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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讀者問及明初遼東問題，認為高麗人早就稱臣，為什麽《明》中還有遼東戰爭。雖然本書為架空，但當時明朝和高麗關係，卻非酒徒杜撰。網上有一篇文章講得比較清楚，現轉載如下。
恭湣王後期明、高麗關係與明、蒙戰局
李新峰
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明軍攻克大都，明與高麗即分別主動遣使聘問。[1]高麗恭湣王十八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五月，高麗對明稱臣，[2]十九年（洪武三年即1370年）始行洪武年號，[3]從此“遣使朝賀，歲以為常”。[4]明朝“於海東之使，禮遇尤厚……高麗乃箕子胥餘之邦，上有常尊，下有等衰，實存先生之遺風焉。正當以中夏視之，未可以外國例言之也。”。[5]但洪武六年（1373年）十月明朝方麵卻以高麗使臣以私馬充貢為由拒絕受貢，[6]從此開始對高麗百般苛責，或因進貢路線不合要求，或因表文規製有誤，或因貢品數量不足，或因高麗國內政變後王位未得明承認等等，拒絕高麗正常朝貢，直到洪武後期李朝建立後兩國關係才漸趨正常，其與以後二百年間友好互助恰成對照。高麗為東方大國，兩國關係之重要性盡人皆知，當時明與琉球、暹羅、安南等均通好唯恐不及，何獨對最重要的藩邦卻吹毛求疵？其托辭種種，均不能盡釋人懷。本文擬從明蒙戰爭形勢演變對明高麗關係的影響入手，辨析高麗恭湣王在位後期（恭湣王十七年至二十三年，即洪武元年至七年，1368至1374年）明高麗關係由密切到疏遠至惡化這一過程。
洪武五年明軍铩羽漠北，從此由一味進攻轉向尺進寸取，是為明蒙戰爭轉折點。《高麗史》卷四四載，恭湣王二十二年（洪武六年即1373年）二月“乙亥，北元遣使波都帖木爾及於山不花來詔曰：‘頃因兵亂，播遷於北。今以廓擴帖木爾為相，幾於中興。王亦世祖之孫也，宜助力，複正天下。’初，二人入境，王欲遣人殺之，群臣皆執不可。於是訪以拘留、放還、執送京師三策，群臣皆曰放還便。……戊寅，王夜見元使曰：‘予眼疾，見日則大劇，故以夜待之。’蓋畏朝廷知也。……乙酉，元使還，以苧布附獻。”元使此來所謂中興，當指洪武五年（1372年）春夏漠北之戰後北元之大好形勢，而這給高麗君臣以極大震動。經反複爭論，高麗終於決定結好北元，執藩邦禮。[7]其事雖盡量秘密，但元使公開出入境，明朝方麵豈能不知？洪武六年（1373年）四月，明猶以常禮接待高麗使者，[8]至十月態度忽變惡劣，應與此事有關。
然洪武五年明軍雖敗，尚能固守長城一線，且國力仍遠勝北元，高麗何以出此下策？觀元末情勢，高麗本為元之忠實屬國，其國王如上引“亦世祖之孫也”，元順帝皇後、太子愛猷識理達臘之母奇氏乃高麗人。[9]高麗軍曾助脫脫圍攻高郵，[10]與遼陽行省軍閥合擊紅軍，[11]與降元的張士誠、方國珍頻繁互使，[12]而與朱元璋勢力則直至洪武元年末才開始接觸。這種親元疏明背景使高麗在明兵臨大都城下時尚以加強西北邊防為務，[13]款明後與元仍有來往，至正二十九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正月遣使至上都。[14]《高麗史》卷四一載，恭湣王十八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三月“癸卯，元遣使進王為右丞相。甲寅，遣同知密直司事王重貴如元賀聖節。”卷四二載，十九年（洪武三年即1370年）九月“乙巳，元丞相擴廓帖木爾遣使來。”洪武二年初元順帝據開平，明蒙雙方尚未決戰，高麗尚未得到明方迴音，明使亦未達王京，其賀元聖節自可理解。洪武三年沈兒峪、應昌戰後，大局已定，而擴廓遣使來，高麗方麵就不再那麽積極，此後遂不見來往。但這並不能說明高麗國內親元勢力已銷聲匿跡，其僅懾於明之兵威而暫隱忍而已，明軍一旦遭遇大敗，其“群臣”即可如上引文述操縱外交政策轉向。而高麗南有為元牧馬之野的耽羅，海上倭寇猖獗，北與納哈出等隔江相望，其四臨強部，在明軍不利時結元自固，亦在情理之中。
以上雖粗視可通，但觀明、高麗間齟齬並非始於洪武六年。《高麗史》卷四三載，恭湣王二十一年（洪武五年即1372年）五月“癸亥，帝遣宦者前元院使延達麻失裏及孫內侍來錫王彩緞紗羅四十八匹。癸酉，孫內侍自縊於佛恩寺鬆樹。”明使本為遣送朱元璋視為隱患的陳理、明升等而來，竟自縊於高麗，事屬極不正常。朱元璋於年底揭露：“說病死了，自吊死了。說的差嗬。我問的明白了也，恁那國王著帶刀的人每窗下門外看守，行裏步裏關防的緊嗬。那火者說道：‘我是本國的人，怎的這般關防我？’說嗬，姓樸的宰相不容說，打了一頓，又與了毒藥，藥死，……屍首吊在樹下。”[15]後高麗方麵辯解說：“兩內侍既聯床而共眠，何以鳩殺？老院使與同舟而相惡，卒致禍延。”[16]然即便明使內訌，何至於自縊？殊不足信服。朱元璋接著說：“又駕船的軍人每跟的也交許多人關防。……一條船去嗬，許多軍馬接待。”朱在此前約八月份已有“又聽得恁國家疑惑大麽道”[17]之語，朱國禎記洪武三年明朝遣使祭高麗山川時，“繪地圖以還。……朝鮮見繪地圖，疑中國用兵，內懼，密為備。”[18]高麗之“疑惑”應即此事。19但這種憂慮絕不會導致鳩殺明使。當時，洪武五年五月明軍漠北敗報尚不可能傳到高麗，[20]則高麗對明朝態度轉變顯然在北元遣使乃至明軍戰敗之前就發生了。那為何高麗在明兵威趨於極盛時突然放棄友好關係呢？
自洪武四年初至洪武五年夏，遼東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降明，七月明派馬雲、葉旺由登萊北渡遼東。[21]明軍四年底駐遼東半島南部，五年初開始大舉北攻，占領遼陽指日可待，遼東成為北元納哈出部、登陸明軍與故元降眾、高麗三方鼎足之勢。[22]元時高麗人散布遼東，有安撫高麗總管府、沈州高麗總管府之設，[23]而元末明初割據遼陽以東的高家奴就是高麗人。[24]洪武三年底高麗攻克遼陽後宣稱：“遼沈元係本國舊界，……遼陽元是舊界。”[25]《高麗史》卷四三更說，恭湣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三月“己未，北元遼陽省平章劉益、王右丞等欲歸附大明，慮遷居民。以遼陽本我地，若我國請命，可免遷徙，遣使來告。”明軍到來無疑破壞了高麗與北元在遼東平分秋色之格局，對高麗本土構成潛在威脅。
高麗與明通款後，雖漸與北元朝廷斷交，但與納哈出的關係日見密切。恭湣王十八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正月辛醜，遼陽省納哈出及平章洪寶寶遣使來聘。”[26]此為元亡後納哈出通好高麗之始。年底與次年初、次年底納哈出又三次來使，[27]但恭湣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全年未見《高麗史》納哈出來使之記載，而《高麗史》卷四三載恭湣王二十一年（洪武五年即1372年）“正月甲戌，於山不花、納哈出、高家奴、古提豆、王曹丞等來侵泥城、江界等處。”於山不花排名在納哈出前，應即著名的也先不花，諸人分據開元、金山、老鴉山寨等處，[28]至此合兵攻高麗，似乎是洪武四年雙方關係破裂，乃有東北軍閥聯兵入侵之事。但洪武四年底明軍在遼東半島南部駐紮，即將北攻，納哈出等豈敢大敵當前之時猶橫挑強鄰？且高麗方麵本一直對其禮遇有加，納哈出隻會更積極地拉攏高麗，斷不敢絕交。
高麗自洪武二年起即向鴨綠江右岸地區進攻，但所攻掠者皆“東寧餘黨”之類，並未與納哈出等有直接衝突。再看高麗向明朝通報的恭湣王二十一年戰況：“正月，有東寧府餘黨胡拔都等，潛入波兒口子，殺守禦官金天奇等，虜掠人口以去。至二月又突入山羊會口子，守禦官張元呂等擊逐之。又於本月有僉院曹家兒、萬戶高鐵頭等引軍潛入陰童口子，守禦官金光富等又擊逐之。”[29]則知戰鬥規模甚小，上述諸大軍閥均未出現。元後期東寧府轄以今平壤為中心的大片地區，[30]由上述戰報同條述“竊詳東寧、遼陽未曾歸附朝廷，既是梗化之人”及洪武三年高麗大張旗鼓攻遼陽稱攻東寧可知，此時高麗所指，乃是鴨綠江西北、遼河以東地區即東寧府舊界，東寧府餘黨當指元亡後占據鴨綠江對岸者。關於高鐵頭，《遼東誌》載：“（洪武）八年，都指揮葉旺、馬雲破納哈出於蓋州城南，（陳）玉之功甚多，仍追其至豬兒峪，敗之，又克達軍高鐵頭山寨。”[31]在洪武八年末蓋州之戰中，納哈出部由蓋州向東敗退，明軍直追至鴨綠江，順便掃清了沿途蒙古軍據點。[32]由此可知高鐵頭確為千山山脈中即東寧府舊界處蒙軍偏部，其與胡拔都等皆應類此。此次戰鬥或為千山中故元殘部懾於明軍逼人之勢而東移，假也先不花、納哈出之威名騷擾高麗。但高麗雖稱諸大軍閥來侵，卻無相應增兵備禦之舉，則高麗顯知真相。其刻意造成高麗與東北故元主力發生正麵衝突之印象，欲示明軍以誠而已。高麗不怕由此激怒東北諸部，得無與納哈出等有默契甚至合作在內？總之，納哈出與高麗不可能在洪武四年突然斷交，其往來可能因明軍出現在遼東而轉入秘密，而關係應更加密切。
明軍登陸遼東後確實引起高麗的疑懼。恭湣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十一月，高麗即“諮中書省曰：‘於本年八月遣同知密直司事鄭思道駕海船赴京賀明年正，到喬桐島，船著淺穿漏，不得前去。又於本年九月更遣密直副使韓邦彥賀正，開船忽被風暴淹沒。小邦去京師隔海甚遠，天寒冰合，難以發船，恐違進賀之期。金、複等州涉海稍近，驛路可通，經由遼東，庶望及期。今遣韓邦彥前往遼東都司，赴京進賀，請聞奏施行。’”[33]明軍登陸遼東前，兩國往來使臣從未遇海難，而今金、複等地甫入明疆，高麗船便兩次失事，由此欲借路遼東入貢，豈非太過巧合？由王京入長江口所經南黃海海區冬季並不結冰，即便明初氣溫較現代偏低，或高麗入貢船乃沿岸航行，需經過更寒冷的北黃海，則如上引恭湣王十七年十一月高麗首次遣使赴明，當時遼東為元軍所據，其必由海路，哪有“天寒冰合”之障礙？時已十一月，“經由遼東”，則需先航行至“涉海稍近”的金、複等地（此又不怕天寒冰合），再涉渤海或遠行陸路，南行千餘裏方達京師，真迂遠之極，何可“庶望及期”？何況所提及八、九月兩次遣使事均不見於《高麗史》當時記載。如此則高麗托辭以觀遼東明軍虛實之圖，百辯難掩矣。總之，從高麗自明軍登陸遼東後加強於納哈出的合作，虛張戰況以塞明聽，又借故以觀明軍軍情等事看，明軍在遼東出現，促使高麗對明朝嚴加防範。洪武五年高麗態度突變，正當遼東明軍大舉北攻之始，此兩者實應有直接關係。
反觀明朝方麵，洪武五年（1372年）八月，朱元璋猶以隋煬帝自警，討好高麗。[34]蓋北方新敗，不欲再樹強敵。但年底朱元璋突然對高麗使臣大發雷霆，曆數高麗過失，除殺孫內侍、防範使團、疏於防倭、扣留明朝流民等外，反複痛責的是高麗來使多借通商之名以探聽軍情為務：“恁每使人遼東等處吳王相抬茶飯，……正意打細。恁將著千餘匹馬來販賣，又夾帶著納哈出的伴當，來看我軍營裏事。恁透與他消息，搶了我牛家莊馬頭十萬石糧，更折了三千軍馬。……又與徐總兵抬茶飯，不是真意，故意打聽北平府軍官事跡。……濟州馬匹，今日將來，明日將來，鬧了一年，將的四個馬來了。不知怎的做事。作買賣來的人每將不打緊布、席來，卻不將一個馬來販賣。”[35]吳王相即明軍在遼東的最高指揮官靖海侯吳禎。遼東等處應指明軍洪武五年五六月間占領的遼陽等地。牛家莊之戰在洪武五年十一月。[36]徐總兵應即徐達。[37]看來上年十一月高麗請行陸路後明方未拒絕，使團、商人紛至遼東。但高麗決不輕易輸出馬匹，為何又“將著千餘匹馬來販賣”？其數量太大，隻能由陸路運送，又不可能為民間貿易，則知其定為至遼東使臣所帶官方貿易團。其到達時間應在明占遼陽後即洪武五年秋，此時蒙軍殘部仍據千山，以千餘匹馬穿行北元控製區而安然無恙，顯見此番高麗與納哈出等合作，不惜血本，欲助其一臂之力。惟其乃官方貿易團，可隨使臣由遼陽南下渡海必經之牛家莊，則“納哈出的伴當”得以盡窺明軍內情。看來明軍占領遼陽，在遼東占盡優勢後，高麗與納哈出已幾近同盟。而明朝方麵除上述八月交好高麗外，十月尚因高麗使臣溺海，決定減少貢物數量與進貢次數。[38]而十二月算總帳，定因牛家莊之事已令明朝方麵不能忍受。牛家莊之戰中，納哈出遠襲明軍後方糧儲基地，打破明出兵遼西計劃，使明軍在遼東遭受空前打擊，實為遼東戰爭之轉折點。[39]明方既有此教訓，除翻臉痛斥外，還迅速斷絕與高麗的陸上往來。《高麗史》卷四四載，恭湣王二十二年（洪武六年即1373年）“二月庚寅，遣判書張子溫移諮定遼衛曰：‘前遣鄭庇赴京獻馬，稱到定遼城，有守門官不許入城，曰今奉聖旨，山東新附百姓生受，高麗使臣休這路上來。以此迴還。庇承差進獻，今聽在號之言，別無官信明文，未委虛實。如果聖旨，請錄全文迴視。’子溫至定遼，總兵官使謂曰：‘聖旨高麗使臣，止教海道朝京。今賚來諮文，畏聖旨不敢拆看。’由是子溫未得文據而還。”顯然，明朝方麵絕意甚堅。
朱元璋於洪武五年底的通牒中又說：“今後不要海裏來。我如今靜海，有如海裏來嗬，我不答應。”[40]但洪武六年（1373年）四月猶正常接待海路來使，[41]說明其仍想維持與高麗的一般關係。而十月主動斷交，從此態度一變而為蠻橫，唯一的解釋是，明朝得知高麗年初通元事後，決定作出強烈反應。
入貢遭拒次年即洪武七年（1374年）初，高麗由海路赴京上陳情、請路、請方物仍舊、謝璽書四表，並請頒火yao以抗倭。[42]明朝方麵對其辯解不予理睬，拒絕恢複貢物數量，拒絕陸路通貢，指摘其進貢禮儀之失，對其請火yao事迴答說：“交那裏掃得五十萬斛硝，將得十萬斛硫黃來，這裏著上那別色合用的藥修合與他去。那裏新造捕倭的船，教差能幹將官率駕將來我看。……此等之物，處處有之，彼方但不會修合耳。恁宰相每隻將這號令行將去。”[43]高麗所提要求雖過分，但朱元璋反索要天文數字的高麗本不出產的原料，又要把對方海軍調來檢閱，則一副潑皮口吻，顯然已無誠意。在此之前明已派人去高麗：“（恭湣王二十三年即1374年）夏四月戊申，帝遣禮部主事林密、孳牧大使蔡斌來。中書省諮曰：‘欽奉聖旨：已前征進沙漠，為因路途遙遠，馬匹多有損壞。如今大軍又征進。我想高麗國已先，元朝曾有馬二、三萬匹留在新羅牧養，孳生盡多。中書省差人將文書去，與高麗國王說得知道，教他將好馬揀選二千匹送來。’”[44]此顯然是無理要求，因高麗當時並不能控製耽羅，揀馬何從談起。洪武七年（1374年）初明軍已漸恢複元氣，正待再次出兵塞北，“如今大軍又征進”倒並非虛言。惟其年初索馬，四月索火yao原料及船艦，當為明擺脫戰略被動局麵後開始報複、欺淩高麗。
《高麗史》卷四四載，恭湣王二十三年（洪武七年即1374年）“秋七月乙亥，韓邦彥至濟州，……隻送馬三百匹。……八月乙酉，崔瑩領諸軍至耽羅，奮擊，大破之，遂斬賊魁三人，傳首於京。耽羅平。……九月甲子，林密、蔡斌等還京師，遣密直副使金義領馬三百匹送定遼衛，又遣同知密直司事張子溫謝通朝貢道路。……十一月，……大明使林密、蔡斌還至開州站，護送官金義殺斌及其子，執密，遂奔北元。”[45]表麵上看，高麗受命後索馬於耽羅，不得後興師占領耽羅，送馬至定遼都衛。似乎恭湣王決定答應明朝的無理條件，而國內親元勢力於九月發動政變，至使剛要恢複的明高麗關係再度惡化。實際上高麗早已有意進兵耽羅，早在洪武五年（1372年）四月即要求明同意其討耽羅。[46]《高麗史》載朱元璋迴答：“其速發兵以討。”[47]《明實錄》載，朱元璋嚴禁出兵：“耽羅雖有胡人部落，已聽命於高麗，又別無相誘之國，何疑忌之深也？――豈非因小隙而構大禍者乎？”[48]兩者正相反。明代人記朱元璋的迴複，或為“逃寇以朕命命之，傳檄可致，勿用兵。”[49]或為“逃寇可傳檄定，其罷兵。”[50]或全同《實錄》。[51]從高麗在洪武五、六年並未有所行動看，《高麗史》所載雖貌似原始生動，實不可信。至於其一舉吞並耽羅，則正是利用明朝來索馬遭拒這個機會使朱元璋的禁令失效，並非為明討馬而發。高麗本已得到三百匹馬，平耽羅後仍僅送三百匹給明，顯然不把兩千匹的要求放在眼裏。明本嚴禁高麗陸路入貢，今差人索馬，數目巨大，由後來林、蔡等行至開州站可知明定答應其由陸路入境。[52]高麗借機“謝通朝貢道路”，則這三百匹馬不過是高麗打開定遼城大門的籌碼而已。蔡斌遇害雖在恭湣王被弑後，但殺他之人就是恭湣王指派的護送官金義。則若恭湣王不死，盡睹高麗送馬內幕的林、蔡等能否到達遼陽，也實有疑問。要之，從高麗對索馬的應付態度看，恭湣王在位最後幾個月間仍奉行對明的防範、搪塞政策，九月的政變是加劇而非導致了明高麗關係的惡化。
總而言之，高麗以元之忠實藩國遽降明朝，其國內親元勢力尚強，南北臨敵，不得不在事明同時先交殘元，後結納哈出以自固。明軍登陸遼東後，高麗感到明軍侵入己方勢力範圍，對其本土構成威脅，乃積極赴遼東觀察明軍形勢並加強了與納哈出的合作。明軍洪武五年初在遼東開始北攻，高麗乃對明使團嚴加防範，兩國關係首次出現裂痕。明軍占領遼陽在遼東占據優勢後，高麗乃暗助納哈出摧毀了明軍的戰略基地。洪武五年明軍大敗於漠北，高麗乃對元稱藩。其後高麗堅持不與明正麵衝突，主動求好但絕不助明的政策，直至恭湣王被弑。明與高麗建立宗藩關係後一直與其正常往來，對於高麗的不友好舉動並無激烈反應。直到牛家莊之戰重創明軍，明乃拒絕與高麗陸上來往，並單方麵減少高麗入貢次數與貢品數量，但因大敗之餘而不肯完全翻臉。高麗重結北元後明拒絕其正常入貢，待國力漸漸恢複，對高麗采取了不冷靜的淩逼態度，間接導致了高麗政變後兩國關係的破裂。看來，明蒙間戰爭形勢演變，尤其是明與納哈出在遼東的攻守進退，直接影響著明、高麗間外交。明軍洪武五年的失敗和恢複，與在遼東的推進和挫折，導致了兩國關係的一步步惡化――
[1]《明太祖實錄》卷三七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條，《高麗史》卷四一《恭湣王世家》十七年十一月丁未條。按：高麗洪武三年始行《大明曆》，此僅略言。
[2]《高麗史》卷四一《恭湣王世家》十八年五月甲辰條。
[3]《高麗史》卷四二《恭湣王世家》十九年七月乙未條。
[4]《明史》卷三百二十《朝鮮傳》。
[5]宋濂《宋文憲公全集》卷一《贈高麗張尚書還國序》，《四部備要》本。
[6]《明太祖實錄》卷八五洪武六年十月辛巳條。
[7]苧布係高麗土產，見《大明一統誌》卷八九《朝鮮-土產》。後朝鮮以苧布貢明為常製，見萬曆《明會典》卷一零五《主客清吏司-朝貢一-東南夷上-朝鮮國》。此處獻苧布於北元，當為承認宗藩關係之意。
[8]《明太祖實錄》卷八一洪武六年四月癸巳條。
[9]《元史》卷一一四《後妃傳一》。
[10]《高麗史》卷三八《恭湣王世家》三年六月辛亥朔條，十一月丁亥條。
[11]權衡《庚申外史》卷下，《學海類編》本；《高麗史》卷四零《恭湣王世家》十一年正月甲子條，四月丙子朔條，八月庚戌條。
[12]例見《高麗史》卷三九《恭湣王世家》七年五月庚子條，七月甲辰條；卷四零十二年四月壬子條等。張、方與高麗通使皆十次以上。
[13]《高麗史》卷四一《恭湣王世家》十七年八月乙未條。
[14]劉佶《北巡私記》，《雲窗叢刻》本。
[15]《高麗史》卷四四《恭湣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條記洪武五年十二年二十日語。
[16]《高麗史》卷四四《恭湣王世家》二十二年十月乙酉條謝恩表。
[17]《高麗史》卷四三《恭湣王世家》二十一年九月壬戌條親諭。同條載使臣張子溫七月二十五日到京，隨即有親諭及手詔，應即七月底八月初事。
[18]朱國禎《皇明史概-大事記》卷十一《朝鮮》，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一版。
[19]張子溫四月自高麗出發，（見《高麗史》卷四三《恭湣王世家》二十一年四月壬寅條）七月底到京師，而明使臣五月方到高麗，八月初朱元璋會見張子溫時，明使臣應尚未歸國，所言“疑惑”應非使臣受辱之事。
[20]徐達敗報至京在五月，李文忠在六月，見《明太祖實錄》卷七三洪武五年五月壬子，卷七四六月甲辰條。
[21]《明太祖實錄》卷六一洪武四年二月壬午條、卷六七洪武四年七月辛亥朔條。
[22]關於明軍北渡後作戰情況，據拙文《明初定遼都衛與遼東衛新探》，待刊。
[23]《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九、一九四二三引《經世大典》。《元史》卷六三《地理誌六》則作“安撫高麗軍民總管府”與“沈陽等路軍民總管府”。
[24]《高麗史》卷一三零《辛傳》二年六月高家奴書信。
[25]《高麗史》卷四二《恭湣王世家》十九年十二月丁巳條。
[26]《高麗史》卷四一《恭湣王世家》十八年正月辛醜條。
[27]《高麗史》卷四一《恭湣王世家》十八年十一月戊午條，卷四二之十九年二月壬午條，十二月癸酉條。
[28]《明太祖實錄》卷六六洪武四年七月末條。
[29]《高麗史》卷四三《恭湣王世家》二十一年三月庚戌條。
[30]《元史》卷五九《地理誌二》。
[31]《遼東誌》卷五《官師誌》陳玉傳，《遼海叢書》本。
[32]《明太祖實錄》卷一零二洪武八年十二月末條。
[33]《高麗史》卷四三《恭湣王世家》二十年十一月乙亥條。時僅有定遼都衛，“都司”之語，定係潤改。
[34]《高麗史》卷四三《恭湣王世家》二十一年九月壬戌條親諭。同條載張子溫七月二十五日到京，隨即有親諭及手詔，應即七月底八月初事。
[35]《高麗史》卷四四《恭湣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條記洪武五年十二年二十日語。
[36]《明太祖實錄》卷七六洪武五年十一月壬申條。
[37]高麗使臣遠赴北平打探軍情，非為北元，當因明軍此時由遼西出兵遼東，北平府軍情仍為高麗切身之事。
[38]《明太祖實錄》卷七六洪武五年十月甲午條，《高麗史》卷四四《恭湣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條。
[39]據拙文《論明初遼東牛家莊之戰》，待刊。
[40]《高麗史》卷四四《恭湣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條記洪武五年十二年二十日語。
[41]《明太祖實錄》卷八一洪武六年四月癸巳條。
[42]《高麗史》卷四四《恭湣王世家》二十二年六月辛卯條，二十三年二月甲子條請路表。
[43]《高麗史》卷四四《恭湣王世家》二十三年六月壬子條。
[44]《高麗史》卷四四《恭湣王世家》二十三年四月戊申條。
[45]《明太祖實錄》卷九八洪武八年三月丁卯條：“高麗國遣宗薄事崔原來告哀……言其國有金義者，奉使貢馬，行至隻縣，遇朝使蔡斌、主事林寶周，遂殺斌而執寶周以還，罪當死。已誅義而籍其家。上疑其詐，命拘原。”《高麗史》所記應近實。
[46]《高麗史》卷四三《恭湣王世家》二十一年四月壬寅條。
[47]《高麗史》卷四三《恭湣王世家》二十一年九月壬戌條。
[48]《明太祖實錄》卷七五洪武五年七月庚午條。
[49]葉向高《四夷考》卷一《朝鮮考》，《寶顏堂秘笈續集》本。
[50]茅瑞征《皇明象胥錄》卷一，《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一集》本。
[51]如嚴從簡《殊域周諮錄》卷一，《中外交通史籍叢刊》本。
[52]由《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二六站字韻引《析津誌》載沈州（今沈陽）至洞仙的沿路驛站知，開州站位於東京（今遼陽）東南四百裏，即今遼寧鳳城。其自古以來即是遼陽至朝鮮半島的必經之處。
有讀者問及明初遼東問題，認為高麗人早就稱臣，為什麽《明》中還有遼東戰爭。雖然本書為架空，但當時明朝和高麗關係，卻非酒徒杜撰。網上有一篇文章講得比較清楚，現轉載如下。
恭湣王後期明、高麗關係與明、蒙戰局
李新峰
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明軍攻克大都，明與高麗即分別主動遣使聘問。[1]高麗恭湣王十八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五月，高麗對明稱臣，[2]十九年（洪武三年即1370年）始行洪武年號，[3]從此“遣使朝賀，歲以為常”。[4]明朝“於海東之使，禮遇尤厚……高麗乃箕子胥餘之邦，上有常尊，下有等衰，實存先生之遺風焉。正當以中夏視之，未可以外國例言之也。”。[5]但洪武六年（1373年）十月明朝方麵卻以高麗使臣以私馬充貢為由拒絕受貢，[6]從此開始對高麗百般苛責，或因進貢路線不合要求，或因表文規製有誤，或因貢品數量不足，或因高麗國內政變後王位未得明承認等等，拒絕高麗正常朝貢，直到洪武後期李朝建立後兩國關係才漸趨正常，其與以後二百年間友好互助恰成對照。高麗為東方大國，兩國關係之重要性盡人皆知，當時明與琉球、暹羅、安南等均通好唯恐不及，何獨對最重要的藩邦卻吹毛求疵？其托辭種種，均不能盡釋人懷。本文擬從明蒙戰爭形勢演變對明高麗關係的影響入手，辨析高麗恭湣王在位後期（恭湣王十七年至二十三年，即洪武元年至七年，1368至1374年）明高麗關係由密切到疏遠至惡化這一過程。
洪武五年明軍铩羽漠北，從此由一味進攻轉向尺進寸取，是為明蒙戰爭轉折點。《高麗史》卷四四載，恭湣王二十二年（洪武六年即1373年）二月“乙亥，北元遣使波都帖木爾及於山不花來詔曰：‘頃因兵亂，播遷於北。今以廓擴帖木爾為相，幾於中興。王亦世祖之孫也，宜助力，複正天下。’初，二人入境，王欲遣人殺之，群臣皆執不可。於是訪以拘留、放還、執送京師三策，群臣皆曰放還便。……戊寅，王夜見元使曰：‘予眼疾，見日則大劇，故以夜待之。’蓋畏朝廷知也。……乙酉，元使還，以苧布附獻。”元使此來所謂中興，當指洪武五年（1372年）春夏漠北之戰後北元之大好形勢，而這給高麗君臣以極大震動。經反複爭論，高麗終於決定結好北元，執藩邦禮。[7]其事雖盡量秘密，但元使公開出入境，明朝方麵豈能不知？洪武六年（1373年）四月，明猶以常禮接待高麗使者，[8]至十月態度忽變惡劣，應與此事有關。
然洪武五年明軍雖敗，尚能固守長城一線，且國力仍遠勝北元，高麗何以出此下策？觀元末情勢，高麗本為元之忠實屬國，其國王如上引“亦世祖之孫也”，元順帝皇後、太子愛猷識理達臘之母奇氏乃高麗人。[9]高麗軍曾助脫脫圍攻高郵，[10]與遼陽行省軍閥合擊紅軍，[11]與降元的張士誠、方國珍頻繁互使，[12]而與朱元璋勢力則直至洪武元年末才開始接觸。這種親元疏明背景使高麗在明兵臨大都城下時尚以加強西北邊防為務，[13]款明後與元仍有來往，至正二十九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正月遣使至上都。[14]《高麗史》卷四一載，恭湣王十八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三月“癸卯，元遣使進王為右丞相。甲寅，遣同知密直司事王重貴如元賀聖節。”卷四二載，十九年（洪武三年即1370年）九月“乙巳，元丞相擴廓帖木爾遣使來。”洪武二年初元順帝據開平，明蒙雙方尚未決戰，高麗尚未得到明方迴音，明使亦未達王京，其賀元聖節自可理解。洪武三年沈兒峪、應昌戰後，大局已定，而擴廓遣使來，高麗方麵就不再那麽積極，此後遂不見來往。但這並不能說明高麗國內親元勢力已銷聲匿跡，其僅懾於明之兵威而暫隱忍而已，明軍一旦遭遇大敗，其“群臣”即可如上引文述操縱外交政策轉向。而高麗南有為元牧馬之野的耽羅，海上倭寇猖獗，北與納哈出等隔江相望，其四臨強部，在明軍不利時結元自固，亦在情理之中。
以上雖粗視可通，但觀明、高麗間齟齬並非始於洪武六年。《高麗史》卷四三載，恭湣王二十一年（洪武五年即1372年）五月“癸亥，帝遣宦者前元院使延達麻失裏及孫內侍來錫王彩緞紗羅四十八匹。癸酉，孫內侍自縊於佛恩寺鬆樹。”明使本為遣送朱元璋視為隱患的陳理、明升等而來，竟自縊於高麗，事屬極不正常。朱元璋於年底揭露：“說病死了，自吊死了。說的差嗬。我問的明白了也，恁那國王著帶刀的人每窗下門外看守，行裏步裏關防的緊嗬。那火者說道：‘我是本國的人，怎的這般關防我？’說嗬，姓樸的宰相不容說，打了一頓，又與了毒藥，藥死，……屍首吊在樹下。”[15]後高麗方麵辯解說：“兩內侍既聯床而共眠，何以鳩殺？老院使與同舟而相惡，卒致禍延。”[16]然即便明使內訌，何至於自縊？殊不足信服。朱元璋接著說：“又駕船的軍人每跟的也交許多人關防。……一條船去嗬，許多軍馬接待。”朱在此前約八月份已有“又聽得恁國家疑惑大麽道”[17]之語，朱國禎記洪武三年明朝遣使祭高麗山川時，“繪地圖以還。……朝鮮見繪地圖，疑中國用兵，內懼，密為備。”[18]高麗之“疑惑”應即此事。19但這種憂慮絕不會導致鳩殺明使。當時，洪武五年五月明軍漠北敗報尚不可能傳到高麗，[20]則高麗對明朝態度轉變顯然在北元遣使乃至明軍戰敗之前就發生了。那為何高麗在明兵威趨於極盛時突然放棄友好關係呢？
自洪武四年初至洪武五年夏，遼東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降明，七月明派馬雲、葉旺由登萊北渡遼東。[21]明軍四年底駐遼東半島南部，五年初開始大舉北攻，占領遼陽指日可待，遼東成為北元納哈出部、登陸明軍與故元降眾、高麗三方鼎足之勢。[22]元時高麗人散布遼東，有安撫高麗總管府、沈州高麗總管府之設，[23]而元末明初割據遼陽以東的高家奴就是高麗人。[24]洪武三年底高麗攻克遼陽後宣稱：“遼沈元係本國舊界，……遼陽元是舊界。”[25]《高麗史》卷四三更說，恭湣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三月“己未，北元遼陽省平章劉益、王右丞等欲歸附大明，慮遷居民。以遼陽本我地，若我國請命，可免遷徙，遣使來告。”明軍到來無疑破壞了高麗與北元在遼東平分秋色之格局，對高麗本土構成潛在威脅。
高麗與明通款後，雖漸與北元朝廷斷交，但與納哈出的關係日見密切。恭湣王十八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正月辛醜，遼陽省納哈出及平章洪寶寶遣使來聘。”[26]此為元亡後納哈出通好高麗之始。年底與次年初、次年底納哈出又三次來使，[27]但恭湣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全年未見《高麗史》納哈出來使之記載，而《高麗史》卷四三載恭湣王二十一年（洪武五年即1372年）“正月甲戌，於山不花、納哈出、高家奴、古提豆、王曹丞等來侵泥城、江界等處。”於山不花排名在納哈出前，應即著名的也先不花，諸人分據開元、金山、老鴉山寨等處，[28]至此合兵攻高麗，似乎是洪武四年雙方關係破裂，乃有東北軍閥聯兵入侵之事。但洪武四年底明軍在遼東半島南部駐紮，即將北攻，納哈出等豈敢大敵當前之時猶橫挑強鄰？且高麗方麵本一直對其禮遇有加，納哈出隻會更積極地拉攏高麗，斷不敢絕交。
高麗自洪武二年起即向鴨綠江右岸地區進攻，但所攻掠者皆“東寧餘黨”之類，並未與納哈出等有直接衝突。再看高麗向明朝通報的恭湣王二十一年戰況：“正月，有東寧府餘黨胡拔都等，潛入波兒口子，殺守禦官金天奇等，虜掠人口以去。至二月又突入山羊會口子，守禦官張元呂等擊逐之。又於本月有僉院曹家兒、萬戶高鐵頭等引軍潛入陰童口子，守禦官金光富等又擊逐之。”[29]則知戰鬥規模甚小，上述諸大軍閥均未出現。元後期東寧府轄以今平壤為中心的大片地區，[30]由上述戰報同條述“竊詳東寧、遼陽未曾歸附朝廷，既是梗化之人”及洪武三年高麗大張旗鼓攻遼陽稱攻東寧可知，此時高麗所指，乃是鴨綠江西北、遼河以東地區即東寧府舊界，東寧府餘黨當指元亡後占據鴨綠江對岸者。關於高鐵頭，《遼東誌》載：“（洪武）八年，都指揮葉旺、馬雲破納哈出於蓋州城南，（陳）玉之功甚多，仍追其至豬兒峪，敗之，又克達軍高鐵頭山寨。”[31]在洪武八年末蓋州之戰中，納哈出部由蓋州向東敗退，明軍直追至鴨綠江，順便掃清了沿途蒙古軍據點。[32]由此可知高鐵頭確為千山山脈中即東寧府舊界處蒙軍偏部，其與胡拔都等皆應類此。此次戰鬥或為千山中故元殘部懾於明軍逼人之勢而東移，假也先不花、納哈出之威名騷擾高麗。但高麗雖稱諸大軍閥來侵，卻無相應增兵備禦之舉，則高麗顯知真相。其刻意造成高麗與東北故元主力發生正麵衝突之印象，欲示明軍以誠而已。高麗不怕由此激怒東北諸部，得無與納哈出等有默契甚至合作在內？總之，納哈出與高麗不可能在洪武四年突然斷交，其往來可能因明軍出現在遼東而轉入秘密，而關係應更加密切。
明軍登陸遼東後確實引起高麗的疑懼。恭湣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十一月，高麗即“諮中書省曰：‘於本年八月遣同知密直司事鄭思道駕海船赴京賀明年正，到喬桐島，船著淺穿漏，不得前去。又於本年九月更遣密直副使韓邦彥賀正，開船忽被風暴淹沒。小邦去京師隔海甚遠，天寒冰合，難以發船，恐違進賀之期。金、複等州涉海稍近，驛路可通，經由遼東，庶望及期。今遣韓邦彥前往遼東都司，赴京進賀，請聞奏施行。’”[33]明軍登陸遼東前，兩國往來使臣從未遇海難，而今金、複等地甫入明疆，高麗船便兩次失事，由此欲借路遼東入貢，豈非太過巧合？由王京入長江口所經南黃海海區冬季並不結冰，即便明初氣溫較現代偏低，或高麗入貢船乃沿岸航行，需經過更寒冷的北黃海，則如上引恭湣王十七年十一月高麗首次遣使赴明，當時遼東為元軍所據，其必由海路，哪有“天寒冰合”之障礙？時已十一月，“經由遼東”，則需先航行至“涉海稍近”的金、複等地（此又不怕天寒冰合），再涉渤海或遠行陸路，南行千餘裏方達京師，真迂遠之極，何可“庶望及期”？何況所提及八、九月兩次遣使事均不見於《高麗史》當時記載。如此則高麗托辭以觀遼東明軍虛實之圖，百辯難掩矣。總之，從高麗自明軍登陸遼東後加強於納哈出的合作，虛張戰況以塞明聽，又借故以觀明軍軍情等事看，明軍在遼東出現，促使高麗對明朝嚴加防範。洪武五年高麗態度突變，正當遼東明軍大舉北攻之始，此兩者實應有直接關係。
反觀明朝方麵，洪武五年（1372年）八月，朱元璋猶以隋煬帝自警，討好高麗。[34]蓋北方新敗，不欲再樹強敵。但年底朱元璋突然對高麗使臣大發雷霆，曆數高麗過失，除殺孫內侍、防範使團、疏於防倭、扣留明朝流民等外，反複痛責的是高麗來使多借通商之名以探聽軍情為務：“恁每使人遼東等處吳王相抬茶飯，……正意打細。恁將著千餘匹馬來販賣，又夾帶著納哈出的伴當，來看我軍營裏事。恁透與他消息，搶了我牛家莊馬頭十萬石糧，更折了三千軍馬。……又與徐總兵抬茶飯，不是真意，故意打聽北平府軍官事跡。……濟州馬匹，今日將來，明日將來，鬧了一年，將的四個馬來了。不知怎的做事。作買賣來的人每將不打緊布、席來，卻不將一個馬來販賣。”[35]吳王相即明軍在遼東的最高指揮官靖海侯吳禎。遼東等處應指明軍洪武五年五六月間占領的遼陽等地。牛家莊之戰在洪武五年十一月。[36]徐總兵應即徐達。[37]看來上年十一月高麗請行陸路後明方未拒絕，使團、商人紛至遼東。但高麗決不輕易輸出馬匹，為何又“將著千餘匹馬來販賣”？其數量太大，隻能由陸路運送，又不可能為民間貿易，則知其定為至遼東使臣所帶官方貿易團。其到達時間應在明占遼陽後即洪武五年秋，此時蒙軍殘部仍據千山，以千餘匹馬穿行北元控製區而安然無恙，顯見此番高麗與納哈出等合作，不惜血本，欲助其一臂之力。惟其乃官方貿易團，可隨使臣由遼陽南下渡海必經之牛家莊，則“納哈出的伴當”得以盡窺明軍內情。看來明軍占領遼陽，在遼東占盡優勢後，高麗與納哈出已幾近同盟。而明朝方麵除上述八月交好高麗外，十月尚因高麗使臣溺海，決定減少貢物數量與進貢次數。[38]而十二月算總帳，定因牛家莊之事已令明朝方麵不能忍受。牛家莊之戰中，納哈出遠襲明軍後方糧儲基地，打破明出兵遼西計劃，使明軍在遼東遭受空前打擊，實為遼東戰爭之轉折點。[39]明方既有此教訓，除翻臉痛斥外，還迅速斷絕與高麗的陸上往來。《高麗史》卷四四載，恭湣王二十二年（洪武六年即1373年）“二月庚寅，遣判書張子溫移諮定遼衛曰：‘前遣鄭庇赴京獻馬，稱到定遼城，有守門官不許入城，曰今奉聖旨，山東新附百姓生受，高麗使臣休這路上來。以此迴還。庇承差進獻，今聽在號之言，別無官信明文，未委虛實。如果聖旨，請錄全文迴視。’子溫至定遼，總兵官使謂曰：‘聖旨高麗使臣，止教海道朝京。今賚來諮文，畏聖旨不敢拆看。’由是子溫未得文據而還。”顯然，明朝方麵絕意甚堅。
朱元璋於洪武五年底的通牒中又說：“今後不要海裏來。我如今靜海，有如海裏來嗬，我不答應。”[40]但洪武六年（1373年）四月猶正常接待海路來使，[41]說明其仍想維持與高麗的一般關係。而十月主動斷交，從此態度一變而為蠻橫，唯一的解釋是，明朝得知高麗年初通元事後，決定作出強烈反應。
入貢遭拒次年即洪武七年（1374年）初，高麗由海路赴京上陳情、請路、請方物仍舊、謝璽書四表，並請頒火yao以抗倭。[42]明朝方麵對其辯解不予理睬，拒絕恢複貢物數量，拒絕陸路通貢，指摘其進貢禮儀之失，對其請火yao事迴答說：“交那裏掃得五十萬斛硝，將得十萬斛硫黃來，這裏著上那別色合用的藥修合與他去。那裏新造捕倭的船，教差能幹將官率駕將來我看。……此等之物，處處有之，彼方但不會修合耳。恁宰相每隻將這號令行將去。”[43]高麗所提要求雖過分，但朱元璋反索要天文數字的高麗本不出產的原料，又要把對方海軍調來檢閱，則一副潑皮口吻，顯然已無誠意。在此之前明已派人去高麗：“（恭湣王二十三年即1374年）夏四月戊申，帝遣禮部主事林密、孳牧大使蔡斌來。中書省諮曰：‘欽奉聖旨：已前征進沙漠，為因路途遙遠，馬匹多有損壞。如今大軍又征進。我想高麗國已先，元朝曾有馬二、三萬匹留在新羅牧養，孳生盡多。中書省差人將文書去，與高麗國王說得知道，教他將好馬揀選二千匹送來。’”[44]此顯然是無理要求，因高麗當時並不能控製耽羅，揀馬何從談起。洪武七年（1374年）初明軍已漸恢複元氣，正待再次出兵塞北，“如今大軍又征進”倒並非虛言。惟其年初索馬，四月索火yao原料及船艦，當為明擺脫戰略被動局麵後開始報複、欺淩高麗。
《高麗史》卷四四載，恭湣王二十三年（洪武七年即1374年）“秋七月乙亥，韓邦彥至濟州，……隻送馬三百匹。……八月乙酉，崔瑩領諸軍至耽羅，奮擊，大破之，遂斬賊魁三人，傳首於京。耽羅平。……九月甲子，林密、蔡斌等還京師，遣密直副使金義領馬三百匹送定遼衛，又遣同知密直司事張子溫謝通朝貢道路。……十一月，……大明使林密、蔡斌還至開州站，護送官金義殺斌及其子，執密，遂奔北元。”[45]表麵上看，高麗受命後索馬於耽羅，不得後興師占領耽羅，送馬至定遼都衛。似乎恭湣王決定答應明朝的無理條件，而國內親元勢力於九月發動政變，至使剛要恢複的明高麗關係再度惡化。實際上高麗早已有意進兵耽羅，早在洪武五年（1372年）四月即要求明同意其討耽羅。[46]《高麗史》載朱元璋迴答：“其速發兵以討。”[47]《明實錄》載，朱元璋嚴禁出兵：“耽羅雖有胡人部落，已聽命於高麗，又別無相誘之國，何疑忌之深也？――豈非因小隙而構大禍者乎？”[48]兩者正相反。明代人記朱元璋的迴複，或為“逃寇以朕命命之，傳檄可致，勿用兵。”[49]或為“逃寇可傳檄定，其罷兵。”[50]或全同《實錄》。[51]從高麗在洪武五、六年並未有所行動看，《高麗史》所載雖貌似原始生動，實不可信。至於其一舉吞並耽羅，則正是利用明朝來索馬遭拒這個機會使朱元璋的禁令失效，並非為明討馬而發。高麗本已得到三百匹馬，平耽羅後仍僅送三百匹給明，顯然不把兩千匹的要求放在眼裏。明本嚴禁高麗陸路入貢，今差人索馬，數目巨大，由後來林、蔡等行至開州站可知明定答應其由陸路入境。[52]高麗借機“謝通朝貢道路”，則這三百匹馬不過是高麗打開定遼城大門的籌碼而已。蔡斌遇害雖在恭湣王被弑後，但殺他之人就是恭湣王指派的護送官金義。則若恭湣王不死，盡睹高麗送馬內幕的林、蔡等能否到達遼陽，也實有疑問。要之，從高麗對索馬的應付態度看，恭湣王在位最後幾個月間仍奉行對明的防範、搪塞政策，九月的政變是加劇而非導致了明高麗關係的惡化。
總而言之，高麗以元之忠實藩國遽降明朝，其國內親元勢力尚強，南北臨敵，不得不在事明同時先交殘元，後結納哈出以自固。明軍登陸遼東後，高麗感到明軍侵入己方勢力範圍，對其本土構成威脅，乃積極赴遼東觀察明軍形勢並加強了與納哈出的合作。明軍洪武五年初在遼東開始北攻，高麗乃對明使團嚴加防範，兩國關係首次出現裂痕。明軍占領遼陽在遼東占據優勢後，高麗乃暗助納哈出摧毀了明軍的戰略基地。洪武五年明軍大敗於漠北，高麗乃對元稱藩。其後高麗堅持不與明正麵衝突，主動求好但絕不助明的政策，直至恭湣王被弑。明與高麗建立宗藩關係後一直與其正常往來，對於高麗的不友好舉動並無激烈反應。直到牛家莊之戰重創明軍，明乃拒絕與高麗陸上來往，並單方麵減少高麗入貢次數與貢品數量，但因大敗之餘而不肯完全翻臉。高麗重結北元後明拒絕其正常入貢，待國力漸漸恢複，對高麗采取了不冷靜的淩逼態度，間接導致了高麗政變後兩國關係的破裂。看來，明蒙間戰爭形勢演變，尤其是明與納哈出在遼東的攻守進退，直接影響著明、高麗間外交。明軍洪武五年的失敗和恢複，與在遼東的推進和挫折，導致了兩國關係的一步步惡化――
[1]《明太祖實錄》卷三七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條，《高麗史》卷四一《恭湣王世家》十七年十一月丁未條。按：高麗洪武三年始行《大明曆》，此僅略言。
[2]《高麗史》卷四一《恭湣王世家》十八年五月甲辰條。
[3]《高麗史》卷四二《恭湣王世家》十九年七月乙未條。
[4]《明史》卷三百二十《朝鮮傳》。
[5]宋濂《宋文憲公全集》卷一《贈高麗張尚書還國序》，《四部備要》本。
[6]《明太祖實錄》卷八五洪武六年十月辛巳條。
[7]苧布係高麗土產，見《大明一統誌》卷八九《朝鮮-土產》。後朝鮮以苧布貢明為常製，見萬曆《明會典》卷一零五《主客清吏司-朝貢一-東南夷上-朝鮮國》。此處獻苧布於北元，當為承認宗藩關係之意。
[8]《明太祖實錄》卷八一洪武六年四月癸巳條。
[9]《元史》卷一一四《後妃傳一》。
[10]《高麗史》卷三八《恭湣王世家》三年六月辛亥朔條，十一月丁亥條。
[11]權衡《庚申外史》卷下，《學海類編》本；《高麗史》卷四零《恭湣王世家》十一年正月甲子條，四月丙子朔條，八月庚戌條。
[12]例見《高麗史》卷三九《恭湣王世家》七年五月庚子條，七月甲辰條；卷四零十二年四月壬子條等。張、方與高麗通使皆十次以上。
[13]《高麗史》卷四一《恭湣王世家》十七年八月乙未條。
[14]劉佶《北巡私記》，《雲窗叢刻》本。
[15]《高麗史》卷四四《恭湣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條記洪武五年十二年二十日語。
[16]《高麗史》卷四四《恭湣王世家》二十二年十月乙酉條謝恩表。
[17]《高麗史》卷四三《恭湣王世家》二十一年九月壬戌條親諭。同條載使臣張子溫七月二十五日到京，隨即有親諭及手詔，應即七月底八月初事。
[18]朱國禎《皇明史概-大事記》卷十一《朝鮮》，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一版。
[19]張子溫四月自高麗出發，（見《高麗史》卷四三《恭湣王世家》二十一年四月壬寅條）七月底到京師，而明使臣五月方到高麗，八月初朱元璋會見張子溫時，明使臣應尚未歸國，所言“疑惑”應非使臣受辱之事。
[20]徐達敗報至京在五月，李文忠在六月，見《明太祖實錄》卷七三洪武五年五月壬子，卷七四六月甲辰條。
[21]《明太祖實錄》卷六一洪武四年二月壬午條、卷六七洪武四年七月辛亥朔條。
[22]關於明軍北渡後作戰情況，據拙文《明初定遼都衛與遼東衛新探》，待刊。
[23]《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九、一九四二三引《經世大典》。《元史》卷六三《地理誌六》則作“安撫高麗軍民總管府”與“沈陽等路軍民總管府”。
[24]《高麗史》卷一三零《辛傳》二年六月高家奴書信。
[25]《高麗史》卷四二《恭湣王世家》十九年十二月丁巳條。
[26]《高麗史》卷四一《恭湣王世家》十八年正月辛醜條。
[27]《高麗史》卷四一《恭湣王世家》十八年十一月戊午條，卷四二之十九年二月壬午條，十二月癸酉條。
[28]《明太祖實錄》卷六六洪武四年七月末條。
[29]《高麗史》卷四三《恭湣王世家》二十一年三月庚戌條。
[30]《元史》卷五九《地理誌二》。
[31]《遼東誌》卷五《官師誌》陳玉傳，《遼海叢書》本。
[32]《明太祖實錄》卷一零二洪武八年十二月末條。
[33]《高麗史》卷四三《恭湣王世家》二十年十一月乙亥條。時僅有定遼都衛，“都司”之語，定係潤改。
[34]《高麗史》卷四三《恭湣王世家》二十一年九月壬戌條親諭。同條載張子溫七月二十五日到京，隨即有親諭及手詔，應即七月底八月初事。
[35]《高麗史》卷四四《恭湣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條記洪武五年十二年二十日語。
[36]《明太祖實錄》卷七六洪武五年十一月壬申條。
[37]高麗使臣遠赴北平打探軍情，非為北元，當因明軍此時由遼西出兵遼東，北平府軍情仍為高麗切身之事。
[38]《明太祖實錄》卷七六洪武五年十月甲午條，《高麗史》卷四四《恭湣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條。
[39]據拙文《論明初遼東牛家莊之戰》，待刊。
[40]《高麗史》卷四四《恭湣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條記洪武五年十二年二十日語。
[41]《明太祖實錄》卷八一洪武六年四月癸巳條。
[42]《高麗史》卷四四《恭湣王世家》二十二年六月辛卯條，二十三年二月甲子條請路表。
[43]《高麗史》卷四四《恭湣王世家》二十三年六月壬子條。
[44]《高麗史》卷四四《恭湣王世家》二十三年四月戊申條。
[45]《明太祖實錄》卷九八洪武八年三月丁卯條：“高麗國遣宗薄事崔原來告哀……言其國有金義者，奉使貢馬，行至隻縣，遇朝使蔡斌、主事林寶周，遂殺斌而執寶周以還，罪當死。已誅義而籍其家。上疑其詐，命拘原。”《高麗史》所記應近實。
[46]《高麗史》卷四三《恭湣王世家》二十一年四月壬寅條。
[47]《高麗史》卷四三《恭湣王世家》二十一年九月壬戌條。
[48]《明太祖實錄》卷七五洪武五年七月庚午條。
[49]葉向高《四夷考》卷一《朝鮮考》，《寶顏堂秘笈續集》本。
[50]茅瑞征《皇明象胥錄》卷一，《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一集》本。
[51]如嚴從簡《殊域周諮錄》卷一，《中外交通史籍叢刊》本。
[52]由《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二六站字韻引《析津誌》載沈州（今沈陽）至洞仙的沿路驛站知，開州站位於東京（今遼陽）東南四百裏，即今遼寧鳳城。其自古以來即是遼陽至朝鮮半島的必經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