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居住的這幢大樓,雖說是臨街的建築,但樓梯間和每套房間的進出,還是朝向院內。而客廳的那扇大門,是通向陽台的。由於我們底樓沒有修建陽台,我家的客廳大門就成了臨街的大門了。我可以自由地、方便地經由門前的通道,下到街上。開始的時候,為了便於與外界聯係;比方書信往來、訂點報刊雜誌什麽的,我自己給自己家設計了一個門牌號,並書寫了一個門牌,掛在了大門上。可當時的郵遞員是個倔老頭,他始終不承認我自命的門牌號,明明知道是我的郵件,他偏要扔在對門的店鋪,委托別人查收、待領。沒有辦法,我隻好求助於派出所,派出所倒是很通情達理,特地給我燒製了一塊正規的門牌:桂花園路六十六號。

    住進了大隊的大院裏,離同事們近了,也就是說離工作近了、離事業就更近了。由於輪椅進出方便,可以說離社會也更近了。搬進新居時,我已經走過了六七年的截癱人生道路,應該說已經能適應截癱人的生活了。當初切盼能有奇跡出現,截癱能康複的急切心情,也漸漸地淡化了,剩下的擺在我麵前的是如何安排自己的正常生活;像健全人一樣生活的課題了。

    我一生中最大的願望就是學習和工作。學習是構築一個人的素質、造就一個人的本領、提升一個人的價值的唯一手段。我從小就養成了一種“如饑似渴”的學習習慣,我貪婪地從一切能得到的資料中去吸取:包括文字的、圖像的、音響的,我用眼、用耳、用心、用腦去體會,去溶合、去積累。截癱以後,我也習慣於通過報刊雜誌、電視音響、直到後來的電腦網絡,開拓視野、升級自己。其目的不敢說是讓思維超前,但至少也是力求能跟上社會的發展。再加上能經常方便地融入社會,去聽、去看、去交流(包括後來用照相機、攝像機,用鏡頭去攫取),以確保自己能像健全人一樣,跟上社會的進步,不至於脫離社會。

    說到工作,那是一個人必須要對社會做出貢獻的義務,同時一個人對社會做出貢獻的大小,將直接決定他社會地位的高下,我是深明此理的。而那麽多年的截癱人生,則更加證實了這一點。現實是不會去計較曆史的,現實更不相信眼淚。一個人不能工作,對社會沒有了貢獻,那他就沒有了社會地位,必將麵臨慘遭淘汰的厄運。我深知自己的工作能力,必竟我受傷時,已經步入了不惑之年,無論是從理論上來說,還是從實踐上來講,我都積累了比較豐富的測繪技術經驗。我雖然受傷成了截癱人,但老天給我保留了一付健全的頭腦、一雙基本上算是健全的手,我能從事腦力勞動和伏案工作。我能做測繪工作的技術顧問、還能做測繪成果的檢驗工作等等;隨著測繪技術的發展,數字化技術的引入,我甚至還能在電腦上繪圖。當然,給年輕人講講課什麽的,那可是我的拿手好戲了。但願望歸願望,現實可不是這樣的。

    首先領導上可能是出於對我健康狀況的關心,一級殘疾應該以休養為主,如果因為操勞而加重了我的病情,那又由誰來負責任呢。再說了,截癱人由於行動極為不便,即便是要工作,還得派一個人擔當輔助工;至少需要有人幫助傳遞資料吧。曾經有位領導建議招有新工人的中隊,請我去給他們上培訓課。可最終因為每次講課都要把我抬去課堂上,講完課又要把我抬迴家的麻煩而作罷。這就是嚴峻的現實,這也就是殘疾人就業難、殘疾青年高考上了分數線,而大學卻不願意招收的關鍵所在。殊不知學習和工作,不光是健全人的權利,更是殘疾人的權利,全社會都有義務幫助他們;因為他們是最弱勢群體。

    我深知我是能工作的,而且也應該工作。作為截癱人來說,這還不僅僅隻是“盡一個人對社會的義務”的問題,是為了增強截癱人的自信、體現截癱人的價值,實現其與健全人的平等競爭,以提高截癱人的社會地位的大事。如果一個人因為截癱而就此消沉,自己把自己禁錮起來,與社會隔離,那的確是自己給自己過不去;那等待他的隻能是從精神上的消沉到肉體的消亡。

    現實對於截癱人來說,的確是相當嚴峻的。既然等待不了,那就隻能是自己去爭取了。在以後的那些年裏,我在把握一切機會學習、充實自己、增強自己的潛在價值的同時,盡力去尋求適合我做的事情和工作。我抱定的宗旨是:不以營利為目的,而是為了自信、為了體現自己的價值。也是為了擴大社會交往、為了為社會作一點貢獻而已。說老實話,雖然車禍讓我慘遭不幸,但不幸中的萬幸是我的領導們,對我的確很關心。護理工作和醫療費用大隊全包幹了,我的生活倒也過得去。

    我的座右銘是:“自信便是瀟灑”、“人活著就要給世界增添一點色彩”。從那時侯開始,我便踏上了我截癱人生道路上,尋求自我、體現價值的艱辛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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