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沉翼等人離開行宮,看著麵前搖動的燭火,朱祁玉陷入一陣沉思。


    任何一個王朝走到末期,逃不開的就是財政問題,大明自然亦是如此。


    當然,這句話反過來說,也同樣成立。


    當財政問題嚴重到火燒眉毛的地步的時候,一個王朝也就該走到窮途末路了。


    遊蕩百年,朱祁玉親眼見過,自己那位穿著打補丁龍袍的後輩皇帝,是如何的勤儉,但是,要知道,就在那位登基前二十年的時候,朝廷還能起萬曆三大征。


    都說萬曆荒廢朝政,苛收礦稅,天啟寵信閹黨,一手遮天,可他們在位的時候,大明固然積弊重重,卻不至於被逼的沒有錢糧可用。


    可到了崇禎年間,短短十年,大明的國庫便空空如也,錢到哪裏去了?


    當然不會在百姓手裏,不然的話,各地也不會烽煙四起。


    朱祁玉雖然盤桓在紫禁城中,但是曆經百年滄桑,他的目光比崇禎要透徹的多。


    這些錢糧,無非是進了各地官員的囊中,進了那些走南闖北的商賈手中。


    想那徐階謂之清流,可家中田畝竟能超過二十萬畝,數萬織工,這樣的人,被稱為官場楷模,可以見得嘉靖朝的官場,已經爛成了什麽樣子。


    數遍整個大明晚期,真正能稱得上清流的,實際上也就海瑞一人。


    不為別的,就因為這個人,敢說實話!


    治安疏裏,海瑞寫‘天下人不直陛下久已’,這是實話,事實上,最遲從嘉靖的時候起,大明的皇帝,就已經掌控不了大臣了。


    嘉靖以權術聞名,將朝堂上下玩弄於鼓掌之上,但是,作為一個皇帝,朱祁玉仍舊覺得他是可悲的。


    誠然,他能夠穩坐帝位,和能夠控製朝堂脫不了關係,但是,控製和掌控是不同的。


    大禮議讓所有人認清楚了嘉靖是一個怎樣的皇帝,所以,嘉靖朝的大臣,一邊畏懼帝威,一邊又膽大包天,欺上瞞下。


    一邊阿諛奉承,海晏河清,一邊又自謂清流,不與嚴黨為伍。


    嘉靖能控製朝堂,但是,控製不了人心。


    整個嘉靖朝,看似歌舞升平,一切盡在皇帝掌控之中,但是實則不過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滿朝上下,隻有海瑞敢說實話。


    那時初到淳安縣上任,海瑞便揭開了官場上最大的一塊遮羞布。


    區區一個七品縣令,每年的常例銀核算下來,近兩千兩銀子,是俸祿的十餘倍,這還是在‘兩袖清風’,不貪瀆,不受賄的情況下,官場上下默認的收入。


    全國一千四百二十七個縣,一百六十三個府,三十二個州,一個個的官員,趴在百姓的身上吸血盤剝,惡之若此。


    然而在嘉靖的耳邊,日日迴蕩的卻是皇上聖明,天下太平,萬民稱頌,海晏河清。


    日子久了,嘉靖自己都相信了,安心在道觀修道,豈不知,大明社稷,已在他手中走向了傾覆的道路。


    忠言逆耳利於行,這也是朱祁玉時時刻刻提醒自己的話。


    朝無正臣,天子必受蒙蔽,即便帝位坐的再穩,眼不見百姓苦難,耳不聞天下真相,則社稷終將崩塌傾覆。


    正因於此,很多的手段,朱祁玉不願去用,有些底線,朱祁玉也不願去破,所以很多時候,他選的是更難走的路。


    可是路越難走,或許正意味著,那是對的方向。


    道德經有雲,治大國,若烹小鮮,須得時時刻刻謹慎小心,不可放肆妄為。


    所以即便是看過了百年風雲,朱祁玉在推行每一項政令的時候,依舊斟酌再三。


    母庸置疑,這其中,財政問題是重中之重。


    治國之道,說難也難,說易也易,最緊要的,無非財政與吏治而已。


    國庫有錢有糧,官員能奉公自守,國力自然蒸蒸日上。


    上林苑一事,說白了,是吏治的問題。


    朱祁玉心裏清楚,像是陳庸這樣的人,朝廷裏大把大把的。


    身在一個冷清衙門,前途無望,滿腦子隻想著怎麽撈銀子,保官位,貪腐行賄兩項全能,但是唯獨不會好好做事,這其實是如今很多衙門的現狀,尤其是地方上,這種狀況並不罕見。


    而且說起來,這種風氣之所以會興起,其實和王振脫不開關係。


    往前倒太宗,仁宗,宣宗朝,別的尚且不說,至少吏治尚算清明,這其中既有洪武朝嚴刑峻法的威懾,也有曆代天子的約束。


    但是到三楊逝世,朱祁鎮偏聽偏信,任由王振擅權,短短幾年的時間,吏治便受到了徹底的破壞。


    王振大肆收受賄賂,凡入見者,少則需進百兩,多則上千兩,令官場之上,行賄之風盛行。


    賣官鬻爵,將朝廷官職明碼標價,更是讓銓選製度形同虛設,無數德行不修,隻知溜須拍馬之輩走馬上任。


    這些人到任之後,對上阿諛奉承,大行賄賂之風,對下盤剝百姓,消耗民力,令官場風氣汙濁不堪。


    朱祁玉當然能看得出來,剛剛在殿中,陳鎰感歎於他對吏部的輕拿輕放。


    但是,除開對王文的偏寵,朱祁玉更清楚的是,去歲的京察,本質上並不是一次徹底的以澄清吏治為目的的行動。


    那個時候,他剛剛登基,朝中有大量頑固的太上皇一黨,與其說那是一次整飭吏治的行動,其實更像是以吏部為尖刀排除異己。


    不管外界如何議論,但是朱祁玉自己,對於這些事情,認知是很清晰的。


    那次京察,衡量官員的標準除了才能,德行,更重要的是立場。


    借著那次機會,他把一些德行不修,才能不足,更重要的是,立場堅定支持太上皇的大臣,給統統貶謫了出去。


    但是,出於穩定朝局的考慮,很多立場中立或者是親近新天子的大臣,哪怕存在問題,也依舊沒有過分苛責。


    如果純粹以朝政的角度而言,這樣做其實是有問題的。


    可是,朱祁玉心裏也同樣明白的是,很多時候,道理和利益,是要取平衡的。


    他當然不是朱祁鎮那樣任性妄為的君主,也不是嘉靖那樣隻顧利益的權謀之徒,但是,這不代表,他是一個隻會拘泥於道理的君子,該變通時變通,該持正是持正。


    朱祁玉清楚自己的方向是什麽,也知道自己做的每一件事目的是什麽,堅守本心,一切就不會出錯。


    至於這其中的取舍得失,是一個君王也必經之路,沒什麽好說的。


    既然京察的核心目的並非整飭吏治,那麽,拿這一點來苛責王文,顯然是不妥的。


    隻不過,這些話,明麵上不能說出來而已,落在朝臣的眼中,也隻能是天子對王文的偏愛了。


    當然,即便京察的核心目的不是整飭吏治,但是,也對澄清官場是有一定作用的。


    至少,朱祁玉能夠擔保的是,如今的朝堂上,重臣當中,大多是能夠持正的。


    似於謙這種純純兩袖清風,家無餘財,全心全意為大明奉獻的道德模範就不說了,其他的重臣,諸如沉翼,陳鎰,乃至是江淵,朱鑒這些人,固然性格各有不同,立場也有殊異,但是至少在德行一道上,是沒什麽大問題的。


    當然,身為朝廷重臣,他們也不可能跟於謙一樣,純靠俸祿過日子,常例銀子,炭敬冰敬之類的灰色收入,該有還是有的,不過貪汙受賄這種事情,基本是不存在的。


    這一點,朱祁玉是有把握的。


    這也是他迄今為止,除了於謙和王文之外,鮮少對大臣有所偏寵,或者說基本沒有將很多大臣收為左膀右臂的原因所在。


    天子的信任,很多時候其實是雙刃劍,稍有不慎,若是寵信的人德行不修,那麽,便是奸臣奸宦,對於朝堂社稷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


    天子居九重,不偏不倚,實際上才是最理想化的狀態,可惜,這基本不可能做到。


    而且,即便是朱祁玉能夠謹慎自守,但是,如今能夠保證的,也隻有朝堂上重臣的基本操守,底下的很多官員,依舊舊習難改,上林苑之事,就是一次典型事件。


    京城官員尚且如此,更不要提地方上,隻怕更是嚴重。


    這些事情,朱祁玉心中都有數,但是,作為一個成熟的帝王,最重要的,就是要沉著冷靜,不能任性妄為,哪怕做的是對的事,也是一樣。


    借著上林苑監一事,朱祁玉原本可以掀起一場吏治整頓,但是,顯然,現在並不是一個好的時機。


    吏治固然是一個大問題,但是,軍屯,互市,漕運,賦役,朝廷當中亟待處置的事情有很多,還是要一件件來。


    至於財政問題,它跟吏治息息相關,但又不盡相同。


    還是那句話,曆來財政,無非開源節流,所謂節流,實際上就是整頓吏治,清查賬目。


    吏治若清明,百姓身上的擔子輕了,國力自然就會漸漸恢複,這也是大多數的繼任之君,首要整飭吏治的原因所在。


    但是,朱祁玉的身份和普通的繼任之君不同,所以,相較於節流,他選擇的是開源。


    互市是一次嚐試,如今看來,還是比較成功的。


    那麽,接下來,開海也是一條路子。


    朱祁玉有往後百年的眼界,自然能夠看得出來,大明在嘉靖末年,實際上已經氣數將盡,但是生生出了個張居正,又為大明續命數十年。


    而事實上,張居正改革,並非他一人之功,更重要的,其實是有隆慶開關的基礎支撐。


    一條鞭法,說白了,也是澄清吏治,其核心是將所有的賦稅歸一,繳納銀兩。


    很多人都會將注意力放在推行一條鞭法的難度上,但是事實上,一條鞭法最難的地方,不在怎麽推行下去,而在於大明需要有這麽多的銀兩,百姓手中需要有這麽多的銀兩,才能真正實施起來。


    而這一切,和隆慶開關脫不開關係。


    所以,開海對於大明來說,不僅僅是互通往來,商貿繁榮,更重要的是,隻有開海,才能真正的革除苛捐雜稅的積弊,重整吏治。


    更不要說,開海本身帶來的經濟利益,就足以讓人動心。


    但是,道理誰人都懂,可真要做起來,卻並不簡單。


    且不言海禁乃是祖宗家法,就算是繞過這一條,單論開海的實際難度,也並不小。


    和互市一樣,開海首要考慮的,不是別的,就是安全問題。


    當初朝廷禁海,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海盜肆虐,這個問題,迄今為止,也沒有解決。


    鄭和七下西洋,除了煊赫國威之外,其中也不乏要剿滅海盜的意圖在。


    但是,這顯然很難,海上風波詭譎,什麽情況都有可能發生,加之海疆遼闊,遠勝於陸地,海盜零零散散,想要將其徹底剿滅,其難度不亞於要在茫茫草原上剿滅各個草原部族。


    所以從理性角度來看,最好的辦法,就是禁絕海上貿易,大明的子民隻要不出海,在陸地之上,安全自然可保無虞。


    這是無奈的辦法,但是,也是最穩妥的辦法。


    事實上,若不是朱祁玉看到了隆慶開關給國家帶來的好處,看到了一條鞭法改革的基石所在,他也不會有這個想法。


    但是還是那句話,想要付諸實施,實在是太難了。


    他不可能將這番道理,說與諸大臣聽,而想要開海,必要解決的就是海上安全問題, 想要解決,就需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落到實際的政務當中,其實就是下西洋!


    可就連朱祁玉也不得不承認的是,如今的下西洋,對於朝廷來說,就是賠本的買賣,而且,是大賠特賠。


    所以,他能夠在登基之初,就推行互市,但是,關於開海一事,卻遲遲沒有任何的風聲。


    甚至於,就是下西洋,也隻能趁著這次上林苑監之事,先旁敲側擊的鋪墊一番。


    真正想要做起來,不花個幾年的時間,怕是沒有什麽希望。


    但是,還是那句話,再難的事,隻要方向是對的,也要去做!


    揉了揉眉心,朱祁玉收了收紛亂的思緒。


    雖然說,飯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但是,時不我待啊……


    “舒良?”


    “奴婢在。”


    空曠的行宮當中,不知何時,已經多了一個躬身侍立的東廠提督。


    “朱儀那邊,準備的怎麽樣了?”


    “陛下放心,一切照您吩咐的進行,小公爺那邊,已經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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