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6節
易中天中華史第一部：中華根 作者：易中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秦孝公下令求賢，就是要改變現狀，讓秦國迅速崛起。
目的如此明確，帝道和王道便顯然不合時宜。帝道即堯舜之道，王道即湯武之道。前者屬於部落時代，後者屬於邦國時代，都不適用於戰國時代。秦孝公跟商鞅討論興國之路，話也說得很清楚：帝道和王道固然好，但當真實現起碼也得幾十上百年，寡人哪能等那麽久？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得來點管用的東西。
管用的，是霸道。
表麵上看，霸道就是五霸之道。但在商鞅那裏，卻其實是強國之道，甚至是強國之術。術當然比不上道，可惜道不能當飯吃。何況兵強馬壯，才能稱王稱霸；先成霸業，才能再成帝業。這道理，商鞅清楚，孝公明白。
於是重用商鞅，行霸道，變法度。
所謂變法，其實就是改製。改哪個製？邦國製。邦國製的特點是分權。天子分權予諸侯，因此封邦建國；諸侯分權予大夫，因此封土立家。可見，分權、封建、邦國，是三位一體的。
然而權力一旦下放，就收不迴來；下級一旦強勢，上級就隻好空城。結果是前有五霸，天子被架空；後有三桓，諸侯被架空。架空了諸侯的大夫如季孫氏，又被家臣架空。國君被架空，國必亡；家君被架空，家必滅。於是晉國分裂，齊國易主，魯國衰落。教訓啊！
痛定思痛，必須變分權為集權，改周製為秦製。
問題是，怎麽改？
釜底抽薪。
什麽是釜？封建貴族。什麽是薪？爵位世襲，采邑私有，無功受祿。春秋那些跋扈的貴族，無論魯國的公族，晉國的卿族，三桓六卿，都如此。正因為有此特權，國君才拿他們沒有辦法，他們也才能擁兵自重，盤踞采邑，架空國君。顯然，要想集權救國，必先幹掉貴族。
當然，貴族不可能馬上被消滅。商鞅的辦法，是以新貴代舊貴。具體方案，則是不論血統論軍功。新法頒布後，所有的貴族都必須先從沒有軍功的宗室做起，然後按照軍功的大小重新確定尊卑、貴賤、爵位、俸祿。沒有軍功的，取消名位，降為民戶中的地主和富人。有軍功的，爵位最高也不過封侯。而且，隻要有軍功，哪怕不是宗室，也能封侯，成為新貴。
新貴和舊貴，有什麽不同？
舊貴是領主，新貴是地主。按照周製，大夫對自己的采邑（家），是有治權的。而且這治權，諸侯還不能幹預。采邑中的臣民，包括家臣和子民，在法理上和道德上都隻忠於家君（大夫），不必也不能忠於國君（諸侯）。然而按照秦製，新貴（侯）對自己的封地，則既無產權，又無治權，隻有財權。也就是說，他們隻收租稅，不理民事。原先附屬於領主的那些臣民，則重新編組，由地方官管理，變成直屬國君的編戶齊民。
這一改革的直接結果是領主沒有了。領主沒有了，領地自然也沒有了。從此，秦國不再有采邑，隻有郡縣。全國設為三十一個縣，置縣令（縣長）和縣丞（副縣長）治理。以後奪取他國之地，也不立封國和采邑。既沒有領地，又沒有領主，也就沒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貴族。
沒有了貴族，就沒有了需要世襲的爵位。因此，無論卿大夫，還是地方官，所有官員都由國君任命，按能力任職，不再按爵位世襲。有能力有才幹的，即便不是秦國人，也可以進入領導層和決策層。
這就是商鞅的政治體製改革，它的內容可以概括為三句話：廢領主製，行地主製；廢封建製，行郡縣製；廢世襲製，行任命製。這樣一種根本性的變革，當然不可能由商鞅一人來完成，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然而在這裏，我們卻分明看到了未來帝國的影子。
商鞅變法的曆史意義，正在於此。
變法的實際意義，則是中央集權。這是秦國改革的重中之重。事實上，原先隸屬於領主的臣民直屬中央，人民就是國君的。采邑變成郡縣，土地就是國君的。從卿大夫到地方官都由中央任命，權力就是國君的。土地、人民和權力都集中到國君手裏，當然是霸道。
不過商鞅又霸道得聰明，霸道得智慧，因為他的指揮棒是軍功。軍功與血統，有什麽不同？血統與生俱來，軍功全靠爭取；血統有利於貴族，軍功有利於國君；血統由家族遺傳，軍功由政府認定。以軍功定爵祿，軍民人等就積極上進奮勇殺敵，誰也不能再妄自尊大坐享其成。結果必然是：風氣改變了，國力增強了，國君的地位提高了，貴族的權勢沒有了，豈非一舉多得一箭雙雕？
當然是。
從此血腥
以國君集權和富國強兵為鎖定目標，商鞅全麵展開了他的體製改革，包括經濟改革和軍事改革。使用的手段也很簡單：恩威並施。比方說，努力生產多交公糧的，免除徭役；偷奸耍滑投機倒把的，收為奴婢。又比方說，有軍功的，讓他們顯赫榮耀；沒軍功的，讓他們沒有麵子。總之，商鞅一手拿狼牙棒，一手拿軍功章，帶領秦國突出重圍。新法實施十年後，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人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秦孝公也從雍（今陝西省鳳翔縣）遷都鹹陽（今陝西省鹹陽市），開始了“席卷天下，包舉宇內”的準備。勃然雄起的秦讓諸侯刮目相看，連周天子都送來了胙肉。
但，這很可疑。
可質疑的不是鄉邑大治，而是大治的原因。事實上商鞅上台後頒布的一號法令，就是在基層組織推行保甲製和連坐法。商鞅規定，庶民按戶編組，五家為保，十戶相連，一人作奸犯科，通體連帶責任，左鄰右舍都必須立即向政府報告。不告發者腰斬，藏匿者視同降敵，告發者按斬敵首級領賞。難怪秦國能“道不拾遺，山無盜賊”了，人人都是特務和警察嘛！
這樣一種鄰裏之間相互監視相互告發的恐怖生活，也許隻有在納粹德國可以體驗。隻不過沒人知道，商鞅是否為他的元首組建了黨衛隊。
但可以肯定，商鞅不但使秦國變成了一座軍營，也使秦國成為一座監獄。實際上他肅清盜賊，整頓治安，禁止鬥毆，並不是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而是要將社會上閑散的武力集中起來為其所用。所謂“勇於公戰，怯於私鬥”，就是隻為國君戰鬥，不為自己戰鬥；隻殺外國人，不殺秦國人；隻為高官厚祿殺人，不為蠅頭小利殺人。顯然，商鞅培養教育出來的，不過是些毫無愛心的殺人機器。如果靠這竟能實現天下大治，那才真是天大的笑話！11
殺人機器是不會把他人生命放在眼裏的，商鞅本人就是如此。據說，商鞅有次一天之內就在渭水之濱處決囚犯七百餘人，以至於“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蓄怨積仇比於丘山”，簡直就是慘絕人寰！12
商鞅，你這樣殺人如麻，就不怕報應嗎？
沒人知道這條史料是否可靠，正如沒人證明它無中生有，或誇大其詞。但毋庸置疑，商鞅是一個鐵血宰相。新法初行之時，秦國上下議論紛紛，到國都投訴的數以千計。剛開始，商鞅還跟他們講道理，後來就幹脆以霸道行霸道。而且不管是說新法不好，還是說新法好的，統統稱之為亂民，放逐到邊邑。結果當然令商鞅滿意。從此以後，再沒人敢說三道四。
這絕不是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
不錯，變法是要有些鐵腕。決策做出以後，斬斷爭論也很有必要。否則，七嘴八舌，議論紛紛，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改革就不能成功。但商鞅的情況不同於此。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圍繞著專製、集權和獨裁來設計和進行的，因此不能讓人民有言論自由。實際上，商鞅不但不準議論他的法令，而且根本就不允許有任何議論。在他心裏，人民隻有義務沒有權利。他們不過是君王實現霸業和帝業的工具和武器。或者說，男人平時是勞動工具，戰時是殺人武器，女人則是生產這些工具和武器的機器。既然如此，那你議論什麽？遵命執行就是！
這就是所謂商鞅變法。從此，秦國上有獨裁君主，下有芸芸眾生，中有官僚機構，遍布軍隊、特務和警察，變成了一個中央集權和軍事獨裁的準帝國。
事實上，秦能在優勝劣汰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隻能歸結為他們有當時最管用的製度。或者說，他們把這個新製度建設得最徹底，也運用得最徹底。這種新製度，能夠最大限度地集中國內的資源和財富，最大限度地激發民眾的生產潛力和戰鬥勇氣，並保持令行禁止步調一致的集體性格，從而橫行霸道，一統天下。
在這裏，我們聞到了專製的血腥。
是的。伴隨秦軍挺進中原之步伐的，是血雨腥風；提供秦國後來居上之保證的，是嚴刑峻法。秦政之苛，秦法之嚴，秦製之專橫，秦風之強悍，實乃公開之秘密，不爭之事實。秦，是專製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大本營。
這個大本營的奠基者，是商鞅。
商鞅成功了。至少，他把秦從公國變成了王國，並為這王國變成帝國鋪平了道路，做好了準備。商鞅死後十四年，秦惠稱王；一百零四年後，嬴政稱帝。
然而商鞅自己，卻死於非命。
為誰改革
目的如此明確，帝道和王道便顯然不合時宜。帝道即堯舜之道，王道即湯武之道。前者屬於部落時代，後者屬於邦國時代，都不適用於戰國時代。秦孝公跟商鞅討論興國之路，話也說得很清楚：帝道和王道固然好，但當真實現起碼也得幾十上百年，寡人哪能等那麽久？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得來點管用的東西。
管用的，是霸道。
表麵上看，霸道就是五霸之道。但在商鞅那裏，卻其實是強國之道，甚至是強國之術。術當然比不上道，可惜道不能當飯吃。何況兵強馬壯，才能稱王稱霸；先成霸業，才能再成帝業。這道理，商鞅清楚，孝公明白。
於是重用商鞅，行霸道，變法度。
所謂變法，其實就是改製。改哪個製？邦國製。邦國製的特點是分權。天子分權予諸侯，因此封邦建國；諸侯分權予大夫，因此封土立家。可見，分權、封建、邦國，是三位一體的。
然而權力一旦下放，就收不迴來；下級一旦強勢，上級就隻好空城。結果是前有五霸，天子被架空；後有三桓，諸侯被架空。架空了諸侯的大夫如季孫氏，又被家臣架空。國君被架空，國必亡；家君被架空，家必滅。於是晉國分裂，齊國易主，魯國衰落。教訓啊！
痛定思痛，必須變分權為集權，改周製為秦製。
問題是，怎麽改？
釜底抽薪。
什麽是釜？封建貴族。什麽是薪？爵位世襲，采邑私有，無功受祿。春秋那些跋扈的貴族，無論魯國的公族，晉國的卿族，三桓六卿，都如此。正因為有此特權，國君才拿他們沒有辦法，他們也才能擁兵自重，盤踞采邑，架空國君。顯然，要想集權救國，必先幹掉貴族。
當然，貴族不可能馬上被消滅。商鞅的辦法，是以新貴代舊貴。具體方案，則是不論血統論軍功。新法頒布後，所有的貴族都必須先從沒有軍功的宗室做起，然後按照軍功的大小重新確定尊卑、貴賤、爵位、俸祿。沒有軍功的，取消名位，降為民戶中的地主和富人。有軍功的，爵位最高也不過封侯。而且，隻要有軍功，哪怕不是宗室，也能封侯，成為新貴。
新貴和舊貴，有什麽不同？
舊貴是領主，新貴是地主。按照周製，大夫對自己的采邑（家），是有治權的。而且這治權，諸侯還不能幹預。采邑中的臣民，包括家臣和子民，在法理上和道德上都隻忠於家君（大夫），不必也不能忠於國君（諸侯）。然而按照秦製，新貴（侯）對自己的封地，則既無產權，又無治權，隻有財權。也就是說，他們隻收租稅，不理民事。原先附屬於領主的那些臣民，則重新編組，由地方官管理，變成直屬國君的編戶齊民。
這一改革的直接結果是領主沒有了。領主沒有了，領地自然也沒有了。從此，秦國不再有采邑，隻有郡縣。全國設為三十一個縣，置縣令（縣長）和縣丞（副縣長）治理。以後奪取他國之地，也不立封國和采邑。既沒有領地，又沒有領主，也就沒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貴族。
沒有了貴族，就沒有了需要世襲的爵位。因此，無論卿大夫，還是地方官，所有官員都由國君任命，按能力任職，不再按爵位世襲。有能力有才幹的，即便不是秦國人，也可以進入領導層和決策層。
這就是商鞅的政治體製改革，它的內容可以概括為三句話：廢領主製，行地主製；廢封建製，行郡縣製；廢世襲製，行任命製。這樣一種根本性的變革，當然不可能由商鞅一人來完成，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然而在這裏，我們卻分明看到了未來帝國的影子。
商鞅變法的曆史意義，正在於此。
變法的實際意義，則是中央集權。這是秦國改革的重中之重。事實上，原先隸屬於領主的臣民直屬中央，人民就是國君的。采邑變成郡縣，土地就是國君的。從卿大夫到地方官都由中央任命，權力就是國君的。土地、人民和權力都集中到國君手裏，當然是霸道。
不過商鞅又霸道得聰明，霸道得智慧，因為他的指揮棒是軍功。軍功與血統，有什麽不同？血統與生俱來，軍功全靠爭取；血統有利於貴族，軍功有利於國君；血統由家族遺傳，軍功由政府認定。以軍功定爵祿，軍民人等就積極上進奮勇殺敵，誰也不能再妄自尊大坐享其成。結果必然是：風氣改變了，國力增強了，國君的地位提高了，貴族的權勢沒有了，豈非一舉多得一箭雙雕？
當然是。
從此血腥
以國君集權和富國強兵為鎖定目標，商鞅全麵展開了他的體製改革，包括經濟改革和軍事改革。使用的手段也很簡單：恩威並施。比方說，努力生產多交公糧的，免除徭役；偷奸耍滑投機倒把的，收為奴婢。又比方說，有軍功的，讓他們顯赫榮耀；沒軍功的，讓他們沒有麵子。總之，商鞅一手拿狼牙棒，一手拿軍功章，帶領秦國突出重圍。新法實施十年後，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人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秦孝公也從雍（今陝西省鳳翔縣）遷都鹹陽（今陝西省鹹陽市），開始了“席卷天下，包舉宇內”的準備。勃然雄起的秦讓諸侯刮目相看，連周天子都送來了胙肉。
但，這很可疑。
可質疑的不是鄉邑大治，而是大治的原因。事實上商鞅上台後頒布的一號法令，就是在基層組織推行保甲製和連坐法。商鞅規定，庶民按戶編組，五家為保，十戶相連，一人作奸犯科，通體連帶責任，左鄰右舍都必須立即向政府報告。不告發者腰斬，藏匿者視同降敵，告發者按斬敵首級領賞。難怪秦國能“道不拾遺，山無盜賊”了，人人都是特務和警察嘛！
這樣一種鄰裏之間相互監視相互告發的恐怖生活，也許隻有在納粹德國可以體驗。隻不過沒人知道，商鞅是否為他的元首組建了黨衛隊。
但可以肯定，商鞅不但使秦國變成了一座軍營，也使秦國成為一座監獄。實際上他肅清盜賊，整頓治安，禁止鬥毆，並不是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而是要將社會上閑散的武力集中起來為其所用。所謂“勇於公戰，怯於私鬥”，就是隻為國君戰鬥，不為自己戰鬥；隻殺外國人，不殺秦國人；隻為高官厚祿殺人，不為蠅頭小利殺人。顯然，商鞅培養教育出來的，不過是些毫無愛心的殺人機器。如果靠這竟能實現天下大治，那才真是天大的笑話！11
殺人機器是不會把他人生命放在眼裏的，商鞅本人就是如此。據說，商鞅有次一天之內就在渭水之濱處決囚犯七百餘人，以至於“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蓄怨積仇比於丘山”，簡直就是慘絕人寰！12
商鞅，你這樣殺人如麻，就不怕報應嗎？
沒人知道這條史料是否可靠，正如沒人證明它無中生有，或誇大其詞。但毋庸置疑，商鞅是一個鐵血宰相。新法初行之時，秦國上下議論紛紛，到國都投訴的數以千計。剛開始，商鞅還跟他們講道理，後來就幹脆以霸道行霸道。而且不管是說新法不好，還是說新法好的，統統稱之為亂民，放逐到邊邑。結果當然令商鞅滿意。從此以後，再沒人敢說三道四。
這絕不是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
不錯，變法是要有些鐵腕。決策做出以後，斬斷爭論也很有必要。否則，七嘴八舌，議論紛紛，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改革就不能成功。但商鞅的情況不同於此。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圍繞著專製、集權和獨裁來設計和進行的，因此不能讓人民有言論自由。實際上，商鞅不但不準議論他的法令，而且根本就不允許有任何議論。在他心裏，人民隻有義務沒有權利。他們不過是君王實現霸業和帝業的工具和武器。或者說，男人平時是勞動工具，戰時是殺人武器，女人則是生產這些工具和武器的機器。既然如此，那你議論什麽？遵命執行就是！
這就是所謂商鞅變法。從此，秦國上有獨裁君主，下有芸芸眾生，中有官僚機構，遍布軍隊、特務和警察，變成了一個中央集權和軍事獨裁的準帝國。
事實上，秦能在優勝劣汰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隻能歸結為他們有當時最管用的製度。或者說，他們把這個新製度建設得最徹底，也運用得最徹底。這種新製度，能夠最大限度地集中國內的資源和財富，最大限度地激發民眾的生產潛力和戰鬥勇氣，並保持令行禁止步調一致的集體性格，從而橫行霸道，一統天下。
在這裏，我們聞到了專製的血腥。
是的。伴隨秦軍挺進中原之步伐的，是血雨腥風；提供秦國後來居上之保證的，是嚴刑峻法。秦政之苛，秦法之嚴，秦製之專橫，秦風之強悍，實乃公開之秘密，不爭之事實。秦，是專製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大本營。
這個大本營的奠基者，是商鞅。
商鞅成功了。至少，他把秦從公國變成了王國，並為這王國變成帝國鋪平了道路，做好了準備。商鞅死後十四年，秦惠稱王；一百零四年後，嬴政稱帝。
然而商鞅自己，卻死於非命。
為誰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