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一事雖然太過駭人，但靜下來思考，其中不無蹊蹺使團的行蹤所知者少之又少，而且為了掩人耳目，隊伍中還特意準備了額外五頂轎子進行掩護，刺客如何能輕而易舉地直衝欽差大臣而來？
載澤和岑春煊一番盤算，欽差使團的路線與日程除了自己知道外，直督衙門也是知情的，端方間接也就成了被懷疑的對象。端方雖然有苦說不出，但眼下不是耍脾氣、鬧情緒的時候，他態度很誠懇，小心翼翼地陪著說話：“此事疑點甚多，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兇手雖死幕後仍在，務必要糾拿出來，倒是要勞煩趙大人費心了……”
載澤和岑春煊是明白事體之人，也不會相信暗殺是端方授意的。因此清查直隸鹽政雖然損害了直督的權益，即便有所不滿也萬萬不至於發展到買兇殺人的地步，更何況出事地點就在直隸境內，本來就有責任，更不必行如此愚蠢的動作。
到底是誰呢？趙秉鈞帶領緝拿人手開始了多方偵探，為了不打草驚蛇，《帝國日報》除公開譴責暗殺舉動外，就輕描淡寫地報道了兇手斃命當場的消息，為了“證實”起見，還破天荒地第一次配發了新聞照片。張鎮芳等人原本心裏的擔心一直提高到最高級別，但眼下這等情形，特別是連著好些天沒有動靜，繃緊的弦也就開始鬆了下來。
直隸地地頭。喧鬧一番以後，重新又恢複了往日的平靜。欽差大臣被刺無非又在民眾間所談論的奇聞怪事中增加了一條，自庚子事變以後，類似的事情越來越多，恩銘、五大臣、載灃現在無非又增添了載澤和岑春煊而已。
鹽商群體中，雖然也有不少人懷疑此事的來龍去脈。但自暗殺一事，欽差使團的相關舉動陷入了停頓，改革鹽政地言語也不再有人提起，岑春煊和載澤在天津閉門謝客，調養生息，警衛力量倒是加強了好幾番。鹽商們明顯摸不著頭腦，但既然鹽政改革不必再提，也沒人願意出麵充當這個不愉快的挑頭者。
不過。這僅僅隻是表象而已，暗地裏，在趙秉鈞親自坐鎮之下，內政部最強的力量匯聚天津，開始了對相關情況的察訪，而在這些力量中，又以一人最為出名，這人卻是——汪精衛。
汪精衛和陳璧君大婚後，又在京城天牢裏呆了許久，除了每日的看書寫字外。汪精衛本人對維新元年以來的政治實踐和政策走向進行了細致的思考。他敏銳地感覺到，整個帝國的政治正向他所不熟悉地領域挺進，特別是三個貪汙集團的查處，讓他體會到了維新以來前所未有的力度，使得他在思想深處有了極大的觸動。
和林廣宇、善耆等人想得一樣，汪精衛並未對林廣宇當時所說的“十年之後如無起色自動交權”一言當真。這種和平交權的可能甚至比暴力革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還要低。在他看來這隻是一種姿態，一種宣示信心與洞察力的姿態。
如果說維新元年高層政治動蕩對汪精衛的思想有潛移默化影響的話，那麽武昌舉事失敗地結果則徹底震撼了汪精衛。武昌城中，數倍於禁衛軍的新軍暴起發難，原本該是猝不及防的一邊倒局麵，結果禁衛軍不但頂了下來，而且還將滲透有革命黨的新軍清剿得幹幹淨淨。
在外界看來，革命黨或許是鐵板一塊的造反陣營。但在知悉內情的人眼中，革命黨派別之分野實際上遠遠要比朝廷來得更加複雜、更加詭異。兩湖地區原本是黃興、宋教仁等長江派苦心經營多年地場所，不但擁有較好的革命氛圍而且還擁有不錯的群眾基礎，除開廣東以外。就是兩湖地區的革命形勢最為看好，黃、宋等人之所以能在同盟會中成為主流派，就是源於這種基礎與實力。
但武昌舉事的結果讓汪精衛深為震撼，擁有相對優勢和先發製人時機的革命黨非但沒有能夠短暫地取得勝利或者宣布獨立，而且還把經營多年的本錢全部搭了進去。望著一批又一批被捕後被關押、被處決的革命黨名單，看著兩湖地區革命勢力被連根拔起地結果，汪精衛深感痛心但又無能為力。
他還不能開口求情——因為皇帝早就有言在先：他對優容是有底線的，那就是不準訴諸暴力，不準公開舉事，武昌舉事恰恰造成了中外震驚的結果，亦讓皇帝有不得不痛下殺手地緣由。
作為革命同誌，汪精衛對這些革命精英的遭遇極感痛心，但作為革命黨的青年領袖，他對革命前途愈發關切，對革命前途和信心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他看來，革命不是好不好的問題，而是能不能成功的問題，倘若像武昌舉事之類付出巨大代價而一無所得，那不是革命的應有之意而是中國不必要的損失。而且，經常性暴力革命的失利會帶來陰影，不僅是對革命黨的士氣不可估量的打擊，而且對民眾的心理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在這個世界上，渴望安定，厭惡殺戮是大多數人的本性，如果革命黨一次又一次訴諸暴力而宣告失敗，隻能進一步加劇民眾對革命的反感以及他們對革命黨的厭惡。如果違背這個趨勢，革命永遠沒有勝利的那一天。
這次查處欽差大臣暗殺案，汪精衛是他熟悉不過了，行事手法、所用武器都是典型的革命黨特征，他坐不住了，一反常態，主動向善耆要求，希望能夠參與此事的查辦。
對汪精衛態度的轉變，陳璧君有著深刻理解。汪精衛在目睹兩湖革命黨的下場後，對革命黨人的遭遇深感痛心，他流著淚對陳璧君說道：“小妹，革命的形勢遠遠還沒有成熟，我不能再眼睜睜看著同誌們白白枉死了。”
“隻是你這話孫先生未必聽得進去。”
“不需要他聽進去。”汪精衛的表情很古怪，他對孫中山的革命熱情一貫是異常敬佩的，他隻是說道，“他的考慮和追求我明白，但是我不能為了這種遠大的追求而讓熱血青年前赴後繼地去送死，那不是革命領袖，那劊子手，是殺人犯。”
—
“咱們能怎麽辦呢？找皇帝求情？”
“不！那沒用！也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汪精衛的態度斬釘截鐵。
“可是，四哥，你要想好了，自從報紙上登過咱倆結婚的消息後，孫先生和革命黨已經認定我們是革命的叛徒了，如果你有其他的舉動，更加坐實了。”
“對於革命的執著，我汪兆銘從來就不甘人後，對於慷慨赴死的從容，我汪兆銘從來就不曾害怕。可事情遠遠沒有那麽簡單，我死很容易，要成全自己、保住自己的名聲亦很容易，但這樣對革命有什麽好處？”
對汪精衛的請求，善耆和趙秉鈞兩人自然不敢怠慢，當即就向林廣宇做了稟告。
麵對汪精衛被捕後第一次要求合作的態度，林廣宇的意見異常明確：“照準，注意保密！”
合作顯然需要雙方各自付出代價，汪精衛承諾，協助趙秉鈞等人查辦暗殺大案，幫助查獲直隸革命黨組織；趙秉鈞承諾，抓獲革命黨後，一個不殺，由汪精衛加以勸說，願意具結悔過者當場釋放，
日細。因此，改革弊端叢生的鹽政，已成為非常迫切肋問題。不
少憂迴憂民之士，著力於鹽政改革。隨著變法運動，立憲運動及一
係列革命運動的進行，在鹽果、會黨、士匪等欺壓下的人民麵對私
鹽販賣活動的猖撅，要求改革鹽政的願迢也越來越強烈。
鹽政改革是在辛亥革命中獨立的各省進行的。各省在擺脫了
清廷酌統治之後，紛紛進行鹽政改革，廢除舊鹽商的引枚和票權。
首先實行改革的是四川鄧車可，實行廢除引岸，就場征稅，自由貿
易。接著有兩廣次行廢除引權，福建收迴引岸，改為宮專賣等等。
兩淮、兩浙是故商勢力最頑固的場區，這裏改革唿聲也最高。兩淮
改革派代表張穿著了《玫華全國鹽法意見書》，主張組織製鹽公司
就場征稅，自由貿
易。接著有兩廣次行廢除引權，福建收迴引岸，改為宮專賣等等。第三次機遇 第三卷 第四十一章 革命前途
載澤和岑春煊一番盤算，欽差使團的路線與日程除了自己知道外，直督衙門也是知情的，端方間接也就成了被懷疑的對象。端方雖然有苦說不出，但眼下不是耍脾氣、鬧情緒的時候，他態度很誠懇，小心翼翼地陪著說話：“此事疑點甚多，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兇手雖死幕後仍在，務必要糾拿出來，倒是要勞煩趙大人費心了……”
載澤和岑春煊是明白事體之人，也不會相信暗殺是端方授意的。因此清查直隸鹽政雖然損害了直督的權益，即便有所不滿也萬萬不至於發展到買兇殺人的地步，更何況出事地點就在直隸境內，本來就有責任，更不必行如此愚蠢的動作。
到底是誰呢？趙秉鈞帶領緝拿人手開始了多方偵探，為了不打草驚蛇，《帝國日報》除公開譴責暗殺舉動外，就輕描淡寫地報道了兇手斃命當場的消息，為了“證實”起見，還破天荒地第一次配發了新聞照片。張鎮芳等人原本心裏的擔心一直提高到最高級別，但眼下這等情形，特別是連著好些天沒有動靜，繃緊的弦也就開始鬆了下來。
直隸地地頭。喧鬧一番以後，重新又恢複了往日的平靜。欽差大臣被刺無非又在民眾間所談論的奇聞怪事中增加了一條，自庚子事變以後，類似的事情越來越多，恩銘、五大臣、載灃現在無非又增添了載澤和岑春煊而已。
鹽商群體中，雖然也有不少人懷疑此事的來龍去脈。但自暗殺一事，欽差使團的相關舉動陷入了停頓，改革鹽政地言語也不再有人提起，岑春煊和載澤在天津閉門謝客，調養生息，警衛力量倒是加強了好幾番。鹽商們明顯摸不著頭腦，但既然鹽政改革不必再提，也沒人願意出麵充當這個不愉快的挑頭者。
不過。這僅僅隻是表象而已，暗地裏，在趙秉鈞親自坐鎮之下，內政部最強的力量匯聚天津，開始了對相關情況的察訪，而在這些力量中，又以一人最為出名，這人卻是——汪精衛。
汪精衛和陳璧君大婚後，又在京城天牢裏呆了許久，除了每日的看書寫字外。汪精衛本人對維新元年以來的政治實踐和政策走向進行了細致的思考。他敏銳地感覺到，整個帝國的政治正向他所不熟悉地領域挺進，特別是三個貪汙集團的查處，讓他體會到了維新以來前所未有的力度，使得他在思想深處有了極大的觸動。
和林廣宇、善耆等人想得一樣，汪精衛並未對林廣宇當時所說的“十年之後如無起色自動交權”一言當真。這種和平交權的可能甚至比暴力革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還要低。在他看來這隻是一種姿態，一種宣示信心與洞察力的姿態。
如果說維新元年高層政治動蕩對汪精衛的思想有潛移默化影響的話，那麽武昌舉事失敗地結果則徹底震撼了汪精衛。武昌城中，數倍於禁衛軍的新軍暴起發難，原本該是猝不及防的一邊倒局麵，結果禁衛軍不但頂了下來，而且還將滲透有革命黨的新軍清剿得幹幹淨淨。
在外界看來，革命黨或許是鐵板一塊的造反陣營。但在知悉內情的人眼中，革命黨派別之分野實際上遠遠要比朝廷來得更加複雜、更加詭異。兩湖地區原本是黃興、宋教仁等長江派苦心經營多年地場所，不但擁有較好的革命氛圍而且還擁有不錯的群眾基礎，除開廣東以外。就是兩湖地區的革命形勢最為看好，黃、宋等人之所以能在同盟會中成為主流派，就是源於這種基礎與實力。
但武昌舉事的結果讓汪精衛深為震撼，擁有相對優勢和先發製人時機的革命黨非但沒有能夠短暫地取得勝利或者宣布獨立，而且還把經營多年的本錢全部搭了進去。望著一批又一批被捕後被關押、被處決的革命黨名單，看著兩湖地區革命勢力被連根拔起地結果，汪精衛深感痛心但又無能為力。
他還不能開口求情——因為皇帝早就有言在先：他對優容是有底線的，那就是不準訴諸暴力，不準公開舉事，武昌舉事恰恰造成了中外震驚的結果，亦讓皇帝有不得不痛下殺手地緣由。
作為革命同誌，汪精衛對這些革命精英的遭遇極感痛心，但作為革命黨的青年領袖，他對革命前途愈發關切，對革命前途和信心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他看來，革命不是好不好的問題，而是能不能成功的問題，倘若像武昌舉事之類付出巨大代價而一無所得，那不是革命的應有之意而是中國不必要的損失。而且，經常性暴力革命的失利會帶來陰影，不僅是對革命黨的士氣不可估量的打擊，而且對民眾的心理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在這個世界上，渴望安定，厭惡殺戮是大多數人的本性，如果革命黨一次又一次訴諸暴力而宣告失敗，隻能進一步加劇民眾對革命的反感以及他們對革命黨的厭惡。如果違背這個趨勢，革命永遠沒有勝利的那一天。
這次查處欽差大臣暗殺案，汪精衛是他熟悉不過了，行事手法、所用武器都是典型的革命黨特征，他坐不住了，一反常態，主動向善耆要求，希望能夠參與此事的查辦。
對汪精衛態度的轉變，陳璧君有著深刻理解。汪精衛在目睹兩湖革命黨的下場後，對革命黨人的遭遇深感痛心，他流著淚對陳璧君說道：“小妹，革命的形勢遠遠還沒有成熟，我不能再眼睜睜看著同誌們白白枉死了。”
“隻是你這話孫先生未必聽得進去。”
“不需要他聽進去。”汪精衛的表情很古怪，他對孫中山的革命熱情一貫是異常敬佩的，他隻是說道，“他的考慮和追求我明白，但是我不能為了這種遠大的追求而讓熱血青年前赴後繼地去送死，那不是革命領袖，那劊子手，是殺人犯。”
—
“咱們能怎麽辦呢？找皇帝求情？”
“不！那沒用！也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汪精衛的態度斬釘截鐵。
“可是，四哥，你要想好了，自從報紙上登過咱倆結婚的消息後，孫先生和革命黨已經認定我們是革命的叛徒了，如果你有其他的舉動，更加坐實了。”
“對於革命的執著，我汪兆銘從來就不甘人後，對於慷慨赴死的從容，我汪兆銘從來就不曾害怕。可事情遠遠沒有那麽簡單，我死很容易，要成全自己、保住自己的名聲亦很容易，但這樣對革命有什麽好處？”
對汪精衛的請求，善耆和趙秉鈞兩人自然不敢怠慢，當即就向林廣宇做了稟告。
麵對汪精衛被捕後第一次要求合作的態度，林廣宇的意見異常明確：“照準，注意保密！”
合作顯然需要雙方各自付出代價，汪精衛承諾，協助趙秉鈞等人查辦暗殺大案，幫助查獲直隸革命黨組織；趙秉鈞承諾，抓獲革命黨後，一個不殺，由汪精衛加以勸說，願意具結悔過者當場釋放，
日細。因此，改革弊端叢生的鹽政，已成為非常迫切肋問題。不
少憂迴憂民之士，著力於鹽政改革。隨著變法運動，立憲運動及一
係列革命運動的進行，在鹽果、會黨、士匪等欺壓下的人民麵對私
鹽販賣活動的猖撅，要求改革鹽政的願迢也越來越強烈。
鹽政改革是在辛亥革命中獨立的各省進行的。各省在擺脫了
清廷酌統治之後，紛紛進行鹽政改革，廢除舊鹽商的引枚和票權。
首先實行改革的是四川鄧車可，實行廢除引岸，就場征稅，自由貿
易。接著有兩廣次行廢除引權，福建收迴引岸，改為宮專賣等等。
兩淮、兩浙是故商勢力最頑固的場區，這裏改革唿聲也最高。兩淮
改革派代表張穿著了《玫華全國鹽法意見書》，主張組織製鹽公司
就場征稅，自由貿
易。接著有兩廣次行廢除引權，福建收迴引岸，改為宮專賣等等。第三次機遇 第三卷 第四十一章 革命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