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研究員王焱讀賓四先生的書《師友雜記》讀到兩件趣事，品評甚為有趣：
1.錢穆先生是史學大師，文章一道，為其餘事，但是他素來強調“未有深於學而不長於文者”，所以在古文辭方麵也造詣頗深，1949年解放軍以排山倒海之勢越過天塹長江，開始向江南挺進，知識分子麵臨去與留的兩難抉擇。以研治古典文學著名的錢基博先生的孿生兄長錢基成，勸錢穆留下來。錢穆問，君治古文辭，看軍隊渡江的那篇布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基成先生不語。我們現在知道，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澤東的手筆。毛早年曾在湖南一師從袁吉六先生學古文辭達六年之久，造詣非同尋常。就連胡適也認為，中共的白話文以“我的學生”毛潤之為第一。但是這篇布告，辭氣卻頗為嚴厲。錢穆先生從中讀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萬有之氣，頗疑作為史學家的自己不能見容，所以轉赴香港去了。錢基博先生大約受乃兄影響，不為所動。
由於對一篇文章的解讀不同，他們其後的命運也大相徑庭。錢穆先生不但在港創立新亞書院，絳帳春風，桃李滿天下，而且著作等身。錢基博先生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卻在1959年的學界“拔白旗”運動中被大量焚毀，最終鬱鬱而亡。
2.錢穆先生的迴憶中還有一段軼事，涉及哲學家馮友蘭。當年在昆明西南聯大，馮曾揶揄錢穆說，“君治史學，事屬過去；神者伸也，事屬未來。君治史學，乃為鬼學；我治哲學，即神學也。”頗以能應帝王的未來之學自詡。可是1949年10月，馮友蘭向毛澤東寫信表態說：“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於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毛迴信卻說：“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采取老實態度為宜。”
馮當時心下不免悻悻然，搞不懂“我有什麽不老實”。馮先生的哲學文章風格獨具，出神入化，可此信卻引喻失當，比擬不倫。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看來，實在是語近輕薄，宜給予當頭棒喝。後來馮先生雖然悟出了其中道理，但半生降誌辱身，實由當初的這一信所致。
錢基博先生的集部之學，獨步天下。馮友蘭先生也是一代哲學大家。盡管他們所攻術業不同，其實都是文體大家，但若論透過文體窺見政俗消息，通過文心覘知世道人心，則文哲學者不免終輸史學家一籌。
在周平王謀取天下的時候，他還有一個最有力的後台----鄭國，可謂他的貼身保鏢。我們前文也說到過，鄭伯以他的遠見卓識早早的就準備好了後路，國家有難，鄭伯也沒閑著（一般認為驪山死於王難的那位並不是鄭伯），鄭伯利用手中的權力與實力在河洛之間大肆兼並，而周平王為了得到鄭伯的支持對鄭伯的行為不僅予以了縱容，而且還予以了大力肯定：你鄭伯占有哪兒我就封給你哪兒，你占不到的隻要你想要，我也封給你。所以那鄭伯和平王好的水乳交融，就差穿一條腿的褲子了，而且這種態勢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
平王的縱容、鄭國的帶頭，開了諸侯之間兼並攻伐之先！國家的風氣壞了！
周平王雖然搞定了攜王，但宗周也都讓他分封出去了（其間秦國和晉國迫於道義和輿論曾象征性的歸還給平王一部分岐、豐和宗周之地，但平王很理智，隻是象征性的過了一下手就又原封不動的分封迴給秦、晉了。），老家是迴不去了，但也不能總呆在申國吧，那也不是個事兒啊！於是平王隻能選定東都洛邑，也隻有洛邑可去了！而此時的申侯當然早已不具備控製周平王的能力了，隻能看其所為。
史載周平王東遷成周、定鼎郟鄏，將鎬京、岐、豐舊地完全放棄，豐、鎬的人民和官員都不願意隨平王東遷，當時唯有“七姓從王”，也就是僅有七名大夫帶領著家人隨平王東遷，隻有晉、鄭護送著他，可見平王實際上還是不得人心啊。
申侯估計很憋屈，大概也沒跟著，在家哼哼呢。
就這樣，開始了‘東周’。
三百年的赫赫宗周，連同十五代先王的棺槨墳塋就這樣一同被周平王出賣了，而且是先賣予羌、戎聯軍，後賣於秦、晉列強，連著賣了兩次。東周王朝就是憑借著此種出賣祖宗墳塋的無恥行為建立起來的，叫天下正義之士如何肯服？所以東遷之後平王於諸侯之中難有威望，也唯有“晉、鄭是依”。自此更是政令不通，周朝天下分崩離析，這才有了500年的‘春秋’橫空出世、‘戰國’戈馬殺伐。
以上大概也就是周朝東遷後政令遽然解體、王室驟然衰落、諸侯敢於公然蔑視朝廷尊嚴、視其如無物的真正原因吧，若不是後來齊桓公等“尊王攘夷”了幾迴，恐怕周朝早就正式解體了。而若幹年後周平王死了，以禮儀著稱的魯國竟然都沒有一絲的吊問和奔喪，更足以說明了一些問題。
驪山事件後，申國和犬戎雖得意於一時，但皆好景不長，犬戎在被秦國不懈的炮擊中徹底被ko出局，秦國從而做大崛起，百年後將主導天下大勢；申國在春秋初年即被楚國所滅；晉國滅攜王後，一時成為西北強雄，但晉文侯死後，子孫內訌、互相殘殺六十餘年，其國衰弱破敗無聞於中原；而崛起於中原的鄭國，則利用晉亂完全的攏斷了周天子的所有權，‘以王命討不臣’，很快就壯大了實力，打響了春秋時代群雄爭霸的第一槍……?
以上即為‘周幽王之亂’的又一種說法。
而曆史學家童書業先生依據資料又大膽的做了另一種假定：即褒姒和攜王是一黨，是他們作亂招來了繒人和犬戎，幽王死於他們之手；而申侯是輔助太子宜臼平亂和收拾周室，故此宜臼得立於申為平王，而平王的同黨晉國最終殺死了攜王，於是平王東遷，依附諸侯。
等等，不一而足，茲不列舉，反正曆史的真相總是另有。莎士比亞說過：‘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大概有一千個寫史的就有一千個曆史真相吧，但不管事實究竟如何，隻要我們能從中得到啟發、得到樂趣就好。我是個愛瞎想的人之小結之處的一點遐想
行文至此，西周結束了，東周開始了，不妨把我的胡思亂想寫下來點，供朋友們一樂，下口酒。
我最喜歡兩段曆史，一是春秋戰國，另一就是民國史。
但民國史了解太少，雖然這段曆史最近，但卻剝不開層層迷霧，反倒是最看不清、最摸不到的一段，多荒唐（要知道許多資料和事件都被層層深鎖、劃為禁臠哩）。
記得初讀史總一廂情願的以為民國時期是又一個春秋戰國，因為那也是一次思想、文化、道德、意識等等各方麵的翻天覆地的大變化時期，也是奇思異想的大泛濫時期。可惜，後來終於醒悟，那不是！民國時隻發生了大破，而沒有形成大立，也許寬鬆環境的時間不夠吧，春秋戰國500年，而民國才50年。
春秋戰國是大破大立，打破了以前的所有束縛，是人類在文化、技術、思想、藝術、科學、教育、意識形態、社會體製等所有方麵的一次質的飛躍，諸子百家的思想可以說涵蓋所有，就如天上的恆星，燦爛古今；也誠如天上的繁星，任何一點都可以照亮一個世界。
春秋戰國是幸運的，當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來臨的時候、當集權專製的製度開始的時候，它的所有的文化都已形成，其勢已能彪炳史冊、澤被後世。所以盡管經曆了被唾棄萬世的焚書坑儒、一朝又一朝的奴化篡改，但中華文明的血脈和自由進取的精神還是傳承了下來。
我常想，也許是蒼天慷慨的給人類發放了那麽多的知識之後後悔了吧，因此搞了‘無數個焚書坑儒’想收迴去。
也是吧，給的太多了，恐怕消化不良，也許我們確實沒能從中挑到最優的、最好的，一個儒家就強大了這塊土地兩千年，如今‘儒’也許不太適合了，也許被我們曲解了，我們還能不能再從春秋戰國文化中找出更好的拿來繼續呢？
如今的世界大概又到了一個瓶頸期吧，我們都感到世界變得都不敢看了，什麽都不是原來的了、什麽都在翻來覆去的變，怎麽都說不清是對還是錯，人類新的認識在哪裏？新的境界在哪裏？是在春秋戰國文化的故紙堆中深藏了2000年我們沒看到嗎？還是世界需要再一個春秋戰國才能來完成這一次的曆史跨越。
1.錢穆先生是史學大師，文章一道，為其餘事，但是他素來強調“未有深於學而不長於文者”，所以在古文辭方麵也造詣頗深，1949年解放軍以排山倒海之勢越過天塹長江，開始向江南挺進，知識分子麵臨去與留的兩難抉擇。以研治古典文學著名的錢基博先生的孿生兄長錢基成，勸錢穆留下來。錢穆問，君治古文辭，看軍隊渡江的那篇布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基成先生不語。我們現在知道，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澤東的手筆。毛早年曾在湖南一師從袁吉六先生學古文辭達六年之久，造詣非同尋常。就連胡適也認為，中共的白話文以“我的學生”毛潤之為第一。但是這篇布告，辭氣卻頗為嚴厲。錢穆先生從中讀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萬有之氣，頗疑作為史學家的自己不能見容，所以轉赴香港去了。錢基博先生大約受乃兄影響，不為所動。
由於對一篇文章的解讀不同，他們其後的命運也大相徑庭。錢穆先生不但在港創立新亞書院，絳帳春風，桃李滿天下，而且著作等身。錢基博先生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卻在1959年的學界“拔白旗”運動中被大量焚毀，最終鬱鬱而亡。
2.錢穆先生的迴憶中還有一段軼事，涉及哲學家馮友蘭。當年在昆明西南聯大，馮曾揶揄錢穆說，“君治史學，事屬過去；神者伸也，事屬未來。君治史學，乃為鬼學；我治哲學，即神學也。”頗以能應帝王的未來之學自詡。可是1949年10月，馮友蘭向毛澤東寫信表態說：“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於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毛迴信卻說：“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采取老實態度為宜。”
馮當時心下不免悻悻然，搞不懂“我有什麽不老實”。馮先生的哲學文章風格獨具，出神入化，可此信卻引喻失當，比擬不倫。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看來，實在是語近輕薄，宜給予當頭棒喝。後來馮先生雖然悟出了其中道理，但半生降誌辱身，實由當初的這一信所致。
錢基博先生的集部之學，獨步天下。馮友蘭先生也是一代哲學大家。盡管他們所攻術業不同，其實都是文體大家，但若論透過文體窺見政俗消息，通過文心覘知世道人心，則文哲學者不免終輸史學家一籌。
在周平王謀取天下的時候，他還有一個最有力的後台----鄭國，可謂他的貼身保鏢。我們前文也說到過，鄭伯以他的遠見卓識早早的就準備好了後路，國家有難，鄭伯也沒閑著（一般認為驪山死於王難的那位並不是鄭伯），鄭伯利用手中的權力與實力在河洛之間大肆兼並，而周平王為了得到鄭伯的支持對鄭伯的行為不僅予以了縱容，而且還予以了大力肯定：你鄭伯占有哪兒我就封給你哪兒，你占不到的隻要你想要，我也封給你。所以那鄭伯和平王好的水乳交融，就差穿一條腿的褲子了，而且這種態勢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
平王的縱容、鄭國的帶頭，開了諸侯之間兼並攻伐之先！國家的風氣壞了！
周平王雖然搞定了攜王，但宗周也都讓他分封出去了（其間秦國和晉國迫於道義和輿論曾象征性的歸還給平王一部分岐、豐和宗周之地，但平王很理智，隻是象征性的過了一下手就又原封不動的分封迴給秦、晉了。），老家是迴不去了，但也不能總呆在申國吧，那也不是個事兒啊！於是平王隻能選定東都洛邑，也隻有洛邑可去了！而此時的申侯當然早已不具備控製周平王的能力了，隻能看其所為。
史載周平王東遷成周、定鼎郟鄏，將鎬京、岐、豐舊地完全放棄，豐、鎬的人民和官員都不願意隨平王東遷，當時唯有“七姓從王”，也就是僅有七名大夫帶領著家人隨平王東遷，隻有晉、鄭護送著他，可見平王實際上還是不得人心啊。
申侯估計很憋屈，大概也沒跟著，在家哼哼呢。
就這樣，開始了‘東周’。
三百年的赫赫宗周，連同十五代先王的棺槨墳塋就這樣一同被周平王出賣了，而且是先賣予羌、戎聯軍，後賣於秦、晉列強，連著賣了兩次。東周王朝就是憑借著此種出賣祖宗墳塋的無恥行為建立起來的，叫天下正義之士如何肯服？所以東遷之後平王於諸侯之中難有威望，也唯有“晉、鄭是依”。自此更是政令不通，周朝天下分崩離析，這才有了500年的‘春秋’橫空出世、‘戰國’戈馬殺伐。
以上大概也就是周朝東遷後政令遽然解體、王室驟然衰落、諸侯敢於公然蔑視朝廷尊嚴、視其如無物的真正原因吧，若不是後來齊桓公等“尊王攘夷”了幾迴，恐怕周朝早就正式解體了。而若幹年後周平王死了，以禮儀著稱的魯國竟然都沒有一絲的吊問和奔喪，更足以說明了一些問題。
驪山事件後，申國和犬戎雖得意於一時，但皆好景不長，犬戎在被秦國不懈的炮擊中徹底被ko出局，秦國從而做大崛起，百年後將主導天下大勢；申國在春秋初年即被楚國所滅；晉國滅攜王後，一時成為西北強雄，但晉文侯死後，子孫內訌、互相殘殺六十餘年，其國衰弱破敗無聞於中原；而崛起於中原的鄭國，則利用晉亂完全的攏斷了周天子的所有權，‘以王命討不臣’，很快就壯大了實力，打響了春秋時代群雄爭霸的第一槍……?
以上即為‘周幽王之亂’的又一種說法。
而曆史學家童書業先生依據資料又大膽的做了另一種假定：即褒姒和攜王是一黨，是他們作亂招來了繒人和犬戎，幽王死於他們之手；而申侯是輔助太子宜臼平亂和收拾周室，故此宜臼得立於申為平王，而平王的同黨晉國最終殺死了攜王，於是平王東遷，依附諸侯。
等等，不一而足，茲不列舉，反正曆史的真相總是另有。莎士比亞說過：‘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大概有一千個寫史的就有一千個曆史真相吧，但不管事實究竟如何，隻要我們能從中得到啟發、得到樂趣就好。我是個愛瞎想的人之小結之處的一點遐想
行文至此，西周結束了，東周開始了，不妨把我的胡思亂想寫下來點，供朋友們一樂，下口酒。
我最喜歡兩段曆史，一是春秋戰國，另一就是民國史。
但民國史了解太少，雖然這段曆史最近，但卻剝不開層層迷霧，反倒是最看不清、最摸不到的一段，多荒唐（要知道許多資料和事件都被層層深鎖、劃為禁臠哩）。
記得初讀史總一廂情願的以為民國時期是又一個春秋戰國，因為那也是一次思想、文化、道德、意識等等各方麵的翻天覆地的大變化時期，也是奇思異想的大泛濫時期。可惜，後來終於醒悟，那不是！民國時隻發生了大破，而沒有形成大立，也許寬鬆環境的時間不夠吧，春秋戰國500年，而民國才50年。
春秋戰國是大破大立，打破了以前的所有束縛，是人類在文化、技術、思想、藝術、科學、教育、意識形態、社會體製等所有方麵的一次質的飛躍，諸子百家的思想可以說涵蓋所有，就如天上的恆星，燦爛古今；也誠如天上的繁星，任何一點都可以照亮一個世界。
春秋戰國是幸運的，當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來臨的時候、當集權專製的製度開始的時候，它的所有的文化都已形成，其勢已能彪炳史冊、澤被後世。所以盡管經曆了被唾棄萬世的焚書坑儒、一朝又一朝的奴化篡改，但中華文明的血脈和自由進取的精神還是傳承了下來。
我常想，也許是蒼天慷慨的給人類發放了那麽多的知識之後後悔了吧，因此搞了‘無數個焚書坑儒’想收迴去。
也是吧，給的太多了，恐怕消化不良，也許我們確實沒能從中挑到最優的、最好的，一個儒家就強大了這塊土地兩千年，如今‘儒’也許不太適合了，也許被我們曲解了，我們還能不能再從春秋戰國文化中找出更好的拿來繼續呢？
如今的世界大概又到了一個瓶頸期吧，我們都感到世界變得都不敢看了，什麽都不是原來的了、什麽都在翻來覆去的變，怎麽都說不清是對還是錯，人類新的認識在哪裏？新的境界在哪裏？是在春秋戰國文化的故紙堆中深藏了2000年我們沒看到嗎？還是世界需要再一個春秋戰國才能來完成這一次的曆史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