結果得不償失。


    陳立夫


    1940年秋,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的陳立夫從重慶來到西安視察教育。陳立夫是胡宗南的浙江湖州同鄉。陳立夫的三叔陳其采曾任胡宗南中學時的兵式體操教師。陳立夫生於1900年,比胡宗南小4歲,但在國民黨內的資歷、地位與政治經驗都在胡宗南之上,而且與蔣介石關係特深,胡宗南一直以師禮待他。陳立夫到西安後,胡宗南邀他晚餐,還讓陳檢閱部隊。陳立夫稱讚胡的部隊“軍容肅穆而壯大”,並向胡提出了一項大膽的建議,說:“蔣公以北伐第一軍之基本部隊授兄,並以最佳美援武器補充兄,兄宜做一件轟轟烈烈之事以報之,則今後之天下,兄乃能承其緒。兄如有此魄力,我願共負其責。我告以計劃。”陳立夫的“計劃”,陳立夫建議胡宗南去做的這件所謂“轟轟烈烈之事”,乃是要胡率部襲擊陝甘寧邊區與中共中央。


    但是,陳立夫的“計劃”非同小可!在當時全國抗日的形勢下,胡宗南沒有蔣介石的命令,絕不敢去做這件將遭國人痛罵的所謂“轟轟烈烈之事”。當時國民政府的其他一些軍政大員也不會同意陳立夫的這種書生之見與冒險主張。胡宗南的頂頭上司、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在1941年12月2日就秘密地指示胡宗南:“現時收復囊形地帶,亦殊不當。”胡宗南:《胡宗南日記?1941年12月2日》,台北出版。


    陳立夫為此感嘆不已,說:“宗南兄不敢冒此險,我知其雖有大誌而無大膽,不可以有為矣。”陳立夫:《我的創造、倡建與服務--九十憶往》,(台北)東大圖書公司印行1989年版,第65頁。


    胡宗南及其統率的大軍在西北築起的所謂“防共長城”,給中共方麵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但卻不能阻塞中共的迅猛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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