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廣銘（1907—1998）字恭三，山東臨邑人。歷史學家，公認的宋史泰鬥。
鄧廣銘研究古代史，最早卻以新文學為人所知。1932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係之前，他曾就讀於輔仁大學，恰逢周作人來校講新文學。周作人自稱“既未編講義，也沒有寫出綱領來，隻信口開河地說下去就完了”，誰知講完之後，“鄧恭三先生卻拿了一本筆記的草稿來叫我校閱，所記錄的不但絕少錯誤，而且把我所亂說的話整理得略有次序，這尤其使我佩服”。
結果這本筆記當年就以《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為名出版了。周作人將稿費送給鄧廣銘，他用這筆錢買了一部線裝二十四史。老友張中行後來感嘆，周作人講課北調攙和南腔，其中又有不少專業知識，頗不易記，鄧廣銘卻像是輕而易舉，不止記了，且接著就印成書，“一個初進大學之門的學生，才竟如此之高，學竟如此之富，簡直不可理解”。
陳寅恪在《鄧廣銘〈宋史·職官誌考正〉序》中寫道：“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有“復振”的希望，所以“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應致力者”。然而，這一件工作卻並不容易做，因為《宋史》闕誤特多，而在諸正史中，卷帙最為繁多，故“數百年來，真能熟讀之者，實無幾人”。
由此可見，欲治宋史，必須有勇氣、有才學。鄧廣銘無疑就屬於這不多的“幾人”之列，史學大家周一良甚至認為他堪稱“20世紀海內外宋史第一人”。
鄧廣銘窮畢生之力研究宋史，而他早年讀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又萌發了寫中華民族英雄人物傳的念頭，於是以史筆為王安石、嶽飛、辛棄疾、陳亮等立傳，為他們鉤沉、辯誣，對他們作出公允的評價。他寫王安石，寫的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寫陳亮，是寫“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的特立獨行氣概；寫嶽飛，寫的是“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壯誌。
他的《嶽飛》被稱為名著，1945年抗戰勝利之際由重慶勝利出版社出版。“這是一個巧合，出版正趕上那場民族戰爭的勝利。”鄧廣銘的女兒鄧小南告訴記者，“書是在抗戰中寫的，裏麵寄託著他的慷慨報國之心。”上世紀80年代此書增訂再版，印數達到17萬餘冊，對於學術著作，這是少見的印數，可知此書受歡迎的程度。
鄧廣銘寫這些豪傑，同時也將此種情懷躬行於自己的人生實踐。長期隨伺父親左右的鄧小南對父親的印象是兩個詞，耿介和磊落。“他們那一輩學人，經過那麽多曲折，很多人改變了，但他總體上還是磊落的。他自己在‘運動’中有過違心的言行，這他從來都承認，承認得也很磊落。”
一些老朋友默認學界不良之風，鄧廣銘會毫不客氣地提出批評；他的學術商榷文章，總是直指根本，非常尖刻。家人勸他隨和一點兒，他卻斥之為“鄉願”。鄧小南感嘆：“他這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學界風氣，那時的學者坦誠相見，大家習以為常。但現在，已經不是那個時代了。”
時代變了，然而鄧廣銘依舊沉浸在他以往的理念中，依舊渴求思想的交流甚至交鋒。他的不肯屈就，使他在晚年失去了很多本來能夠談話的朋友，以至於家人不時能察覺到他精神深處的孤寂。
鄧小南說，其實父親晚年珍視每一次溝通交流的機會。他耳朵不好，戴上助聽器效果也不大，凡有電話找他，他會立即讓家人搬來一張小椅子，端坐在那兒，雙手把著電話筒，把耳朵緊緊地貼在上麵……說到這裏，鄧小南的聲音有些悲涼。
鄧廣銘一生，有聲有色，有稜有角。在臨終前的病榻上，他對女兒說：“我死了以後，給我寫評語，不要寫那些套話，‘治學嚴謹、為人正派’，用在什麽人身上都可以，沒有特點。”
也許，葬禮上的一句輓聯會符合先生的心願：“直道挺儒林，矯俗惟憑孤劍勇。”
鄧廣銘：逝去的學風(2)
老友季羨林在迴憶鄧廣銘時提到過一個詞“後死者”，感慨於這個詞裏麵所蘊含著的哀思、迴憶、撫今、追昔，還有責任、信託。季老以“後死者”自勉，反觀已逝的鄧先生，他又何嚐不是嶽飛、辛棄疾、王安石、陳亮……這些宋代大豪傑們的“後死者”呢？
此情境，“千古知音”一句，足矣。
雷海宗：歷史的碎片(1)
雷海宗（1902～1962）字伯倫，河北永清人，著名歷史學家，長期任教於清華大學，1952年院係調整後任教於南開大學。
雷海宗人生的三個碎片，被他的學生記錄如下：
———上課鈴響後，隻見一位小老頭拄著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動著雙腿，吃力地坐在講台後的一把椅子上。看著他那痛苦的樣子，我不覺生出幾分惻隱之心。在那一瞬間，階級鬥爭的觀念就像是斷了線的風箏，無影無蹤。此刻，教室裏異常安靜……
這是1962年春，雷海宗在南開大學重上講台。
———他走進教室，摘下那頂舊呢帽放在台子角上，一枚校徽老是倒插在上麵，他真沒工夫管這些。你看他，喘著氣，臉上的紅潮還來不及退，他就在黑板上寫了一個“戰國之社會經濟”，信口講了下去，講來又是那麽的輕快、流利、生動，使歷史上一個個人物都活了起來，一件件事都在牆壁上來迴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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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廣銘研究古代史，最早卻以新文學為人所知。1932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係之前，他曾就讀於輔仁大學，恰逢周作人來校講新文學。周作人自稱“既未編講義，也沒有寫出綱領來，隻信口開河地說下去就完了”，誰知講完之後，“鄧恭三先生卻拿了一本筆記的草稿來叫我校閱，所記錄的不但絕少錯誤，而且把我所亂說的話整理得略有次序，這尤其使我佩服”。
結果這本筆記當年就以《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為名出版了。周作人將稿費送給鄧廣銘，他用這筆錢買了一部線裝二十四史。老友張中行後來感嘆，周作人講課北調攙和南腔，其中又有不少專業知識，頗不易記，鄧廣銘卻像是輕而易舉，不止記了，且接著就印成書，“一個初進大學之門的學生，才竟如此之高，學竟如此之富，簡直不可理解”。
陳寅恪在《鄧廣銘〈宋史·職官誌考正〉序》中寫道：“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有“復振”的希望，所以“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應致力者”。然而，這一件工作卻並不容易做，因為《宋史》闕誤特多，而在諸正史中，卷帙最為繁多，故“數百年來，真能熟讀之者，實無幾人”。
由此可見，欲治宋史，必須有勇氣、有才學。鄧廣銘無疑就屬於這不多的“幾人”之列，史學大家周一良甚至認為他堪稱“20世紀海內外宋史第一人”。
鄧廣銘窮畢生之力研究宋史，而他早年讀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又萌發了寫中華民族英雄人物傳的念頭，於是以史筆為王安石、嶽飛、辛棄疾、陳亮等立傳，為他們鉤沉、辯誣，對他們作出公允的評價。他寫王安石，寫的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寫陳亮，是寫“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的特立獨行氣概；寫嶽飛，寫的是“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壯誌。
他的《嶽飛》被稱為名著，1945年抗戰勝利之際由重慶勝利出版社出版。“這是一個巧合，出版正趕上那場民族戰爭的勝利。”鄧廣銘的女兒鄧小南告訴記者，“書是在抗戰中寫的，裏麵寄託著他的慷慨報國之心。”上世紀80年代此書增訂再版，印數達到17萬餘冊，對於學術著作，這是少見的印數，可知此書受歡迎的程度。
鄧廣銘寫這些豪傑，同時也將此種情懷躬行於自己的人生實踐。長期隨伺父親左右的鄧小南對父親的印象是兩個詞，耿介和磊落。“他們那一輩學人，經過那麽多曲折，很多人改變了，但他總體上還是磊落的。他自己在‘運動’中有過違心的言行，這他從來都承認，承認得也很磊落。”
一些老朋友默認學界不良之風，鄧廣銘會毫不客氣地提出批評；他的學術商榷文章，總是直指根本，非常尖刻。家人勸他隨和一點兒，他卻斥之為“鄉願”。鄧小南感嘆：“他這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學界風氣，那時的學者坦誠相見，大家習以為常。但現在，已經不是那個時代了。”
時代變了，然而鄧廣銘依舊沉浸在他以往的理念中，依舊渴求思想的交流甚至交鋒。他的不肯屈就，使他在晚年失去了很多本來能夠談話的朋友，以至於家人不時能察覺到他精神深處的孤寂。
鄧小南說，其實父親晚年珍視每一次溝通交流的機會。他耳朵不好，戴上助聽器效果也不大，凡有電話找他，他會立即讓家人搬來一張小椅子，端坐在那兒，雙手把著電話筒，把耳朵緊緊地貼在上麵……說到這裏，鄧小南的聲音有些悲涼。
鄧廣銘一生，有聲有色，有稜有角。在臨終前的病榻上，他對女兒說：“我死了以後，給我寫評語，不要寫那些套話，‘治學嚴謹、為人正派’，用在什麽人身上都可以，沒有特點。”
也許，葬禮上的一句輓聯會符合先生的心願：“直道挺儒林，矯俗惟憑孤劍勇。”
鄧廣銘：逝去的學風(2)
老友季羨林在迴憶鄧廣銘時提到過一個詞“後死者”，感慨於這個詞裏麵所蘊含著的哀思、迴憶、撫今、追昔，還有責任、信託。季老以“後死者”自勉，反觀已逝的鄧先生，他又何嚐不是嶽飛、辛棄疾、王安石、陳亮……這些宋代大豪傑們的“後死者”呢？
此情境，“千古知音”一句，足矣。
雷海宗：歷史的碎片(1)
雷海宗（1902～1962）字伯倫，河北永清人，著名歷史學家，長期任教於清華大學，1952年院係調整後任教於南開大學。
雷海宗人生的三個碎片，被他的學生記錄如下：
———上課鈴響後，隻見一位小老頭拄著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動著雙腿，吃力地坐在講台後的一把椅子上。看著他那痛苦的樣子，我不覺生出幾分惻隱之心。在那一瞬間，階級鬥爭的觀念就像是斷了線的風箏，無影無蹤。此刻，教室裏異常安靜……
這是1962年春，雷海宗在南開大學重上講台。
———他走進教室，摘下那頂舊呢帽放在台子角上，一枚校徽老是倒插在上麵，他真沒工夫管這些。你看他，喘著氣，臉上的紅潮還來不及退，他就在黑板上寫了一個“戰國之社會經濟”，信口講了下去，講來又是那麽的輕快、流利、生動，使歷史上一個個人物都活了起來，一件件事都在牆壁上來迴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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