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少年時所經曆的這些政治陰謀和他長年的與世隔絕而又親情寡淡的深宮生活無疑是一條條噬心的小蛇，它們撕咬著崇禎，並使崇禎在這種命運的無常與超乎尋常的冷漠中，漸漸養成了他一生中典型的人格分裂式的雙重性格：一方麵，他身為位尊爵重的親王，自可以唿奴喚仆，形成了他性格中嚴急而刻薄、既對手下人薄情寡義而又自以為是的一麵；另一方麵，從小的孤獨寂寞和難於主宰自己命運的無奈處境又讓他敏感、多疑，從而因內心深處的過分軟弱和自戀造成極度的自尊，一意孤行而完全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後來，他在重大關頭常常首鼠兩端，既怨天尤人又懷疑自我，最後則是毫無主見地把一切交給命運安排。這種性格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也將是災難性的，何況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帝王呢？
崇禎和他的祖父萬曆一樣，生性吝嗇，他小時候用仿影的方式練字，如果紙張較大而範本的字較小的話，他一定會先將紙的一邊對齊範本，寫完後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寫滿，以免浪費。盡管身為帝王，他無法隨意出入於民間，但為了節約起見，他卻常派人到宮外去從民間采買物品，然後仔細地詢問價格。
這種平民生活方式當然也可看作是節儉和樸素，甚至可以如同我們在歌頌某位大人物隻吃紅燒肉時那樣，把它看作是崇禎皇帝美德的象征，尤其是在奢侈成風的帝王族裏，這種節儉大約隻有那位嗜好穿補丁衣服的鹹豐皇帝差可比擬。但令人沮喪的是，就像鹹豐皇帝常常從某位大臣穿的是否是補丁衣服這一些微細節上來斷定他是否清廉稱職，是否予以提拔，從而導致北京城裏出現了舊官服比新官服更貴的荒唐結果一樣，崇禎這種近乎於守財奴式的節儉，對於他的中興，也是致命的一擊。或者說，這種節儉有如一劑慢性毒藥，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浸入了崇禎和整個大明帝國的血脈中，並最終引發了一場災難性和毀滅性的不治之症。
1645年二月十二日，這時的“流賊”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農民政權，他的百萬大軍懷著必得天下之誌從西安出發，此後又從軍事要地宣府、大同進逼北京，並相繼攻陷了平陽和太原，大明帝國的心髒北京城已指日可下，大明的局勢可以說已到了火燒眉毛的窘狀。無計可施的崇禎特地召見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和戶部、兵部的官員們，討論放棄寧遠，調吳三桂軍隊緊急入衛北京。但吳襄卻提出，如果讓吳三桂進衛北京，大約需要100萬兩銀子的軍需。100萬銀子在畢生儉樸的崇禎眼裏，是一筆龐大得令他肉痛的數字。他不能忍受一下子付出這麽多的銀子，為此，崇禎隻得放棄了這一原本還算不錯的計劃，然後坐困城中。
為了堅守京師，籌餉是一個大事。從召見吳襄之後，崇禎就多次向戶部提出要解決這一問題，但此時的大明王朝已是油盡燈滅，國庫裏的存儲竟然僅有區區40萬兩。戶部的官員麵對崇禎嚴峻的責罵也仍然無計可施，而與此同時，崇禎個人的財產卻豐厚無比。為此，大臣們反複上疏懇請，希望崇禎能拿出屬於他個人的內帑以充軍餉。但這無疑像是要崇禎的命，他向大臣哭窮說“內帑業已用盡。”左都禦史李邦華大概著急了，也顧不得是否當眾頂撞聖上了，他說社稷已危，皇上還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嗎？皮之不存，毛將附焉？話已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崇禎卻顧左右而言它，始終不肯拿出一分一厘來保衛他的江山。到了李自成攻占北京，從他的宮內搜出的白銀即多達3700多萬兩，黃金和其他珠寶還不在其中。為了節省100萬而丟掉了3700萬，乃至整個無法估價的萬裏江山，這本是一筆再簡單不過的帳，但自幼聰明好學的崇禎皇帝卻到死也沒有算清楚。
國庫中沒有錢，皇帝有錢卻不想出，想再殺雞取卵或是竭澤而魚地從百姓頭上搜刮也已既沒有充足的時間，且沒有充足的地盤了。這時，崇禎皇帝萬般無奈，隻得要求文武百官無償捐助，但天下最富的皇帝對拿錢來保自己的家天下都不樂意，又有幾個官員肯拿出他們手裏的錢呢？崇禎無奈，隻得密令他的嶽父周奎，要求他捐10萬兩，以便起個表率作用。老丈人周奎年歲雖大了些，可對自己的口袋一點也不含糊，你皇上都不出錢，哪裏又該我們這些當臣子的出呢？隻是這話他敢說出來，而是一個勁地哭窮，聲稱即使勒緊褲帶也隻能捐1萬兩。崇禎認為1萬兩委實太少了些，你至少得2萬才夠意思吧。周奎不敢再討價還價，卻暗地裏進宮去向女兒求援，於是周皇後背著崇禎給了他5千兩，可就是這本身出自崇禎內帑的5千兩銀子，周奎也隻捐了3千兩，餘下的2千兩反成了他的外快。其他後台不如周奎那麽硬的大臣們，盡管個個富可敵國，卻紛紛裝窮，甚至在自家的大門上貼上“此房急售”的字樣，表示他們家裏已窮得隻能賣房子過日子了。自天子到大臣的集體哭窮，這大約是大明王朝上演的最後一幕鬧劇。鬧劇的導演自然是天子崇禎。
崇禎初年，為了節省帝國開支，他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驛站，因為他認為驛站的存在，既使來往的官員揩了國家的油，同時還得養大量的驛卒。裁撤的結果是導致大批因失業而無法生存的驛卒紛紛加入了農民起義的行列，在這些默默無聞的驛卒中，有一個就是後來聞名天下的李自成。而崇禎裁撤驛站，據統計，所節約的開支僅僅為30萬兩銀子，大約相當於皇宮一個月的支出。
其實，崇禎的“節儉”美德不僅是在帝國將亡之時才雪上加霜，從他即位之初到帝國滅亡－－也就是他坐在龍椅上的十七年裏，他的節儉品德一直像一把無形的劍，將他的帝國砍得鮮血淋漓－－他和他的大臣們始終無法建立正常的感情和正常的關係，很大程度上便和這有關。
眾所周知，明朝官員薪水之低是曆朝罕見的，一個知縣的月薪是7.5石，約折價10兩銀子左右，即使是正二品的尚書，也隻不過區區61石，還不到100兩銀子，但一個官員要想維持正常的開支－－遠遠不是花天酒地，窮奢極欲，這點薪水連杯水車薪也算不上。大清官海瑞生活在比崇禎早幾十年的萬曆年間，他為其母作壽時，隻能買兩斤豬肉而已，連總督胡憲宗聽了也覺得甚是不忍。等到海瑞晚年東山再起，被任命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禦史時，為了置辦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變賣家產。
在這種超級低薪的前提下，官員們如果不集體貪汙受賄，絕對無法生存下去。而明朝的官僚製度，本身似乎對一定程度的受賄是默許的－－如地方官員向京官例行的炭敬、冰敬，以及官員出差時成了慣例的打秋風等等均被視作正常。因而在明代，各個州縣在征收上交國家的正稅以外還得向百姓多征多少錢糧，一個下級地方官每年應該向上司進幾次貢，每次的數額大約是多少，都有一定的慣例可循，這本身也已成為明代官僚體製的一部份。
但崇禎除了是個節儉主義者外，還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本身擁有豐厚的內帑，然後可以大談節儉，同時也要求所有官員不但要節儉，而且要廉潔，這本來是一個明君的確該有的品德。但是，理想主者的錯誤往往是無視現實的可能性而急於求成，急於求完美，崇禎即是如此。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崇禎本人不清楚帝國裏這種集體受賄的深層因由，卻簡單地企圖用儒家道德來約束和要求大臣，屢屢宣講“文官不愛錢”的古訓。這不但毫無作用，反而顯得聖上如同腐儒一樣不解世事，迂闊可笑。反過來，崇禎則自覺有充足的理由認定手下的官員都他媽是一幫酒囊飯袋，蛀蟲敗類。君臣關係之緊張，曆朝曆代大致無過於崇禎年間。
崇禎元年七月，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在上疏給崇禎時指出，當今世上，幹什麽事不用錢？哪個官員又不愛錢？做官是花錢買來的，因此這些官員上任後，為了收迴成本當然就得貪汙受賄。因此，說到害民，就將這歸咎於知府和知縣等地方官的不廉潔上是不公平的，因為這些人沒法廉潔。他們薪水極低，而上司卻想方設法要勒索，過往官紳要打秋豐，進京朝覲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兩銀子，這些錢又不能從天而降，叫他們如何廉潔呢？韓一良舉證說，州縣的官員進京，京城的禦史和給事中們號稱開市，是一個撈錢的好機會。他本人兩個月以來拒收的贈金就有500兩。末了，韓一良認為，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議，隻有嚴懲少數罪大惡極的貪汙受賄者，讓大臣們把錢當作禍水，才有可能出現廉潔愛民的情況。
崇禎對韓一良的說法深以為然，專門為這一奏折開了一次現場會，他讓韓一良站在大臣麵前搖頭晃腦地朗讀了這一奏折，然後又讓大臣們互相傳閱，並決定要破格提拔此人，當場就要任命他為右僉都禦史。負責官員升遷的吏部尚書一麵連連稱善，一麵卻別有用心地說：韓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請皇上命他挑出最嚴重的貪汙受賄案例來，以便以此為例進行重處。
這明明是給韓一良過不去，韓一良本來不過是要在崇禎麵前表明他的忠心與幹練，又哪裏敢真正舉出哪個官員貪汙哪個官員受賄呢？他隻得支吾著說折中所言俱是風聞，並沒有一個準確的事實。這下崇禎不高興了：“難道連一個貪汙受賄者你也不知道，就寫了這個奏折嗎？限五日內奏明。”
五天後，韓一良隻得糾彈了幾個已被打倒了的閹黨死老虎交差，崇禎看出他在打馬虎眼，再次令他當著眾臣朗讀那本奏折，當韓讀到他兩個月收到贈金500兩時，崇禎立即打斷他，厲聲追問這500兩銀子到底是誰送的？韓一良推說記不清了。崇禎龍顏大怒，韓一良的右都僉禦史沒做成不說，還差點丟了命。
韓一良事件的結果是，崇禎越來越對整個帝國的文官係統感到不滿，對大臣們的從政能力和品德人格都持懷疑態度，此後，他在用人上總是頗多猜疑，甚至隻得自已一個人去幹。就像一個勤快的笨蛋總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幹出更多的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樣，一個自以為是而又事必躬親的專製君主給這個千瘡百孔的帝國造成的傷害，遠遠要大過一個平庸、惰怠、無所事事的皇帝。
同時，縱觀崇禎一生，他的內心內心深處肯定懷著一種很大程度的不自信，因此他才會對他人的評價特別敏感，有時候簡直就是一種病態。這病態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對於身邊所有人都懷著一種深刻的懷疑和猜忌。皇帝的這種病態心理在他統治後期尤其明顯，往往使得朝臣們處於一種兩難的境地不能自己：如果大臣們表現得平庸無能，這當然會讓自以為高明的皇帝十二萬分地看不起，其結果肯定無法得到皇帝的歡心；而表現得精明能幹卻又頗易遭到神經過敏的皇帝的猜忌，以致於讓他懷疑大臣們是在看不起他，那樣的後果將更為嚴重。
在崇禎朝的17年裏，崇禎一共任用過50位內閣大學士，不論是在明代還是曆朝曆代，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最高記錄，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長更換也同樣頻繁，走馬燈似的令人眼花繚亂：他共用過吏部尚書13人，戶部尚書8人，兵部尚書17人，刑部尚書16人，工部尚書13人，都察院左都禦史132人。結果換來換去，仍然沒有換出任何一個讓崇禎滿意的官員來。真不知是大明氣數已盡，老天故意不讓賢臣生在當世，還是崇禎皇帝自己的腦袋出了問題。
朝中大臣走馬燈似的換，也許還有些說詞，但崇禎對於前線領兵作戰的高級將領，同樣是懷疑加猜忌，不能不說是兵家之大忌。他先後用過袁崇煥、楊嗣昌、孫傳庭、盧象升、洪承疇、熊文燦、陳新甲等人率兵分別同後金以及農民起義軍作戰，但這些人卻幾乎沒有一個得到了善終。不是被崇禎處死就是孤軍被圍而無人過問，最後隻得坐守孤城被敵生俘；或者是被逼倉促上陣戰死。一代名將袁崇煥因為擅自殺了總兵毛文龍，於是被崇禎所疑忌，皇太極僅用了一個從《三國演義》中學來的拙劣的反間計，就使生性多疑的崇禎相信袁真的與後金有密約，立即將其逮捕下獄並淩遲處死。
崇禎的失誤還在於他在位之際，總是企圖用空洞的儒家道德來約束文武百官，但晚明時期，士大夫雖然滿口仁義道德，道德水準卻驚人地低下，包括一批名聞遐邇的理學大師。即便是為後人所稱道的東林黨人，事實上也不是我們曾經認定的那樣光明磊落，相反，卻往往打著光明磊落的旗號行卑劣下流之事。正如北島詩中所說的那樣：以太陽的名義／黑暗在公開地掠奪。整個社會對於享樂的貪圖，拜金主義的風行，官員的貪婪，軍隊的低能，政治的黑暗與經濟的凋蔽，使整個晚明時期呈現出一幅犬儒主義的百醜圖。大批高級官員為了保證頭上的烏紗，不惜拜宦官魏忠賢為幹爹，將這位文盲的生祠建得富堂堂皇，直到稱頌其為九千歲，這些事件都深深地說明了我們這個帝國的執政者們到底有多無恥和下作。
當崇禎的道德濟世的理念無法實施，而內憂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時，他認定“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對亡國之臣有何客氣呢？因此崇禎晚年便帶著一種說不出的陰損刻薄來看待手下的臣子們，“在崇禎執政的最後一兩年裏，他一直處在對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對自己懷疑、自責兩種情緒中。兩種情緒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現為一時對朝臣痛下毒手，一時態度又相當溫和謙虛。這種雙重人格交替呈現的情況不但使得群臣摸不著頭腦，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刻毒的報複引起進一步的自責，自責刺傷了自尊心，又導致更刻毒的報複。惡性循環，他的心中永無寧日。”（引自著《崇禎帝》）
崇禎在位期間，死於他手下的高級官員共計有：輔臣（相當於總理）1人、尚書4人、總督、督師7人、巡撫11人，侍郎以下的官員則難以計數。到了崇禎後期，一向渴望仕途通達的官員們甚至也認為出相入閣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為說不定哪一天就會因某一件事情得罪這位喜怒越來越無常的天子，轉瞬之間從位極人臣到腦袋搬家。
1644年，即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大軍將北京圍得水泄不通，李自成派人告訴崇禎，如果他宣布退位，尚可保住身家性命。但這對心性甚高的崇禎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為此，他在這一天下了最後一道聖旨，一方麵痛罵諸臣誤國，一方麵輕描淡寫地作了自我批評。最後卻無異於癡人說夢似地宣布，他赦免除李自成以外的所有農民起義人員，而如果有誰能將李自成生擒或殺死，則封萬戶侯。
當天，崇禎還想照例召開禦前會議，但已沒有大臣到會了。晚上，他知道大限將至，命太監為他和其家人準備了最後的晚餐，酒至微醺，這位風華正茂的皇帝拔出劍來，當場殺死了妻子，在殺女兒時，他長歎道：誰讓你生在帝王家呢？然後，他帶著一個老太監登上了煤山，從煤山山頂，可以看到北京城外李自成軍隊的營帳裏燈火通明，宵鼓陣陣。明天，他們就要攻城了。崇禎歎了口氣，他用衣帶草草地寫好遺書，遺書中，他再次強調他不是亡.國之.君，隻因他的臣子們皆是亡國之臣。
淩晨時分，崇禎恨恨地上吊自殺。
想來，崇禎在臨死之時一定會不甘心地發問：為什麽我的勵精圖治換來的卻是亡國之悲與自縊之痛？
以崇禎的個人素質和勵精圖治的誌氣，如果生在和平時期，未嚐不是一位可以忝例於明君之側的帝王，因為在和平的年代裏，崇禎個人的性格雖然有著各種弱點，但卻不會是致命的；但他顯然生錯了時代，在那樣一個即將大廈將傾的季世，他的悲劇性格加上他的求治甚急，勵精圖治隻會加快王朝的滅亡。崇禎事實上成了他的祖父萬曆和哥哥熹宗的替罪羊。盡管他比這兩位親人要英明得多，勤勉得多，但他的祖父和哥哥卻可以在宮中花天酒地過一生，他雖說旰食宵衣，卻免不了背上亡國者的恥辱。
看來，在獨裁和專製的鐵幕體製下，如果一個君主本身性格有著各種致命的弱點，那麽我們真的不希望他再去勵精圖治，幻想在他手裏天下承平，他哪怕是作一個花天酒地，窮奢極欲的昏君，也要比妄圖作聖君的後果強得多。一個不理朝政的昏君大不了耗點民脂民膏，而努力想要有所作為的庸君，雖然不近女色，事事節儉，但他帶來的也許是亡國之痛。
總之，在君主一人家天下的時代裏，崇禎的悲劇其實是從這種體製上就決定了的，不管他是勵精圖治也好還是宵衣旰食也罷，最後無論如何也是逃不脫亡命亡國的可悲下場。隻不過，這一悲劇的源頭並不在崇禎身上，而是應由他上溯到三百年前，當那個作過和尚的朱元璋在遙遠的南京城裏登基時，悲劇的種子就已經埋下了。它的苦果在三百年後成熟，並由這位下種的開國之君的子孫後代來品嚐。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曆史的無情沒法不令人扼腕長歎。
崇禎和皇太極的區別
崇禎勤奮不假，說他不容易也情有可原。但說“隻不過運氣太差”，未免太過幼稚了。當然，持此說者也不乏其人，新近便有“十七世紀危機論”，大致因為十七世紀亞洲大氣狀況改變而誘發以稻麥為主食的中國的糧食短缺，明朝經濟大受打擊，繼而誘發政治社會危機。這自然是一家之言，但更多時，我們更應從內部尋找原因，崇禎初繼位，誅魏客，掃閹黨，意氣風發，政治上的順手使其高估了自己為政的能力，麵對自萬曆以來積下的弊端，心急氣躁，望圖一朝以清寰宇，這是不現實的。且崇禎傳其祖父萬曆的稟性，為人剛愎自用，刻忌寡恩，對臣下的極端不信任達到了驚人的程度：繼位時降座親拜的四位的輔臣在不到幾年的時間內或殺或貶，與當時“唯先生們之言”的誓言背道而馳。
袁崇煥之殺毛文龍，也是情有可原，毛總兵關東，不受節度，不殺此人，袁督師何以令到將行，何以三年平遼？崇禎當時隻是溫言撫慰，哪有不滿之辭？崇禎之殺袁，在於皇太極之用反間計。
不可否認，崇禎確比萬曆、泰昌、天啟帝更為勤勉，還是孟森先生一語中的：“崇禎於萬曆前非亡.國之.君，而於萬曆後則必亡而以已！”
崇禎帝之所以失天下而皇太極之所以得天下，惟在用人之得當與否。崇禎帝自毀長城，皇太極化敵為友：袁崇煥身為薊遼督師，忠心可鑒，崩努爾哈赤於寧遠，挫清軍勁旅於山海，揚名關外，威鎮四海。而崇禎不識蔣幹盜書之拙技，輕信宦官亂政之莠言，逮袁下獄，淩遲處死。千古奇冤，何其慘也！至此廷臣無一人可堪邊事。洪承疇位居閣僚之尊，聖眷正隆，圍李闖於商洛，領三軍入關東，折損其半，退守鬆錦，而為一貂裘所俘。不念莊烈設譙以祭，反以剃發易服為榮，臣節喪盡，明人剜心，至此清廷得一人可安天下！崇禎疑人不用，用人還疑，戮忠直之臣以極刑，祭佞二之臣以盛典，焉能不亡國？比之皇太極，其可夫又遠矣！整八旗之武功，開六部之文治，龍興關外，虎視中原，聖主之為也。而明廷汙濁，敗績已現：閣僚無卿輔之相，六部無職司之行，滿眼官貪吏虐，主昧臣昏；盡是江河日下，一片狼籍！故明亡清興，非天定數也，實人之力也。信夫！
明朝的皇帝有多大權力
從明代起，廢除了中書省和宰相，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的政務，實際上等於兼任宰相，把君主獨斷專行擴大到了頂峰。可是，這隻是明初形勢下，明太祖帶有個人特點（如權力欲極強，猜疑心重，統治經驗豐富，精力充沛等）所采取的措施。作為製度，後代不具備這些特點的皇帝是沒有能力，也不願意照樣執行的。可是“祖訓”又不便公開違背，在這種情況下，經過改造，內閣製度便逐漸形成，以一種新的形式起著限製君主獨斷專行的作用[28]。
我們知道，明代內閣諸大學士，和以往宰相不同，在製度上始終沒有監督六部、百司執行皇帝詔令之權。直到明末崇禎年間，一些閣臣為推卸責任仍在說：“昭代本無相名，吾儕止供票擬。上委之聖裁，下委之六部”（《明史》卷二五七《馮元飆傳》）。清代官方著作《曆代職官表》也說：“內閣職司票擬，其官創自明初，原不過如知製誥之翰林，並非古宰相之職”（卷二內閣表下案語）。這些話並不錯。這正是明太祖這個曆史上個別傑出人物廢宰相後，給後代政治製度所打上的深深烙印。可是由於限製君主獨斷專行這一曆史總趨勢不可遏止，後來的君主和臣屬自覺不自覺地逐漸把內閣塑造成了實際上代替宰相的機構。其權力和特點如下：
第一，內閣擁有“票擬”之權。這就使它對皇帝權力的限製，超過了過去的宰相。所謂票擬，便是代皇帝草擬各種文書，大量是關於六部、百司各類政務奏請文書的批答。它可以是先與皇帝共同討論，作出決定後再草擬成文字[29]，更多的是內閣先擬好批答文字，連同原奏請文書一起送皇帝審批。由於票擬要比以往各朝輔佐君主處理政務的製度更加細致、周到[30]，特別是過去（如唐宋）草擬下行詔令和審核上行奏章的機構，有中書，有門下，有翰林院，比較分散，明代全都歸口於內閣[31]，這就給大多數中主單純倚靠內閣票擬，自己可以不怎麽關心政事，提供了極大方便。其結果便是：表麵上宰相廢去，皇帝直接指揮六部、百司政務；實際上多半依靠“票擬”定奪，皇帝的意誌和權力受到內閣諸臣極大的左右限製。如果說儒家的“君逸臣勞”要找一種理想模式的話，那麽明代內閣票擬便是這種模式[32]。
《明史》卷一八一《劉健傳》：孝宗時與李東陽、謝遷俱在內閣，“三人同心輔政，竭情盡慮，知無不言。（孝宗）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唿為先生而不名”。武宗即位，劉健等提出幾條壓製近倖的辦法，“擬旨上，不從，令再擬。健等力諫，謂‘……所擬四疏，（自信正確），不敢更易，謹以原擬封進’。不報，居數日又言……（表示既不批準票擬，便求退休）。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越五日，健等複上疏，曆數政令十失，……因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仍未批準，而是）命所司詳議。健知誌終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東陽、謝遷繼之，帝皆不許。既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這是內閣經過鬥爭，終於將自己意誌強加諸皇帝的例子。明武宗是個十分任性的人，為什麽他不行使至高無上的皇權，逕直否決劉健等的票擬呢？就因為發展到明中葉，一般情況下如同孝宗那樣，照批票擬已成慣例，要想否決，便得提出理由；武宗又提不出理由，於是便隻有拖。拖來拖去，被迫批準。
《明史》卷一六八《陳循傳》：在比孝宗還要早的景帝時入閣。“帝欲易太子，內畏諸閣臣，先期賜循及高穀白金百兩，江淵、王一寧、肖鎡半之。比下詔議，循等遂不敢諍（而遵旨票擬）”。為什麽景帝更易太子要向閣臣行賄，而不逕直行皇權決斷呢？正象武宗一樣，就因為缺乏理由，所以害怕閣臣不同意，拒絕擬旨。現在景帝雖達到了目的，但那是由於閣臣腐化怯懦，未盡到職責，屬於另一問題；而行賄本身，卻正足以說明內閣和票擬確是對君主的獨斷專行，胡作非為，起著很大限製作用的製度。明末馮元飆曾針對一些閣臣自稱隻供票擬，不是宰相，以推卸責任的話，批駁說：“夫中外之責，孰大於票擬”（《明史》本傳）。這在一定意義上，是符合事實的。
第二，由於票擬是下達皇帝詔令的正常途徑，所以明代內閣限製皇帝濫下手詔、中旨的鬥爭，更加製度化。當時一般的做法是：各類文書全歸口於內閣票擬，疑難者由皇帝召閣臣一起商議決定；但必要時皇帝也可在禁中主動提出自己關於政事和用人的意見，通過手詔、中旨（或宦官傳口諭）下內閣票擬。對於這類手詔等，內閣可以奉行，也可以拒絕，全都合法。《明史》卷一八一《徐溥傳》：入內閣。孝宗弘治五年，“中旨”給一革職者複官，溥等言：陛下“即位以來，未嚐有內降（意即全都通過正常途徑由內閣票擬），倖門一開，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詔”。八年溥等又言：“數月以來，奉中旨處分，未當者封還，執奏至再至三，願陛下曲賜聽從……”。“奏入，帝嘉納焉”。同上卷一九○《楊廷和傳》：世宗以孝宗侄、武宗堂弟身分嗣位，欲崇親生父（興獻王朱祐杬，已死）為“皇”，群臣反對。帝召閣臣楊廷和等，“授以手敕，令尊父母為帝後”。廷和退而上奏說明理由後曰：“臣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詔”。世宗堅持己見，“當是時，廷和先後封還禦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廷和因乞退休。繼任者蔣冕、毛紀繼續不肯奉行旨意，毛紀且上言曰：“曩蒙聖諭：國家政事，商確（榷）可否，然後施行。此誠內閣職業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邇者大禮之議（即崇興獻王事），平台召對，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確矣，而皆斷自聖心，不蒙允納，何可否之有”（同上卷一九○《毛紀傳》）。這是指斥世宗口頭上表示與內閣商量，實際上拒絕眾議，獨斷專行。
就在這僵持過程中，有一進士張璁上疏支持世宗，提出一套應尊崇興獻王為“皇”的理由與曆史根據，“帝方扼廷議，得璁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亟下廷臣議”（同上卷一九六《張璁傳》）。後又有人支持璁議。以此為，經過討論和施高壓手段（給抗拒者廷杖等），世宗達到了目的。可是從此事也可看出，當張璁議奏上前，世宗雖是一個剛愎自用的人，卻不敢硬性貫徹個人意誌，獨斷專行，原因就是他理由和根據不足，不知道自己的要求是否違反儒家經典、禮製、祖訓、故事，而這些正是內閣和大臣借以限製皇帝獨斷專行的法寶。君主專製製度的曆史越長，這類法寶積累的也就越多。在尊崇興獻王這事上，如果沒有張璁等議，世宗光憑手中皇權，是很難勝利的。而且即便有了張璁等議，拒絕中旨的鬥爭此後差不多又延續了兩年多。這就足以說明，明代皇權受內閣、廷議的限製何等之大了。
也正因如此，在此之後，應信用內閣、而不應濫發中旨的意見，仍接連不斷，沒有一個皇帝在原則上加以拒絕。同上卷一九六《夏言傳》：世宗時上疏言：“今陛下維新庶政，請日視朝，後禦文華殿，閱章疏，召閣臣麵決；或事關大利害，則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發中旨。聖意所予奪，亦必下內閣議而後行，絕壅蔽矯詐之弊”。“帝嘉納之”。所謂“聖意所予奪，亦必下內閣議而後行”，等於說皇帝的決定要經過內閣討論同意，方得實行。同上卷二四○《葉向高傳》：熹宗時複入閣，疏言“臣事皇祖（神宗）八年，章奏必發臣擬。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傳諭。事有不可，臣力爭，皇祖多曲聽，不欲中出一旨。陛下……信任輔臣，然間有宣傳滋疑議，宜慎重綸音，凡事令臣等擬上”。“帝優旨報聞”。這條材料和上麵夏言疏文精神完全一致，而是用事實證明了這一製度的存在。
當然，由於君主擁有至高無上權力，各個君主的性格並不相同，每屆內閣成員又各有特點，所以君主與內閣矛盾後，越過內閣，逕發中旨處理政務之事也不少。如同上卷一八一《李東陽傳》：武宗時在內閣，“帝欲調宣府軍三千入衛，而以京軍更番戍邊。東陽等力持不可，大臣台諫，皆以為言。中官旁午（向內閣）索草敕，帝坐乾清宮門趣之，東陽等終不奉詔。明日，竟出內降行之”，即其一例。然而另一麵從此例又可看出，處理政務的正規途徑應是通過內閣，所以才會發生中官旁午催促，武宗親自焦急督陣的情況，隻是由於不得已，第二天才下內降，而東陽等拒絕中旨，安然無恙，也是合法之證明。《明會要》卷三十《職官二》：萬曆末，帝“遣內使至工部侍郎林如楚私寓宣敕旨，以奉禦汪良德奏準修鹹安宮也。輔臣言‘明旨傳宣，定例必由內閣下科臣，然後發鈔。若不由內閣，不由科發，不經會極門（紫禁城南部通往內閣之門），不由接本官，突以二豎傳宣（中旨）於部臣之私寓，則從來未有之事。向來（如君主）建議諸臣，以旨從中出，猶且慮之，況臣等竟不與聞乎？’不省”。這就是說，不先經票擬的中旨隻是皇帝個人意見，隨意性大，容易出錯（故“猶且慮之”），所以早已定例必下內閣，由內閣決定是否奉行。奉行，則通過六科給事中，依正常途徑下達；不奉行，大概便得封還中旨。不經內閣，皇帝逕下中旨傳宣部臣執行，則是違例的。由此可見，明代皇帝雖有時逕下中旨處理政務，似乎由他獨斷專行，實際上並不合乎慣例、製度，皇帝自己心理上大概也得承受很大負擔，怕成不了“明君”，所以明神宗對閣臣的抗議，隻得以“不省”了之。反過來也就證明，一般情況下，必得受內閣的限製。
第三，和內閣相配合，還有六科給事中也在製度上直接起著限製皇權的作用。按給事中唐宋本屬門下省，金廢門下省，明初設六科（吏、戶、禮、兵、刑、工）給事中，成為獨立機構（清改隸都察院）。其重要權力之一就是：皇帝所下中旨，內閣未反對，草成敕詔；或內閣票擬，合皇帝心意，批準執行，都得再發至給事中處詳審。如以為有害整個統治利益，同樣可以封還詔書（《明史》卷七四《職官三》）。同上卷九《宣宗本紀》：“諭六科，凡中官傳旨，必覆奏始行。”前麵已講，覆奏約始於北魏、北齊之際，宣宗此諭實際上某種程度也是對君主自己專權的一種限製。《明會要》卷三七《職官九》：嘉靖年間，“都察院疏請差禦史巡鹽，不下閣票擬，（中旨）批答稍誤，（逕下六科），戶科給事中黃臣諫曰：‘我朝設立內閣，凡百章奏，先行票擬。今使內閣虛代言之職，中貴肆專擅之奸[33]。關係匪細，漸不可長。容臣封還原本，以重命令’。疏入，即加批如製”。同上卷二一五《駱問禮傳》：上疏穆宗，“言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得奉行，脫有未當，許封還執奏”。證明此製一直存在。這樣，除內閣外，便又多了一重對皇帝獨斷專行之限製[34]。
通過以上三點，便可看到，在明代，表麵上廢去宰相，君主獨斷專行更加厲害，實際上發展的結果是，君主行使權力時在製度上受到的限製比過去更大，想要獨斷專行的困難更多了。
必須指出，以上都是就集中了地主階級統治經驗的製度規定而言，實際上在執行中這些製度總要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而發生偏頗，甚至極大偏頗。就明代說，這種因素中最重要的一個便是皇帝往往不上朝。本來按祖製他們應該“無日不朝”，甚至一日再朝或早、午、晚三朝（參《大學衍義補》卷四五）。可是由於貪於逸樂，照辦的時候很少，如明神宗甚至二十年未上朝[35]。皇帝逐漸對內閣票擬也懶於審批，而讓身旁宦官“批紅”，致使有時大權旁落。這是明代的一個秕政。但有些著作過於誇大了這一秕政，似乎明代內閣等製度全受宦官操縱，“內閣之擬票，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明史》卷七二《職官誌序》）。這基本上不符事實。因為內閣票擬從明成祖以後逐漸形成，貫穿於明亡前二百多年，從不間斷，而宦官之掌權，則要視皇帝是否委任而定，並非製度。如世宗在位四十多年，不但未曾委任，而且製馭甚嚴[36]。同時即就批紅言，按規定隻能遵照內閣“票（擬）來字樣，用朱筆楷書批之”[37]，執筆者等於一個謄錄人，並不允許摻雜個人意見。這一情況，正好是前述皇帝意誌受內閣限製的一個具體反映。隻有少數幾個宦官，得到皇帝特殊寵信，對票擬之審批發生影響。可是其中能算上毫無顧忌，任意改動票擬，甚至另行票擬者，隻有武宗時的劉瑾（由正德元年至五年）和熹宗時的魏忠賢（由天啟元年至七年）[38]，加在一起不過十二年。這和二百多年的內閣比時間很短，因而應該承認，整個明代在政治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內閣等政治製度，是內閣的票擬，而宦官造成的偏頗，則是次要的。
第一章：化緣
第一章：化緣
盧龍縣雖說位於北方，但夏天那還是一個熱，天空沉悶沉悶，偶爾還會有響雷轟過，大街上麵，人懨懨無色，精神煞是不佳。隻有那路邊的小販，大聲的叫賣著，不時的拿著蘆葦編製而成的草帽扇著風。
偶爾道路上麵會一輛馬車駛過，馬匹大口喘著氣，噓噓不已。
就連客棧裏麵的夥計也沒精打采的打著盹。有點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的意味。
“師父你到底要等到什麽時候才動手啊！”一個鬼斧神工麵容的麻袋男子，一手拿著窩窩頭，一手拿著破水袋，不時的喝上兩口水，狠狠咬上一口窩窩頭。其神色那窩窩頭好像和他有著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
“二愣子你知道什麽，為師這是在選擇目標。”老和尚尷尬說道。
“哦！”
二愣子搖了搖腦袋，心中很是不明白，不就是討兩個小錢嗎？隻要自己趴在地上，一雙眼睛緊緊的盯著對方，如果不給，就去抱住對方的腳，對方肯定會給銅板的。
自己每一次都是這樣，每一次都是有著非常好的效果。
老和尚，姓張名河，字芥子，出生於永平府張姓大家，家道世代書香，曾經鼎盛一時，傳至其父輩一代，便慢慢的沒落，到張河管家因為青年整日沉醉於聲色犬馬，中年才勉強過了縣試和府試做了個秀才。可考了數十載，秀才還是秀才，一氣之下，削發為僧。
做和尚也就罷了，好歹也要做一個好和尚，可是這老和尚典型的是一個花和尚，大酒大肉還美其曰：“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座。”
你看他
剔著一個光頭，一身袈裟，隻不過那袈裟已經破爛不堪，不知道是從哪一個垃圾堆裏麵撿來的二手貨，破爛也就算了，那上麵居然長著白毛，好，我承認，白毛也是可以忍受的，破洞也是情有可原的，但那上麵猶如梅花鹿身上的斑點，簡直就是罪不可恕。
至於啃著窩窩頭的二愣子，從何老和尚談話之中得之。他是一個棄兒，幾年前被老和尚收留，跟隨老和尚一起到處浪跡。
“師兄你看著，師父等下會出狠招了。”
“恩，我想也是這樣”王方認真的點了點頭。
“你知道什麽！”老和尚猛的瞪了二愣子一眼，要知道二愣子所說的狠招那就是撒開腳丫子猛跑，一溜煙的溜掉，自己有那樣不堪嗎？
“看著！你們這兩個小兔崽子給我看好了，為師這就去化緣。”說著狠狠的喝了一口小酒，給自己壯壯膽，然後整理整理衣衫，邁著腳步，昂首闊胸的走去，其身影看起來要多瀟灑，就有多瀟灑，連那衣覺也是隨風飄動。
可一出了巷子立馬原形畢露起來，一雙眼睛賊溜溜的盯著路上行人。
“不行！這一次我得做個高難度才行，要不然以後還會被那兩個小兔崽子騎在頭上了。”老和尚暗暗的想著。
想著，雙眸一亮，朝著一處人家走去。
“看，師傅又到別人家裏去乞討了。”二愣子狠狠咽下嘴裏窩窩頭，含糊道。
“什麽乞討那叫做化緣”王方沒好氣的說道。
“那有區別嗎？”二愣子右手摸了摸猶如茅草一般的頭發，很是不解。
“哼！那區別可是大了。”
“師兄你快說來聽聽。”二愣子神情迫不及待。
看著二愣子一臉期待的神情王方為難住了，這可是一個非常高深的問題啊，“化緣”“乞討”這區別好像不是很大啊。
“恩，我好歹也是他的師兄不能讓他看扁了。”王方暗忖。
“師兄你倒是說啊！”
“...咳咳！你聽好了，這個其實非常容易區分，“化緣”是別人心甘情願給你財物，“乞討”是你從別人手中乞求財物。
二愣子聽了滿是其事的點了點頭：“還是師兄有學問，知道“化緣”和“乞討”的區別。
王方：“…….”
“你說師父這一次會是怎麽一個結局。”王方問道
“會被人家用掃帚給趕出來。”二愣子一臉正經，配合那絕好的容貌，一隻一大一小的眼睛，那簡直一個絕。
“你確定！”
“這還用說，師弟我可是聰明絕頂，玉樹臨風，一枝梨花壓海棠的二愣子，這樣簡單的事情，還用的著想。”
“確實有可能，這已經是第十次了，就是不知道師父會被掃成什麽樣子。”
“不是第十次，而是第五百次了。”二愣子糾正道。
當年我跟著他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現在五年了，五百次，每一次結果都是一樣。
王方愕然，難怪自己師弟心中這樣肯定，原來是有曆史的。
王成目光緊緊的盯著那大戶人家，也不知道自己師父是怎麽了，已經有一刻鍾了，還沒有見個人影出來，這讓人焦急啊，如果他被人打殘了自己怎麽辦，自己可是等著他教我文章呢，我可是連秀才也沒考上啊，還想要做官啊，想要嬌妻美妾啊。
“該不會是被打的半身不遂了吧，可是也沒有聽見慘叫啊。”王方不放心的說道。
“師兄你放心，師父他老人家乃是得到高人，不是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可以推測的，他現在或許正在和施主談道論經呢。”
“恩，或許吧！”王方不以為然。
驟然，王方聽到了砰砰聲響，隨後便是一聲聲汪汪聲……..
隻見一道身影狼狽不堪的從牆上跳下來，目光謹慎的望了望後麵，隨即腿丫子一撒，一溜煙的便是跑。
隨即，一隻好大的黑狗從牆角一處洞鑽出，隻見那黑狗耳大，肢壯，目露兇光，鼻子一嗅，汪汪幾聲，便飛快的朝著那老和尚追去。
“我的娘啊！不會吧！”二愣子驚唿出聲，連手中窩窩頭掉落在地上也毫不知覺。
崇禎和他的祖父萬曆一樣，生性吝嗇，他小時候用仿影的方式練字，如果紙張較大而範本的字較小的話，他一定會先將紙的一邊對齊範本，寫完後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寫滿，以免浪費。盡管身為帝王，他無法隨意出入於民間，但為了節約起見，他卻常派人到宮外去從民間采買物品，然後仔細地詢問價格。
這種平民生活方式當然也可看作是節儉和樸素，甚至可以如同我們在歌頌某位大人物隻吃紅燒肉時那樣，把它看作是崇禎皇帝美德的象征，尤其是在奢侈成風的帝王族裏，這種節儉大約隻有那位嗜好穿補丁衣服的鹹豐皇帝差可比擬。但令人沮喪的是，就像鹹豐皇帝常常從某位大臣穿的是否是補丁衣服這一些微細節上來斷定他是否清廉稱職，是否予以提拔，從而導致北京城裏出現了舊官服比新官服更貴的荒唐結果一樣，崇禎這種近乎於守財奴式的節儉，對於他的中興，也是致命的一擊。或者說，這種節儉有如一劑慢性毒藥，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浸入了崇禎和整個大明帝國的血脈中，並最終引發了一場災難性和毀滅性的不治之症。
1645年二月十二日，這時的“流賊”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農民政權，他的百萬大軍懷著必得天下之誌從西安出發，此後又從軍事要地宣府、大同進逼北京，並相繼攻陷了平陽和太原，大明帝國的心髒北京城已指日可下，大明的局勢可以說已到了火燒眉毛的窘狀。無計可施的崇禎特地召見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和戶部、兵部的官員們，討論放棄寧遠，調吳三桂軍隊緊急入衛北京。但吳襄卻提出，如果讓吳三桂進衛北京，大約需要100萬兩銀子的軍需。100萬銀子在畢生儉樸的崇禎眼裏，是一筆龐大得令他肉痛的數字。他不能忍受一下子付出這麽多的銀子，為此，崇禎隻得放棄了這一原本還算不錯的計劃，然後坐困城中。
為了堅守京師，籌餉是一個大事。從召見吳襄之後，崇禎就多次向戶部提出要解決這一問題，但此時的大明王朝已是油盡燈滅，國庫裏的存儲竟然僅有區區40萬兩。戶部的官員麵對崇禎嚴峻的責罵也仍然無計可施，而與此同時，崇禎個人的財產卻豐厚無比。為此，大臣們反複上疏懇請，希望崇禎能拿出屬於他個人的內帑以充軍餉。但這無疑像是要崇禎的命，他向大臣哭窮說“內帑業已用盡。”左都禦史李邦華大概著急了，也顧不得是否當眾頂撞聖上了，他說社稷已危，皇上還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嗎？皮之不存，毛將附焉？話已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崇禎卻顧左右而言它，始終不肯拿出一分一厘來保衛他的江山。到了李自成攻占北京，從他的宮內搜出的白銀即多達3700多萬兩，黃金和其他珠寶還不在其中。為了節省100萬而丟掉了3700萬，乃至整個無法估價的萬裏江山，這本是一筆再簡單不過的帳，但自幼聰明好學的崇禎皇帝卻到死也沒有算清楚。
國庫中沒有錢，皇帝有錢卻不想出，想再殺雞取卵或是竭澤而魚地從百姓頭上搜刮也已既沒有充足的時間，且沒有充足的地盤了。這時，崇禎皇帝萬般無奈，隻得要求文武百官無償捐助，但天下最富的皇帝對拿錢來保自己的家天下都不樂意，又有幾個官員肯拿出他們手裏的錢呢？崇禎無奈，隻得密令他的嶽父周奎，要求他捐10萬兩，以便起個表率作用。老丈人周奎年歲雖大了些，可對自己的口袋一點也不含糊，你皇上都不出錢，哪裏又該我們這些當臣子的出呢？隻是這話他敢說出來，而是一個勁地哭窮，聲稱即使勒緊褲帶也隻能捐1萬兩。崇禎認為1萬兩委實太少了些，你至少得2萬才夠意思吧。周奎不敢再討價還價，卻暗地裏進宮去向女兒求援，於是周皇後背著崇禎給了他5千兩，可就是這本身出自崇禎內帑的5千兩銀子，周奎也隻捐了3千兩，餘下的2千兩反成了他的外快。其他後台不如周奎那麽硬的大臣們，盡管個個富可敵國，卻紛紛裝窮，甚至在自家的大門上貼上“此房急售”的字樣，表示他們家裏已窮得隻能賣房子過日子了。自天子到大臣的集體哭窮，這大約是大明王朝上演的最後一幕鬧劇。鬧劇的導演自然是天子崇禎。
崇禎初年，為了節省帝國開支，他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驛站，因為他認為驛站的存在，既使來往的官員揩了國家的油，同時還得養大量的驛卒。裁撤的結果是導致大批因失業而無法生存的驛卒紛紛加入了農民起義的行列，在這些默默無聞的驛卒中，有一個就是後來聞名天下的李自成。而崇禎裁撤驛站，據統計，所節約的開支僅僅為30萬兩銀子，大約相當於皇宮一個月的支出。
其實，崇禎的“節儉”美德不僅是在帝國將亡之時才雪上加霜，從他即位之初到帝國滅亡－－也就是他坐在龍椅上的十七年裏，他的節儉品德一直像一把無形的劍，將他的帝國砍得鮮血淋漓－－他和他的大臣們始終無法建立正常的感情和正常的關係，很大程度上便和這有關。
眾所周知，明朝官員薪水之低是曆朝罕見的，一個知縣的月薪是7.5石，約折價10兩銀子左右，即使是正二品的尚書，也隻不過區區61石，還不到100兩銀子，但一個官員要想維持正常的開支－－遠遠不是花天酒地，窮奢極欲，這點薪水連杯水車薪也算不上。大清官海瑞生活在比崇禎早幾十年的萬曆年間，他為其母作壽時，隻能買兩斤豬肉而已，連總督胡憲宗聽了也覺得甚是不忍。等到海瑞晚年東山再起，被任命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禦史時，為了置辦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變賣家產。
在這種超級低薪的前提下，官員們如果不集體貪汙受賄，絕對無法生存下去。而明朝的官僚製度，本身似乎對一定程度的受賄是默許的－－如地方官員向京官例行的炭敬、冰敬，以及官員出差時成了慣例的打秋風等等均被視作正常。因而在明代，各個州縣在征收上交國家的正稅以外還得向百姓多征多少錢糧，一個下級地方官每年應該向上司進幾次貢，每次的數額大約是多少，都有一定的慣例可循，這本身也已成為明代官僚體製的一部份。
但崇禎除了是個節儉主義者外，還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本身擁有豐厚的內帑，然後可以大談節儉，同時也要求所有官員不但要節儉，而且要廉潔，這本來是一個明君的確該有的品德。但是，理想主者的錯誤往往是無視現實的可能性而急於求成，急於求完美，崇禎即是如此。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崇禎本人不清楚帝國裏這種集體受賄的深層因由，卻簡單地企圖用儒家道德來約束和要求大臣，屢屢宣講“文官不愛錢”的古訓。這不但毫無作用，反而顯得聖上如同腐儒一樣不解世事，迂闊可笑。反過來，崇禎則自覺有充足的理由認定手下的官員都他媽是一幫酒囊飯袋，蛀蟲敗類。君臣關係之緊張，曆朝曆代大致無過於崇禎年間。
崇禎元年七月，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在上疏給崇禎時指出，當今世上，幹什麽事不用錢？哪個官員又不愛錢？做官是花錢買來的，因此這些官員上任後，為了收迴成本當然就得貪汙受賄。因此，說到害民，就將這歸咎於知府和知縣等地方官的不廉潔上是不公平的，因為這些人沒法廉潔。他們薪水極低，而上司卻想方設法要勒索，過往官紳要打秋豐，進京朝覲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兩銀子，這些錢又不能從天而降，叫他們如何廉潔呢？韓一良舉證說，州縣的官員進京，京城的禦史和給事中們號稱開市，是一個撈錢的好機會。他本人兩個月以來拒收的贈金就有500兩。末了，韓一良認為，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議，隻有嚴懲少數罪大惡極的貪汙受賄者，讓大臣們把錢當作禍水，才有可能出現廉潔愛民的情況。
崇禎對韓一良的說法深以為然，專門為這一奏折開了一次現場會，他讓韓一良站在大臣麵前搖頭晃腦地朗讀了這一奏折，然後又讓大臣們互相傳閱，並決定要破格提拔此人，當場就要任命他為右僉都禦史。負責官員升遷的吏部尚書一麵連連稱善，一麵卻別有用心地說：韓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請皇上命他挑出最嚴重的貪汙受賄案例來，以便以此為例進行重處。
這明明是給韓一良過不去，韓一良本來不過是要在崇禎麵前表明他的忠心與幹練，又哪裏敢真正舉出哪個官員貪汙哪個官員受賄呢？他隻得支吾著說折中所言俱是風聞，並沒有一個準確的事實。這下崇禎不高興了：“難道連一個貪汙受賄者你也不知道，就寫了這個奏折嗎？限五日內奏明。”
五天後，韓一良隻得糾彈了幾個已被打倒了的閹黨死老虎交差，崇禎看出他在打馬虎眼，再次令他當著眾臣朗讀那本奏折，當韓讀到他兩個月收到贈金500兩時，崇禎立即打斷他，厲聲追問這500兩銀子到底是誰送的？韓一良推說記不清了。崇禎龍顏大怒，韓一良的右都僉禦史沒做成不說，還差點丟了命。
韓一良事件的結果是，崇禎越來越對整個帝國的文官係統感到不滿，對大臣們的從政能力和品德人格都持懷疑態度，此後，他在用人上總是頗多猜疑，甚至隻得自已一個人去幹。就像一個勤快的笨蛋總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幹出更多的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樣，一個自以為是而又事必躬親的專製君主給這個千瘡百孔的帝國造成的傷害，遠遠要大過一個平庸、惰怠、無所事事的皇帝。
同時，縱觀崇禎一生，他的內心內心深處肯定懷著一種很大程度的不自信，因此他才會對他人的評價特別敏感，有時候簡直就是一種病態。這病態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對於身邊所有人都懷著一種深刻的懷疑和猜忌。皇帝的這種病態心理在他統治後期尤其明顯，往往使得朝臣們處於一種兩難的境地不能自己：如果大臣們表現得平庸無能，這當然會讓自以為高明的皇帝十二萬分地看不起，其結果肯定無法得到皇帝的歡心；而表現得精明能幹卻又頗易遭到神經過敏的皇帝的猜忌，以致於讓他懷疑大臣們是在看不起他，那樣的後果將更為嚴重。
在崇禎朝的17年裏，崇禎一共任用過50位內閣大學士，不論是在明代還是曆朝曆代，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最高記錄，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長更換也同樣頻繁，走馬燈似的令人眼花繚亂：他共用過吏部尚書13人，戶部尚書8人，兵部尚書17人，刑部尚書16人，工部尚書13人，都察院左都禦史132人。結果換來換去，仍然沒有換出任何一個讓崇禎滿意的官員來。真不知是大明氣數已盡，老天故意不讓賢臣生在當世，還是崇禎皇帝自己的腦袋出了問題。
朝中大臣走馬燈似的換，也許還有些說詞，但崇禎對於前線領兵作戰的高級將領，同樣是懷疑加猜忌，不能不說是兵家之大忌。他先後用過袁崇煥、楊嗣昌、孫傳庭、盧象升、洪承疇、熊文燦、陳新甲等人率兵分別同後金以及農民起義軍作戰，但這些人卻幾乎沒有一個得到了善終。不是被崇禎處死就是孤軍被圍而無人過問，最後隻得坐守孤城被敵生俘；或者是被逼倉促上陣戰死。一代名將袁崇煥因為擅自殺了總兵毛文龍，於是被崇禎所疑忌，皇太極僅用了一個從《三國演義》中學來的拙劣的反間計，就使生性多疑的崇禎相信袁真的與後金有密約，立即將其逮捕下獄並淩遲處死。
崇禎的失誤還在於他在位之際，總是企圖用空洞的儒家道德來約束文武百官，但晚明時期，士大夫雖然滿口仁義道德，道德水準卻驚人地低下，包括一批名聞遐邇的理學大師。即便是為後人所稱道的東林黨人，事實上也不是我們曾經認定的那樣光明磊落，相反，卻往往打著光明磊落的旗號行卑劣下流之事。正如北島詩中所說的那樣：以太陽的名義／黑暗在公開地掠奪。整個社會對於享樂的貪圖，拜金主義的風行，官員的貪婪，軍隊的低能，政治的黑暗與經濟的凋蔽，使整個晚明時期呈現出一幅犬儒主義的百醜圖。大批高級官員為了保證頭上的烏紗，不惜拜宦官魏忠賢為幹爹，將這位文盲的生祠建得富堂堂皇，直到稱頌其為九千歲，這些事件都深深地說明了我們這個帝國的執政者們到底有多無恥和下作。
當崇禎的道德濟世的理念無法實施，而內憂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時，他認定“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對亡國之臣有何客氣呢？因此崇禎晚年便帶著一種說不出的陰損刻薄來看待手下的臣子們，“在崇禎執政的最後一兩年裏，他一直處在對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對自己懷疑、自責兩種情緒中。兩種情緒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現為一時對朝臣痛下毒手，一時態度又相當溫和謙虛。這種雙重人格交替呈現的情況不但使得群臣摸不著頭腦，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刻毒的報複引起進一步的自責，自責刺傷了自尊心，又導致更刻毒的報複。惡性循環，他的心中永無寧日。”（引自著《崇禎帝》）
崇禎在位期間，死於他手下的高級官員共計有：輔臣（相當於總理）1人、尚書4人、總督、督師7人、巡撫11人，侍郎以下的官員則難以計數。到了崇禎後期，一向渴望仕途通達的官員們甚至也認為出相入閣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為說不定哪一天就會因某一件事情得罪這位喜怒越來越無常的天子，轉瞬之間從位極人臣到腦袋搬家。
1644年，即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大軍將北京圍得水泄不通，李自成派人告訴崇禎，如果他宣布退位，尚可保住身家性命。但這對心性甚高的崇禎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為此，他在這一天下了最後一道聖旨，一方麵痛罵諸臣誤國，一方麵輕描淡寫地作了自我批評。最後卻無異於癡人說夢似地宣布，他赦免除李自成以外的所有農民起義人員，而如果有誰能將李自成生擒或殺死，則封萬戶侯。
當天，崇禎還想照例召開禦前會議，但已沒有大臣到會了。晚上，他知道大限將至，命太監為他和其家人準備了最後的晚餐，酒至微醺，這位風華正茂的皇帝拔出劍來，當場殺死了妻子，在殺女兒時，他長歎道：誰讓你生在帝王家呢？然後，他帶著一個老太監登上了煤山，從煤山山頂，可以看到北京城外李自成軍隊的營帳裏燈火通明，宵鼓陣陣。明天，他們就要攻城了。崇禎歎了口氣，他用衣帶草草地寫好遺書，遺書中，他再次強調他不是亡.國之.君，隻因他的臣子們皆是亡國之臣。
淩晨時分，崇禎恨恨地上吊自殺。
想來，崇禎在臨死之時一定會不甘心地發問：為什麽我的勵精圖治換來的卻是亡國之悲與自縊之痛？
以崇禎的個人素質和勵精圖治的誌氣，如果生在和平時期，未嚐不是一位可以忝例於明君之側的帝王，因為在和平的年代裏，崇禎個人的性格雖然有著各種弱點，但卻不會是致命的；但他顯然生錯了時代，在那樣一個即將大廈將傾的季世，他的悲劇性格加上他的求治甚急，勵精圖治隻會加快王朝的滅亡。崇禎事實上成了他的祖父萬曆和哥哥熹宗的替罪羊。盡管他比這兩位親人要英明得多，勤勉得多，但他的祖父和哥哥卻可以在宮中花天酒地過一生，他雖說旰食宵衣，卻免不了背上亡國者的恥辱。
看來，在獨裁和專製的鐵幕體製下，如果一個君主本身性格有著各種致命的弱點，那麽我們真的不希望他再去勵精圖治，幻想在他手裏天下承平，他哪怕是作一個花天酒地，窮奢極欲的昏君，也要比妄圖作聖君的後果強得多。一個不理朝政的昏君大不了耗點民脂民膏，而努力想要有所作為的庸君，雖然不近女色，事事節儉，但他帶來的也許是亡國之痛。
總之，在君主一人家天下的時代裏，崇禎的悲劇其實是從這種體製上就決定了的，不管他是勵精圖治也好還是宵衣旰食也罷，最後無論如何也是逃不脫亡命亡國的可悲下場。隻不過，這一悲劇的源頭並不在崇禎身上，而是應由他上溯到三百年前，當那個作過和尚的朱元璋在遙遠的南京城裏登基時，悲劇的種子就已經埋下了。它的苦果在三百年後成熟，並由這位下種的開國之君的子孫後代來品嚐。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曆史的無情沒法不令人扼腕長歎。
崇禎和皇太極的區別
崇禎勤奮不假，說他不容易也情有可原。但說“隻不過運氣太差”，未免太過幼稚了。當然，持此說者也不乏其人，新近便有“十七世紀危機論”，大致因為十七世紀亞洲大氣狀況改變而誘發以稻麥為主食的中國的糧食短缺，明朝經濟大受打擊，繼而誘發政治社會危機。這自然是一家之言，但更多時，我們更應從內部尋找原因，崇禎初繼位，誅魏客，掃閹黨，意氣風發，政治上的順手使其高估了自己為政的能力，麵對自萬曆以來積下的弊端，心急氣躁，望圖一朝以清寰宇，這是不現實的。且崇禎傳其祖父萬曆的稟性，為人剛愎自用，刻忌寡恩，對臣下的極端不信任達到了驚人的程度：繼位時降座親拜的四位的輔臣在不到幾年的時間內或殺或貶，與當時“唯先生們之言”的誓言背道而馳。
袁崇煥之殺毛文龍，也是情有可原，毛總兵關東，不受節度，不殺此人，袁督師何以令到將行，何以三年平遼？崇禎當時隻是溫言撫慰，哪有不滿之辭？崇禎之殺袁，在於皇太極之用反間計。
不可否認，崇禎確比萬曆、泰昌、天啟帝更為勤勉，還是孟森先生一語中的：“崇禎於萬曆前非亡.國之.君，而於萬曆後則必亡而以已！”
崇禎帝之所以失天下而皇太極之所以得天下，惟在用人之得當與否。崇禎帝自毀長城，皇太極化敵為友：袁崇煥身為薊遼督師，忠心可鑒，崩努爾哈赤於寧遠，挫清軍勁旅於山海，揚名關外，威鎮四海。而崇禎不識蔣幹盜書之拙技，輕信宦官亂政之莠言，逮袁下獄，淩遲處死。千古奇冤，何其慘也！至此廷臣無一人可堪邊事。洪承疇位居閣僚之尊，聖眷正隆，圍李闖於商洛，領三軍入關東，折損其半，退守鬆錦，而為一貂裘所俘。不念莊烈設譙以祭，反以剃發易服為榮，臣節喪盡，明人剜心，至此清廷得一人可安天下！崇禎疑人不用，用人還疑，戮忠直之臣以極刑，祭佞二之臣以盛典，焉能不亡國？比之皇太極，其可夫又遠矣！整八旗之武功，開六部之文治，龍興關外，虎視中原，聖主之為也。而明廷汙濁，敗績已現：閣僚無卿輔之相，六部無職司之行，滿眼官貪吏虐，主昧臣昏；盡是江河日下，一片狼籍！故明亡清興，非天定數也，實人之力也。信夫！
明朝的皇帝有多大權力
從明代起，廢除了中書省和宰相，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的政務，實際上等於兼任宰相，把君主獨斷專行擴大到了頂峰。可是，這隻是明初形勢下，明太祖帶有個人特點（如權力欲極強，猜疑心重，統治經驗豐富，精力充沛等）所采取的措施。作為製度，後代不具備這些特點的皇帝是沒有能力，也不願意照樣執行的。可是“祖訓”又不便公開違背，在這種情況下，經過改造，內閣製度便逐漸形成，以一種新的形式起著限製君主獨斷專行的作用[28]。
我們知道，明代內閣諸大學士，和以往宰相不同，在製度上始終沒有監督六部、百司執行皇帝詔令之權。直到明末崇禎年間，一些閣臣為推卸責任仍在說：“昭代本無相名，吾儕止供票擬。上委之聖裁，下委之六部”（《明史》卷二五七《馮元飆傳》）。清代官方著作《曆代職官表》也說：“內閣職司票擬，其官創自明初，原不過如知製誥之翰林，並非古宰相之職”（卷二內閣表下案語）。這些話並不錯。這正是明太祖這個曆史上個別傑出人物廢宰相後，給後代政治製度所打上的深深烙印。可是由於限製君主獨斷專行這一曆史總趨勢不可遏止，後來的君主和臣屬自覺不自覺地逐漸把內閣塑造成了實際上代替宰相的機構。其權力和特點如下：
第一，內閣擁有“票擬”之權。這就使它對皇帝權力的限製，超過了過去的宰相。所謂票擬，便是代皇帝草擬各種文書，大量是關於六部、百司各類政務奏請文書的批答。它可以是先與皇帝共同討論，作出決定後再草擬成文字[29]，更多的是內閣先擬好批答文字，連同原奏請文書一起送皇帝審批。由於票擬要比以往各朝輔佐君主處理政務的製度更加細致、周到[30]，特別是過去（如唐宋）草擬下行詔令和審核上行奏章的機構，有中書，有門下，有翰林院，比較分散，明代全都歸口於內閣[31]，這就給大多數中主單純倚靠內閣票擬，自己可以不怎麽關心政事，提供了極大方便。其結果便是：表麵上宰相廢去，皇帝直接指揮六部、百司政務；實際上多半依靠“票擬”定奪，皇帝的意誌和權力受到內閣諸臣極大的左右限製。如果說儒家的“君逸臣勞”要找一種理想模式的話，那麽明代內閣票擬便是這種模式[32]。
《明史》卷一八一《劉健傳》：孝宗時與李東陽、謝遷俱在內閣，“三人同心輔政，竭情盡慮，知無不言。（孝宗）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唿為先生而不名”。武宗即位，劉健等提出幾條壓製近倖的辦法，“擬旨上，不從，令再擬。健等力諫，謂‘……所擬四疏，（自信正確），不敢更易，謹以原擬封進’。不報，居數日又言……（表示既不批準票擬，便求退休）。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越五日，健等複上疏，曆數政令十失，……因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仍未批準，而是）命所司詳議。健知誌終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東陽、謝遷繼之，帝皆不許。既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這是內閣經過鬥爭，終於將自己意誌強加諸皇帝的例子。明武宗是個十分任性的人，為什麽他不行使至高無上的皇權，逕直否決劉健等的票擬呢？就因為發展到明中葉，一般情況下如同孝宗那樣，照批票擬已成慣例，要想否決，便得提出理由；武宗又提不出理由，於是便隻有拖。拖來拖去，被迫批準。
《明史》卷一六八《陳循傳》：在比孝宗還要早的景帝時入閣。“帝欲易太子，內畏諸閣臣，先期賜循及高穀白金百兩，江淵、王一寧、肖鎡半之。比下詔議，循等遂不敢諍（而遵旨票擬）”。為什麽景帝更易太子要向閣臣行賄，而不逕直行皇權決斷呢？正象武宗一樣，就因為缺乏理由，所以害怕閣臣不同意，拒絕擬旨。現在景帝雖達到了目的，但那是由於閣臣腐化怯懦，未盡到職責，屬於另一問題；而行賄本身，卻正足以說明內閣和票擬確是對君主的獨斷專行，胡作非為，起著很大限製作用的製度。明末馮元飆曾針對一些閣臣自稱隻供票擬，不是宰相，以推卸責任的話，批駁說：“夫中外之責，孰大於票擬”（《明史》本傳）。這在一定意義上，是符合事實的。
第二，由於票擬是下達皇帝詔令的正常途徑，所以明代內閣限製皇帝濫下手詔、中旨的鬥爭，更加製度化。當時一般的做法是：各類文書全歸口於內閣票擬，疑難者由皇帝召閣臣一起商議決定；但必要時皇帝也可在禁中主動提出自己關於政事和用人的意見，通過手詔、中旨（或宦官傳口諭）下內閣票擬。對於這類手詔等，內閣可以奉行，也可以拒絕，全都合法。《明史》卷一八一《徐溥傳》：入內閣。孝宗弘治五年，“中旨”給一革職者複官，溥等言：陛下“即位以來，未嚐有內降（意即全都通過正常途徑由內閣票擬），倖門一開，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詔”。八年溥等又言：“數月以來，奉中旨處分，未當者封還，執奏至再至三，願陛下曲賜聽從……”。“奏入，帝嘉納焉”。同上卷一九○《楊廷和傳》：世宗以孝宗侄、武宗堂弟身分嗣位，欲崇親生父（興獻王朱祐杬，已死）為“皇”，群臣反對。帝召閣臣楊廷和等，“授以手敕，令尊父母為帝後”。廷和退而上奏說明理由後曰：“臣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詔”。世宗堅持己見，“當是時，廷和先後封還禦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廷和因乞退休。繼任者蔣冕、毛紀繼續不肯奉行旨意，毛紀且上言曰：“曩蒙聖諭：國家政事，商確（榷）可否，然後施行。此誠內閣職業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邇者大禮之議（即崇興獻王事），平台召對，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確矣，而皆斷自聖心，不蒙允納，何可否之有”（同上卷一九○《毛紀傳》）。這是指斥世宗口頭上表示與內閣商量，實際上拒絕眾議，獨斷專行。
就在這僵持過程中，有一進士張璁上疏支持世宗，提出一套應尊崇興獻王為“皇”的理由與曆史根據，“帝方扼廷議，得璁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亟下廷臣議”（同上卷一九六《張璁傳》）。後又有人支持璁議。以此為，經過討論和施高壓手段（給抗拒者廷杖等），世宗達到了目的。可是從此事也可看出，當張璁議奏上前，世宗雖是一個剛愎自用的人，卻不敢硬性貫徹個人意誌，獨斷專行，原因就是他理由和根據不足，不知道自己的要求是否違反儒家經典、禮製、祖訓、故事，而這些正是內閣和大臣借以限製皇帝獨斷專行的法寶。君主專製製度的曆史越長，這類法寶積累的也就越多。在尊崇興獻王這事上，如果沒有張璁等議，世宗光憑手中皇權，是很難勝利的。而且即便有了張璁等議，拒絕中旨的鬥爭此後差不多又延續了兩年多。這就足以說明，明代皇權受內閣、廷議的限製何等之大了。
也正因如此，在此之後，應信用內閣、而不應濫發中旨的意見，仍接連不斷，沒有一個皇帝在原則上加以拒絕。同上卷一九六《夏言傳》：世宗時上疏言：“今陛下維新庶政，請日視朝，後禦文華殿，閱章疏，召閣臣麵決；或事關大利害，則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發中旨。聖意所予奪，亦必下內閣議而後行，絕壅蔽矯詐之弊”。“帝嘉納之”。所謂“聖意所予奪，亦必下內閣議而後行”，等於說皇帝的決定要經過內閣討論同意，方得實行。同上卷二四○《葉向高傳》：熹宗時複入閣，疏言“臣事皇祖（神宗）八年，章奏必發臣擬。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傳諭。事有不可，臣力爭，皇祖多曲聽，不欲中出一旨。陛下……信任輔臣，然間有宣傳滋疑議，宜慎重綸音，凡事令臣等擬上”。“帝優旨報聞”。這條材料和上麵夏言疏文精神完全一致，而是用事實證明了這一製度的存在。
當然，由於君主擁有至高無上權力，各個君主的性格並不相同，每屆內閣成員又各有特點，所以君主與內閣矛盾後，越過內閣，逕發中旨處理政務之事也不少。如同上卷一八一《李東陽傳》：武宗時在內閣，“帝欲調宣府軍三千入衛，而以京軍更番戍邊。東陽等力持不可，大臣台諫，皆以為言。中官旁午（向內閣）索草敕，帝坐乾清宮門趣之，東陽等終不奉詔。明日，竟出內降行之”，即其一例。然而另一麵從此例又可看出，處理政務的正規途徑應是通過內閣，所以才會發生中官旁午催促，武宗親自焦急督陣的情況，隻是由於不得已，第二天才下內降，而東陽等拒絕中旨，安然無恙，也是合法之證明。《明會要》卷三十《職官二》：萬曆末，帝“遣內使至工部侍郎林如楚私寓宣敕旨，以奉禦汪良德奏準修鹹安宮也。輔臣言‘明旨傳宣，定例必由內閣下科臣，然後發鈔。若不由內閣，不由科發，不經會極門（紫禁城南部通往內閣之門），不由接本官，突以二豎傳宣（中旨）於部臣之私寓，則從來未有之事。向來（如君主）建議諸臣，以旨從中出，猶且慮之，況臣等竟不與聞乎？’不省”。這就是說，不先經票擬的中旨隻是皇帝個人意見，隨意性大，容易出錯（故“猶且慮之”），所以早已定例必下內閣，由內閣決定是否奉行。奉行，則通過六科給事中，依正常途徑下達；不奉行，大概便得封還中旨。不經內閣，皇帝逕下中旨傳宣部臣執行，則是違例的。由此可見，明代皇帝雖有時逕下中旨處理政務，似乎由他獨斷專行，實際上並不合乎慣例、製度，皇帝自己心理上大概也得承受很大負擔，怕成不了“明君”，所以明神宗對閣臣的抗議，隻得以“不省”了之。反過來也就證明，一般情況下，必得受內閣的限製。
第三，和內閣相配合，還有六科給事中也在製度上直接起著限製皇權的作用。按給事中唐宋本屬門下省，金廢門下省，明初設六科（吏、戶、禮、兵、刑、工）給事中，成為獨立機構（清改隸都察院）。其重要權力之一就是：皇帝所下中旨，內閣未反對，草成敕詔；或內閣票擬，合皇帝心意，批準執行，都得再發至給事中處詳審。如以為有害整個統治利益，同樣可以封還詔書（《明史》卷七四《職官三》）。同上卷九《宣宗本紀》：“諭六科，凡中官傳旨，必覆奏始行。”前麵已講，覆奏約始於北魏、北齊之際，宣宗此諭實際上某種程度也是對君主自己專權的一種限製。《明會要》卷三七《職官九》：嘉靖年間，“都察院疏請差禦史巡鹽，不下閣票擬，（中旨）批答稍誤，（逕下六科），戶科給事中黃臣諫曰：‘我朝設立內閣，凡百章奏，先行票擬。今使內閣虛代言之職，中貴肆專擅之奸[33]。關係匪細，漸不可長。容臣封還原本，以重命令’。疏入，即加批如製”。同上卷二一五《駱問禮傳》：上疏穆宗，“言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得奉行，脫有未當，許封還執奏”。證明此製一直存在。這樣，除內閣外，便又多了一重對皇帝獨斷專行之限製[34]。
通過以上三點，便可看到，在明代，表麵上廢去宰相，君主獨斷專行更加厲害，實際上發展的結果是，君主行使權力時在製度上受到的限製比過去更大，想要獨斷專行的困難更多了。
必須指出，以上都是就集中了地主階級統治經驗的製度規定而言，實際上在執行中這些製度總要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而發生偏頗，甚至極大偏頗。就明代說，這種因素中最重要的一個便是皇帝往往不上朝。本來按祖製他們應該“無日不朝”，甚至一日再朝或早、午、晚三朝（參《大學衍義補》卷四五）。可是由於貪於逸樂，照辦的時候很少，如明神宗甚至二十年未上朝[35]。皇帝逐漸對內閣票擬也懶於審批，而讓身旁宦官“批紅”，致使有時大權旁落。這是明代的一個秕政。但有些著作過於誇大了這一秕政，似乎明代內閣等製度全受宦官操縱，“內閣之擬票，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明史》卷七二《職官誌序》）。這基本上不符事實。因為內閣票擬從明成祖以後逐漸形成，貫穿於明亡前二百多年，從不間斷，而宦官之掌權，則要視皇帝是否委任而定，並非製度。如世宗在位四十多年，不但未曾委任，而且製馭甚嚴[36]。同時即就批紅言，按規定隻能遵照內閣“票（擬）來字樣，用朱筆楷書批之”[37]，執筆者等於一個謄錄人，並不允許摻雜個人意見。這一情況，正好是前述皇帝意誌受內閣限製的一個具體反映。隻有少數幾個宦官，得到皇帝特殊寵信，對票擬之審批發生影響。可是其中能算上毫無顧忌，任意改動票擬，甚至另行票擬者，隻有武宗時的劉瑾（由正德元年至五年）和熹宗時的魏忠賢（由天啟元年至七年）[38]，加在一起不過十二年。這和二百多年的內閣比時間很短，因而應該承認，整個明代在政治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內閣等政治製度，是內閣的票擬，而宦官造成的偏頗，則是次要的。
第一章：化緣
第一章：化緣
盧龍縣雖說位於北方，但夏天那還是一個熱，天空沉悶沉悶，偶爾還會有響雷轟過，大街上麵，人懨懨無色，精神煞是不佳。隻有那路邊的小販，大聲的叫賣著，不時的拿著蘆葦編製而成的草帽扇著風。
偶爾道路上麵會一輛馬車駛過，馬匹大口喘著氣，噓噓不已。
就連客棧裏麵的夥計也沒精打采的打著盹。有點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的意味。
“師父你到底要等到什麽時候才動手啊！”一個鬼斧神工麵容的麻袋男子，一手拿著窩窩頭，一手拿著破水袋，不時的喝上兩口水，狠狠咬上一口窩窩頭。其神色那窩窩頭好像和他有著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
“二愣子你知道什麽，為師這是在選擇目標。”老和尚尷尬說道。
“哦！”
二愣子搖了搖腦袋，心中很是不明白，不就是討兩個小錢嗎？隻要自己趴在地上，一雙眼睛緊緊的盯著對方，如果不給，就去抱住對方的腳，對方肯定會給銅板的。
自己每一次都是這樣，每一次都是有著非常好的效果。
老和尚，姓張名河，字芥子，出生於永平府張姓大家，家道世代書香，曾經鼎盛一時，傳至其父輩一代，便慢慢的沒落，到張河管家因為青年整日沉醉於聲色犬馬，中年才勉強過了縣試和府試做了個秀才。可考了數十載，秀才還是秀才，一氣之下，削發為僧。
做和尚也就罷了，好歹也要做一個好和尚，可是這老和尚典型的是一個花和尚，大酒大肉還美其曰：“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座。”
你看他
剔著一個光頭，一身袈裟，隻不過那袈裟已經破爛不堪，不知道是從哪一個垃圾堆裏麵撿來的二手貨，破爛也就算了，那上麵居然長著白毛，好，我承認，白毛也是可以忍受的，破洞也是情有可原的，但那上麵猶如梅花鹿身上的斑點，簡直就是罪不可恕。
至於啃著窩窩頭的二愣子，從何老和尚談話之中得之。他是一個棄兒，幾年前被老和尚收留，跟隨老和尚一起到處浪跡。
“師兄你看著，師父等下會出狠招了。”
“恩，我想也是這樣”王方認真的點了點頭。
“你知道什麽！”老和尚猛的瞪了二愣子一眼，要知道二愣子所說的狠招那就是撒開腳丫子猛跑，一溜煙的溜掉，自己有那樣不堪嗎？
“看著！你們這兩個小兔崽子給我看好了，為師這就去化緣。”說著狠狠的喝了一口小酒，給自己壯壯膽，然後整理整理衣衫，邁著腳步，昂首闊胸的走去，其身影看起來要多瀟灑，就有多瀟灑，連那衣覺也是隨風飄動。
可一出了巷子立馬原形畢露起來，一雙眼睛賊溜溜的盯著路上行人。
“不行！這一次我得做個高難度才行，要不然以後還會被那兩個小兔崽子騎在頭上了。”老和尚暗暗的想著。
想著，雙眸一亮，朝著一處人家走去。
“看，師傅又到別人家裏去乞討了。”二愣子狠狠咽下嘴裏窩窩頭，含糊道。
“什麽乞討那叫做化緣”王方沒好氣的說道。
“那有區別嗎？”二愣子右手摸了摸猶如茅草一般的頭發，很是不解。
“哼！那區別可是大了。”
“師兄你快說來聽聽。”二愣子神情迫不及待。
看著二愣子一臉期待的神情王方為難住了，這可是一個非常高深的問題啊，“化緣”“乞討”這區別好像不是很大啊。
“恩，我好歹也是他的師兄不能讓他看扁了。”王方暗忖。
“師兄你倒是說啊！”
“...咳咳！你聽好了，這個其實非常容易區分，“化緣”是別人心甘情願給你財物，“乞討”是你從別人手中乞求財物。
二愣子聽了滿是其事的點了點頭：“還是師兄有學問，知道“化緣”和“乞討”的區別。
王方：“…….”
“你說師父這一次會是怎麽一個結局。”王方問道
“會被人家用掃帚給趕出來。”二愣子一臉正經，配合那絕好的容貌，一隻一大一小的眼睛，那簡直一個絕。
“你確定！”
“這還用說，師弟我可是聰明絕頂，玉樹臨風，一枝梨花壓海棠的二愣子，這樣簡單的事情，還用的著想。”
“確實有可能，這已經是第十次了，就是不知道師父會被掃成什麽樣子。”
“不是第十次，而是第五百次了。”二愣子糾正道。
當年我跟著他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現在五年了，五百次，每一次結果都是一樣。
王方愕然，難怪自己師弟心中這樣肯定，原來是有曆史的。
王成目光緊緊的盯著那大戶人家，也不知道自己師父是怎麽了，已經有一刻鍾了，還沒有見個人影出來，這讓人焦急啊，如果他被人打殘了自己怎麽辦，自己可是等著他教我文章呢，我可是連秀才也沒考上啊，還想要做官啊，想要嬌妻美妾啊。
“該不會是被打的半身不遂了吧，可是也沒有聽見慘叫啊。”王方不放心的說道。
“師兄你放心，師父他老人家乃是得到高人，不是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可以推測的，他現在或許正在和施主談道論經呢。”
“恩，或許吧！”王方不以為然。
驟然，王方聽到了砰砰聲響，隨後便是一聲聲汪汪聲……..
隻見一道身影狼狽不堪的從牆上跳下來，目光謹慎的望了望後麵，隨即腿丫子一撒，一溜煙的便是跑。
隨即，一隻好大的黑狗從牆角一處洞鑽出，隻見那黑狗耳大，肢壯，目露兇光，鼻子一嗅，汪汪幾聲，便飛快的朝著那老和尚追去。
“我的娘啊！不會吧！”二愣子驚唿出聲，連手中窩窩頭掉落在地上也毫不知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