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策軍由一普通軍級單位憑借著戰功和與宦官的聯係成為了正式的中原藩鎮，與陝州節度使同鎮陝州。其首任節度使為衛伯玉，監軍為魚朝恩。但節度使在當時來看有許許多多，論實力與戰功強於神策軍的大有人在，那麽為何單單是神策軍最終成為了禁軍呢，僅僅是因為神策軍原駐地洮州失陷，神策軍無地可駐才成為禁軍嗎？其實不然，神策軍成為禁軍是與一位神策軍的領導者有重大關係的，這個人便是宦官魚朝恩。魚朝恩先為神策軍的監軍，後成為神策軍實際的控製者。
神策軍升為藩鎮後衛伯玉與陝州節度使郭英又同鎮陝州，其節度兵馬使為李忠臣。但不久衛伯玉便因功進京，神策軍交由陝州節度使郭英乂兼統。未幾，郭英乂於“廣德元年入朝為尚書右仆，衛伯玉出鎮荊南。”神策軍便由魚朝恩統率，同時原陝州節度使的軍隊也由魚朝恩一並統率。神策軍由地方藩鎮進入京師的契機於廣德元年出現。是年發生了吐蕃入寇的大事。
吐蕃在安史之亂期間趁唐軍赴難中原，“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增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糧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裏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征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占據河隴地區的吐蕃在地理上占有優勢，長期進攻中原。
廣德元年，吐蕃入寇涇州，邊疆危機。而程元振封鎖消息，使得唐朝沒有采取相應的對策，直至吐蕃兵臨邠州代宗才得知此事，急令郭子儀領軍抗擊。但為時已晚，“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促不知所為。丙子，出幸陝州，官吏藏竄，六軍逃散。”在此情形之下，代宗倉皇不知所措，中央禁軍卻再次逃散，難堪一戰。而此時隻有魚朝恩率在陝之神策軍前來護駕，才使得代宗轉危為安。立此大功，代宗對於魚朝恩及其率領的神策軍信任有加。後吐蕃退去，魚朝恩與神策軍皆由此進入京師。且在此過程中，代宗將各地趕來勤王的兵馬皆交予魚朝恩統率，悉號神策軍。故而神策軍完成了其第一次較大規模的擴充，正式進入京師。
宦官魚朝恩本就是代宗所寵信的心腹，又在這次吐蕃入侵中立有救難之功。於是代宗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兵馬使，專典禁軍。魚朝恩率領神策軍進入京師，本人也成為繼程元振之後又一位控製朝政的宦官。《舊唐書·魚朝恩傳》記載“時四方未寧，萬務事殷，上方注意勳臣，朝恩專典神策軍，出入禁中，賞賜無算。”魚朝恩憑借神策軍進入京師，他深知神策軍就是他權力的最好保障，因而在其掌握大權期間，對神策軍的實力進行了根本性的提升。
首先是使神策軍正式成為禁軍。永泰元年九月，唐叛將仆固懷恩誘吐蕃、迴紇入寇京城地區，十數萬蕃軍逼近京師。唐代宗下令京師戒嚴，“上親率六軍屯苑內。庚戌，下詔親征。內官魚朝恩上言，請括私馬，京城男子悉阜衣團結，塞京城二門之一。”魚朝恩率神策軍屯苑中。吐蕃退去後，神策軍正式駐防禁苑成為了中央禁軍，完成了身份的轉變，成為禁軍的神策軍隨後便迎來了其發展史上的一次高峰。
永泰二年，魚朝恩的權勢因二次護駕而再次擴大，他的官職和爵位除原有的“開府儀同三司、兼右監門衛大將軍、仍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內侍省事、內飛龍閑廄使，內弓箭庫使、知神策軍兵馬使、上柱國、馮栩郡開國公魚朝恩，……(又加)可行內侍監，判國子監事，充鴻腫禮賓等使，封鄭國公，食邑三千戶。’，魚朝恩之權勢比之其前輩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朝恩態橫，求取無厭，凡有奏請，以先允為度，幸臣未有其比。”在這種情況之下，與魚朝恩共榮辱的神策軍的地位和實力自然也就大大的提高了。
代宗時，中央禁軍並非隻有神策軍一支，但由於神策軍的性質為野戰部隊，戰鬥力非其他禁軍可比，而且神策軍是魚朝恩的親信部隊，使神策軍實力居於其他禁軍之上，可以有利於魚朝恩壓製群臣，挾製天子，故魚朝恩對神策軍的擴充十分關注。
魚朝恩擴大神策軍實力的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由神策軍中的將領充任其他地區的節度使，以達到擴充實力的目的。另一種是將其他地區的兵馬和勇將納入神策軍體係。自從魚朝恩進入京師以來，通過以上兩種方式擴充實力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廣德元年魚朝恩剛剛進入京師，便“以魚朝恩部將皇甫溫為陝州刺史，周智光為華州刺史。”將自己的勢力擴大到京畿。而將其他兵馬納入的主要有：邢君牙部、尚可孤部、郝廷玉部、陽惠元部、侯仲莊部等。
這些來自不同部隊的精兵猛將都是富有戰鬥經驗的野戰部隊，他們的加入使得神策軍的戰鬥力大大的提高了。注入了新鮮血液和力量的神策軍，為其以後的發展奠定了更堅實的基礎。
此外，一支軍隊要想有強大的力量，也離不開堅實的物質基礎保障。在當時來看，神策軍要想壯大自己，所需要的物質基礎一方麵是依靠中央財政的支持，另一方麵就是要有自己的地盤，也就是要有自己的根據地。作為神策軍的主帥，魚朝恩自然也深知這一點，他於大曆四年(769年)二月將京師西北地區的諸多城鎮劃撥於神策軍名下。
“壬寅，以京兆之好疇、鳳翔之麟遊、普潤隸神策軍，從魚朝恩之請也。”
“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自封殖，不知為虞也。”
上述軍鎮的獲得對於神策軍來說有著非凡的意義，這意味著神策軍進入京師成為禁軍後，其勢力從京師再次輻射到地方。使得神策軍不僅僅是唐王朝一支普通的駐紮在京師的禁軍，更是一支由駐紮京師的禁軍與長期在京瓷地區的野戰部隊的混合體。因而神策軍的性質是禁軍與野戰軍混合的特殊部隊。也正是因為神策軍的這種特殊性質，才使得這支中央統轄的軍隊能夠長久的保持戰鬥力，在唐後期百餘年的曆史中成為唐朝的擎天支柱。此外神策軍有中央禁軍的名號，給賦優於其他諸軍，所以各地軍帥均願遙隸神策軍，成為各地的神策行營。這也充分顯示出神策軍的包容性。
上述神策軍的重要發展，從中原地區的普通藩鎮到進入京師進而成為禁軍再輻射勢力於地方。這一複雜的轉變除了其所遇的機遇外，主要的成績還是應算在魚朝恩的身上。宦官勢力的增長和提攜是神策軍發展壯大的主要原因。
首先，神策軍僅僅是赴難中原的數十支邊軍中的一支而己，在故地淪喪之際為何隻有神策軍被劃出土地作為其屯駐之地。究其原因，這主要是因為魚朝恩是其監軍，而魚朝恩又是皇帝的親信，故而神策軍有了棲身之所。其次，神策軍升為藩鎮難道僅靠衛伯玉的軍功嗎？這恐怕也是力有不逮吧。衛伯玉雖有戰功但也絕沒有大到可以將其統領的邊軍升為藩鎮，那麽神策軍為什麽能夠做到這一點呢，再究其原委還是因為魚朝恩為了擴大勢力，加之他與衛伯玉關係親密，故而在中央施加影響才達到的。再次，從神策軍由地方進入京師的過程看，為何在吐蕃入寇代宗出幸時，選擇神策軍的駐地陝州呢？在當時的情形下陝州並非唯一的可選之地，而代宗欽點陝州是否與陝州的駐軍神策軍的統帥魚朝恩有關呢？答案是肯定的。因為魚朝恩不僅與代宗關係良好，而且與當時在中央的權閹程元振也是親密無間的。因而在當時的情形下，代宗自然會選擇自己的親信作為避難地，而代宗選擇陝州也就等於選擇了神策軍進入京師的道路，鋪就這條路的人便是魚朝恩。
最後，神策軍的勢力從京師再次到達地方也是靠著魚朝恩在中央的權勢。綜上，我們可以說神策軍早期的發展壯大，其功勞應首推魚朝恩。而魚朝恩從身份上看是一位宦官，這也就使得神策軍這支禁軍與野戰軍相結合的特殊禁軍從其擁有這一特性起便與宦官勢力息息相關，密不可分。
魚朝恩在代宗朝後期愈加跋啟。大曆五年，唐代宗聯合宰相元載意欲誅殺魚朝恩。為了防備魚朝恩所掌握的禁軍，元載先分化瓦解魚朝恩的勢力。“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奧語，悉為帝知。”元載做好了這一步後便對魚朝恩下手了。
“方寒食，宴禁中，既罷，將還營，有詔留議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載守中書省。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自辯悖傲，皓與左右禽隘之，死年四十九，外無知者。帝隱之，下詔罷觀軍容等使，增實封戶六百，內侍監如故。”
魚朝恩死後，神策軍雖暫不由宦官執掌，但為安撫軍隊仍由魚朝恩原來的部下管理。從大曆五年(770年)三月開始至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十月，這十三年的時間中神策軍均由武將執掌，凡曆三任。魚朝恩死後首先接任的是劉希逞和王駕鶴，二人分別為神策都虞候和神策兵馬使，同掌禁軍。劉希逞後因語出不遜為王駕鶴告發，隨即被賜死。王駕鶴在大曆十四年被解除兵權改為白誌貞統軍。
從代宗後期到德宗前期這十多年來，代宗深感其前期之宦官的飛揚跋啟，自魚朝恩死後不再讓宦官掌握兵權。德宗即位之初也秉承其父疏遠宦官的政策，使得宦官的勢力在這一階段有所衰落。這引起了宦官集團的的不滿。
“上初即位，疏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宦官武將得以借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在此期間，神策軍作為禁軍的主力也忙於四處征戰。見於史料的有：
“德宗即位，吐蕃寇劍南，時節度使崔寧朝京師，三川震恐，乃招晨將神策兵救之，授太子賓客。最乃逾漏天，拔飛越，廓清肅寧三城，絕大渡河，獲首虜千餘級，虜乃引退，因留成都數月而還。”
“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人戍關東。上禦望春樓宴勞將士，神策將士獨不飲，上使潔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相與為歡。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瓶嬰不發。上深歎美，賜書勞之。”
建中二年(781年)由於河北藩鎮的繼承問題，魏博、成德、淄青等藩鎮相繼叛亂，德宗任用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盧龍節度使朱滔前往平叛。不料德宗所用非人，事態發展到李希烈和朱滔也加入叛軍的陣營。魏博田悅、成德王武俊、淄青李納和盧龍朱滔同時稱王，李希烈竟公然稱帝。使得這次叛亂的規模持續擴大，形勢也愈加於唐軍不利。
神策軍本來在京瓷地區鎮守，但為平定這次叛亂也分批不斷開赴前線。“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將兵圍臨洛、邢州，詔以晨為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與河東節度使馬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合兵救臨洺。”其結果就是本來用以鎮遏關中的神策軍幾乎全部離開了京畿地區，造成京師守備的空虛。在這種形勢下，德宗仍令神策軍征討四方。為了補充神策軍的兵員，隻有在京城大量招募市井之徒用以充實數量。《通鑒》卷268建中四年四月條記：“上以神策軍使白誌貞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李希烈。”但這次募兵的兵員質量卻十分糟糕，所募之兵皆非有戰鬥力可言之軍。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命誌貞為京城召募使。時尚父子儀端王傅吳德令仲孺家財巨萬，以國家召募有急，懼不自安，乃上表請以子弟率奴客從軍，德宗嘉之，超授五品官。由是誌貞請令節度、觀察、團練等使並嚐為是官者，令家出子弟甲馬從軍，，亦與其男官。是時豪家不肖子幸之，貧而有知者苦之。自是京師人心搖震，自不保家室。時禁軍募致，悉委誌貞，兩軍應赴京師，殺傷殆盡，都不奏聞，皆以京師沽販之徒以填其闕。”
對於此時京城之形勢，當時的有識之士早已看出有累卵之危，段秀實就向德宗諫言：
“初，秀實見禁兵寡少，不足以備非常，乃上疏曰：‘臣聞天子曰萬乘，諸侯日千乘，大夫曰百乘，此蓋以大製小，以十製一也。尊君卑臣，強幹弱枝
之義，在於此矣。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竊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爪牙也。若去其爪牙，則犬犬彘馬牛悉能為敵。伏願少留聖慮，冀稗萬一。”
陸贄也為此向德宗進言，但德宗對於這一問題卻始終沒有重視起來。
建中四年十月，德宗詔徑原節度使姚令言率領徑原之師前往增援平叛，但在徑原兵途徑長安時，由於稿賞問題激化了矛盾，徑師竟然發生了嘩變。如此禍起肘腋，德宗令神策軍前往迎敵，卻不料在京城的神策軍竟然無一人前往。德宗無奈隻有倉皇出逃。而在逃跑的過程中，緊緊跟隨唐德宗護駕的竟隻有宦官竇文場和霍仙鳴所率之人。文武大臣如姚令言、源休、張光晨等紛紛附逆，叛軍遂擁立朱沈為帝。德宗逃至奉天後，朱砒立即向奉天進軍，唐王朝頃刻之間就有覆亡的危險。而此時在河北平叛的神策軍主要有李最部、陽惠元部和尚可孤部等。李晨等聽聞徑師之變，立刻從河北迴軍平叛。從河北迴師的這幾支神策軍本就為原鎮守京城的精銳之師，戰鬥力強，且這些神策軍將也多為良將。李晨、尚可孤和邢君牙等皆能精誠團結，配合作戰。其間雖又經朔方赴難之李懷光的叛亂，但仍能憑借以神策軍為主力平息叛亂，使德宗重迴長安，唐朝轉危為安。
這次徑師之變對唐德宗打擊甚大，使他全麵改變了建中年間的政策。對於河北藩鎮父子相繼的情況不再過問，而對於中央禁軍來說，最大的變化就是將禁軍的主力神策軍重新交由宦官執掌。因而徑師之變最大的贏家有兩個，一個是神策軍，另一個是宦官集團。這次能夠鎮壓叛亂，克複京師對唐王朝有再造之功的軍隊便是神策軍。它強大的戰鬥力和對唐王朝無比的忠誠，都在德宗心裏留下了深深地印象。從戰鬥力來看，神策軍能夠在形勢不利的情況下多次扭轉戰局，最終平定所有叛軍；從忠誠上看神策軍的表現也是無可比擬。由於種種原因，前來赴難的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竟然也發生叛亂，這對德宗的心理造成了很大衝擊，與神策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更加深化了德宗對神策軍的好感。在徑師之變中因為原神策軍統帥白誌貞的無能，使得德宗被迫出逃。而在此過程中許多文武大臣都背叛了唐朝成為逆臣，這些人中有德宗曾經甚為器重和信任的臣子，如姚令言、李忠臣和朱批等。故而這種情況使得德宗對於這些文臣武將均產生了不信任感。
反觀宦官集團在這次事變中的表現，宦官竇文場、霍仙鳴自始至終均忠心耿耿的陪伴在德宗左右，並率領衛士勤王護駕。這些情況使得德宗在心理上產生了對比。一方麵是紛紛附逆的文臣武將，而另一麵卻是忠心耿耿的宦官集團。自然而然，德宗對於宦官集團產生了強烈的信任感和親切感，於是摒棄了建中初年疏斥宦官，親任朝士的政策，開始大規模的放手使用宦官。
從深層次講，在唐德宗時期，對於皇權統治的主要矛盾仍然是藩鎮與中央政權之間的矛盾，出現了李希烈、朱泚等欲取唐而代之的藩帥。而皇權與宦官之間的矛盾在當時來看並不是主要的矛盾。因而在徑師之變後，德宗一改建中年間的政策，再次將兵權交給宦官。這也是中唐以來唐朝最高統治者對武將不信任和防範政策的延續。
德宗自興元返迴後，對於神策軍的統轄權進行了重新的安排。《唐會要》卷72《京城諸軍》載：“興元克複。晨出鎮鳳翔。始分神策為左右廂。令內官竇文場王希遷。分知兩廂兵馬。”將神策軍分為左右廂，分別以宦官統轄。但對於神策軍分為左右廂的時間，史料中的記載相互矛盾。在《新唐書·兵誌》中記載在唐代宗永泰年間神策軍便已經分為左右廂。唐長孺先生在這個問題上認為在興元以前神策軍不可能分為左右廂，其神策兵馬使實為神策都知兵馬使的偶誤。而對於史書上屢屢出現的關於神策軍分左右的記載，如：《舊唐書·李晨傳》雲：“代宗留居宿衛，為右神策都將。”等。黃樓在其論文中認為“此時的神策軍左右廂是指如藩鎮軍隊中的左右廂，皆統於節度使下，實為一軍。而現在所討論的分為左右廂，並不統於一軍，而是分由兩位宦官監軍，實為兩軍。”我認為最後一種說法在現階段來看較為合理，神策軍分兩廂的時間應為興元克複之後，其他史料所載代宗年間便出現的神策左右兩軍的記載應為同一軍內的左右兩廂，所以神策軍正式擴充為左右兩廂的時間應該是唐德宗興元元年。
從興元元年(784年)十月德宗令竇文場與王希遷兩位宦官任神策軍左右廂兵馬使，便重新開啟了宦官把持軍權的曆史。此後德宗重建神策軍的步伐繼續前行。貞元二年(786年)九月，德宗對實力日益強大的神策軍從組織結構上進行了改編，將原神策左右廂擴充為神策左右軍。設置大將軍二人，正三品；將軍二人，從三品。《唐會要》卷72《京城諸軍》：“貞元二年九月二日。神策左右廂。宜改為左右神策軍。每軍置大將軍二人。秩正三品。將軍各二人。從三品。其職田棒錢手力糧料等。同六軍十二衛。”另外設置“監勾當”的職位，令中宮充任。使得宦官對神策軍擁有一定的領導權，但此時的神策軍並非完全由宦官執掌，“監勾當”的職位表明其性質仍為監軍。而神策軍大將軍與將軍對神策軍也有指揮權。《冊府元龜》卷134《帝王部·念功門》：
“三年十一月癸亥，以神策軍大將軍莫仁摧為左曉衛上將軍。丁卯，以河東兵馬使兼禦史大夫張元芝為神策軍大將軍。己已，詔：‘奉天定難功臣、左神策將軍兼禦史大夫武陵郡王孟日華於洪州安置，仍賜絹百匹，充家口路糧，至彼委本道都團練使給十人衣糧，以時存問’。初仁摧出官，日華自謂代之，既授張元芝，日華忿於眾曰：‘吾於國有功，且久次當遷，今以大將軍授元芝，吾寧貶黜不能事也。朝廷用人失序，何以致理。’大垢拂衣而出。監軍竇文場大怒，列狀請誅。帝念其功，故黜謫之。”
從這段史料中可知神策軍大將軍莫仁耀和將軍孟日華在神策軍中是擁有一定實權的，而宦官的權力雖然沒有達到直接處置神策軍將軍的程度，但由於皇帝的信任和支持完全掌握神策軍也隻是時間問題。
神策軍的控製權完全交予宦官是在貞元八年十一月，以左神策軍大將軍柏良器左遷右領軍為標誌，自此宦官開始全麵掌控神策軍。
“左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販篙者，監軍竇文場惡之。會良器妻族飲醉，寓宿宮舍。十二月，丙戌，良器坐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
貞元八年後，原神策軍大將軍與將軍再無實權成為了一種虛職。宦官集團雖然掌握了神策軍的全部權力，但在職位設置上來說，其仍然是監軍性質，沒有名正言順的職位。故而在貞元十二年(796年)，唐德宗專設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一職，以竇文場和霍仙鳴充任。“以監勾當左神策竇文場、監勾當右神策霍仙鳴皆為護軍中尉，監左神威軍使張尚進、監右神威軍使焦希望皆為中護軍。”
神策中尉的設立，標誌著宦官集團典兵的製度化。宦官從李輔國開始初掌禁兵，後經過程元振、魚朝恩相繼領兵，但這些權閹都是憑借自己的個人權勢執掌禁軍，屬於個人行為沒有形成製度化。故而這些權閹的個人權勢一旦消失，宦官典禁軍的權力也可能隨之消失，如魚朝恩死後便不再由宦官典軍。但神策中尉製的設立，就意味著宦官集團不再是憑借個人權力來掌控禁軍，而是通過正式的行政職務用正規的製度來控製軍隊。這樣就使得整個宦官集團與神策軍緊密的結合起來成為一體。即使中尉易人，也不會影響神策軍與宦官集團的關係。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德宗雖然將兵權交到宦官手中，卻將神策軍分為了左右兩軍且分別由不同的宦官充任，使得神策左右軍之間有所製衡，不至於出現肅代時期由一人獨掌禁軍的情形，最大限度的減輕了宦官集團對於皇權的威脅。
所以神策中尉製的建立，無疑是中唐以降在中央政局權力分配上發生的一件有深遠意義的大事，以製度化的方式確立宦官典兵製度。雖然德宗將神策中尉由兩位宦官出任，但將禁軍與宦官集團結為一體的事實卻使得宦官的勢力大為增長。因而司馬光對於唐代宦官勢力專權“成於德宗”的論斷是正確的，德宗以後宦官得勢，其後十一位皇帝中竟然有八位是由宦官擁立的，可見神策中尉製對於唐朝曆史的影響是極其重大的。
第211章 掌控四鎮(八)
對於要不要在軍中引入後世某黨的“政委製度”，李曜實際上也思考了很長一段時間。確切的說，是他在出任洺州刺史之後，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到出任河中節度使時，更是花費了很長時間，綜合考慮了各方麵的關係之後才下定引入這一製度的決心。
政委製度，在後世和平年代頗受爭議，有些說法認為這一製度使得“國家國防軍”成為空談，軍隊成為政黨專政的工具。當時他作為國企高管，對此自然不便置評。但在如今，他穿越到了唐朝之後，想法卻是不同。
某黨在實施了軍政委製度之後，數十年間，無論戰爭年代或是和平年代，至少從未出現過部隊成編製的叛變投敵情況，黨對軍隊的領導權是毋庸置疑的，比如說某位曾經一唿百應的黨和國家領袖，在叛逃國外時也調不動哪怕一支成建製的部隊，這就是明證。所以李曜認為，這種能夠維持和保證軍隊極高忠誠度的製度，對於身處唐末亂世的他而言，毫無疑問是非常有借鑒意義的。
大唐當然沒有政黨，但大唐有藩鎮、有節帥。李曜自己，就是節帥之一。
要知道大唐自安史之亂後，各地藩鎮之中逐殺節帥的事不勝枚舉，雖然他如今並不擔心會出現這種兵變，但任何掌權者都會下意識地將手中的權力抓牢，縱然李曜也不例外。
擁有足夠大的權力，才能使在曆史上曾經真實出現的五代亂世被消弭於無形，而在當下的大唐，權力來源於兵權，這一點毫無疑問。所以不論從哪方麵看，引入軍政委製度都是利大於弊的。
但軍政委製度在後世實施過程中所顯露出來的一些弊端，李曜也必須盡量化解。剛才李筠所提到的這個最終決定權的問題，就是其中最為關鍵的一點。
軍政委也好，教導員、指導員也罷，說穿了，其實就是政治監軍，另外肩負了類似西方隨軍傳教士曾經做過的思想引導工作。大唐的監軍可少？真不少，但起到作用的有幾個？或者說，真正起到讓藩鎮忠於大唐這個作用的有幾個？因此軍政委製度不同於簡單的監軍。
同時，李曜也不能容忍“監軍”對軍事主官在作戰問題上過分考慮其他情況，以導致戰爭失利。某黨在“雪村戰鬥”後痛失愛將，因此改變了政治主官在戰鬥時也擁有最終決定權的規定，改為作戰時由軍事主官掌握，正是這個道理。
所以李曜最終的處理辦法是多方麵的。
首先，在非戰爭時期，各項事務均有軍事主官掌握，但指導員擁有質疑權和否決權。質疑權的意思就是，指導員可以要求軍事主官單獨或者公開地對某些事情做出解釋；否決權的意思就是，如果指導員不接受這一解釋，可以要求暫緩執行，上報上級，做出最終裁決。另外，為免“上級”玩忽職守或可以包庇下級軍事主官，指導員最高能上報“兩階上級”，稱之為“越級申述”，即隊正和隊指導如果爭執不決，隊指導可以上報旅帥和旅指導，由旅級機構(也就是“營”級)做出決斷，但如果這位隊指導對這個決斷不服，還可以直接上報到“軍”，由都指揮使、軍指導做出決定。
但為了保證“上級權威”，也就是曆來所說的“軍中自有階級法”，因此李曜又規定：申請“越級申述”的申述的下級指導員，如果申述失敗，將就地免職。
其次，在戰爭期間，如軍事主官與指導員出現爭議，則軍事主官擁有最終決斷權，戰後由上級判斷對錯。有鑒於一般會鬧到由上級判斷對錯的情況一般都是發生在戰鬥失利之後，因此那個時候軍事主官通常都是“責任人”，所以李曜也給予了軍事主官“越級申述”的權力。當然，申述失敗的結果也是就地免職。
其實這裏頭也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如果軍事主官真的領導了一次失敗的戰爭，罪名太大，弄不好就是死刑，那麽他肯定要申述，而越級申述失敗的結果也不過是就地免職，因此他獲得了兩次申辯的機會。
然而李曜認為這是值得的，一個好的指揮官，其培養絕不容易，他不能容忍一個優秀的指揮人才被自己的規定輕易害死。這道理就如同當初河中之戰後他費盡心思，既要讓史建瑭長記性，又不能真把他殺掉“以正軍紀”一個道理。因此，給予軍事主官兩次申辯的機會，符合他設置這一製度的初衷。
再次，李曜設置的指導員，在平時的訓練中必須參訓；隊級指導員必須熟知全隊所有士兵的家庭和個人情況，包括個人愛好等，而旅(營)級指導員必須了解到火長，以此類推；指導員在戰鬥時期，要求一直與軍事主官處於同一戰鬥層麵，如軍事主官未曾撤退，指導員也不能脫離戰鬥，否則全體士兵均有權力當場擊斃該指導員等等。
總而言之一句話，李曜給予指導員極高的地位，極大的權力，但同時也賦予全軍上下監督指導員的權力。換句話說就是：權力與責任成正比。
聽完李曜的詳細解釋，李筠不由問道：“指導員的設置，羽林軍也同樣執行？”
李曜知道他這句話的意思，他是說羽林軍算起來並非藩鎮軍隊，而是天子近衛，如果也按照河中軍的規定設置指導員，恐怕引起物議。
然而李曜卻堅持道：“不錯，左右羽林均按這一辦法設置指導員職務。”
李筠望向李曜的眼神頓時有些不同了，但他卻沒有再多說什麽，隻是重重地點了點頭。
次日一早，河中軍派出多路探馬向西探查李茂貞岐軍動向，而李曜則開始華州軍的臨時整編。華州軍的整編暫時來說肯定做不到河中軍整編的層次，李曜隻能進行遴選、重編和“摻沙子”。遴選是在約莫四萬華州戰兵中淘汰一部分老弱，最終遴選出三萬戰兵，其中最精銳的兩千人按照習慣編入近衛軍，剩餘兩萬八千人分別編為四個軍：定遠左軍、定遠右軍、靖遠左軍、靖遠右軍，這四個軍也是按照河中軍的編製，每軍七千人。
重編無須多說，就是打亂了原先華州軍的編製，全部重新再編，主要是為了預防原先那些小團體紮堆鬧事。至於摻沙子，無非就是從河中軍的基層抽調人手，充當華州整編軍的中低級軍官。李曜對後世抗日戰爭時期“日軍基層軍官素質決定其戰鬥力”的說法深信不疑，同時也相信隻要掌握住了基層軍官，基本上也就掌握住了部隊這個觀點。
好在李曜一貫注意培養自己軍隊中的基層骨幹，他的軍隊一貫重視培養基層軍官，因此突然抽調一批基層軍官到新軍之中，也不是太大的問題。而且相應的，這批原先多半是“副手”的基層軍官忽然得以轉正，對李曜的忠誠度顯然也要大為提升。
這四個新軍的都指揮使，分別安排為定遠左軍都指揮使白奉進、定遠右軍都指揮使咄爾、靖遠左軍都指揮使魏遜、靖遠右軍都指揮使陸遙。
但是這麽一來，開山右軍、摧城左軍以及破陣左右軍、定遠左右軍、靖遠左右軍合計八個軍的副都指揮使就全麵空缺了出來。於是李曜又很及時的宣布：八個副指揮使位置，將在與李茂貞作戰結束之後，論功行賞！
以義淩之，以勢迫之，以威壓之，以利誘之。
奉天子之命來討不臣，是為以義淩之；引河東為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下同州，挾大勝餘威南下華州，使韓建心驚膽戰，是為以勢迫之；大軍入城，即行雷霆手段，強行整編，毫不通融，是為以威壓之；空出八大副指揮使高位，又使任何人均可以軍功來爭取，是為以利誘之。
李曜的政治手腕，在這一刻顯露無疑。
但令許多人不解的是，李曜除了整軍之外，幾乎“忘記”了所有別的事：對於韓建，未曾宣布處罰；對於投誠的李巨川，李曜隻是命他“帳前聽用”，並未給予一官半職；對於主動來投的前捧日都頭李筠，李曜也同樣未曾啟用。
天子行在對這一切，均無任何表示，行在和節帥府同時沉默，使得任何人都不願主動提起，以免禍從口出。
一個月後，李曜忽然出兵，除留破陣右軍駐守華州之外，親帥開山左軍、開山右軍、摧城左軍、破陣左軍、定遠左軍、定遠右軍、靖遠左軍、靖遠右軍以及護國近衛軍共計九個軍，戰兵六萬餘，輔兵四萬餘，合計十萬餘大軍，號稱十五萬，放棄長安不管，忽然攻下長安北邊的耀州，直撲長安以西、鳳翔以東的乾州！
如果李曜拿下乾州，就一舉切斷了長安和鳳翔、邠寧之間的聯係，而李曜則東可以圍困長安，西可以進擊鳳翔，北可以拿下邠州。
李茂貞聞訊，立刻下令長安守軍撤出長安，迅速向乾州集結，又同時下令邠寧、鄜坊等各處出兵，與他親自統領的鳳翔大軍在乾州會合。
“乾州會戰”，已經完成了一半的準備工作。
然而就在此時，李曜卻並不應戰，反而忽然轉頭，大軍南下，連剛剛拿下的耀州也不管，直撲長安，當真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乾寧四年九月初九，李曜第一次來到長安，大唐帝都。
許多人談起唐朝，都有一種心馳神往之感，恨不得到大唐長安去過幾天舒心日子才好。實際上，眼下到了長安的李曜，看過了長安的模樣，才知道唐代長安的老百姓也不好過。那繁榮的市場和令人讚歎的都市生活，並沒有給下層社會帶來多少好處。
就拿李曜眼前的長安城來說，宏偉、壯麗，無與倫比。但卻不要以為城內的市民能沾上多少光。那個龐大的城垣，在李曜看來，隻是皇權物化的極致而已，在社會經濟和社會生活中並不重要。它的規模巨大、宮闕輝煌、布局規整、市場繁榮，恰恰反映出中國古代國家與社會、特別是皇權與社會的對立。
在眼前這個長安，規模巨大的城垣和輝煌耀眼的宮闕，毫無疑問是為了體現並象征皇權的神聖與帝國的偉大，而不是其他。這種皇權的神聖和帝國的輝煌，不是建立在與民眾、與社會的一致上，而是建立在二者的對立上。因此，都城之“大”，正是為了壓榨出編戶齊民之“小”；高聳入雲的宮闕，正是為了比照出芸芸眾生的低下。李曜穿越前，在地麵建築保存完好的北京故宮參觀，就得到過這種感受。
站在午門外，所感到的不僅是輝煌，而且還會感到深深的壓抑，感到自身的渺小。不但平民百姓要匍匐在都城的腳下，而且整個城市還要匍匐在皇宮的腳下。即使在皇宮內部，無不直線多而曲線少，金碧輝煌多而玲瓏秀麗少，雖嵯峨卻也呆板，雖宏偉卻也僵滯，威嚴有餘而活潑不足，象征性強而實用性不夠。一般人在這種輝煌麵前，除了誠惶誠恐、俯首稱臣以外，還能感到什麽呢？
大軍臨空城，自然輕鬆掌握城防，李曜入城之後，親自視察全城。在長安城中，最威嚴的莫過於宮城，其次就是皇城。宮城是皇帝所在，皇城是中央衙門所在，其威嚴壯觀，普通百姓看著就會發抖。
李曜望著宮門，忽然覺得，後人對它的自豪，可能不過是那時的自己，仿佛可以支配它的一種“主人”式虛幻錯覺，至少現在的平民在那裏可絲毫不會感到自豪，那些遠遠打量著自己這個克複長安大功臣的民眾，隻能在外郭城那低矮的住宅裏，接受那種“天子腳下”所必須的特殊約束。
從唐代起，把普通民居所在的郭城也納入了皇權至上的都城布局之中。表麵上，郭城與宮城、皇城構成了一個整體。實際上，郭城的自由度和發展空間由此喪失殆盡。隋唐以前，都城建設一般隻考慮宮城，即小城，居民區則順其自然，無規則狀，沒有與宮殿形成布局上的配合。這種居民區的雜亂無章不足以襯托君主的偉大，但卻使其具備了相應的發展空間和社會自由度。而隋唐長安則把民居和市場均納入了都城整體，使其成為宮城和皇城的陪襯。最明顯的，就是坊裏的設計，基本不考慮居民生活的方便，隻考慮服從於皇帝的權威。
外郭城南北排列十三坊，據說就是象征“一年有閏”；皇城正南的坊裏東西四列，據說是“以象四時”；從皇城起向南排列九坊，據說是“取則《周禮》王城九逵之製”。每坊環築坊牆，形成城中之城，具有高度的封閉性。“坊有墉，墉有門，逋亡奸偽，無所容足”。而且皇城正南的四列三十六坊，因為向北正對皇城和宮城，建築者認為“北出即損斷地脈”，“不欲開北街泄氣，以衝城闕”，所以隻開東西二門，不像其他坊四麵開四門。少開兩門兩街，必然會對坊內居民造成不便。所有坊裏，除三品以上高級官員和勳戚權貴住宅可由坊中臨街開門外，其餘人等一律向坊內開門，不得直通街衢，更是使坊內居民生活受到諸多障礙。但是，無論你在生活上有多麽大的不便，你隻能對有幸住在首都感恩戴德，而絕不能對繞著圈兒走路有所怨言。那些“盲流”之類，更不可能隨便“流竄”到這一“首善之區”。輝煌給普通百姓帶來的，除了不便以外，還有什麽呢？或許也隻就是心理上的一點慰藉了。
由於坊裏布局目的在於體現皇權的偉大，所以，盡管靠南坊裏居民稀少，卻仍照設不誤。正南距郭城南門明德門尚有兩坊的開明坊，“雖時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興慶宮正南第五坊升道坊，“盡是墟墓，絕無人住”。因此，郭城南側的各坊，居民不多，本無設坊的必要。之所以設坊，顯然隻是一種政治需要，是“隻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的古代版本。這種“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的呆板整齊，李曜記得宋人曾讚譽為“畦分棋布，閭巷皆中繩墨”的“一代精製”，但在李曜這個習慣“市場經濟”的自由論者看來，究竟是適應居民生活生產的需要還是束縛其需要，一眼即明，根本無需多辯。
品味，感受。騎馬漫步長安的街道上，李曜邊看邊思索，他知道，長安雖看起來雄偉壯觀，但有很多地方都是需要改造的，而改造的主要構思，隻可能出自與他的腦子裏。
作為都城，長安的街衢極為寬廣，而且方向筆直。“街衢繩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據考古實測，除橫街外，其他街道，包括郭城街道，最寬者近六十丈，通城門的大街多寬三十多丈以上，最窄的順城街也寬近十丈。在如今的交通條件下，這麽寬廣筆直的街道，顯然不是為實用性的交通而設，而是為統治需要而設。空曠的街道，高聳的坊牆，封閉的閭巷，使居民無處不在大唐帝國的龐大身影之下，看起來壯麗巍峨，實際上在李曜看來，也等於造就了國家強暴社會的文化氛圍。
後世許多人都對長安的市場繁榮深信不疑，然而李曜經過仔細考察，卻發現許多問題。長安的市場，以東西兩市為代表。而規模如此巨大的都市，把商業區限定在兩市，這種“集中統一”的管理模式，應該與社會發展的需要以及經濟活動的實際是高度不適應的。如果說長安市場貿易有過繁榮的話，那應該也隻是一種專製集權帝國的畸形繁榮。
神策軍升為藩鎮後衛伯玉與陝州節度使郭英又同鎮陝州，其節度兵馬使為李忠臣。但不久衛伯玉便因功進京，神策軍交由陝州節度使郭英乂兼統。未幾，郭英乂於“廣德元年入朝為尚書右仆，衛伯玉出鎮荊南。”神策軍便由魚朝恩統率，同時原陝州節度使的軍隊也由魚朝恩一並統率。神策軍由地方藩鎮進入京師的契機於廣德元年出現。是年發生了吐蕃入寇的大事。
吐蕃在安史之亂期間趁唐軍赴難中原，“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增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糧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裏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征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占據河隴地區的吐蕃在地理上占有優勢，長期進攻中原。
廣德元年，吐蕃入寇涇州，邊疆危機。而程元振封鎖消息，使得唐朝沒有采取相應的對策，直至吐蕃兵臨邠州代宗才得知此事，急令郭子儀領軍抗擊。但為時已晚，“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促不知所為。丙子，出幸陝州，官吏藏竄，六軍逃散。”在此情形之下，代宗倉皇不知所措，中央禁軍卻再次逃散，難堪一戰。而此時隻有魚朝恩率在陝之神策軍前來護駕，才使得代宗轉危為安。立此大功，代宗對於魚朝恩及其率領的神策軍信任有加。後吐蕃退去，魚朝恩與神策軍皆由此進入京師。且在此過程中，代宗將各地趕來勤王的兵馬皆交予魚朝恩統率，悉號神策軍。故而神策軍完成了其第一次較大規模的擴充，正式進入京師。
宦官魚朝恩本就是代宗所寵信的心腹，又在這次吐蕃入侵中立有救難之功。於是代宗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兵馬使，專典禁軍。魚朝恩率領神策軍進入京師，本人也成為繼程元振之後又一位控製朝政的宦官。《舊唐書·魚朝恩傳》記載“時四方未寧，萬務事殷，上方注意勳臣，朝恩專典神策軍，出入禁中，賞賜無算。”魚朝恩憑借神策軍進入京師，他深知神策軍就是他權力的最好保障，因而在其掌握大權期間，對神策軍的實力進行了根本性的提升。
首先是使神策軍正式成為禁軍。永泰元年九月，唐叛將仆固懷恩誘吐蕃、迴紇入寇京城地區，十數萬蕃軍逼近京師。唐代宗下令京師戒嚴，“上親率六軍屯苑內。庚戌，下詔親征。內官魚朝恩上言，請括私馬，京城男子悉阜衣團結，塞京城二門之一。”魚朝恩率神策軍屯苑中。吐蕃退去後，神策軍正式駐防禁苑成為了中央禁軍，完成了身份的轉變，成為禁軍的神策軍隨後便迎來了其發展史上的一次高峰。
永泰二年，魚朝恩的權勢因二次護駕而再次擴大，他的官職和爵位除原有的“開府儀同三司、兼右監門衛大將軍、仍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內侍省事、內飛龍閑廄使，內弓箭庫使、知神策軍兵馬使、上柱國、馮栩郡開國公魚朝恩，……(又加)可行內侍監，判國子監事，充鴻腫禮賓等使，封鄭國公，食邑三千戶。’，魚朝恩之權勢比之其前輩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朝恩態橫，求取無厭，凡有奏請，以先允為度，幸臣未有其比。”在這種情況之下，與魚朝恩共榮辱的神策軍的地位和實力自然也就大大的提高了。
代宗時，中央禁軍並非隻有神策軍一支，但由於神策軍的性質為野戰部隊，戰鬥力非其他禁軍可比，而且神策軍是魚朝恩的親信部隊，使神策軍實力居於其他禁軍之上，可以有利於魚朝恩壓製群臣，挾製天子，故魚朝恩對神策軍的擴充十分關注。
魚朝恩擴大神策軍實力的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由神策軍中的將領充任其他地區的節度使，以達到擴充實力的目的。另一種是將其他地區的兵馬和勇將納入神策軍體係。自從魚朝恩進入京師以來，通過以上兩種方式擴充實力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廣德元年魚朝恩剛剛進入京師，便“以魚朝恩部將皇甫溫為陝州刺史，周智光為華州刺史。”將自己的勢力擴大到京畿。而將其他兵馬納入的主要有：邢君牙部、尚可孤部、郝廷玉部、陽惠元部、侯仲莊部等。
這些來自不同部隊的精兵猛將都是富有戰鬥經驗的野戰部隊，他們的加入使得神策軍的戰鬥力大大的提高了。注入了新鮮血液和力量的神策軍，為其以後的發展奠定了更堅實的基礎。
此外，一支軍隊要想有強大的力量，也離不開堅實的物質基礎保障。在當時來看，神策軍要想壯大自己，所需要的物質基礎一方麵是依靠中央財政的支持，另一方麵就是要有自己的地盤，也就是要有自己的根據地。作為神策軍的主帥，魚朝恩自然也深知這一點，他於大曆四年(769年)二月將京師西北地區的諸多城鎮劃撥於神策軍名下。
“壬寅，以京兆之好疇、鳳翔之麟遊、普潤隸神策軍，從魚朝恩之請也。”
“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自封殖，不知為虞也。”
上述軍鎮的獲得對於神策軍來說有著非凡的意義，這意味著神策軍進入京師成為禁軍後，其勢力從京師再次輻射到地方。使得神策軍不僅僅是唐王朝一支普通的駐紮在京師的禁軍，更是一支由駐紮京師的禁軍與長期在京瓷地區的野戰部隊的混合體。因而神策軍的性質是禁軍與野戰軍混合的特殊部隊。也正是因為神策軍的這種特殊性質，才使得這支中央統轄的軍隊能夠長久的保持戰鬥力，在唐後期百餘年的曆史中成為唐朝的擎天支柱。此外神策軍有中央禁軍的名號，給賦優於其他諸軍，所以各地軍帥均願遙隸神策軍，成為各地的神策行營。這也充分顯示出神策軍的包容性。
上述神策軍的重要發展，從中原地區的普通藩鎮到進入京師進而成為禁軍再輻射勢力於地方。這一複雜的轉變除了其所遇的機遇外，主要的成績還是應算在魚朝恩的身上。宦官勢力的增長和提攜是神策軍發展壯大的主要原因。
首先，神策軍僅僅是赴難中原的數十支邊軍中的一支而己，在故地淪喪之際為何隻有神策軍被劃出土地作為其屯駐之地。究其原因，這主要是因為魚朝恩是其監軍，而魚朝恩又是皇帝的親信，故而神策軍有了棲身之所。其次，神策軍升為藩鎮難道僅靠衛伯玉的軍功嗎？這恐怕也是力有不逮吧。衛伯玉雖有戰功但也絕沒有大到可以將其統領的邊軍升為藩鎮，那麽神策軍為什麽能夠做到這一點呢，再究其原委還是因為魚朝恩為了擴大勢力，加之他與衛伯玉關係親密，故而在中央施加影響才達到的。再次，從神策軍由地方進入京師的過程看，為何在吐蕃入寇代宗出幸時，選擇神策軍的駐地陝州呢？在當時的情形下陝州並非唯一的可選之地，而代宗欽點陝州是否與陝州的駐軍神策軍的統帥魚朝恩有關呢？答案是肯定的。因為魚朝恩不僅與代宗關係良好，而且與當時在中央的權閹程元振也是親密無間的。因而在當時的情形下，代宗自然會選擇自己的親信作為避難地，而代宗選擇陝州也就等於選擇了神策軍進入京師的道路，鋪就這條路的人便是魚朝恩。
最後，神策軍的勢力從京師再次到達地方也是靠著魚朝恩在中央的權勢。綜上，我們可以說神策軍早期的發展壯大，其功勞應首推魚朝恩。而魚朝恩從身份上看是一位宦官，這也就使得神策軍這支禁軍與野戰軍相結合的特殊禁軍從其擁有這一特性起便與宦官勢力息息相關，密不可分。
魚朝恩在代宗朝後期愈加跋啟。大曆五年，唐代宗聯合宰相元載意欲誅殺魚朝恩。為了防備魚朝恩所掌握的禁軍，元載先分化瓦解魚朝恩的勢力。“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奧語，悉為帝知。”元載做好了這一步後便對魚朝恩下手了。
“方寒食，宴禁中，既罷，將還營，有詔留議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載守中書省。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自辯悖傲，皓與左右禽隘之，死年四十九，外無知者。帝隱之，下詔罷觀軍容等使，增實封戶六百，內侍監如故。”
魚朝恩死後，神策軍雖暫不由宦官執掌，但為安撫軍隊仍由魚朝恩原來的部下管理。從大曆五年(770年)三月開始至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十月，這十三年的時間中神策軍均由武將執掌，凡曆三任。魚朝恩死後首先接任的是劉希逞和王駕鶴，二人分別為神策都虞候和神策兵馬使，同掌禁軍。劉希逞後因語出不遜為王駕鶴告發，隨即被賜死。王駕鶴在大曆十四年被解除兵權改為白誌貞統軍。
從代宗後期到德宗前期這十多年來，代宗深感其前期之宦官的飛揚跋啟，自魚朝恩死後不再讓宦官掌握兵權。德宗即位之初也秉承其父疏遠宦官的政策，使得宦官的勢力在這一階段有所衰落。這引起了宦官集團的的不滿。
“上初即位，疏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宦官武將得以借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在此期間，神策軍作為禁軍的主力也忙於四處征戰。見於史料的有：
“德宗即位，吐蕃寇劍南，時節度使崔寧朝京師，三川震恐，乃招晨將神策兵救之，授太子賓客。最乃逾漏天，拔飛越，廓清肅寧三城，絕大渡河，獲首虜千餘級，虜乃引退，因留成都數月而還。”
“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人戍關東。上禦望春樓宴勞將士，神策將士獨不飲，上使潔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相與為歡。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瓶嬰不發。上深歎美，賜書勞之。”
建中二年(781年)由於河北藩鎮的繼承問題，魏博、成德、淄青等藩鎮相繼叛亂，德宗任用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盧龍節度使朱滔前往平叛。不料德宗所用非人，事態發展到李希烈和朱滔也加入叛軍的陣營。魏博田悅、成德王武俊、淄青李納和盧龍朱滔同時稱王，李希烈竟公然稱帝。使得這次叛亂的規模持續擴大，形勢也愈加於唐軍不利。
神策軍本來在京瓷地區鎮守，但為平定這次叛亂也分批不斷開赴前線。“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將兵圍臨洛、邢州，詔以晨為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與河東節度使馬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合兵救臨洺。”其結果就是本來用以鎮遏關中的神策軍幾乎全部離開了京畿地區，造成京師守備的空虛。在這種形勢下，德宗仍令神策軍征討四方。為了補充神策軍的兵員，隻有在京城大量招募市井之徒用以充實數量。《通鑒》卷268建中四年四月條記：“上以神策軍使白誌貞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李希烈。”但這次募兵的兵員質量卻十分糟糕，所募之兵皆非有戰鬥力可言之軍。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命誌貞為京城召募使。時尚父子儀端王傅吳德令仲孺家財巨萬，以國家召募有急，懼不自安，乃上表請以子弟率奴客從軍，德宗嘉之，超授五品官。由是誌貞請令節度、觀察、團練等使並嚐為是官者，令家出子弟甲馬從軍，，亦與其男官。是時豪家不肖子幸之，貧而有知者苦之。自是京師人心搖震，自不保家室。時禁軍募致，悉委誌貞，兩軍應赴京師，殺傷殆盡，都不奏聞，皆以京師沽販之徒以填其闕。”
對於此時京城之形勢，當時的有識之士早已看出有累卵之危，段秀實就向德宗諫言：
“初，秀實見禁兵寡少，不足以備非常，乃上疏曰：‘臣聞天子曰萬乘，諸侯日千乘，大夫曰百乘，此蓋以大製小，以十製一也。尊君卑臣，強幹弱枝
之義，在於此矣。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竊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爪牙也。若去其爪牙，則犬犬彘馬牛悉能為敵。伏願少留聖慮，冀稗萬一。”
陸贄也為此向德宗進言，但德宗對於這一問題卻始終沒有重視起來。
建中四年十月，德宗詔徑原節度使姚令言率領徑原之師前往增援平叛，但在徑原兵途徑長安時，由於稿賞問題激化了矛盾，徑師竟然發生了嘩變。如此禍起肘腋，德宗令神策軍前往迎敵，卻不料在京城的神策軍竟然無一人前往。德宗無奈隻有倉皇出逃。而在逃跑的過程中，緊緊跟隨唐德宗護駕的竟隻有宦官竇文場和霍仙鳴所率之人。文武大臣如姚令言、源休、張光晨等紛紛附逆，叛軍遂擁立朱沈為帝。德宗逃至奉天後，朱砒立即向奉天進軍，唐王朝頃刻之間就有覆亡的危險。而此時在河北平叛的神策軍主要有李最部、陽惠元部和尚可孤部等。李晨等聽聞徑師之變，立刻從河北迴軍平叛。從河北迴師的這幾支神策軍本就為原鎮守京城的精銳之師，戰鬥力強，且這些神策軍將也多為良將。李晨、尚可孤和邢君牙等皆能精誠團結，配合作戰。其間雖又經朔方赴難之李懷光的叛亂，但仍能憑借以神策軍為主力平息叛亂，使德宗重迴長安，唐朝轉危為安。
這次徑師之變對唐德宗打擊甚大，使他全麵改變了建中年間的政策。對於河北藩鎮父子相繼的情況不再過問，而對於中央禁軍來說，最大的變化就是將禁軍的主力神策軍重新交由宦官執掌。因而徑師之變最大的贏家有兩個，一個是神策軍，另一個是宦官集團。這次能夠鎮壓叛亂，克複京師對唐王朝有再造之功的軍隊便是神策軍。它強大的戰鬥力和對唐王朝無比的忠誠，都在德宗心裏留下了深深地印象。從戰鬥力來看，神策軍能夠在形勢不利的情況下多次扭轉戰局，最終平定所有叛軍；從忠誠上看神策軍的表現也是無可比擬。由於種種原因，前來赴難的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竟然也發生叛亂，這對德宗的心理造成了很大衝擊，與神策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更加深化了德宗對神策軍的好感。在徑師之變中因為原神策軍統帥白誌貞的無能，使得德宗被迫出逃。而在此過程中許多文武大臣都背叛了唐朝成為逆臣，這些人中有德宗曾經甚為器重和信任的臣子，如姚令言、李忠臣和朱批等。故而這種情況使得德宗對於這些文臣武將均產生了不信任感。
反觀宦官集團在這次事變中的表現，宦官竇文場、霍仙鳴自始至終均忠心耿耿的陪伴在德宗左右，並率領衛士勤王護駕。這些情況使得德宗在心理上產生了對比。一方麵是紛紛附逆的文臣武將，而另一麵卻是忠心耿耿的宦官集團。自然而然，德宗對於宦官集團產生了強烈的信任感和親切感，於是摒棄了建中初年疏斥宦官，親任朝士的政策，開始大規模的放手使用宦官。
從深層次講，在唐德宗時期，對於皇權統治的主要矛盾仍然是藩鎮與中央政權之間的矛盾，出現了李希烈、朱泚等欲取唐而代之的藩帥。而皇權與宦官之間的矛盾在當時來看並不是主要的矛盾。因而在徑師之變後，德宗一改建中年間的政策，再次將兵權交給宦官。這也是中唐以來唐朝最高統治者對武將不信任和防範政策的延續。
德宗自興元返迴後，對於神策軍的統轄權進行了重新的安排。《唐會要》卷72《京城諸軍》載：“興元克複。晨出鎮鳳翔。始分神策為左右廂。令內官竇文場王希遷。分知兩廂兵馬。”將神策軍分為左右廂，分別以宦官統轄。但對於神策軍分為左右廂的時間，史料中的記載相互矛盾。在《新唐書·兵誌》中記載在唐代宗永泰年間神策軍便已經分為左右廂。唐長孺先生在這個問題上認為在興元以前神策軍不可能分為左右廂，其神策兵馬使實為神策都知兵馬使的偶誤。而對於史書上屢屢出現的關於神策軍分左右的記載，如：《舊唐書·李晨傳》雲：“代宗留居宿衛，為右神策都將。”等。黃樓在其論文中認為“此時的神策軍左右廂是指如藩鎮軍隊中的左右廂，皆統於節度使下，實為一軍。而現在所討論的分為左右廂，並不統於一軍，而是分由兩位宦官監軍，實為兩軍。”我認為最後一種說法在現階段來看較為合理，神策軍分兩廂的時間應為興元克複之後，其他史料所載代宗年間便出現的神策左右兩軍的記載應為同一軍內的左右兩廂，所以神策軍正式擴充為左右兩廂的時間應該是唐德宗興元元年。
從興元元年(784年)十月德宗令竇文場與王希遷兩位宦官任神策軍左右廂兵馬使，便重新開啟了宦官把持軍權的曆史。此後德宗重建神策軍的步伐繼續前行。貞元二年(786年)九月，德宗對實力日益強大的神策軍從組織結構上進行了改編，將原神策左右廂擴充為神策左右軍。設置大將軍二人，正三品；將軍二人，從三品。《唐會要》卷72《京城諸軍》：“貞元二年九月二日。神策左右廂。宜改為左右神策軍。每軍置大將軍二人。秩正三品。將軍各二人。從三品。其職田棒錢手力糧料等。同六軍十二衛。”另外設置“監勾當”的職位，令中宮充任。使得宦官對神策軍擁有一定的領導權，但此時的神策軍並非完全由宦官執掌，“監勾當”的職位表明其性質仍為監軍。而神策軍大將軍與將軍對神策軍也有指揮權。《冊府元龜》卷134《帝王部·念功門》：
“三年十一月癸亥，以神策軍大將軍莫仁摧為左曉衛上將軍。丁卯，以河東兵馬使兼禦史大夫張元芝為神策軍大將軍。己已，詔：‘奉天定難功臣、左神策將軍兼禦史大夫武陵郡王孟日華於洪州安置，仍賜絹百匹，充家口路糧，至彼委本道都團練使給十人衣糧，以時存問’。初仁摧出官，日華自謂代之，既授張元芝，日華忿於眾曰：‘吾於國有功，且久次當遷，今以大將軍授元芝，吾寧貶黜不能事也。朝廷用人失序，何以致理。’大垢拂衣而出。監軍竇文場大怒，列狀請誅。帝念其功，故黜謫之。”
從這段史料中可知神策軍大將軍莫仁耀和將軍孟日華在神策軍中是擁有一定實權的，而宦官的權力雖然沒有達到直接處置神策軍將軍的程度，但由於皇帝的信任和支持完全掌握神策軍也隻是時間問題。
神策軍的控製權完全交予宦官是在貞元八年十一月，以左神策軍大將軍柏良器左遷右領軍為標誌，自此宦官開始全麵掌控神策軍。
“左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販篙者，監軍竇文場惡之。會良器妻族飲醉，寓宿宮舍。十二月，丙戌，良器坐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
貞元八年後，原神策軍大將軍與將軍再無實權成為了一種虛職。宦官集團雖然掌握了神策軍的全部權力，但在職位設置上來說，其仍然是監軍性質，沒有名正言順的職位。故而在貞元十二年(796年)，唐德宗專設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一職，以竇文場和霍仙鳴充任。“以監勾當左神策竇文場、監勾當右神策霍仙鳴皆為護軍中尉，監左神威軍使張尚進、監右神威軍使焦希望皆為中護軍。”
神策中尉的設立，標誌著宦官集團典兵的製度化。宦官從李輔國開始初掌禁兵，後經過程元振、魚朝恩相繼領兵，但這些權閹都是憑借自己的個人權勢執掌禁軍，屬於個人行為沒有形成製度化。故而這些權閹的個人權勢一旦消失，宦官典禁軍的權力也可能隨之消失，如魚朝恩死後便不再由宦官典軍。但神策中尉製的設立，就意味著宦官集團不再是憑借個人權力來掌控禁軍，而是通過正式的行政職務用正規的製度來控製軍隊。這樣就使得整個宦官集團與神策軍緊密的結合起來成為一體。即使中尉易人，也不會影響神策軍與宦官集團的關係。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德宗雖然將兵權交到宦官手中，卻將神策軍分為了左右兩軍且分別由不同的宦官充任，使得神策左右軍之間有所製衡，不至於出現肅代時期由一人獨掌禁軍的情形，最大限度的減輕了宦官集團對於皇權的威脅。
所以神策中尉製的建立，無疑是中唐以降在中央政局權力分配上發生的一件有深遠意義的大事，以製度化的方式確立宦官典兵製度。雖然德宗將神策中尉由兩位宦官出任，但將禁軍與宦官集團結為一體的事實卻使得宦官的勢力大為增長。因而司馬光對於唐代宦官勢力專權“成於德宗”的論斷是正確的，德宗以後宦官得勢，其後十一位皇帝中竟然有八位是由宦官擁立的，可見神策中尉製對於唐朝曆史的影響是極其重大的。
第211章 掌控四鎮(八)
對於要不要在軍中引入後世某黨的“政委製度”，李曜實際上也思考了很長一段時間。確切的說，是他在出任洺州刺史之後，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到出任河中節度使時，更是花費了很長時間，綜合考慮了各方麵的關係之後才下定引入這一製度的決心。
政委製度，在後世和平年代頗受爭議，有些說法認為這一製度使得“國家國防軍”成為空談，軍隊成為政黨專政的工具。當時他作為國企高管，對此自然不便置評。但在如今，他穿越到了唐朝之後，想法卻是不同。
某黨在實施了軍政委製度之後，數十年間，無論戰爭年代或是和平年代，至少從未出現過部隊成編製的叛變投敵情況，黨對軍隊的領導權是毋庸置疑的，比如說某位曾經一唿百應的黨和國家領袖，在叛逃國外時也調不動哪怕一支成建製的部隊，這就是明證。所以李曜認為，這種能夠維持和保證軍隊極高忠誠度的製度，對於身處唐末亂世的他而言，毫無疑問是非常有借鑒意義的。
大唐當然沒有政黨，但大唐有藩鎮、有節帥。李曜自己，就是節帥之一。
要知道大唐自安史之亂後，各地藩鎮之中逐殺節帥的事不勝枚舉，雖然他如今並不擔心會出現這種兵變，但任何掌權者都會下意識地將手中的權力抓牢，縱然李曜也不例外。
擁有足夠大的權力，才能使在曆史上曾經真實出現的五代亂世被消弭於無形，而在當下的大唐，權力來源於兵權，這一點毫無疑問。所以不論從哪方麵看，引入軍政委製度都是利大於弊的。
但軍政委製度在後世實施過程中所顯露出來的一些弊端，李曜也必須盡量化解。剛才李筠所提到的這個最終決定權的問題，就是其中最為關鍵的一點。
軍政委也好，教導員、指導員也罷，說穿了，其實就是政治監軍，另外肩負了類似西方隨軍傳教士曾經做過的思想引導工作。大唐的監軍可少？真不少，但起到作用的有幾個？或者說，真正起到讓藩鎮忠於大唐這個作用的有幾個？因此軍政委製度不同於簡單的監軍。
同時，李曜也不能容忍“監軍”對軍事主官在作戰問題上過分考慮其他情況，以導致戰爭失利。某黨在“雪村戰鬥”後痛失愛將，因此改變了政治主官在戰鬥時也擁有最終決定權的規定，改為作戰時由軍事主官掌握，正是這個道理。
所以李曜最終的處理辦法是多方麵的。
首先，在非戰爭時期，各項事務均有軍事主官掌握，但指導員擁有質疑權和否決權。質疑權的意思就是，指導員可以要求軍事主官單獨或者公開地對某些事情做出解釋；否決權的意思就是，如果指導員不接受這一解釋，可以要求暫緩執行，上報上級，做出最終裁決。另外，為免“上級”玩忽職守或可以包庇下級軍事主官，指導員最高能上報“兩階上級”，稱之為“越級申述”，即隊正和隊指導如果爭執不決，隊指導可以上報旅帥和旅指導，由旅級機構(也就是“營”級)做出決斷，但如果這位隊指導對這個決斷不服，還可以直接上報到“軍”，由都指揮使、軍指導做出決定。
但為了保證“上級權威”，也就是曆來所說的“軍中自有階級法”，因此李曜又規定：申請“越級申述”的申述的下級指導員，如果申述失敗，將就地免職。
其次，在戰爭期間，如軍事主官與指導員出現爭議，則軍事主官擁有最終決斷權，戰後由上級判斷對錯。有鑒於一般會鬧到由上級判斷對錯的情況一般都是發生在戰鬥失利之後，因此那個時候軍事主官通常都是“責任人”，所以李曜也給予了軍事主官“越級申述”的權力。當然，申述失敗的結果也是就地免職。
其實這裏頭也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如果軍事主官真的領導了一次失敗的戰爭，罪名太大，弄不好就是死刑，那麽他肯定要申述，而越級申述失敗的結果也不過是就地免職，因此他獲得了兩次申辯的機會。
然而李曜認為這是值得的，一個好的指揮官，其培養絕不容易，他不能容忍一個優秀的指揮人才被自己的規定輕易害死。這道理就如同當初河中之戰後他費盡心思，既要讓史建瑭長記性，又不能真把他殺掉“以正軍紀”一個道理。因此，給予軍事主官兩次申辯的機會，符合他設置這一製度的初衷。
再次，李曜設置的指導員，在平時的訓練中必須參訓；隊級指導員必須熟知全隊所有士兵的家庭和個人情況，包括個人愛好等，而旅(營)級指導員必須了解到火長，以此類推；指導員在戰鬥時期，要求一直與軍事主官處於同一戰鬥層麵，如軍事主官未曾撤退，指導員也不能脫離戰鬥，否則全體士兵均有權力當場擊斃該指導員等等。
總而言之一句話，李曜給予指導員極高的地位，極大的權力，但同時也賦予全軍上下監督指導員的權力。換句話說就是：權力與責任成正比。
聽完李曜的詳細解釋，李筠不由問道：“指導員的設置，羽林軍也同樣執行？”
李曜知道他這句話的意思，他是說羽林軍算起來並非藩鎮軍隊，而是天子近衛，如果也按照河中軍的規定設置指導員，恐怕引起物議。
然而李曜卻堅持道：“不錯，左右羽林均按這一辦法設置指導員職務。”
李筠望向李曜的眼神頓時有些不同了，但他卻沒有再多說什麽，隻是重重地點了點頭。
次日一早，河中軍派出多路探馬向西探查李茂貞岐軍動向，而李曜則開始華州軍的臨時整編。華州軍的整編暫時來說肯定做不到河中軍整編的層次，李曜隻能進行遴選、重編和“摻沙子”。遴選是在約莫四萬華州戰兵中淘汰一部分老弱，最終遴選出三萬戰兵，其中最精銳的兩千人按照習慣編入近衛軍，剩餘兩萬八千人分別編為四個軍：定遠左軍、定遠右軍、靖遠左軍、靖遠右軍，這四個軍也是按照河中軍的編製，每軍七千人。
重編無須多說，就是打亂了原先華州軍的編製，全部重新再編，主要是為了預防原先那些小團體紮堆鬧事。至於摻沙子，無非就是從河中軍的基層抽調人手，充當華州整編軍的中低級軍官。李曜對後世抗日戰爭時期“日軍基層軍官素質決定其戰鬥力”的說法深信不疑，同時也相信隻要掌握住了基層軍官，基本上也就掌握住了部隊這個觀點。
好在李曜一貫注意培養自己軍隊中的基層骨幹，他的軍隊一貫重視培養基層軍官，因此突然抽調一批基層軍官到新軍之中，也不是太大的問題。而且相應的，這批原先多半是“副手”的基層軍官忽然得以轉正，對李曜的忠誠度顯然也要大為提升。
這四個新軍的都指揮使，分別安排為定遠左軍都指揮使白奉進、定遠右軍都指揮使咄爾、靖遠左軍都指揮使魏遜、靖遠右軍都指揮使陸遙。
但是這麽一來，開山右軍、摧城左軍以及破陣左右軍、定遠左右軍、靖遠左右軍合計八個軍的副都指揮使就全麵空缺了出來。於是李曜又很及時的宣布：八個副指揮使位置，將在與李茂貞作戰結束之後，論功行賞！
以義淩之，以勢迫之，以威壓之，以利誘之。
奉天子之命來討不臣，是為以義淩之；引河東為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下同州，挾大勝餘威南下華州，使韓建心驚膽戰，是為以勢迫之；大軍入城，即行雷霆手段，強行整編，毫不通融，是為以威壓之；空出八大副指揮使高位，又使任何人均可以軍功來爭取，是為以利誘之。
李曜的政治手腕，在這一刻顯露無疑。
但令許多人不解的是，李曜除了整軍之外，幾乎“忘記”了所有別的事：對於韓建，未曾宣布處罰；對於投誠的李巨川，李曜隻是命他“帳前聽用”，並未給予一官半職；對於主動來投的前捧日都頭李筠，李曜也同樣未曾啟用。
天子行在對這一切，均無任何表示，行在和節帥府同時沉默，使得任何人都不願主動提起，以免禍從口出。
一個月後，李曜忽然出兵，除留破陣右軍駐守華州之外，親帥開山左軍、開山右軍、摧城左軍、破陣左軍、定遠左軍、定遠右軍、靖遠左軍、靖遠右軍以及護國近衛軍共計九個軍，戰兵六萬餘，輔兵四萬餘，合計十萬餘大軍，號稱十五萬，放棄長安不管，忽然攻下長安北邊的耀州，直撲長安以西、鳳翔以東的乾州！
如果李曜拿下乾州，就一舉切斷了長安和鳳翔、邠寧之間的聯係，而李曜則東可以圍困長安，西可以進擊鳳翔，北可以拿下邠州。
李茂貞聞訊，立刻下令長安守軍撤出長安，迅速向乾州集結，又同時下令邠寧、鄜坊等各處出兵，與他親自統領的鳳翔大軍在乾州會合。
“乾州會戰”，已經完成了一半的準備工作。
然而就在此時，李曜卻並不應戰，反而忽然轉頭，大軍南下，連剛剛拿下的耀州也不管，直撲長安，當真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乾寧四年九月初九，李曜第一次來到長安，大唐帝都。
許多人談起唐朝，都有一種心馳神往之感，恨不得到大唐長安去過幾天舒心日子才好。實際上，眼下到了長安的李曜，看過了長安的模樣，才知道唐代長安的老百姓也不好過。那繁榮的市場和令人讚歎的都市生活，並沒有給下層社會帶來多少好處。
就拿李曜眼前的長安城來說，宏偉、壯麗，無與倫比。但卻不要以為城內的市民能沾上多少光。那個龐大的城垣，在李曜看來，隻是皇權物化的極致而已，在社會經濟和社會生活中並不重要。它的規模巨大、宮闕輝煌、布局規整、市場繁榮，恰恰反映出中國古代國家與社會、特別是皇權與社會的對立。
在眼前這個長安，規模巨大的城垣和輝煌耀眼的宮闕，毫無疑問是為了體現並象征皇權的神聖與帝國的偉大，而不是其他。這種皇權的神聖和帝國的輝煌，不是建立在與民眾、與社會的一致上，而是建立在二者的對立上。因此，都城之“大”，正是為了壓榨出編戶齊民之“小”；高聳入雲的宮闕，正是為了比照出芸芸眾生的低下。李曜穿越前，在地麵建築保存完好的北京故宮參觀，就得到過這種感受。
站在午門外，所感到的不僅是輝煌，而且還會感到深深的壓抑，感到自身的渺小。不但平民百姓要匍匐在都城的腳下，而且整個城市還要匍匐在皇宮的腳下。即使在皇宮內部，無不直線多而曲線少，金碧輝煌多而玲瓏秀麗少，雖嵯峨卻也呆板，雖宏偉卻也僵滯，威嚴有餘而活潑不足，象征性強而實用性不夠。一般人在這種輝煌麵前，除了誠惶誠恐、俯首稱臣以外，還能感到什麽呢？
大軍臨空城，自然輕鬆掌握城防，李曜入城之後，親自視察全城。在長安城中，最威嚴的莫過於宮城，其次就是皇城。宮城是皇帝所在，皇城是中央衙門所在，其威嚴壯觀，普通百姓看著就會發抖。
李曜望著宮門，忽然覺得，後人對它的自豪，可能不過是那時的自己，仿佛可以支配它的一種“主人”式虛幻錯覺，至少現在的平民在那裏可絲毫不會感到自豪，那些遠遠打量著自己這個克複長安大功臣的民眾，隻能在外郭城那低矮的住宅裏，接受那種“天子腳下”所必須的特殊約束。
從唐代起，把普通民居所在的郭城也納入了皇權至上的都城布局之中。表麵上，郭城與宮城、皇城構成了一個整體。實際上，郭城的自由度和發展空間由此喪失殆盡。隋唐以前，都城建設一般隻考慮宮城，即小城，居民區則順其自然，無規則狀，沒有與宮殿形成布局上的配合。這種居民區的雜亂無章不足以襯托君主的偉大，但卻使其具備了相應的發展空間和社會自由度。而隋唐長安則把民居和市場均納入了都城整體，使其成為宮城和皇城的陪襯。最明顯的，就是坊裏的設計，基本不考慮居民生活的方便，隻考慮服從於皇帝的權威。
外郭城南北排列十三坊，據說就是象征“一年有閏”；皇城正南的坊裏東西四列，據說是“以象四時”；從皇城起向南排列九坊，據說是“取則《周禮》王城九逵之製”。每坊環築坊牆，形成城中之城，具有高度的封閉性。“坊有墉，墉有門，逋亡奸偽，無所容足”。而且皇城正南的四列三十六坊，因為向北正對皇城和宮城，建築者認為“北出即損斷地脈”，“不欲開北街泄氣，以衝城闕”，所以隻開東西二門，不像其他坊四麵開四門。少開兩門兩街，必然會對坊內居民造成不便。所有坊裏，除三品以上高級官員和勳戚權貴住宅可由坊中臨街開門外，其餘人等一律向坊內開門，不得直通街衢，更是使坊內居民生活受到諸多障礙。但是，無論你在生活上有多麽大的不便，你隻能對有幸住在首都感恩戴德，而絕不能對繞著圈兒走路有所怨言。那些“盲流”之類，更不可能隨便“流竄”到這一“首善之區”。輝煌給普通百姓帶來的，除了不便以外，還有什麽呢？或許也隻就是心理上的一點慰藉了。
由於坊裏布局目的在於體現皇權的偉大，所以，盡管靠南坊裏居民稀少，卻仍照設不誤。正南距郭城南門明德門尚有兩坊的開明坊，“雖時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興慶宮正南第五坊升道坊，“盡是墟墓，絕無人住”。因此，郭城南側的各坊，居民不多，本無設坊的必要。之所以設坊，顯然隻是一種政治需要，是“隻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的古代版本。這種“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的呆板整齊，李曜記得宋人曾讚譽為“畦分棋布，閭巷皆中繩墨”的“一代精製”，但在李曜這個習慣“市場經濟”的自由論者看來，究竟是適應居民生活生產的需要還是束縛其需要，一眼即明，根本無需多辯。
品味，感受。騎馬漫步長安的街道上，李曜邊看邊思索，他知道，長安雖看起來雄偉壯觀，但有很多地方都是需要改造的，而改造的主要構思，隻可能出自與他的腦子裏。
作為都城，長安的街衢極為寬廣，而且方向筆直。“街衢繩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據考古實測，除橫街外，其他街道，包括郭城街道，最寬者近六十丈，通城門的大街多寬三十多丈以上，最窄的順城街也寬近十丈。在如今的交通條件下，這麽寬廣筆直的街道，顯然不是為實用性的交通而設，而是為統治需要而設。空曠的街道，高聳的坊牆，封閉的閭巷，使居民無處不在大唐帝國的龐大身影之下，看起來壯麗巍峨，實際上在李曜看來，也等於造就了國家強暴社會的文化氛圍。
後世許多人都對長安的市場繁榮深信不疑，然而李曜經過仔細考察，卻發現許多問題。長安的市場，以東西兩市為代表。而規模如此巨大的都市，把商業區限定在兩市，這種“集中統一”的管理模式，應該與社會發展的需要以及經濟活動的實際是高度不適應的。如果說長安市場貿易有過繁榮的話，那應該也隻是一種專製集權帝國的畸形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