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是冬麥收獲的季節,今歲張瑞為全境免賦稅一年。輕徭薄賦下,百姓皆收獲一份豐收。


    各家各戶都至少有上百石糧食的存儲。而如府兵之家、良家子等家庭,糧食更是高達兩百餘石。


    勤勞耕種,能為一鄉一裏之楷模者,官府還會獎賞以上百錢,兩匹布,兩斤肉。


    這個秋天,隻要家中不是遊手好閑,好逸惡勞,百姓皆倉廩豐實。


    更難能可貴的是,今歲並沒有太大的自然災害。


    在冰河時期,想要完全避免災禍是不太可能的。尤其長安還地處陝西,這片區域隻要遇到冰河時期,必然多災多難。


    初平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


    王允正是借著這次連綿不斷的陰雨,登台請霽時,才與楊瓚等人相聚,定下了刺殺董卓的計謀。


    關於這場陰雨,被形容為:“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


    好在這場陰雨雖然連綿六十餘日,但沒有形成大水,而且範圍有限僅西河、河東、上郡、左馮翊、長安一帶有所影響。再往西,右扶風就氣候正常。


    如今張瑞治下疆土極廣,五個郡受災,糧食減產,並不影響大局。


    整體而言,今歲已經算是張瑞穿越以來,最安穩、最平寧的一個年份。


    當然也可能跟張瑞麾下疆土擴大有關,若麾下隻有京兆尹、河東等郡,一次大雨便是覆蓋全境的巨大災害。而如今張瑞督並、司、涼、益四州,這場災害就隻算作影響一隅之地。


    每逢秋收過後,民部中郎都會向張瑞匯報治下詳情。


    七月初,司馬芝帶著厚厚的資料,坐在方杌上,逐一向張瑞匯報道:“今歲君侯為百姓免賦稅一年,因而民部存糧並未增加。隻常平倉陸續收購有八百餘萬石穀物。”


    “為安置涼州,獎勵生育,今歲已消耗一千五百餘萬石,至年末預估還需要兩千餘萬石糧食。”


    這個數字可真是令人心顫,動輒千萬石級別的消耗,要是用來支撐戰爭,能打兩三場漢中之戰。


    張瑞皺著眉頭問道:“消耗怎會如此嚴重?”


    司馬芝解釋道:“相對於規模龐大之人口而言,此消耗並不算嚴重。”


    “百姓每生一子女,便獎勵十石糧食,兩匹布。自政令頒布至今,新出生幼子已高達三十餘萬,僅此一項便耗糧三百萬石。政令去歲冬季頒布,民部估計新出生嬰兒會在八月、九月達到峰值。今歲僅新出嬰兒一項,耗糧便達千萬石。”


    張瑞謹慎的問道:“新出生嬰兒增多是一件好事,隻是確保百姓中沒有人圖賞而殺子?”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張瑞十分確認,必然會有人在領取獎賞之後,偷偷將孩子殺死,然後靠生子發家致富。


    這種靠生孩子賴以為生的做法,在後世西方都屢見不鮮。在如今更無法避免。隻是後世父母不敢溺嬰殺子,這些漢室百姓卻敢生子不舉。


    司馬芝說道:“此類事情早有預防,發放賞賜時便曾對所有夫婦進行訓誡。後監察禦史及各地官員又查出有數百幼子被摔殺。此類事情,一經發生。男女盡皆以謀殺論處,男子被送往涼州修建馳道,女子被貶為隸臣妾,晝夜紡織,盡抄沒其家財。”


    “律法森嚴,絕不姑息。凡靠生子騙賞者,皆為圖利。如今生子不舉,有損其利益,棄子之風有所遏製。”


    數百幼子被摔死,這情況雖然慘烈,但相比當年“渭水不洗口賦起”的溺嬰成風情況已經好太多。


    其中關鍵還是右將軍府如今不再對人頭征稅。


    隨後司馬芝繼續說道:“另一項重要開支則是安置涼州百姓。偌大涼州,生機凋敝,人口寥寥無幾。官府鼓勵百姓前往涼州,凡涼州定居者一戶給糧三十石,此項亦耗糧五百餘萬石,估計還要消耗三百萬石以上。”


    “元鼎二年(前115年),大漢孝武皇帝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戍田之。《漢書·溝洫誌》記載,朔方、西河、河西、張掖、酒泉皆引河及川穀以溉田。河西走廊一帶水源充沛,且土地平整,實乃肥沃之土。因而此地至少能安置六十萬百姓。”


    張瑞看向地圖,張掖、酒泉、敦煌都已在涼州的最西側,是河西走廊上最狹窄的那一段。便問道:“此數郡人口如何?”


    “曆經招徠胡虜,安置百姓,如今張掖有六千五百餘戶人家,酒泉有一萬兩千餘戶人家,敦煌有七千四百戶人家。此三郡合計約有兩萬六千戶人家,十萬人口。”


    張瑞無奈一笑,問道:“三個郡才兩萬餘戶?即便是孟縣一個縣亦有兩萬餘戶,更不提長安這種縣,一個縣人口數十萬。”


    司馬芝頷首,答道:“此數郡雖土地肥沃,然地處邊疆,曆來人口稀少。”


    張瑞感慨道:“內地人口迅速增長,早晚會土地不足。官府多鼓勵百姓前往涼州安家,同時盡量流放百姓前往涼州。武帝時期,張掖、酒泉等地戍田塞卒便有六十餘萬。涼州及西域,至少能安置三百萬百姓。”


    大英帝國流放罪犯,結果建設成了著名的袋鼠國。關中罪犯流放涼州,未必便不能建設一個塞上明珠。


    司馬芝迴道:“囚犯流放涼州,古已有之。孝武皇帝曾數次遷贅婿、商賈、遊俠、囚犯等充斥邊塞。之所以未見成效,多因為戰亂。胡虜流虐,一次叛亂,便使塞上平原數十年之基業毀之一旦。”


    張瑞深以為然,說道:“為鎮撫涼州,孤將在酒泉、張掖、敦煌等地常駐兩支精銳衛軍,共兩萬四千人,長安隻管人事權與財政權,允其全權負責軍事,決斷戰機。”


    這幾乎就是決定效仿節度使製度了。是疆域擴大以後必然要麵臨的抉擇。


    關中將門強悍,有六郡良家子、五陵少年、關中府兵以及三河騎士,張瑞麾下的大軍主力全在關中附近。有這麽強悍的根基,沒有必要擔憂安西都護府區區兩萬四千人的叛亂。


    而且給涼州一定的自主權,未必便是壞事。唐朝安史之亂後,哪怕中樞衰微。在涼州的軍人依舊心向大唐,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率軍打通河西走廊,重新聯絡到了朝廷。於是“西盡伊吾,東接靈武;得地四千餘裏,戶口百萬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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