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經兩千多年的儒家思想統治，孔子已經被嚴重神話，但同時孔子性格中可愛的一麵也被後世一些儒者有意抹去，變得莊嚴卻失去趣味。後世流傳一句著名的話，即“以德報怨”，實際上這句話根本不是孔子說的，而是有人問孔子的原話。
《論語.憲問》中的原話是，有人問孔子：“以德報怨，夫子以為如何？”孔子的反問非常精彩：“（如果以德報怨），何以報德？”接著，孔子給出他認為正確的答案：
“（麵對仇恨），要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說的通俗些，就是孔子認為別人對你自己樣，你就對他怎麽樣。對方有恩於你，你就必須報恩，對方傷害了你，你就理直氣壯的去傷害他，一報還一報，天經地義！
孔子這些年在國外流浪，一直得不到重用，實際上和他的火爆性格有很大關係。孔子有經天緯地才，又嫉惡如仇，眼裏揉不得沙子，他每到一國，都是當地庸猾官僚們的最大敵人，這很好理解，誰也不歡迎一個來搶自己飯碗的洋和尚，都會想辦法阻止孔子受重用，否則自己隻能喝西北風。
晉文公姬重耳遊曆諸國，但他的特殊身份注定了他不可能留在所居國，總有一天他會迴到晉國即位的。孔子不一樣，他是魯國人，但為了實現理想，孔子是可以改換國籍的，這就注定了孔子的不受歡迎。孔子說自己是“喪家之狗”，半是戲謔，半是對現實的無奈。
世人很難想像，孔子這樣名聞天下的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居然會挨餓，現實就是這樣殘酷。根據《呂氏春秋.任數》的記載，孔子在陳蔡遊曆時，曾經七天沒有吃到米飯，餓得前心貼後背。
還是學生顏迴到外麵討到了一點米，迴來煮著吃，顏迴已經餓得兩眼發綠，偷偷的吃了一點，然後捧給老師進食。以孔子這樣的胸懷大度，在他偷看到顏迴吃米時，都認為顏迴是在偷吃東西，可見孔子已經餓成什麽樣了。
後來孔子遊曆楚國，也是跟叫花子似的，到處討飯吃。有個漁父看孔子實在可憐，就送給孔子幾條魚，孔子礙於麵子，堅辭不受。還是漁父說天氣太熱，距離市場太遠，賣了也沒人要，扔了又太可惜，不如送給老夫子食用，也算一件功德，孔子這才勉強接受。
孔子的偉大之處恰就在這裏，以孔子的特殊社會身份，隻要他肯低頭，與那班庸俗的官僚同流合汙，什麽樣的富貴他得不到？但孔子的道德底線不容許他這麽做，孔子是個好名之人，他曾經說過：“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彫也。”孔子要做的是寒冬迎風而立的鬆柏，而不是秋風一過便黯然撲地的枯草。
孔子入衛、入陳、入蔡、入葉、入楚，遊曆了大半天下，雖然一直沒有獲得成功，但至少可以說是孔子是位出色的旅行家。曆經風霜，黃塵撲麵，車馬勞頓，甚至有陳蔡之厄，饑於乏食，但枕於江濤之畔，觀紅日初升，望斜陽斷雁，這樣的人生，已經相當成功了。
在政治上，孔子已經不對中原諸國抱有什麽奢想了，他甚至有“浮海而居九夷”的想法。所謂九夷，有一說是南方楚吳之南的夷族部落，但如果要去此地，是用不著坐船浮海的。《漢書》的解釋比較合理，九夷就是現在的朝鮮半島，需要坐船過去。
孔子欲去九夷，一方麵是在自己的靈魂深處建一個不被世俗所打擾的居所，另一方麵，孔子還是沒有放棄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他的潛意識裏，他還是想做一個政治家。雖然孔子最終沒有浮海去九夷，但他心中依然保留著一塊樂土，那是屬於他自己的。
孔子在衛國沒有得到自己渴望得到的機會，那他的下一站，隻能是自己的父母之邦——魯國，至少迴到魯國，遠比到處流浪更能得到機會。實際上此時的孔子已經是六十多歲的花甲老人了，即將到七十而隨心所欲的年紀，政治上的偉大抱負，終究敵不過“葉落歸根”的遊子情懷。
魯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這一年孔子六十八歲。當一行人乘坐的馬車踏進魯國國境的那一瞬間，想必胡須早已花白的孔子心中感慨萬千，孔子也清楚，以他這個年齡，是不可能再周遊列國了。如果能終老於魯，葉落歸根，葬於父母之側，孔子此生不虛活矣。
孔子能迴到魯國，和他在魯國做高級將領的學生冉求向執政的季康子推薦有關，但魯國執政對孔子的態度也非常明確——尊而不用，也不敢重用孔子，畢竟孔子的性格不是官場中人能吃得消的。
季康子給孔子安排了一個“從大夫後”的職位，相當於元老院顧問，享受老幹部離休待遇。這麽安排，即保全了孔子和魯國執政的麵子，又能保證孔子就魯國施政發表自己的看法，一舉兩得。
季康子的施政理念比較激進，他是魯國曆史上少見的鐵血執政，對加快春秋奴晚期隸製經濟製度的瓦解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即改變“田賦”。經濟製度是政治製度的基礎，如果這一政策加以推行，孔子的政治理想將完全破滅，所以孔子是極力反對的。季康子非常尊敬孔子，但從來沒有把孔子當成神，他自己認定的事情，就一定會做下去，孔子對此也無可奈何。
孔子在政治上的保守是出了名的，學生冉求因為支持季康子的“土改”工作，被孔子好一頓臭罵，甚至還和冉求斷絕了師生關係。為了表達對冉求等激進派的憤怒，孔子說“求，非我徒，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可見冉求的激進對保守的孔子帶來多麽大的感情傷害。
不過孔子也知道冉求在政治上是依附於執政季康子的，恨屋及烏，孔子對季康子也沒有多少好感。季康子曾經問政於孔子，孔子抓住機會，對季康子冷嘲熱諷，下嘴非常刻薄，毫無政治家風範。
比如季康子問過孔子三個問題：一、如何治理國家；二、如何解決盜患；三、是否應該多殺壞人以正社會風氣。孔子的迴答隻有一個：“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你自己身正就不怕影子斜，你自己克已複禮，就不愁別人和你南轅北轍。
孔子對季康子破壞“先王之法”非常不滿，但孔子在社會道德層麵對季康子的勸諫還是非常有道理的，比如季康子問孔子：“如何才能讓士民尊重我，聽我的指揮？”孔子答：“這個很簡單，你尊重百姓，百姓就會尊重你；你當以孝為先，以慈愛為本，百姓自會對你忠心耿耿。選賢與能，給所有人上進的機會。”
孔子也同樣和魯哀公討論過這個問題，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治國其實就是治吏，用賢與能，庸猾之輩就沒有上升的空間，則百姓受益，反之，則百姓遭殃，曆代興亡都是遵行這條規律，沒有例外。
當然，孔子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來看待治民的問題，其實這並不奇怪，任何曆史人物的一言一行都不可能超越他所處的曆史時代。
縱使孔子有百般不是，但僅憑孔子在與魯哀公討論中的一段話，孔子就足以受到後人的愛敬。事出於《說苑.政理篇》，哀公問孔子有什麽辦法可以增加老百姓的財政收入，孔子就說了三個字：“薄賦斂”，隻要做到減輕百姓的經濟負擔，老百姓自然就會富起來。
哀公有些不解，質問孔子：“如果大多數人都富了，我豈不是就窮了？”孔子勸他不要這麽緊張，要相信老百姓的善良，“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隻要老百姓富裕了，自然會有更多的餘錢交稅，而不是在老百姓還窮餿餿的時候就惡狠狠的搶老百姓的救命錢，相比之下，後世一些昏君還不如孔子。
《論語.顏淵篇》記載魯哀公問孔子的學生有若如何才能使國庫充盈，有若的辦法是“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隻要老百姓有錢了，國家自然也就有錢，如果百姓窮得喝西北風，君主一毛錢也收不上來。有若的經濟思想和孔子是相通的，或者說有若是受到了孔子的影響。
孔子雖然能夠對魯國執政施加一定的影響，但畢竟孔子隻有發言權沒有決定權，隻能無限感傷地懷念他的政治偶像周公姬旦。都說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創使人，實際上真正開創儒家思想的，正是周公旦。孔子曾經說過：“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孔子隻是將在春秋時尚耒成熟的儒學打造成一種強大的思想體係，地位有些類似於詞史上的南唐後主李煜。
孔子老了，他曾經在夢中遇到周公，在現實中鬱鬱不得誌者往往都會在夢中才能馳騁於江湖，求功名，不朽於萬世。對於一個經曆了太多風雨的老人來說，他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兒孫繞膝，安度晚年。
隻是讓孔子萬沒有想到的是，他唯一的一個兒子孔鯉卻先孔子而去，隻留了一個年幼的兒子子思（有一些學者認為子思是孔鯉的遺腹子）。人生三大至痛之一就是老年喪子，孔鯉的撒手西去，給孔子造成的感情傷害有多深，可想而知。
更讓孔子揪心的是，自己已經來日無多，一旦自己不久就去世，嫡孫子思怎麽辦？最可行的辦法，隻有把子思交給自己的一位學生，讓他來代養子思，孔子最終選擇的是他的高足曾參。實際上曾參雖然才學多博，但他在星光燦爛的孔子學生中並不是最耀眼，最耀眼的那顆星星，也在孔鯉去世不久也開了人世，他就是顏迴，死於公元前481年。
相比於兒子孔鯉的去世，顏迴的死，幾乎導致孔子精神世界的徹底崩塌。雖然孔子拒絕了顏路要給顏迴置辦外棺的要求，因為孔子要平等的對待每個學生，但孔子對顏迴的死還是痛不欲生，無法接受。
顏迴是孔子最喜歡的學生，從某種意義上講，孔子一直把顏迴當兒子一樣，孔子不止一次“吹捧”過顏迴，顏迴是除孔鯉之外，孔子的另一根精神支柱。現在兩根精神支柱相繼倒塌，換了任何一位普通的老子都難以承受，孔子再偉大，此時他也隻是一位普通的父親。
孔子在感情上受到了沉重打擊還沒有結束，一年後，也就是公元前480年，孔子另一位得意門生，時任衛國蒲邑宰的子路，死於衛國孔悝之難。子路比孔子小十歲，和孔子是同代人，與孔子的關係亦師亦友，孔子非常器重子路。所以噩耗傳來，孔子哭倒於地。
每個人都是堅強的，每個人又都是脆弱的，在心靈深處總會留有一片溫柔的芳草地，但當命運之神殘酷在孔子的芳草地上來迴踐踏的時候，鐵打的人，也會吃不消。一連串的打擊，孔子終於一病不起。
孔子是個天生豁達的人，他對人生看得很透徹，孔子曾經站在大江邊，看著浩蕩東流的江水感歎：“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孔子這一輩子，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從起點迴到起點，沒有大閱曆、大智慧、大胸懷的人，是難以承受的。
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四月十八日（杜預認為有可能是五月十二日），心猶不甘的孔仲尼溘然長逝，壽七十三歲。
如同諸葛亮的死震驚蜀漢一樣，孔子的死，在魯國引發了巨大的震撼。雖然孔子一直不受重用，但孔子做為魯國的標誌性人物的地位，是誰都撼動不了的。魯哀公當然知道孔子的地位，在孔子死後，他以國家元首的身份，寫了一份祭孔子的祭文。以《左傳》為準，祭文如右：“旻天不吊，不憖遺一老。俾屏餘一人以在位，煢煢餘在疚。嗚唿哀哉！尼父，無自律！”
孔子死後的葬禮非常隆重，但這一切已經和孔子沒有關係了，葬禮無論搞成什麽規模，都是做給活人看的，
也許孔子生前並沒有意識到，在他死後近四百年後，一個名叫董仲舒的學者向一位名叫劉徹的皇帝提出了著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方針，並得到了實行，從而極深的影響了中國曆史的進程。甚至從某種角度講，自漢武帝劉徹以後的兩千五百年中華文明史，就是一部《論語》被打開然後合上，然後再打開的曆史。隻是這一切，孔子已經看不到了。
仰俯無愧天地,褒貶自有春秋，孔子做完了他應該做的事情，至於功過得失，自有後人評說。
《論語.憲問》中的原話是，有人問孔子：“以德報怨，夫子以為如何？”孔子的反問非常精彩：“（如果以德報怨），何以報德？”接著，孔子給出他認為正確的答案：
“（麵對仇恨），要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說的通俗些，就是孔子認為別人對你自己樣，你就對他怎麽樣。對方有恩於你，你就必須報恩，對方傷害了你，你就理直氣壯的去傷害他，一報還一報，天經地義！
孔子這些年在國外流浪，一直得不到重用，實際上和他的火爆性格有很大關係。孔子有經天緯地才，又嫉惡如仇，眼裏揉不得沙子，他每到一國，都是當地庸猾官僚們的最大敵人，這很好理解，誰也不歡迎一個來搶自己飯碗的洋和尚，都會想辦法阻止孔子受重用，否則自己隻能喝西北風。
晉文公姬重耳遊曆諸國，但他的特殊身份注定了他不可能留在所居國，總有一天他會迴到晉國即位的。孔子不一樣，他是魯國人，但為了實現理想，孔子是可以改換國籍的，這就注定了孔子的不受歡迎。孔子說自己是“喪家之狗”，半是戲謔，半是對現實的無奈。
世人很難想像，孔子這樣名聞天下的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居然會挨餓，現實就是這樣殘酷。根據《呂氏春秋.任數》的記載，孔子在陳蔡遊曆時，曾經七天沒有吃到米飯，餓得前心貼後背。
還是學生顏迴到外麵討到了一點米，迴來煮著吃，顏迴已經餓得兩眼發綠，偷偷的吃了一點，然後捧給老師進食。以孔子這樣的胸懷大度，在他偷看到顏迴吃米時，都認為顏迴是在偷吃東西，可見孔子已經餓成什麽樣了。
後來孔子遊曆楚國，也是跟叫花子似的，到處討飯吃。有個漁父看孔子實在可憐，就送給孔子幾條魚，孔子礙於麵子，堅辭不受。還是漁父說天氣太熱，距離市場太遠，賣了也沒人要，扔了又太可惜，不如送給老夫子食用，也算一件功德，孔子這才勉強接受。
孔子的偉大之處恰就在這裏，以孔子的特殊社會身份，隻要他肯低頭，與那班庸俗的官僚同流合汙，什麽樣的富貴他得不到？但孔子的道德底線不容許他這麽做，孔子是個好名之人，他曾經說過：“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彫也。”孔子要做的是寒冬迎風而立的鬆柏，而不是秋風一過便黯然撲地的枯草。
孔子入衛、入陳、入蔡、入葉、入楚，遊曆了大半天下，雖然一直沒有獲得成功，但至少可以說是孔子是位出色的旅行家。曆經風霜，黃塵撲麵，車馬勞頓，甚至有陳蔡之厄，饑於乏食，但枕於江濤之畔，觀紅日初升，望斜陽斷雁，這樣的人生，已經相當成功了。
在政治上，孔子已經不對中原諸國抱有什麽奢想了，他甚至有“浮海而居九夷”的想法。所謂九夷，有一說是南方楚吳之南的夷族部落，但如果要去此地，是用不著坐船浮海的。《漢書》的解釋比較合理，九夷就是現在的朝鮮半島，需要坐船過去。
孔子欲去九夷，一方麵是在自己的靈魂深處建一個不被世俗所打擾的居所，另一方麵，孔子還是沒有放棄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他的潛意識裏，他還是想做一個政治家。雖然孔子最終沒有浮海去九夷，但他心中依然保留著一塊樂土，那是屬於他自己的。
孔子在衛國沒有得到自己渴望得到的機會，那他的下一站，隻能是自己的父母之邦——魯國，至少迴到魯國，遠比到處流浪更能得到機會。實際上此時的孔子已經是六十多歲的花甲老人了，即將到七十而隨心所欲的年紀，政治上的偉大抱負，終究敵不過“葉落歸根”的遊子情懷。
魯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這一年孔子六十八歲。當一行人乘坐的馬車踏進魯國國境的那一瞬間，想必胡須早已花白的孔子心中感慨萬千，孔子也清楚，以他這個年齡，是不可能再周遊列國了。如果能終老於魯，葉落歸根，葬於父母之側，孔子此生不虛活矣。
孔子能迴到魯國，和他在魯國做高級將領的學生冉求向執政的季康子推薦有關，但魯國執政對孔子的態度也非常明確——尊而不用，也不敢重用孔子，畢竟孔子的性格不是官場中人能吃得消的。
季康子給孔子安排了一個“從大夫後”的職位，相當於元老院顧問，享受老幹部離休待遇。這麽安排，即保全了孔子和魯國執政的麵子，又能保證孔子就魯國施政發表自己的看法，一舉兩得。
季康子的施政理念比較激進，他是魯國曆史上少見的鐵血執政，對加快春秋奴晚期隸製經濟製度的瓦解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即改變“田賦”。經濟製度是政治製度的基礎，如果這一政策加以推行，孔子的政治理想將完全破滅，所以孔子是極力反對的。季康子非常尊敬孔子，但從來沒有把孔子當成神，他自己認定的事情，就一定會做下去，孔子對此也無可奈何。
孔子在政治上的保守是出了名的，學生冉求因為支持季康子的“土改”工作，被孔子好一頓臭罵，甚至還和冉求斷絕了師生關係。為了表達對冉求等激進派的憤怒，孔子說“求，非我徒，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可見冉求的激進對保守的孔子帶來多麽大的感情傷害。
不過孔子也知道冉求在政治上是依附於執政季康子的，恨屋及烏，孔子對季康子也沒有多少好感。季康子曾經問政於孔子，孔子抓住機會，對季康子冷嘲熱諷，下嘴非常刻薄，毫無政治家風範。
比如季康子問過孔子三個問題：一、如何治理國家；二、如何解決盜患；三、是否應該多殺壞人以正社會風氣。孔子的迴答隻有一個：“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你自己身正就不怕影子斜，你自己克已複禮，就不愁別人和你南轅北轍。
孔子對季康子破壞“先王之法”非常不滿，但孔子在社會道德層麵對季康子的勸諫還是非常有道理的，比如季康子問孔子：“如何才能讓士民尊重我，聽我的指揮？”孔子答：“這個很簡單，你尊重百姓，百姓就會尊重你；你當以孝為先，以慈愛為本，百姓自會對你忠心耿耿。選賢與能，給所有人上進的機會。”
孔子也同樣和魯哀公討論過這個問題，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治國其實就是治吏，用賢與能，庸猾之輩就沒有上升的空間，則百姓受益，反之，則百姓遭殃，曆代興亡都是遵行這條規律，沒有例外。
當然，孔子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來看待治民的問題，其實這並不奇怪，任何曆史人物的一言一行都不可能超越他所處的曆史時代。
縱使孔子有百般不是，但僅憑孔子在與魯哀公討論中的一段話，孔子就足以受到後人的愛敬。事出於《說苑.政理篇》，哀公問孔子有什麽辦法可以增加老百姓的財政收入，孔子就說了三個字：“薄賦斂”，隻要做到減輕百姓的經濟負擔，老百姓自然就會富起來。
哀公有些不解，質問孔子：“如果大多數人都富了，我豈不是就窮了？”孔子勸他不要這麽緊張，要相信老百姓的善良，“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隻要老百姓富裕了，自然會有更多的餘錢交稅，而不是在老百姓還窮餿餿的時候就惡狠狠的搶老百姓的救命錢，相比之下，後世一些昏君還不如孔子。
《論語.顏淵篇》記載魯哀公問孔子的學生有若如何才能使國庫充盈，有若的辦法是“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隻要老百姓有錢了，國家自然也就有錢，如果百姓窮得喝西北風，君主一毛錢也收不上來。有若的經濟思想和孔子是相通的，或者說有若是受到了孔子的影響。
孔子雖然能夠對魯國執政施加一定的影響，但畢竟孔子隻有發言權沒有決定權，隻能無限感傷地懷念他的政治偶像周公姬旦。都說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創使人，實際上真正開創儒家思想的，正是周公旦。孔子曾經說過：“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孔子隻是將在春秋時尚耒成熟的儒學打造成一種強大的思想體係，地位有些類似於詞史上的南唐後主李煜。
孔子老了，他曾經在夢中遇到周公，在現實中鬱鬱不得誌者往往都會在夢中才能馳騁於江湖，求功名，不朽於萬世。對於一個經曆了太多風雨的老人來說，他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兒孫繞膝，安度晚年。
隻是讓孔子萬沒有想到的是，他唯一的一個兒子孔鯉卻先孔子而去，隻留了一個年幼的兒子子思（有一些學者認為子思是孔鯉的遺腹子）。人生三大至痛之一就是老年喪子，孔鯉的撒手西去，給孔子造成的感情傷害有多深，可想而知。
更讓孔子揪心的是，自己已經來日無多，一旦自己不久就去世，嫡孫子思怎麽辦？最可行的辦法，隻有把子思交給自己的一位學生，讓他來代養子思，孔子最終選擇的是他的高足曾參。實際上曾參雖然才學多博，但他在星光燦爛的孔子學生中並不是最耀眼，最耀眼的那顆星星，也在孔鯉去世不久也開了人世，他就是顏迴，死於公元前481年。
相比於兒子孔鯉的去世，顏迴的死，幾乎導致孔子精神世界的徹底崩塌。雖然孔子拒絕了顏路要給顏迴置辦外棺的要求，因為孔子要平等的對待每個學生，但孔子對顏迴的死還是痛不欲生，無法接受。
顏迴是孔子最喜歡的學生，從某種意義上講，孔子一直把顏迴當兒子一樣，孔子不止一次“吹捧”過顏迴，顏迴是除孔鯉之外，孔子的另一根精神支柱。現在兩根精神支柱相繼倒塌，換了任何一位普通的老子都難以承受，孔子再偉大，此時他也隻是一位普通的父親。
孔子在感情上受到了沉重打擊還沒有結束，一年後，也就是公元前480年，孔子另一位得意門生，時任衛國蒲邑宰的子路，死於衛國孔悝之難。子路比孔子小十歲，和孔子是同代人，與孔子的關係亦師亦友，孔子非常器重子路。所以噩耗傳來，孔子哭倒於地。
每個人都是堅強的，每個人又都是脆弱的，在心靈深處總會留有一片溫柔的芳草地，但當命運之神殘酷在孔子的芳草地上來迴踐踏的時候，鐵打的人，也會吃不消。一連串的打擊，孔子終於一病不起。
孔子是個天生豁達的人，他對人生看得很透徹，孔子曾經站在大江邊，看著浩蕩東流的江水感歎：“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孔子這一輩子，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從起點迴到起點，沒有大閱曆、大智慧、大胸懷的人，是難以承受的。
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四月十八日（杜預認為有可能是五月十二日），心猶不甘的孔仲尼溘然長逝，壽七十三歲。
如同諸葛亮的死震驚蜀漢一樣，孔子的死，在魯國引發了巨大的震撼。雖然孔子一直不受重用，但孔子做為魯國的標誌性人物的地位，是誰都撼動不了的。魯哀公當然知道孔子的地位，在孔子死後，他以國家元首的身份，寫了一份祭孔子的祭文。以《左傳》為準，祭文如右：“旻天不吊，不憖遺一老。俾屏餘一人以在位，煢煢餘在疚。嗚唿哀哉！尼父，無自律！”
孔子死後的葬禮非常隆重，但這一切已經和孔子沒有關係了，葬禮無論搞成什麽規模，都是做給活人看的，
也許孔子生前並沒有意識到，在他死後近四百年後，一個名叫董仲舒的學者向一位名叫劉徹的皇帝提出了著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方針，並得到了實行，從而極深的影響了中國曆史的進程。甚至從某種角度講，自漢武帝劉徹以後的兩千五百年中華文明史，就是一部《論語》被打開然後合上，然後再打開的曆史。隻是這一切，孔子已經看不到了。
仰俯無愧天地,褒貶自有春秋，孔子做完了他應該做的事情，至於功過得失，自有後人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