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節
詭案錄：民國那些奇案 作者：富傑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唐紹儀在政治和外交活動中確實有許多漂亮的作績。
1904年，清朝政府任唐紹儀為全權議約大臣，赴印度與英國代表談判有關西藏的問題。唐紹儀堅持了民族立場，運用靈活的外交手段，極力主張推翻英國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所謂《拉薩條約》，從而挫敗了英國妄圖將西藏從中國領土中分割出去的陰謀。結果中英雙方於1906年4月簽訂了《續訂印藏條約》，使得英國不得不承認中國對西藏的領土主權——盡管英國取得了從印度架設電線通往西藏已開商埠的特權。
唐紹儀在西藏問題談判中的成就，使他被晉升為外務部右侍郎。此後，唐紹儀多次參與主持中日、中俄關於東北問題的談判。在客觀條件十分不利的情況下，他總能力爭避免損失過多的權益，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日本在東北擴張侵略的野心，並完全拒絕了俄國企圖保留在東北利益的要求。這些都是唐紹儀為民族、國家、國土、人民所做的貢獻所在。
自1906年起，唐紹儀又先後被委任為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稅務處會辦大臣、郵傳部左侍郎等職務，並做出了不少利國利民的功績。
他擔任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時，大力主持路政，以期擴大我國在外資鐵路中的行政管理權，並挽迴我國在鐵路借款方麵的損失。由於他的力爭，滬寧鐵路的續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為9.55折，總管理處由原來的華員2人、洋員3人組成改為隻設華員總辦1人，洋員在總辦主管下分理部門職能。在廣九鐵路合約的談判中，唐紹儀把用人用款之權從英國人手中爭迴，轉由兩廣總督一手經理。
唐紹儀又是近代第一位致力於收迴海關控製權的人。1906年，他以稅務處會辦大臣之職主持全國稅務總署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就宣稱：“此次奉命辦理海關稅務，實為收迴稅權之一大關鍵，且海關為中國海關，聘用洋員自應歸中國節製。今雖時事艱難，無所措手，亦當力任其難。”唐紹儀在稅務部署成立之時，就電召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及各關稅務司到京城聽訓。過去壟斷海關稅務司職位數十年的洋員，如今不得不收斂其威風，在稅務處會辦大臣的統轄下辦事了。
1907年，唐紹儀被聘任為奉天巡撫，並負責東北地區的對外交涉。此時的唐紹儀又做了一係列在他“職”所能為範圍內的努力，以求遏製日本在東北的勢力。他先是計劃引進英、美資本，修築一條貫穿東北全境的鐵路以製約日本，但英商在日本的抗議下退縮了；唐紹儀又打算聯合美國抵製日本，即依賴美國資本來開發東北以遏製日本。翌年，美國將部分庚子賠款退還給中國政府，此時唐紹儀被派為專使，赴美活動。在美期間，他繼續鼓動美國財團到東北投資，並以考察財政為名，親身訪問歐洲日本等八國。但最後日本拉攏了美國搶先簽訂了日美協議，使唐紹儀的計劃落空。但也能從這些事情當中看出唐紹儀的愛國之心。
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起用袁世凱為總理大臣。唐紹儀深受袁世凱器重，被聘任為袁士凱內閣的全權代表，赴上海與南方民軍總代表伍廷芳談判議和。在南北談判中，孫中山成功團結爭取了唐紹儀，使其逐步走上了孫中山所指引的民主革命道路，與孫中山攜手合作，促成了共和製度在中國的建立。
作為袁世凱議和專使的唐紹儀少年留美時曾接受過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他認為清廷不足保全，共和應該推動。基於這種思想，自唐到達上海的第二天起，和議就分明暗兩條線，一是唐紹儀、伍廷芳的公開談判，一是著名的“惜陰堂”密議。12月25日，孫中山歸國抵滬，旋即在惜陰堂會見了唐紹儀。兩人“同鄉裏，彼此一見，以鄉音傾談，握手稱孫中山，似故交。此後不三五日而一晤，盡掏肺腑”。自此，唐紹儀的思想有了新變化，對孫主張的西方議會製表示讚成。
在南北交涉過程中，孫中山表現出對唐紹儀的高度信任，唐紹儀也對孫中山真心地支持，在孫、袁的鬥爭中袒護孫而疏遠袁，使幾件關鍵事項，如停戰、召開國民會議確立國體、優待退位的清廷等，迅速達成協議，為南北統一、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府奠定了基礎，解決了國民必須解決的問題。
唐紹儀以最大限度地爭取和平穩定為中心，在和談中並沒有把袁世凱的意思全部傳達，而是先勸說袁世凱迎合南方之意將談判地點設於上海，並一直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應當推動”為自己參加議和的指導思想；議和過程中一直堅持“擁袁共和”的方針，對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讓步。
正因為唐紹儀在和談中未能盡袁世凱之意，被袁世凱中途撤消了總代表資格。袁親自出馬，以電報方式與伍廷芳交涉，並不斷地對革命軍施加政治、軍事壓力。和談的結果是清帝退位、建立民國、孫中山臨時總統職位讓給袁世凱。然而伍廷芳、唐紹儀在議和中所簽署的條款已產生重要的影響，使革命黨人處於較有利的地位，袁世凱陷於較被動的地位。
在南北雙方代表的共同努力之下，終於達成了確定共和體製、優待清室、推舉袁世凱為大總統的協議。
這樣的談判結局，在當時的情況來說，特別是對於急切盼望國家統一、實現民主共和的同盟會革命者來說，應該是大勢所趨，情理之中的。身為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代表的同盟會革命團體，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製約下，本身就有其不可超越的局限性，好不容易奪來的革命果實，被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統治代表袁世凱所竊取，也是必然的。
大家都尚在摸索行進中，唐紹儀也沒能例外。至少他已經在摸索中盡了最大的努力，做到了最好。當他看清楚袁世凱的反革命複辟的真麵目時，就毅然與之相向而行了。
袁世凱雖篡奪了革命成果，實現了其作大總統的陰謀，然而，要維護這安定的局麵就必須選擇南北雙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出任首屆總統，唐紹儀適當其選，是孫中山、袁世凱雙方的選擇。
南北談判成功後，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唐紹儀出任民國的第一任內閣總理。當初孫中山當大總統的時候，采用的是美國的總統製，不設總理，由總統直接統轄內閣。在交權前夕，為了限製袁世凱，臨時起意把政府改成內閣製。但是老謀深算的袁世凱不可能入其彀中。這樣一來，唐紹儀這個內閣總理必然要與袁世凱起衝突。因為唐紹儀不會是惟命是從之人，他有他的政見和抱負，有他所堅持的為國為民的“大道”；而袁世凱是不可能放棄獨斷專權的計劃的。
唐紹儀少年時期就留學美國，已接受過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民國初年，唐紹儀的思想立場更向民主共和方麵轉變，他由黃興、蔡元培介紹，並由孫中山監誓，加入了同盟會——這也是他當上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的原因，既深受袁世凱信任，又備受同盟會肯定——唐紹儀出任內閣總理後，抱有極大的政治抱負。於是，他挑選宋教仁、蔡元培、陳其美等同盟會骨幹成員入閣，擔任農林、教育、工商總長，使同盟會會員在政府中占據多數，內閣也因此被稱為“同盟會中心內閣”。唐紹儀勤於公務，注重辦事效率，使政府呈現一派新氣象。
袁世凱習慣了獨攬大權，對唐紹儀推行責任內閣製、“事事鹹恪遵約法”自然甚為不滿。兩人在用人、財政、遵守《臨時約法》規定的總理附署權等問題上常有矛盾，裂痕逐漸加深。唐紹儀主張“民國用人，務貴新不貴舊”，拒絕親袁派內閣內務總長趙秉鈞私自安排北洋舊人入閣之事。在籌款方麵，唐紹儀拒絕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提出的監督中國財政的無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凱和財政總長及四國銀行團的合夥攻擊。1912年6月初，直隸省議會選舉同盟會成員王芝祥為直隸都督，袁世凱不予承認，並將總理附署權拋諸一邊，公布另任命令。唐紹儀見《臨時約法》已遭到破壞，他“徹悟袁之種種行為，存心欺騙民黨”，冷靜之後，於6月15日憤而提出辭呈，時任總理不足3個月。
雖然隻任內閣總理不到3個月時間，但後來唐紹儀被暗殺的緣由，皆因唐曾經位及高位，政績出色，影響力甚大而起。
但唐紹儀這個人卻是拿得起放得下、逍遙通達之人。不然也不會有上能為總理，下能為縣官的美談。走到哪裏，他都是一樣的君子作風，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辭去內閣總理後，唐紹儀寓居上海數年，與他人集資創辦了金星人壽保險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長，但他一直密切關注著政治舞台。1913年對於袁世凱刺殺宋教仁之事，唐紹儀給予了強烈的譴責，並堅決拒絕袁世凱拉攏其複任北洋軍閥政府總理。1915年，袁世凱終於按捺不住，大興複辟，唐紹儀遂與蔡元培、汪精衛等民主人士聯名致電，警告袁世凱“取消帝製野心，並辭職以謝天下”。護國軍興起後，唐紹儀再次致電袁世凱，勸其退位。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但皖係軍閥段祺瑞大權在握。唐紹儀仍力主恢複舊約法和國會，站在孫中山革命派的立場上，多次拒絕北洋軍閥的拉攏利誘。
護法運動開始後，唐紹儀也南下參加，並被孫中山任命為護法軍政府財政總長。軍政府改組後，唐紹儀又被任為七總裁之一，在護法軍政府中份量不低。
1919年初，北洋軍閥政府與護法軍政府談判議和，唐紹儀經驗豐富，且具有很強的談判能力，故又擔任南方總代表。他竭力維護孫中山的護法旗幟，但這主張被北方的代表拒絕，同時也為把持南方軍政府的桂係軍閥所不容，遂被撤掉總代表之職。南北議和曆時一年餘，最終未能達成協議。
五四運動時期，唐紹儀又表現出愛國熱情，他通電北洋軍閥政府表示支持愛國學生。又多次通電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他的女婿顧維鈞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1920年6月，唐紹儀與孫中山等在上海通電反對桂係軍閥，正式脫離軍政府，赴上海堅持鬥爭。桂係軍閥勢力被驅逐出廣東後，唐紹儀又隨孫中山迴到廣州重建軍政府。但此時唐紹儀與孫中山的政治主張已發生分歧，唐認為孫中山的理想太高，難以實現，且孫所製定的總統製與他的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製理想亦不符。於是他拒絕出任軍政府財政總長一職，在政治上表現消沉，寓居上海閉門不出。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唐紹儀又掛名為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和國府委員。1931年3月16日，唐任中山縣縣長，遂集中精力實施建設模範縣的計劃。唐紹儀堪稱大才，治理一個小縣，真被他治得條條是道，門路頓開。已值古稀之年的唐紹儀做起七品芝麻官來，跟當年做巡撫、尚書和總理一樣，雄圖大誌，有板有眼，絕不糊弄。
早在1920年，他就曾向孫中山提出過在香山設立模範縣的建議。此番設立中山模範縣並由他領銜，了卻了他夢寐以求的夙願，終於可以實現他報恩故土，“迴鄉辦事目的”。他表示，自己並不是“為官而來”，“自當竭誠盡事”。
上任伊始，為了擴大中山縣在全國的影響，他遍邀民國要人來唐家小住，以爭取南京政府的支持。一時間，冷落多時的唐家灣賓客盈門，四方輻輳，胡漢民、汪精衛、吳鐵成、孫科、張繼等相繼造訪。自此，中山模範縣名聲遠播。從1929年2月份開始，他就接連向南京國民政府報告在唐家灣前後環沿海地區開辟一個可停靠5000至2萬噸級輪船的南方巨大良港，並將該港辟為無稅口岸，以取代香港和廣州港的部分對外貿易地位的建議。
高屋建瓴的唐紹儀深知交通事業與經濟發展進步的重要關係，除了將中山港作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一環外，他更提出了“為中山建設計，須要水陸並重”，“陸路交通，將來建成鐵路，直達廣州，接粵漢鐵路，直通中國北部及東北部，可以聯絡西伯利亞到達歐洲。至於機場，將來亦有地點可以築”的構想。
西風東漸，在實業救國思想指導下，唐紹儀下大力氣發展社會經濟。在農業方麵，他提出“發展農業，以足民食；宏辟工廠，以裕民衣；修築廬舍，以樂民居；興治道路，以利民行”。積極發動海外華僑迴縣投資。
作為早期的留美幼童，唐紹儀深諳教育對一國發展之重要。在任期內，他不遺餘力地興辦學校，培訓師資，在全國率先實行義務教育，每年增加教育經費，使中山縣的教育事業取得了較快的發展。他還重視文化衛生保健等社會福利事業，提倡體育活動，設立中山港醫院，開鑿機井，興建公共宿舍、廁所等，提升了社會的文明程度。這些舉措，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和保障。但凡風物長流之所在，莫不民風和睦，鄉約嚴整。曆往如此，而今也不外。
唐紹儀主政五年，中山縣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單就財政收入，中山縣一年的收入可與貴州一省的收入相媲。他的巨大成功，為中山縣積累了巨大的財富，但卻使廣東省的財政收入銳減，招致了“南天王”陳濟棠的不滿，被逼迫辭官。在中國，遍覽古今，文人主政總是虎頭蛇尾，有始無終。即便是民國欽點的“模範縣”縣長也難逃“地頭蛇”的股掌。這不是唐紹儀個人的悲劇，而是中國固有的社會和文化傳統的必然。沒有理性的政治理念和良好的法製氛圍，就不要奢望承平晏清的盛世。
至今中山還流傳著他的逸事，說他修馬路的時候，碰到土地公公擋路，民工不敢動，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的頭，然後讓民工下手。馬路修好之後，下水道的井蓋老是被偷，於是他下令在井蓋上鑄上“盜買與盜賣，均罰五十元；報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賞”字樣，後來就沒有人偷了。
唐紹儀在中山縣主政期間，是辦了好事的。由於唐在中山得罪了封建地方勢力和陳氏兄弟，就被他們視作眼中釘，便布下了除唐的陰謀，他們首先把支持唐的公安局長兼縣兵總隊長吳飛調走，安排自己的下屬林樹巍為縣公安局長兼縣兵總隊長。林是個吸毒者，還明目張膽走私鎢礦、牲口、五金出口，又從港澳走私大批洋貨入口，唐看不過，就撤除了林兼縣兵總隊長之職。這樣，既觸怒了陳氏兄弟，又直接與林結怨。於是，“倒唐”步伐加快了。
林樹巍有陳濟裳兄弟撐腰，就布置其弟林軍日率隊嘩變。這是在1934年10月7日，駐唐家灣的縣樂特務小隊長林軍日，以索餉為名，突然率隊圍困唐紹儀的“望慈山房”入駐中山縣，名為保唐，實質逼唐辭職。唐到了這個地步，隻好憤然辭職，迴上海去了。
唐紹儀舉家寓居上海後，沒有再參與政治。直到1938年抗日戰爭進行到關鍵階段之時，唐紹儀才因為蔣介石與日本軍政府的相爭而死於非命。
1938年抗日戰場上硝煙滾滾，武漢、廣州等重鎮相繼告危。日本在中國的戰線拉得太長，人力、物力、財力均告疲乏，需要喘息，或者另謀他路拿下中國政權。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由於在正麵戰場大力抗擊日軍，軍力大減，傷亡慘重，也正值政治空前敏感之際，恐再有動亂，疲於應付。恰恰日本政府在此時策動了一個叫做“南唐北吳”的計劃，欲將吳佩孚和唐紹儀拉下水，成立偽政府，取蔣介石地位而代之，以求漸進侵略中國。蔣國民政府根基一直未穩，共產黨在抗日後方的威脅已另他坐立難安，這時候他更不能容許另一個政權的產生。唐紹儀就是在這場爭端中送命的。
1月16日，日本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對華聲明，公開宣稱要在中國建立與之合作的“新政權”。這是日本禦前會議製定的侵華新政策，也就是所謂的“南唐北吳”計劃——有意讓中國第一流人物唐紹儀、吳佩孚分掌南北政權。日本顯然想以此打跨中國的抗日力量，以華製華，盡早結束戰爭。拉攏勸降活動就在此時急急開始了。
日本先是派一個叫拙井的專使去勸說唐紹儀，唐以自己年邁體衰，無心再參與政治為由，多次拒絕。但由於唐紹儀聲望過大，偽政府需要這樣具有影響力的人物來支撐，所以日本始終未放棄對唐紹儀的勸說行動。南京淪陷後，1938年3月，日本在南京成立偽中華民國維持政府，漢奸文儒梁鴻誌任“行政院院長”。傀儡政權扶植起來後，日軍依然沒放棄唐紹儀。7月份，日本對華特別委員會負責人土肥原二賢專程南下上海拉攏唐紹儀，因北方的吳佩孚明確表示“彼之出任偽組織與否完全以唐紹儀為轉移”，日方更重視對唐紹儀的拉攏了。此時日方有意讓唐擔任南北聯合政府的主事。
唐紹儀自1936年遷居上海以來，都是以失意政客的姿態在過悠哉生活的，在政治上的表現比較消極。經過了漫長的政治生涯，唐可能也頗有倦意，卸下公職後，雖有一種寂寞之感，但也不妨礙他安度晚年。唐紹儀的別墅位於上海法租界的福開森路，警方在他的別墅附近采取了特別的安全措施，在他的門口設崗，並派不少安南巡捕在周圍來往巡羅。唐紹儀也就落得個安閑自在。早上他都到四馬路上的杏花樓喝早茶，除了精美的廣幫糕點外，他還要喝點人參湯，鹿茸湯之類，以補氣養神。每當夕陽夕下，他就在別墅園內散步，或在花蔭下閑坐讀書。平日在家裏，經常把玩古董玉器。他是個古玩鑒賞的行家裏手，每見古玩器具，他都愛不釋手，曆朝珍品他都如數家珍，尤其是瓷器。這也為他日後喪命埋下了伏筆。
“八?一三”事變後日本兵在上海耀武揚威，日本兵的刺刀在大卡車上閃著寒光，軍車在上海馬路上來來往往。而此時上海法租界依舊燈紅酒綠，夜夜笙歌，大批難民的湧入，與這裏的異國情調極不搭調。唐紹儀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深居簡出，做起了海上寓公。
9月份日方加緊了對唐紹儀的拉攏步伐。9月下旬的某一天，土肥原由唐紹儀的女婿岑德廣陪同，坐車來到唐宅。岑德廣曾於日本貴族學校就讀，精通日文，故讓他當翻譯。會談中，土肥原小心翼翼地詢問：“閣下能否起草一份‘和平通電’或者‘和平救國宣言’，這是我們要建立新政權的第一步。”可這次會談的結果，史料上都沒有記載，無從知道。
但正是這次會談，加緊了唐紹儀被殺的步伐。
潛伏在上海的軍統特務絲毫不敢怠懈，嚴密監視著唐紹儀的一舉一動。軍統特務頭子戴笠正因近期情報和除奸工作開展不利受到批評而惴惴不安，見手下送來唐紹儀有可能落水的情報，以為發現了一個重大的除奸對象，喜出望外之際，一麵將情報呈報給蔣介石，一麵加緊監視唐紹儀，任何雞毛小事都不敢放過。
蔣介石得知唐紹儀與日本人接觸頻繁的消息後，很不高興。立即通過各種關係對唐對行籠絡。孔祥熙先對唐說：“少老如有所需，擬請隨時電告。”唐的另一個女婿諸如年，也受指使來滬，勸其脫離日偽勢力的包圍，移居香港。若能先到武漢，當委以外交委員會主席之職。戴笠根據蔣介石的意思，也叫杜月笙從香港寫信給唐，勸他赴香港居住。麵對這些規勸，唐紹儀迴答說：“請諸位朋友放心，我唐某寧做亡國奴，不去當漢奸，若有機會，一定去港。”後來又說：“等把上海一些家務事料理完畢之後便起身。”話是如此說，但一直滯留上海，未見動靜，引得軍統特務們杯弓蛇影。
此時最關鍵的就是唐紹儀自己的態度了。曆來學者們都在猜測，但唐紹儀心中真正所想，還是無從得知，隻知唐此時的態度非常曖昧。當下情勢，如若唐願意接受日偽勢力的拉攏，則軍統特務必殺之；如若唐接受國民政府的勸解，則有可能遭來日方怨恨而起殺心。
現今史料沒有具體提及，我們也隻能猜測，唐紹儀是曆經政治風雲，老於世故的成熟政治人物，對於自己出處的榮辱得失，是有充分考慮的；但又以身居日寇包圍中的孤島上海而不願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與各方曖昧不明的態度，這就不能不引起各方的揣測，而置自身於險境。
土肥原與唐紹儀在抗戰前就有所交往，麵對外界紛紛揚揚的傳言，唐也隻是以外交辭令推托：“一生政治活動中，對於外間任何謠言，皆視為癡人說夢。”但這也不能表明唐有堅定拒絕土肥原的立場。麵對蔣府成員的規勸，他也說寧當亡國奴不做漢奸。
還有傳言，唐的女婿諸如年暗中與日方勾結，背著唐私自允諾日方所開出的條件。軍統以為是唐紹儀所允。
另有一傳言，軍統在1月28號得到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情報，一是說唐紹儀對日方表明態度，一旦中方達到相當程度上的敗績，他同意與日軍進行議和。這一情報引起了軍統極大的不安。因為當時武漢正受日軍三麵包圍，搖搖欲墜，武漢會戰的失敗已勢在必然。還有另一情報，唐紹儀買下了隔壁的花園，國民黨方麵也派人來動員他離滬赴港時，唐紹儀答應說，料理好家務就去香港。可巧這時候，住在唐紹儀隔壁福開森路20號的一戶人家搬走，騰出一所花園洋房廉價出售。唐紹儀見價錢便宜，又帶有花園，於是便買了下來，還打通了兩院之間的界牆，以便把女兒一家接來同住。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偵知這一情況，便斷定唐紹儀不肯離滬，是想留下來為日本人服務。如此，軍統不得不采取行動，以防萬一了。
也有傳言唐紹儀拒絕日方的一切要求，日方惱羞成怒欲除之。
至此，大致可以對唐紹儀的死因做出幾種猜測：
一是唐晚節不終，落水做了日偽漢奸，準備去日軍占領區南京主持新政府的工作，而被刺。若真是漢奸的話，行刺者的答案就多了，所有愛國團體都有可能；
二是唐與日寇接觸頻繁，徘徊不去，但最終不肯出山，日方一不做二不休派人將其刺殺；
三是唐紹儀保持了晚節，拒絕日方的要求。但因唐的女婿諸如年背著唐私自應允日方要求，被軍統所知，以為是唐紹儀投敵，故而除之。
9月30日上午，一場安排周密的暗殺行動開演了。那日細雨秋風，陰霾沉沉。一輛藍色轎車直駛唐宅門口，車上走下來古董商一行四人，安南門衛見是熟客，便拉開鐵門放行，商人們一式的夥計裝束，提著一個裝有古董的大皮箱，箱內確有好貨，一隻南宋禦製大花瓶，一把據說是抗倭名將戚繼光所佩之劍，另有古玩數件。
一行人來到客廳，管家早已上樓稟報唐紹儀，說謝大少爺又帶人來出售古董，請老爺下樓過目，不多時，唐紹儀便下樓來與客人略事寒暄。賓主坐定後，其中一個古董商人抽出那把寶劍，舉到唐紹儀麵前，說：“此劍係戚繼光抗倭時所用，價值連城，請唐總理過目。”唐紹儀接過寶劍，略一把玩，眉頭微皺，以行家的口吻說：“恐非真物也，明朝軍人已多佩刀而不佩劍，時倭寇與戚將軍針鋒對峙，也是有名的有名的日本倭刀。”兩人討價還價，爭執不下。此是唐為了緩和氣氛，便令下人給客人點煙。因屋內找不到火柴，傭人便到屋外去取。
此時屋內便隻剩唐紹儀一人了。商人見時機成熟，便互相用眼神示意。當唐紹儀背轉身低頭凝視其他古玩時，其中一個商人迅速從南宋花瓶中取出事先藏好的小鋼斧，敏捷地繞到唐紹儀的背後，照著其頭顱猛然砍下，唐紹儀不及哼聲，便已頹然倒下，立時腦漿飛濺，鮮血噴湧。
商人們見大功告成，趕忙撤退。臨到房門口時，他們還振振有詞地念到：“唐總理不必送了，留步，留步。”並帶上房門出來，四人又齊向門內一鞠躬，恭恭敬敬，門外的保鏢、仆人見狀，也沒有疑心。他們就這樣緊一步慢一步走出大門來，坐上那輛一直沒有熄火的藍色轎車，風馳電掣般離去。幾個仆人隱約記得車牌號是6312。
等到仆人找到火柴迴到客廳，老主人已經奄奄一息，倒在腦漿血泊之中。唐紹儀被急送到附近的廣慈醫院搶救。醫生給唐紹儀打了強心針，又輸了2000c的血，仍不見效。唐紹儀一直處到神智不清的狀態。當天下午4點，唐紹儀終於不治身亡。
第二天，上海各大報紙紛紛刊出唐紹儀被刺喪命的消息。法租界搜捕房驗了屍後，唐氏親戚子女把唐的遺體領去，於膠州路萬國賓館設禮堂祭奠。
法租界捕房接到唐紹儀被刺的消息後，立刻派人前往唐宅展開調查。他們用一輛裝甲車守住要道路口，同時通知各處巡捕房緝捕6312號藍色轎車。中午時分，捕房巡警在麥其路姚主路口找到了一輛空無一人的黑色轎車，經查實，這輛黑車轎車的車牌號正是6312，但車內早已空無一人，這條線索被強行切斷。
另有一路巡捕根據唐家人提供的其中一位古董商人的地址，直撲該處搜捕，但也早已人去樓空。
原來這位古董商人叫謝誌磐，是唐紹儀一位故人的兒子，是沾親帶故的關係。難怪唐紹儀對他疏於防範。這個謝誌磐有一個胞兄，名叫謝力公，是軍統的大特務。謝誌磐是軍統上海特區的情報員。一直與謝力公保持著“工作”上的聯係。
謝誌磐身為情報員，利用其父與唐紹儀是故人的關係，一步步接近唐紹儀，搜集了大量情報，並配合軍統特務做周密的暗殺計劃。9月上旬開始，謝誌磐就借倒賣古董之由靠近唐紹儀。特務們探知唐紹儀喜愛古董，不惜高價收集，便找著了暗殺良機。
軍統先是安排謝誌磐帶著幾名身著便裝的軍統人員冒充古董商人駕車直開唐宅，他們帶上幾件古董上品，與唐紹儀討價還價，故作商人狀，做成買賣。這隻是軍統設計暗殺唐紹儀計劃的第一步，先讓軍統人員做一次演習，熟悉唐家情勢，以確保日後萬無一失。他們以後又來了幾次，發現唐紹儀對古董簡直到了入迷的地步，對特別珍貴的貨，還要把仆役叫開，關緊房門，獨自鑒別，這更讓軍統部找準了下手機會。於是便發生了前文那一幕。
當時參與刺殺行動的還有老牌軍統特務趙理君，軍統殺手王興國，李阿大。幾個刺客行刺逃脫後，還徑直跑到軍統部長戴笠處邀功討賞。趙理君被委任為軍統局第三處行動科上科校長，王興國、李阿大也各有所用。唯獨謝誌磐不夠老練，事發後一直惶惶然如喪家之犬。可能也因為他與唐紹儀的關係，他經常自言自語地說：“我對不起唐伯伯！”因此沒有辦法給他安排工作，就讓他先在一家旅館暫時住下。不久被送進一家醫院診治，被安置在特別監護病房中，可是病情越來越嚴重。他偷偷在他的褲袋裏放了一隻手槍，總說有人要加害於他，一隻手老放在口袋裏。重慶偵輯所的幾個特務去這家醫院公幹，見謝誌磐的病房門緊閉著，就從窗口探視，謝一驚之下拔出槍射擊，這幾名特務一齊還擊，當場把謝誌磐打死。後來也有傳言說，這是戴笠在殺人滅口。
事情發生到這一步，已經可以確認唐紹儀是軍統特務部所殺。但是特務部為何要殺死唐紹儀，依然是一個不解之謎。
唐紹儀被刺的消息披露後，滬上輿論一時嘩然，成為社會民眾街談巷議的一大話題。國民黨同人士於右任，張繼等元老都向蔣介石表示不滿，蔣介石遂讓陳布雷起草，代表蔣介石發布了一道唁電，有“痛悼何及，頓失瞻依”雲雲，還以孔祥熙的名義下令褒獎唐紹儀，撥付治喪費五千元，並將唐紹儀的生平事跡付諸國史，讓後人仿效評價。
而今學者們曾於1987、1989年在珠海召開過兩次唐紹儀研討會，唐紹儀之死自然成為會議的熱點，沈醉先生也與會並發表了意見。他原是軍統特務，是謝力公的同事，身為個中人，應該是深知其事，能夠作出準確解釋和判斷的。但他卻認同刺唐是軍統的奉命行事，但卻稱這是“誤殺”。軍統刺唐顯然是處心積慮，精心策劃，由專人執行專案的，定不是誤殺。當時國民黨政府也已在事實上承認“錯殺”，所以事發之後，軍統即建議“專電慰問唐氏家族，或由中央明令褒恤”，並由國民黨政府明令褒揚，撥發治喪費5000元，宣付國史館立傳以掩飾其“錯殺”之誤。因此唐紹儀之死應該說是“慘遭錯殺”。
唐紹儀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頗具影響的曆史人物，既是清末的外交家，又是民國的締造者之一。在清末的外交活動中身體力行，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和利益。在民國的政治活動中，他堅持民主共和思想，並為實現這種思想，不遺餘力——采取了種種措施來維護民主共和，堅決反對專製獨裁，甚至以自己的離職來對抗袁世凱為首的專製獨裁勢力。
縱觀唐紹儀的一生，以辛亥革命為界，可分為辛亥革命前的外交活動和辛亥革命後政治活動。
在外交活動中唐紹儀具備了民族主義情愫，並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積極與列強周旋，據理力爭，一定程度的維護了國家的利益。19世紀40年代以後，西方列強紛紛入侵中國。腐敗守舊的清王朝在列強的新式戰法和堅船利炮的攻擊下，屢戰屢敗，不斷割地賠款，國家危機日益深化，被動地卷入了近代化的潮流中。中國現代化是中國在西方兵臨城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劣勢下被逼而起的自強運動，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所遭受的最大屈辱，因此，中國百年來的現代化運動，實際上就是一場中華民族的雪恥圖強的運動。
唐紹儀在清末所進行的一係列外交活動無不顯示了一個曾經留學美國的留學生的膽識和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民族的尊嚴，減少了中國的損失。
在1899年的山東教案的談判過程中，最棘手的法國教案在唐紹儀的努力下，賠款數額由84萬兩白銀降為17萬兩，大大減輕了清政府的負擔。
鐵路主權關乎國家主權，國家對鐵路的控製如何，必將影響鐵路沿線經濟甚至是整個國家經濟及政治的發展。近代帝國主義國家為加強對中國經濟的掠奪，獲得了許多地方的鐵路修築權。為收迴鐵路主權，唐紹儀和帝國主義國家進行了一係列的談判。1898年10月10日，清政府與英國的中英公司簽訂了《關內外鐵路借款合同》。鐵路建成後，鐵路的控製權被中英公司侵奪，義和團運動爆發後關內為英人控製，關外為俄人控製。後來由於唐紹儀的堅定立場及傑出的外交活動，使得比、俄兩國取得該區域的鐵路修築權無法實現，最終使關內外鐵路全線接收工作得以順利完成，中國開始了收迴外資鐵路自辦的新階段。
1902年6月英國第二次入侵西藏，很快攻陷拉薩，清朝駐藏大臣有泰令西藏地方政府與英國簽訂了《拉薩條約》，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引起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和帝國主義的幹預。清政府在嚴禁有泰簽押的同時，向英國政府提出談判的照會。此次談判關乎中國西藏的主權，盡管英方代表采用了威逼恐嚇，但唐紹儀的代表團不為所懼，據理力爭。自鴉片戰爭以來，英國利用堅船利炮作後盾脅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從中獲得大量權益，因此英方試圖繼續施壓，無意退讓。唐紹儀見此情況，在征得清政府同意下，宣布中止談判，使英方的企圖無法得逞。後談判地點轉移到北京，唐紹儀仍在圍繞西藏主權問題決不妥協的前提下參加談判，由於唐紹有的堅持，加上英國政局的變動，在英方承認中國在西藏的主權的前提下，與中國簽訂了《中英續訂藏印條約》。盡管該條約仍然失去一些權益，但在當時的情況下，維護了西藏主權，無異於是唐紹儀最大的貢獻，是值得我們稱道的。
值得一提還有，唐紹儀在自己任內盡力收迴海關的主權。自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漸失去海關的自主權，特別是在1863年總理衙門任命英國人赫德為海關總稅務司後，西方國家利用這一便利的條件，逐步控製中國的內政和外交。1906年清政府設立稅務處，隸屬度支部，轄總稅務司和各口海關，任命唐紹儀為會辦大臣。唐紹儀在上任伊始，就宣稱：“此次奉命辦理海關稅務，實為收迴稅權之一大關鍵，且海關為中國海關，聘用洋員自應歸中國節製。今雖時事艱難，無所措手，亦當力任其難。”稅務處的高級官員基本上是由外務部和戶部中抽調的華員所組成，有力地阻斷了總稅務司與總理衙門的關係，截斷了赫德的臂膀。同時為加強華員在各海關的力量，唐紹儀下令今後各關稅務司應讓華員發揮更大作用，並規定今後不可多用洋員，使近代海關外籍稅務司製度開始動搖，有力的打擊了西方列強把持中國內政、外交的企圖。可惜的是，由於統治者的腐敗和嫉妒，唐紹儀在稅務處的位置並未幹很久，於1907年4月該任奉天巡撫，稅務處又開始受到西方國家的控製。這種局麵唐紹儀是無法掌控的，但唐紹儀在稅務處任內維護國家主權的愛國精神無疑是值得我們肯定的。
辛亥革命後，唐紹儀的民主共和思想漸漸萌生。唐紹儀在辛亥革命後思想轉變之快，對於一個曾在清朝為官的封建統治者來說，是其他官僚所不能比的。這無不與他的留學經曆密切相關的。七年的留學生涯使得唐紹儀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浸潤，辛亥革命改變了中國的環境，使得他的思想得以迸發出來，從而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產生一定的影響。
第一次南北議和就使唐紹儀的共和思想得到表露。很難想象，一個舊式官僚在一次革命中就能很快轉變自己的思想，除非內心深處已具備某種思想。唐紹儀即是如此，由於早已受西方的民主思想的感染，使得他這個專製時代的舊式官僚在辛亥革命後很快就傾向共和政府——中華民國，盡管他還處在袁世凱的陣營。辛亥革命發生後，唐紹儀作為袁世凱的全權代表，在與南方軍政府的談判過程中處處對南方退讓，使得清帝得以退位，中華民國得以建立。
甚至，唐紹儀不僅毫無異議的接受共和政體，還在國民會議召開的具體辦法方麵提出設想：每省各派三名代表參加國民會議，有四分之三的省到會，即可開會。當時獨立各省占近三分之二的多數，唐紹儀提出此等辦法，實際上已經是在為共和政體埋伏筆。從這一點上來說，唐紹儀是中國共和政體的開創者之一，為中國的共和體製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
雖然經過袁世凱、段祺瑞等軍閥對共和體製的破壞，加上階級屬性，導致唐紹儀與孫中山的分歧越來越大，後來對孫中山的通過軍閥戰爭完成統一來恢複共和體製失去信心。但作為受清政府官派出去的留學生，唐紹儀主要學習的是西方製造槍炮的技術，所以他沒能認識到“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製”隻有在民主思想為全民所接受、無軍人幹政的前提下才能實現——中國的情況卻恰恰相反，幾千年專製思想的流毒和軍閥混戰的局麵，“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製”在中國根本上行不通。但就唐紹儀的出發點而言無疑是應當值得肯定的，他曾經對於民主共和思想的執著，體現了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所具有的精神。
唐紹儀是一個具備民族主義情愫和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外交家和政治活動家，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這種情愫和思想是進步的。他為維護民主共和，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做出了很大的功績。
第十一章 陳其美：豪情萬丈毀譽殊
民國初年，有許多革命誌士在黨派之爭、國家救亡運動中揮灑熱血。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旗下的軍統特務部令人聞之驚顫，其殺人無數，蔣介石隻是視之平常。但有一位革命誌士的死，令蔣介石痛哭流涕，還冒著危險為他親自收尺祭奠，這位革命誌士便是與蔣介石結義金蘭的陳其美。
是誰暗殺了陳其美？陳其美又是何許人，令蔣介石如此傷感悲痛？
陳其美相貌清秀，素以“四捷”著稱——口齒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動捷，性格豪邁俠氣，做事勇敢果斷。身為一名革命黨人，他確實做了許多具有進步意義的功績，而且他還不是一個默守成規的革命黨人，傳言他經常“在外冶遊”，花天酒地，風流倜儻，被稱為“楊梅都督”。
後人對於他的功過是非，一直頗有微辭，那是因為陳其美有點“狠”。傳說陳其美孩提時某日與夥伴們嬉戲，一個小孩玩火不慎，轉眼間身上已多處著火，周遭的孩子們皆嚇得不知所措，唯獨陳其美當機立斷，衝上前去一把抱住，拚命在地上打滾，終於滅火救了同伴。傳說雖然不知道真假，但多少反映出陳其美的個人特質，而他的這種性格特質在他後來的處事手段上又留下不少令人非議之處。
陳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湖州市吳興人，生於1878年1月17日，是中華民國早期政治風雲人物，堪稱革命元勳。陳氏兄弟共三人，長兄是陳其業（字勤士，即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之父），其次是陳其美，三弟名陳其采（字藹士）。
陳其美年少時家境貧寒，15歲便輟學到當地的一家當鋪當學徒，使其長兄及三弟能上學。典當業不僅要求待人接物要幹練，而且需要廣博的知識。陳其美在這個無形的課堂裏，有了十二年的社會經曆，在如此悠長的歲月中，飽受磨練的他吸收了許多別處學不到的知識。陳其美在當學徒的時候，已經開始對時事發生興趣，慢慢地在潛意識中，便萌生了一種糾正社會不平與領導社會民眾的觀念。
1902年，陳其美的三弟陳其采從日本迴到中國，談話中向陳其美講述了日本富強的情況，陳其美大受啟發，決定不自封在當鋪終生，放棄了從商道路。1903年，陳其美隻身來到上海求學，以擔任會計為生，同時結識各方麵的人物。1906年夏，陳其美受三弟陳其采的接濟，東渡日本，進入東京警監學校學習警察法律。在這裏，他認識了徐錫麟、秋瑾、張靜江、譚人鳳、褚慧僧、孫中山等人，並常和革命者交遊。這年冬天，陳其美宣誓加入了孫中山先生在東京創立的革命團體——中國同盟會，立誌推翻腐敗無能的滿清政權。
在日本學習期間，據說有一次，陳其美早晨起床後，前往東京的西片町散步。走到一處小樹林邊時，忽然看到一位二十幾歲的中國青年在舞劍。陳其美見到那青年長方臉、直鼻梁，麵貌生得很英俊，立即產生了想跟他結識的想法，於是走上前去一問，才知道他是清廷派往日本的官費留學生，正在士官學校的預備學校振武學校學軍事，是浙江奉化人，名叫蔣誌清（蔣介石1917年以前的名字）。
這時的陳其美已經是同盟會員，他看到蔣介石機靈英武，又是浙江同鄉，學的是同盟會中人才缺乏的軍事，更產生了與之結為知己的想法。於是陳其美與蔣介石的交往日益親密，蔣介石經常去陳其美的住處談話，陳其美對他越來越另眼相看，倍加親密。這兩人相處，就如同兄弟。不久，陳其美便介紹蔣介石加入同盟會。
陳其美是蔣介石的盟兄，在政治上，蔣介石也正是靠陳其美起的家。青年時代的蔣介石很窮困，18歲到日本留學才認識了大他十幾歲的陳其美。陳其美迴國以後，跟隨孫中山活動，不久當上了上海督軍，黑白黃道“路路通”。蔣介石正是在陳其美等上海名流的引見下認識了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和黃金榮，從而奠定了他在上海的基礎。
陳其美在政壇上引起注意始於他1908年組織的反清活動。1907年徐錫麟、秋瑾被殺害後，上海的革命力量受到嚴重挫折，幾乎停止了一切活動。孫中山正麵臨危機，兩廣、雲南的起義屢屢失敗，同盟會內部意見分歧，上層發生嚴重分裂，光複會又重新自立門戶。1907年到1910年，是同盟會成立以來最困難的時期。
1904年，清朝政府任唐紹儀為全權議約大臣，赴印度與英國代表談判有關西藏的問題。唐紹儀堅持了民族立場，運用靈活的外交手段，極力主張推翻英國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所謂《拉薩條約》，從而挫敗了英國妄圖將西藏從中國領土中分割出去的陰謀。結果中英雙方於1906年4月簽訂了《續訂印藏條約》，使得英國不得不承認中國對西藏的領土主權——盡管英國取得了從印度架設電線通往西藏已開商埠的特權。
唐紹儀在西藏問題談判中的成就，使他被晉升為外務部右侍郎。此後，唐紹儀多次參與主持中日、中俄關於東北問題的談判。在客觀條件十分不利的情況下，他總能力爭避免損失過多的權益，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日本在東北擴張侵略的野心，並完全拒絕了俄國企圖保留在東北利益的要求。這些都是唐紹儀為民族、國家、國土、人民所做的貢獻所在。
自1906年起，唐紹儀又先後被委任為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稅務處會辦大臣、郵傳部左侍郎等職務，並做出了不少利國利民的功績。
他擔任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時，大力主持路政，以期擴大我國在外資鐵路中的行政管理權，並挽迴我國在鐵路借款方麵的損失。由於他的力爭，滬寧鐵路的續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為9.55折，總管理處由原來的華員2人、洋員3人組成改為隻設華員總辦1人，洋員在總辦主管下分理部門職能。在廣九鐵路合約的談判中，唐紹儀把用人用款之權從英國人手中爭迴，轉由兩廣總督一手經理。
唐紹儀又是近代第一位致力於收迴海關控製權的人。1906年，他以稅務處會辦大臣之職主持全國稅務總署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就宣稱：“此次奉命辦理海關稅務，實為收迴稅權之一大關鍵，且海關為中國海關，聘用洋員自應歸中國節製。今雖時事艱難，無所措手，亦當力任其難。”唐紹儀在稅務部署成立之時，就電召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及各關稅務司到京城聽訓。過去壟斷海關稅務司職位數十年的洋員，如今不得不收斂其威風，在稅務處會辦大臣的統轄下辦事了。
1907年，唐紹儀被聘任為奉天巡撫，並負責東北地區的對外交涉。此時的唐紹儀又做了一係列在他“職”所能為範圍內的努力，以求遏製日本在東北的勢力。他先是計劃引進英、美資本，修築一條貫穿東北全境的鐵路以製約日本，但英商在日本的抗議下退縮了；唐紹儀又打算聯合美國抵製日本，即依賴美國資本來開發東北以遏製日本。翌年，美國將部分庚子賠款退還給中國政府，此時唐紹儀被派為專使，赴美活動。在美期間，他繼續鼓動美國財團到東北投資，並以考察財政為名，親身訪問歐洲日本等八國。但最後日本拉攏了美國搶先簽訂了日美協議，使唐紹儀的計劃落空。但也能從這些事情當中看出唐紹儀的愛國之心。
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起用袁世凱為總理大臣。唐紹儀深受袁世凱器重，被聘任為袁士凱內閣的全權代表，赴上海與南方民軍總代表伍廷芳談判議和。在南北談判中，孫中山成功團結爭取了唐紹儀，使其逐步走上了孫中山所指引的民主革命道路，與孫中山攜手合作，促成了共和製度在中國的建立。
作為袁世凱議和專使的唐紹儀少年留美時曾接受過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他認為清廷不足保全，共和應該推動。基於這種思想，自唐到達上海的第二天起，和議就分明暗兩條線，一是唐紹儀、伍廷芳的公開談判，一是著名的“惜陰堂”密議。12月25日，孫中山歸國抵滬，旋即在惜陰堂會見了唐紹儀。兩人“同鄉裏，彼此一見，以鄉音傾談，握手稱孫中山，似故交。此後不三五日而一晤，盡掏肺腑”。自此，唐紹儀的思想有了新變化，對孫主張的西方議會製表示讚成。
在南北交涉過程中，孫中山表現出對唐紹儀的高度信任，唐紹儀也對孫中山真心地支持，在孫、袁的鬥爭中袒護孫而疏遠袁，使幾件關鍵事項，如停戰、召開國民會議確立國體、優待退位的清廷等，迅速達成協議，為南北統一、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府奠定了基礎，解決了國民必須解決的問題。
唐紹儀以最大限度地爭取和平穩定為中心，在和談中並沒有把袁世凱的意思全部傳達，而是先勸說袁世凱迎合南方之意將談判地點設於上海，並一直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應當推動”為自己參加議和的指導思想；議和過程中一直堅持“擁袁共和”的方針，對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讓步。
正因為唐紹儀在和談中未能盡袁世凱之意，被袁世凱中途撤消了總代表資格。袁親自出馬，以電報方式與伍廷芳交涉，並不斷地對革命軍施加政治、軍事壓力。和談的結果是清帝退位、建立民國、孫中山臨時總統職位讓給袁世凱。然而伍廷芳、唐紹儀在議和中所簽署的條款已產生重要的影響，使革命黨人處於較有利的地位，袁世凱陷於較被動的地位。
在南北雙方代表的共同努力之下，終於達成了確定共和體製、優待清室、推舉袁世凱為大總統的協議。
這樣的談判結局，在當時的情況來說，特別是對於急切盼望國家統一、實現民主共和的同盟會革命者來說，應該是大勢所趨，情理之中的。身為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代表的同盟會革命團體，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製約下，本身就有其不可超越的局限性，好不容易奪來的革命果實，被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統治代表袁世凱所竊取，也是必然的。
大家都尚在摸索行進中，唐紹儀也沒能例外。至少他已經在摸索中盡了最大的努力，做到了最好。當他看清楚袁世凱的反革命複辟的真麵目時，就毅然與之相向而行了。
袁世凱雖篡奪了革命成果，實現了其作大總統的陰謀，然而，要維護這安定的局麵就必須選擇南北雙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出任首屆總統，唐紹儀適當其選，是孫中山、袁世凱雙方的選擇。
南北談判成功後，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唐紹儀出任民國的第一任內閣總理。當初孫中山當大總統的時候，采用的是美國的總統製，不設總理，由總統直接統轄內閣。在交權前夕，為了限製袁世凱，臨時起意把政府改成內閣製。但是老謀深算的袁世凱不可能入其彀中。這樣一來，唐紹儀這個內閣總理必然要與袁世凱起衝突。因為唐紹儀不會是惟命是從之人，他有他的政見和抱負，有他所堅持的為國為民的“大道”；而袁世凱是不可能放棄獨斷專權的計劃的。
唐紹儀少年時期就留學美國，已接受過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民國初年，唐紹儀的思想立場更向民主共和方麵轉變，他由黃興、蔡元培介紹，並由孫中山監誓，加入了同盟會——這也是他當上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的原因，既深受袁世凱信任，又備受同盟會肯定——唐紹儀出任內閣總理後，抱有極大的政治抱負。於是，他挑選宋教仁、蔡元培、陳其美等同盟會骨幹成員入閣，擔任農林、教育、工商總長，使同盟會會員在政府中占據多數，內閣也因此被稱為“同盟會中心內閣”。唐紹儀勤於公務，注重辦事效率，使政府呈現一派新氣象。
袁世凱習慣了獨攬大權，對唐紹儀推行責任內閣製、“事事鹹恪遵約法”自然甚為不滿。兩人在用人、財政、遵守《臨時約法》規定的總理附署權等問題上常有矛盾，裂痕逐漸加深。唐紹儀主張“民國用人，務貴新不貴舊”，拒絕親袁派內閣內務總長趙秉鈞私自安排北洋舊人入閣之事。在籌款方麵，唐紹儀拒絕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提出的監督中國財政的無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凱和財政總長及四國銀行團的合夥攻擊。1912年6月初，直隸省議會選舉同盟會成員王芝祥為直隸都督，袁世凱不予承認，並將總理附署權拋諸一邊，公布另任命令。唐紹儀見《臨時約法》已遭到破壞，他“徹悟袁之種種行為，存心欺騙民黨”，冷靜之後，於6月15日憤而提出辭呈，時任總理不足3個月。
雖然隻任內閣總理不到3個月時間，但後來唐紹儀被暗殺的緣由，皆因唐曾經位及高位，政績出色，影響力甚大而起。
但唐紹儀這個人卻是拿得起放得下、逍遙通達之人。不然也不會有上能為總理，下能為縣官的美談。走到哪裏，他都是一樣的君子作風，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辭去內閣總理後，唐紹儀寓居上海數年，與他人集資創辦了金星人壽保險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長，但他一直密切關注著政治舞台。1913年對於袁世凱刺殺宋教仁之事，唐紹儀給予了強烈的譴責，並堅決拒絕袁世凱拉攏其複任北洋軍閥政府總理。1915年，袁世凱終於按捺不住，大興複辟，唐紹儀遂與蔡元培、汪精衛等民主人士聯名致電，警告袁世凱“取消帝製野心，並辭職以謝天下”。護國軍興起後，唐紹儀再次致電袁世凱，勸其退位。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但皖係軍閥段祺瑞大權在握。唐紹儀仍力主恢複舊約法和國會，站在孫中山革命派的立場上，多次拒絕北洋軍閥的拉攏利誘。
護法運動開始後，唐紹儀也南下參加，並被孫中山任命為護法軍政府財政總長。軍政府改組後，唐紹儀又被任為七總裁之一，在護法軍政府中份量不低。
1919年初，北洋軍閥政府與護法軍政府談判議和，唐紹儀經驗豐富，且具有很強的談判能力，故又擔任南方總代表。他竭力維護孫中山的護法旗幟，但這主張被北方的代表拒絕，同時也為把持南方軍政府的桂係軍閥所不容，遂被撤掉總代表之職。南北議和曆時一年餘，最終未能達成協議。
五四運動時期，唐紹儀又表現出愛國熱情，他通電北洋軍閥政府表示支持愛國學生。又多次通電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他的女婿顧維鈞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1920年6月，唐紹儀與孫中山等在上海通電反對桂係軍閥，正式脫離軍政府，赴上海堅持鬥爭。桂係軍閥勢力被驅逐出廣東後，唐紹儀又隨孫中山迴到廣州重建軍政府。但此時唐紹儀與孫中山的政治主張已發生分歧，唐認為孫中山的理想太高，難以實現，且孫所製定的總統製與他的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製理想亦不符。於是他拒絕出任軍政府財政總長一職，在政治上表現消沉，寓居上海閉門不出。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唐紹儀又掛名為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和國府委員。1931年3月16日，唐任中山縣縣長，遂集中精力實施建設模範縣的計劃。唐紹儀堪稱大才，治理一個小縣，真被他治得條條是道，門路頓開。已值古稀之年的唐紹儀做起七品芝麻官來，跟當年做巡撫、尚書和總理一樣，雄圖大誌，有板有眼，絕不糊弄。
早在1920年，他就曾向孫中山提出過在香山設立模範縣的建議。此番設立中山模範縣並由他領銜，了卻了他夢寐以求的夙願，終於可以實現他報恩故土，“迴鄉辦事目的”。他表示，自己並不是“為官而來”，“自當竭誠盡事”。
上任伊始，為了擴大中山縣在全國的影響，他遍邀民國要人來唐家小住，以爭取南京政府的支持。一時間，冷落多時的唐家灣賓客盈門，四方輻輳，胡漢民、汪精衛、吳鐵成、孫科、張繼等相繼造訪。自此，中山模範縣名聲遠播。從1929年2月份開始，他就接連向南京國民政府報告在唐家灣前後環沿海地區開辟一個可停靠5000至2萬噸級輪船的南方巨大良港，並將該港辟為無稅口岸，以取代香港和廣州港的部分對外貿易地位的建議。
高屋建瓴的唐紹儀深知交通事業與經濟發展進步的重要關係，除了將中山港作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一環外，他更提出了“為中山建設計，須要水陸並重”，“陸路交通，將來建成鐵路，直達廣州，接粵漢鐵路，直通中國北部及東北部，可以聯絡西伯利亞到達歐洲。至於機場，將來亦有地點可以築”的構想。
西風東漸，在實業救國思想指導下，唐紹儀下大力氣發展社會經濟。在農業方麵，他提出“發展農業，以足民食；宏辟工廠，以裕民衣；修築廬舍，以樂民居；興治道路，以利民行”。積極發動海外華僑迴縣投資。
作為早期的留美幼童，唐紹儀深諳教育對一國發展之重要。在任期內，他不遺餘力地興辦學校，培訓師資，在全國率先實行義務教育，每年增加教育經費，使中山縣的教育事業取得了較快的發展。他還重視文化衛生保健等社會福利事業，提倡體育活動，設立中山港醫院，開鑿機井，興建公共宿舍、廁所等，提升了社會的文明程度。這些舉措，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和保障。但凡風物長流之所在，莫不民風和睦，鄉約嚴整。曆往如此，而今也不外。
唐紹儀主政五年，中山縣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單就財政收入，中山縣一年的收入可與貴州一省的收入相媲。他的巨大成功，為中山縣積累了巨大的財富，但卻使廣東省的財政收入銳減，招致了“南天王”陳濟棠的不滿，被逼迫辭官。在中國，遍覽古今，文人主政總是虎頭蛇尾，有始無終。即便是民國欽點的“模範縣”縣長也難逃“地頭蛇”的股掌。這不是唐紹儀個人的悲劇，而是中國固有的社會和文化傳統的必然。沒有理性的政治理念和良好的法製氛圍，就不要奢望承平晏清的盛世。
至今中山還流傳著他的逸事，說他修馬路的時候，碰到土地公公擋路，民工不敢動，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的頭，然後讓民工下手。馬路修好之後，下水道的井蓋老是被偷，於是他下令在井蓋上鑄上“盜買與盜賣，均罰五十元；報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賞”字樣，後來就沒有人偷了。
唐紹儀在中山縣主政期間，是辦了好事的。由於唐在中山得罪了封建地方勢力和陳氏兄弟，就被他們視作眼中釘，便布下了除唐的陰謀，他們首先把支持唐的公安局長兼縣兵總隊長吳飛調走，安排自己的下屬林樹巍為縣公安局長兼縣兵總隊長。林是個吸毒者，還明目張膽走私鎢礦、牲口、五金出口，又從港澳走私大批洋貨入口，唐看不過，就撤除了林兼縣兵總隊長之職。這樣，既觸怒了陳氏兄弟，又直接與林結怨。於是，“倒唐”步伐加快了。
林樹巍有陳濟裳兄弟撐腰，就布置其弟林軍日率隊嘩變。這是在1934年10月7日，駐唐家灣的縣樂特務小隊長林軍日，以索餉為名，突然率隊圍困唐紹儀的“望慈山房”入駐中山縣，名為保唐，實質逼唐辭職。唐到了這個地步，隻好憤然辭職，迴上海去了。
唐紹儀舉家寓居上海後，沒有再參與政治。直到1938年抗日戰爭進行到關鍵階段之時，唐紹儀才因為蔣介石與日本軍政府的相爭而死於非命。
1938年抗日戰場上硝煙滾滾，武漢、廣州等重鎮相繼告危。日本在中國的戰線拉得太長，人力、物力、財力均告疲乏，需要喘息，或者另謀他路拿下中國政權。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由於在正麵戰場大力抗擊日軍，軍力大減，傷亡慘重，也正值政治空前敏感之際，恐再有動亂，疲於應付。恰恰日本政府在此時策動了一個叫做“南唐北吳”的計劃，欲將吳佩孚和唐紹儀拉下水，成立偽政府，取蔣介石地位而代之，以求漸進侵略中國。蔣國民政府根基一直未穩，共產黨在抗日後方的威脅已另他坐立難安，這時候他更不能容許另一個政權的產生。唐紹儀就是在這場爭端中送命的。
1月16日，日本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對華聲明，公開宣稱要在中國建立與之合作的“新政權”。這是日本禦前會議製定的侵華新政策，也就是所謂的“南唐北吳”計劃——有意讓中國第一流人物唐紹儀、吳佩孚分掌南北政權。日本顯然想以此打跨中國的抗日力量，以華製華，盡早結束戰爭。拉攏勸降活動就在此時急急開始了。
日本先是派一個叫拙井的專使去勸說唐紹儀，唐以自己年邁體衰，無心再參與政治為由，多次拒絕。但由於唐紹儀聲望過大，偽政府需要這樣具有影響力的人物來支撐，所以日本始終未放棄對唐紹儀的勸說行動。南京淪陷後，1938年3月，日本在南京成立偽中華民國維持政府，漢奸文儒梁鴻誌任“行政院院長”。傀儡政權扶植起來後，日軍依然沒放棄唐紹儀。7月份，日本對華特別委員會負責人土肥原二賢專程南下上海拉攏唐紹儀，因北方的吳佩孚明確表示“彼之出任偽組織與否完全以唐紹儀為轉移”，日方更重視對唐紹儀的拉攏了。此時日方有意讓唐擔任南北聯合政府的主事。
唐紹儀自1936年遷居上海以來，都是以失意政客的姿態在過悠哉生活的，在政治上的表現比較消極。經過了漫長的政治生涯，唐可能也頗有倦意，卸下公職後，雖有一種寂寞之感，但也不妨礙他安度晚年。唐紹儀的別墅位於上海法租界的福開森路，警方在他的別墅附近采取了特別的安全措施，在他的門口設崗，並派不少安南巡捕在周圍來往巡羅。唐紹儀也就落得個安閑自在。早上他都到四馬路上的杏花樓喝早茶，除了精美的廣幫糕點外，他還要喝點人參湯，鹿茸湯之類，以補氣養神。每當夕陽夕下，他就在別墅園內散步，或在花蔭下閑坐讀書。平日在家裏，經常把玩古董玉器。他是個古玩鑒賞的行家裏手，每見古玩器具，他都愛不釋手，曆朝珍品他都如數家珍，尤其是瓷器。這也為他日後喪命埋下了伏筆。
“八?一三”事變後日本兵在上海耀武揚威，日本兵的刺刀在大卡車上閃著寒光，軍車在上海馬路上來來往往。而此時上海法租界依舊燈紅酒綠，夜夜笙歌，大批難民的湧入，與這裏的異國情調極不搭調。唐紹儀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深居簡出，做起了海上寓公。
9月份日方加緊了對唐紹儀的拉攏步伐。9月下旬的某一天，土肥原由唐紹儀的女婿岑德廣陪同，坐車來到唐宅。岑德廣曾於日本貴族學校就讀，精通日文，故讓他當翻譯。會談中，土肥原小心翼翼地詢問：“閣下能否起草一份‘和平通電’或者‘和平救國宣言’，這是我們要建立新政權的第一步。”可這次會談的結果，史料上都沒有記載，無從知道。
但正是這次會談，加緊了唐紹儀被殺的步伐。
潛伏在上海的軍統特務絲毫不敢怠懈，嚴密監視著唐紹儀的一舉一動。軍統特務頭子戴笠正因近期情報和除奸工作開展不利受到批評而惴惴不安，見手下送來唐紹儀有可能落水的情報，以為發現了一個重大的除奸對象，喜出望外之際，一麵將情報呈報給蔣介石，一麵加緊監視唐紹儀，任何雞毛小事都不敢放過。
蔣介石得知唐紹儀與日本人接觸頻繁的消息後，很不高興。立即通過各種關係對唐對行籠絡。孔祥熙先對唐說：“少老如有所需，擬請隨時電告。”唐的另一個女婿諸如年，也受指使來滬，勸其脫離日偽勢力的包圍，移居香港。若能先到武漢，當委以外交委員會主席之職。戴笠根據蔣介石的意思，也叫杜月笙從香港寫信給唐，勸他赴香港居住。麵對這些規勸，唐紹儀迴答說：“請諸位朋友放心，我唐某寧做亡國奴，不去當漢奸，若有機會，一定去港。”後來又說：“等把上海一些家務事料理完畢之後便起身。”話是如此說，但一直滯留上海，未見動靜，引得軍統特務們杯弓蛇影。
此時最關鍵的就是唐紹儀自己的態度了。曆來學者們都在猜測，但唐紹儀心中真正所想，還是無從得知，隻知唐此時的態度非常曖昧。當下情勢，如若唐願意接受日偽勢力的拉攏，則軍統特務必殺之；如若唐接受國民政府的勸解，則有可能遭來日方怨恨而起殺心。
現今史料沒有具體提及，我們也隻能猜測，唐紹儀是曆經政治風雲，老於世故的成熟政治人物，對於自己出處的榮辱得失，是有充分考慮的；但又以身居日寇包圍中的孤島上海而不願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與各方曖昧不明的態度，這就不能不引起各方的揣測，而置自身於險境。
土肥原與唐紹儀在抗戰前就有所交往，麵對外界紛紛揚揚的傳言，唐也隻是以外交辭令推托：“一生政治活動中，對於外間任何謠言，皆視為癡人說夢。”但這也不能表明唐有堅定拒絕土肥原的立場。麵對蔣府成員的規勸，他也說寧當亡國奴不做漢奸。
還有傳言，唐的女婿諸如年暗中與日方勾結，背著唐私自允諾日方所開出的條件。軍統以為是唐紹儀所允。
另有一傳言，軍統在1月28號得到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情報，一是說唐紹儀對日方表明態度，一旦中方達到相當程度上的敗績，他同意與日軍進行議和。這一情報引起了軍統極大的不安。因為當時武漢正受日軍三麵包圍，搖搖欲墜，武漢會戰的失敗已勢在必然。還有另一情報，唐紹儀買下了隔壁的花園，國民黨方麵也派人來動員他離滬赴港時，唐紹儀答應說，料理好家務就去香港。可巧這時候，住在唐紹儀隔壁福開森路20號的一戶人家搬走，騰出一所花園洋房廉價出售。唐紹儀見價錢便宜，又帶有花園，於是便買了下來，還打通了兩院之間的界牆，以便把女兒一家接來同住。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偵知這一情況，便斷定唐紹儀不肯離滬，是想留下來為日本人服務。如此，軍統不得不采取行動，以防萬一了。
也有傳言唐紹儀拒絕日方的一切要求，日方惱羞成怒欲除之。
至此，大致可以對唐紹儀的死因做出幾種猜測：
一是唐晚節不終，落水做了日偽漢奸，準備去日軍占領區南京主持新政府的工作，而被刺。若真是漢奸的話，行刺者的答案就多了，所有愛國團體都有可能；
二是唐與日寇接觸頻繁，徘徊不去，但最終不肯出山，日方一不做二不休派人將其刺殺；
三是唐紹儀保持了晚節，拒絕日方的要求。但因唐的女婿諸如年背著唐私自應允日方要求，被軍統所知，以為是唐紹儀投敵，故而除之。
9月30日上午，一場安排周密的暗殺行動開演了。那日細雨秋風，陰霾沉沉。一輛藍色轎車直駛唐宅門口，車上走下來古董商一行四人，安南門衛見是熟客，便拉開鐵門放行，商人們一式的夥計裝束，提著一個裝有古董的大皮箱，箱內確有好貨，一隻南宋禦製大花瓶，一把據說是抗倭名將戚繼光所佩之劍，另有古玩數件。
一行人來到客廳，管家早已上樓稟報唐紹儀，說謝大少爺又帶人來出售古董，請老爺下樓過目，不多時，唐紹儀便下樓來與客人略事寒暄。賓主坐定後，其中一個古董商人抽出那把寶劍，舉到唐紹儀麵前，說：“此劍係戚繼光抗倭時所用，價值連城，請唐總理過目。”唐紹儀接過寶劍，略一把玩，眉頭微皺，以行家的口吻說：“恐非真物也，明朝軍人已多佩刀而不佩劍，時倭寇與戚將軍針鋒對峙，也是有名的有名的日本倭刀。”兩人討價還價，爭執不下。此是唐為了緩和氣氛，便令下人給客人點煙。因屋內找不到火柴，傭人便到屋外去取。
此時屋內便隻剩唐紹儀一人了。商人見時機成熟，便互相用眼神示意。當唐紹儀背轉身低頭凝視其他古玩時，其中一個商人迅速從南宋花瓶中取出事先藏好的小鋼斧，敏捷地繞到唐紹儀的背後，照著其頭顱猛然砍下，唐紹儀不及哼聲，便已頹然倒下，立時腦漿飛濺，鮮血噴湧。
商人們見大功告成，趕忙撤退。臨到房門口時，他們還振振有詞地念到：“唐總理不必送了，留步，留步。”並帶上房門出來，四人又齊向門內一鞠躬，恭恭敬敬，門外的保鏢、仆人見狀，也沒有疑心。他們就這樣緊一步慢一步走出大門來，坐上那輛一直沒有熄火的藍色轎車，風馳電掣般離去。幾個仆人隱約記得車牌號是6312。
等到仆人找到火柴迴到客廳，老主人已經奄奄一息，倒在腦漿血泊之中。唐紹儀被急送到附近的廣慈醫院搶救。醫生給唐紹儀打了強心針，又輸了2000c的血，仍不見效。唐紹儀一直處到神智不清的狀態。當天下午4點，唐紹儀終於不治身亡。
第二天，上海各大報紙紛紛刊出唐紹儀被刺喪命的消息。法租界搜捕房驗了屍後，唐氏親戚子女把唐的遺體領去，於膠州路萬國賓館設禮堂祭奠。
法租界捕房接到唐紹儀被刺的消息後，立刻派人前往唐宅展開調查。他們用一輛裝甲車守住要道路口，同時通知各處巡捕房緝捕6312號藍色轎車。中午時分，捕房巡警在麥其路姚主路口找到了一輛空無一人的黑色轎車，經查實，這輛黑車轎車的車牌號正是6312，但車內早已空無一人，這條線索被強行切斷。
另有一路巡捕根據唐家人提供的其中一位古董商人的地址，直撲該處搜捕，但也早已人去樓空。
原來這位古董商人叫謝誌磐，是唐紹儀一位故人的兒子，是沾親帶故的關係。難怪唐紹儀對他疏於防範。這個謝誌磐有一個胞兄，名叫謝力公，是軍統的大特務。謝誌磐是軍統上海特區的情報員。一直與謝力公保持著“工作”上的聯係。
謝誌磐身為情報員，利用其父與唐紹儀是故人的關係，一步步接近唐紹儀，搜集了大量情報，並配合軍統特務做周密的暗殺計劃。9月上旬開始，謝誌磐就借倒賣古董之由靠近唐紹儀。特務們探知唐紹儀喜愛古董，不惜高價收集，便找著了暗殺良機。
軍統先是安排謝誌磐帶著幾名身著便裝的軍統人員冒充古董商人駕車直開唐宅，他們帶上幾件古董上品，與唐紹儀討價還價，故作商人狀，做成買賣。這隻是軍統設計暗殺唐紹儀計劃的第一步，先讓軍統人員做一次演習，熟悉唐家情勢，以確保日後萬無一失。他們以後又來了幾次，發現唐紹儀對古董簡直到了入迷的地步，對特別珍貴的貨，還要把仆役叫開，關緊房門，獨自鑒別，這更讓軍統部找準了下手機會。於是便發生了前文那一幕。
當時參與刺殺行動的還有老牌軍統特務趙理君，軍統殺手王興國，李阿大。幾個刺客行刺逃脫後，還徑直跑到軍統部長戴笠處邀功討賞。趙理君被委任為軍統局第三處行動科上科校長，王興國、李阿大也各有所用。唯獨謝誌磐不夠老練，事發後一直惶惶然如喪家之犬。可能也因為他與唐紹儀的關係，他經常自言自語地說：“我對不起唐伯伯！”因此沒有辦法給他安排工作，就讓他先在一家旅館暫時住下。不久被送進一家醫院診治，被安置在特別監護病房中，可是病情越來越嚴重。他偷偷在他的褲袋裏放了一隻手槍，總說有人要加害於他，一隻手老放在口袋裏。重慶偵輯所的幾個特務去這家醫院公幹，見謝誌磐的病房門緊閉著，就從窗口探視，謝一驚之下拔出槍射擊，這幾名特務一齊還擊，當場把謝誌磐打死。後來也有傳言說，這是戴笠在殺人滅口。
事情發生到這一步，已經可以確認唐紹儀是軍統特務部所殺。但是特務部為何要殺死唐紹儀，依然是一個不解之謎。
唐紹儀被刺的消息披露後，滬上輿論一時嘩然，成為社會民眾街談巷議的一大話題。國民黨同人士於右任，張繼等元老都向蔣介石表示不滿，蔣介石遂讓陳布雷起草，代表蔣介石發布了一道唁電，有“痛悼何及，頓失瞻依”雲雲，還以孔祥熙的名義下令褒獎唐紹儀，撥付治喪費五千元，並將唐紹儀的生平事跡付諸國史，讓後人仿效評價。
而今學者們曾於1987、1989年在珠海召開過兩次唐紹儀研討會，唐紹儀之死自然成為會議的熱點，沈醉先生也與會並發表了意見。他原是軍統特務，是謝力公的同事，身為個中人，應該是深知其事，能夠作出準確解釋和判斷的。但他卻認同刺唐是軍統的奉命行事，但卻稱這是“誤殺”。軍統刺唐顯然是處心積慮，精心策劃，由專人執行專案的，定不是誤殺。當時國民黨政府也已在事實上承認“錯殺”，所以事發之後，軍統即建議“專電慰問唐氏家族，或由中央明令褒恤”，並由國民黨政府明令褒揚，撥發治喪費5000元，宣付國史館立傳以掩飾其“錯殺”之誤。因此唐紹儀之死應該說是“慘遭錯殺”。
唐紹儀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頗具影響的曆史人物，既是清末的外交家，又是民國的締造者之一。在清末的外交活動中身體力行，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和利益。在民國的政治活動中，他堅持民主共和思想，並為實現這種思想，不遺餘力——采取了種種措施來維護民主共和，堅決反對專製獨裁，甚至以自己的離職來對抗袁世凱為首的專製獨裁勢力。
縱觀唐紹儀的一生，以辛亥革命為界，可分為辛亥革命前的外交活動和辛亥革命後政治活動。
在外交活動中唐紹儀具備了民族主義情愫，並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積極與列強周旋，據理力爭，一定程度的維護了國家的利益。19世紀40年代以後，西方列強紛紛入侵中國。腐敗守舊的清王朝在列強的新式戰法和堅船利炮的攻擊下，屢戰屢敗，不斷割地賠款，國家危機日益深化，被動地卷入了近代化的潮流中。中國現代化是中國在西方兵臨城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劣勢下被逼而起的自強運動，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所遭受的最大屈辱，因此，中國百年來的現代化運動，實際上就是一場中華民族的雪恥圖強的運動。
唐紹儀在清末所進行的一係列外交活動無不顯示了一個曾經留學美國的留學生的膽識和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民族的尊嚴，減少了中國的損失。
在1899年的山東教案的談判過程中，最棘手的法國教案在唐紹儀的努力下，賠款數額由84萬兩白銀降為17萬兩，大大減輕了清政府的負擔。
鐵路主權關乎國家主權，國家對鐵路的控製如何，必將影響鐵路沿線經濟甚至是整個國家經濟及政治的發展。近代帝國主義國家為加強對中國經濟的掠奪，獲得了許多地方的鐵路修築權。為收迴鐵路主權，唐紹儀和帝國主義國家進行了一係列的談判。1898年10月10日，清政府與英國的中英公司簽訂了《關內外鐵路借款合同》。鐵路建成後，鐵路的控製權被中英公司侵奪，義和團運動爆發後關內為英人控製，關外為俄人控製。後來由於唐紹儀的堅定立場及傑出的外交活動，使得比、俄兩國取得該區域的鐵路修築權無法實現，最終使關內外鐵路全線接收工作得以順利完成，中國開始了收迴外資鐵路自辦的新階段。
1902年6月英國第二次入侵西藏，很快攻陷拉薩，清朝駐藏大臣有泰令西藏地方政府與英國簽訂了《拉薩條約》，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引起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和帝國主義的幹預。清政府在嚴禁有泰簽押的同時，向英國政府提出談判的照會。此次談判關乎中國西藏的主權，盡管英方代表采用了威逼恐嚇，但唐紹儀的代表團不為所懼，據理力爭。自鴉片戰爭以來，英國利用堅船利炮作後盾脅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從中獲得大量權益，因此英方試圖繼續施壓，無意退讓。唐紹儀見此情況，在征得清政府同意下，宣布中止談判，使英方的企圖無法得逞。後談判地點轉移到北京，唐紹儀仍在圍繞西藏主權問題決不妥協的前提下參加談判，由於唐紹有的堅持，加上英國政局的變動，在英方承認中國在西藏的主權的前提下，與中國簽訂了《中英續訂藏印條約》。盡管該條約仍然失去一些權益，但在當時的情況下，維護了西藏主權，無異於是唐紹儀最大的貢獻，是值得我們稱道的。
值得一提還有，唐紹儀在自己任內盡力收迴海關的主權。自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漸失去海關的自主權，特別是在1863年總理衙門任命英國人赫德為海關總稅務司後，西方國家利用這一便利的條件，逐步控製中國的內政和外交。1906年清政府設立稅務處，隸屬度支部，轄總稅務司和各口海關，任命唐紹儀為會辦大臣。唐紹儀在上任伊始，就宣稱：“此次奉命辦理海關稅務，實為收迴稅權之一大關鍵，且海關為中國海關，聘用洋員自應歸中國節製。今雖時事艱難，無所措手，亦當力任其難。”稅務處的高級官員基本上是由外務部和戶部中抽調的華員所組成，有力地阻斷了總稅務司與總理衙門的關係，截斷了赫德的臂膀。同時為加強華員在各海關的力量，唐紹儀下令今後各關稅務司應讓華員發揮更大作用，並規定今後不可多用洋員，使近代海關外籍稅務司製度開始動搖，有力的打擊了西方列強把持中國內政、外交的企圖。可惜的是，由於統治者的腐敗和嫉妒，唐紹儀在稅務處的位置並未幹很久，於1907年4月該任奉天巡撫，稅務處又開始受到西方國家的控製。這種局麵唐紹儀是無法掌控的，但唐紹儀在稅務處任內維護國家主權的愛國精神無疑是值得我們肯定的。
辛亥革命後，唐紹儀的民主共和思想漸漸萌生。唐紹儀在辛亥革命後思想轉變之快，對於一個曾在清朝為官的封建統治者來說，是其他官僚所不能比的。這無不與他的留學經曆密切相關的。七年的留學生涯使得唐紹儀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浸潤，辛亥革命改變了中國的環境，使得他的思想得以迸發出來，從而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產生一定的影響。
第一次南北議和就使唐紹儀的共和思想得到表露。很難想象，一個舊式官僚在一次革命中就能很快轉變自己的思想，除非內心深處已具備某種思想。唐紹儀即是如此，由於早已受西方的民主思想的感染，使得他這個專製時代的舊式官僚在辛亥革命後很快就傾向共和政府——中華民國，盡管他還處在袁世凱的陣營。辛亥革命發生後，唐紹儀作為袁世凱的全權代表，在與南方軍政府的談判過程中處處對南方退讓，使得清帝得以退位，中華民國得以建立。
甚至，唐紹儀不僅毫無異議的接受共和政體，還在國民會議召開的具體辦法方麵提出設想：每省各派三名代表參加國民會議，有四分之三的省到會，即可開會。當時獨立各省占近三分之二的多數，唐紹儀提出此等辦法，實際上已經是在為共和政體埋伏筆。從這一點上來說，唐紹儀是中國共和政體的開創者之一，為中國的共和體製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
雖然經過袁世凱、段祺瑞等軍閥對共和體製的破壞，加上階級屬性，導致唐紹儀與孫中山的分歧越來越大，後來對孫中山的通過軍閥戰爭完成統一來恢複共和體製失去信心。但作為受清政府官派出去的留學生，唐紹儀主要學習的是西方製造槍炮的技術，所以他沒能認識到“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製”隻有在民主思想為全民所接受、無軍人幹政的前提下才能實現——中國的情況卻恰恰相反，幾千年專製思想的流毒和軍閥混戰的局麵，“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製”在中國根本上行不通。但就唐紹儀的出發點而言無疑是應當值得肯定的，他曾經對於民主共和思想的執著，體現了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所具有的精神。
唐紹儀是一個具備民族主義情愫和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外交家和政治活動家，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這種情愫和思想是進步的。他為維護民主共和，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做出了很大的功績。
第十一章 陳其美：豪情萬丈毀譽殊
民國初年，有許多革命誌士在黨派之爭、國家救亡運動中揮灑熱血。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旗下的軍統特務部令人聞之驚顫，其殺人無數，蔣介石隻是視之平常。但有一位革命誌士的死，令蔣介石痛哭流涕，還冒著危險為他親自收尺祭奠，這位革命誌士便是與蔣介石結義金蘭的陳其美。
是誰暗殺了陳其美？陳其美又是何許人，令蔣介石如此傷感悲痛？
陳其美相貌清秀，素以“四捷”著稱——口齒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動捷，性格豪邁俠氣，做事勇敢果斷。身為一名革命黨人，他確實做了許多具有進步意義的功績，而且他還不是一個默守成規的革命黨人，傳言他經常“在外冶遊”，花天酒地，風流倜儻，被稱為“楊梅都督”。
後人對於他的功過是非，一直頗有微辭，那是因為陳其美有點“狠”。傳說陳其美孩提時某日與夥伴們嬉戲，一個小孩玩火不慎，轉眼間身上已多處著火，周遭的孩子們皆嚇得不知所措，唯獨陳其美當機立斷，衝上前去一把抱住，拚命在地上打滾，終於滅火救了同伴。傳說雖然不知道真假，但多少反映出陳其美的個人特質，而他的這種性格特質在他後來的處事手段上又留下不少令人非議之處。
陳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湖州市吳興人，生於1878年1月17日，是中華民國早期政治風雲人物，堪稱革命元勳。陳氏兄弟共三人，長兄是陳其業（字勤士，即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之父），其次是陳其美，三弟名陳其采（字藹士）。
陳其美年少時家境貧寒，15歲便輟學到當地的一家當鋪當學徒，使其長兄及三弟能上學。典當業不僅要求待人接物要幹練，而且需要廣博的知識。陳其美在這個無形的課堂裏，有了十二年的社會經曆，在如此悠長的歲月中，飽受磨練的他吸收了許多別處學不到的知識。陳其美在當學徒的時候，已經開始對時事發生興趣，慢慢地在潛意識中，便萌生了一種糾正社會不平與領導社會民眾的觀念。
1902年，陳其美的三弟陳其采從日本迴到中國，談話中向陳其美講述了日本富強的情況，陳其美大受啟發，決定不自封在當鋪終生，放棄了從商道路。1903年，陳其美隻身來到上海求學，以擔任會計為生，同時結識各方麵的人物。1906年夏，陳其美受三弟陳其采的接濟，東渡日本，進入東京警監學校學習警察法律。在這裏，他認識了徐錫麟、秋瑾、張靜江、譚人鳳、褚慧僧、孫中山等人，並常和革命者交遊。這年冬天，陳其美宣誓加入了孫中山先生在東京創立的革命團體——中國同盟會，立誌推翻腐敗無能的滿清政權。
在日本學習期間，據說有一次，陳其美早晨起床後，前往東京的西片町散步。走到一處小樹林邊時，忽然看到一位二十幾歲的中國青年在舞劍。陳其美見到那青年長方臉、直鼻梁，麵貌生得很英俊，立即產生了想跟他結識的想法，於是走上前去一問，才知道他是清廷派往日本的官費留學生，正在士官學校的預備學校振武學校學軍事，是浙江奉化人，名叫蔣誌清（蔣介石1917年以前的名字）。
這時的陳其美已經是同盟會員，他看到蔣介石機靈英武，又是浙江同鄉，學的是同盟會中人才缺乏的軍事，更產生了與之結為知己的想法。於是陳其美與蔣介石的交往日益親密，蔣介石經常去陳其美的住處談話，陳其美對他越來越另眼相看，倍加親密。這兩人相處，就如同兄弟。不久，陳其美便介紹蔣介石加入同盟會。
陳其美是蔣介石的盟兄，在政治上，蔣介石也正是靠陳其美起的家。青年時代的蔣介石很窮困，18歲到日本留學才認識了大他十幾歲的陳其美。陳其美迴國以後，跟隨孫中山活動，不久當上了上海督軍，黑白黃道“路路通”。蔣介石正是在陳其美等上海名流的引見下認識了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和黃金榮，從而奠定了他在上海的基礎。
陳其美在政壇上引起注意始於他1908年組織的反清活動。1907年徐錫麟、秋瑾被殺害後，上海的革命力量受到嚴重挫折，幾乎停止了一切活動。孫中山正麵臨危機，兩廣、雲南的起義屢屢失敗，同盟會內部意見分歧，上層發生嚴重分裂，光複會又重新自立門戶。1907年到1910年，是同盟會成立以來最困難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