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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來杭州商業發展的非常迅猛，王靜輝雖然沒有在杭州擔任過任何職位，但任何一個杭州有頭麵的商人心中都非常清楚他們的知州李慎和當朝小王駙馬是怎樣的關係，正是因為李慎在這裏為官才給他們帶來了如此跨越式發展的機會。
與王靜輝先前所任的楚州不同，杭州本身就有良好的發展基礎，杭州的港口在李慎沒有到這裏之前便早就形成了規模，這是楚州所不能相比的，若是說楚州比杭州優越的地方，那便是楚州在京杭大運河的中點，而杭州則是始發站，益州、揚州的貨物可以不用經過杭州直接經長江水道進入運河向北轉運，不過這樣的優勢在杭州徹底把潛力發揮出來的時候就相形見絀了。
王靜輝對以往大宋的內陸運河運輸感到非常的不滿意──這幾乎把整個國家的命運都寄托在僅有的幾條河流上，這樣實在是太過危險了。而海路運輸則沒有內陸運河運輸這麽受局限，大宋本來就有非常發達的航海技術，更何況南方貨物運抵北方航線基本上都是離岸比較近，冬天也沒有封凍的危險，這樣算下來海運的潛力比運河運輸要強大的多。王靜輝有意識的引導使得大宋已經非常脆弱的南北運輸係統終於鬆了口氣，如果現在大運河全麵癱瘓的話，朝廷完全可以集中見過禦史唐垌曾麵彈王安石，胡說一通。但皇帝趙頊也不加責怪。所以，宋代的宰相大受牽製，無可奈何。按規定。台諫官不能由與宰相有關係的人來擔當，更不能由宰相提名推薦，因此，台諫官與宰相的關係極為緊張，當時人說宰相與禦史台是敵對的營壘，互相仇視。
王靜輝知道禦史官在宋代以前與台諫官分開，不過在這個時代根據他的觀察實際上是合二為一，主要用以監察官員，看其是否忠於皇帝。而不察其是否忠於職守。雖然曆代均如此，但宋代尤為突出。在這個時代隨著**皇權地加強，諫官對皇帝的過失更不敢有所規勸，因而諫官與禦史官實際上並沒有什麽區別，都是以彈劾官員為責，這種變化導致了後來台諫的合流。
王靜輝在弄懂了宋朝的監察係統之後，不禁為宋太祖拍案叫絕──很難想象一個武官出身發動政變登上皇位的趙匡胤居然有如此遠見，當然這不排除當時趙匡胤身邊諸如趙普等能人地相助，但能夠接受謀士的建議這本身對於一個皇帝尤其是一個武將出身隻信任武力的皇帝來說更是難能可貴。
宋代中樞機構的行政、軍事、財政、監察這四種大權分得十分清楚，而總之於皇帝。宋朝統治者的這些集權措施，日趨嚴密，甚至達到“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地程度。王靜輝甚至還看到過這麽一條記載：宋太祖曾令後苑造一薰籠，數天未成，太祖怒責左右，臣僚答以此事必須經過尚書省、本部、本寺、本局等許多關口，等到逐級辦齊手續後覆奏，得到皇帝的批語“依”字，然後方可製造，宋太祖聽後大怒，問宰相趙普說：“我在民間時，用數十錢即可買一薰籠。今為天子，乃數日不得，何也？”趙普迴答說：“此是自來條貫，不為陛下設，乃為陛下子孫設，使後代子孫若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以經諸處行遣，須有台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太祖聽後轉怒為喜說：“此條貫極妙！”
如此嚴密的官職體係真是讓王靜輝無從下手，他此時到真有些佩服“變法皇帝”趙頊了，曆史上所發生地元豐改製是在王安石去相之後，這完全是由趙頊一人著力推動，將名不副實的舊官職能夠取消的全部取消。雖然元豐改製在王靜輝看來效果比現在強不了多少，而且改製的依據是源自《唐六典》，但也算是一種嚐試突破了，可惜結局並不算是完滿，而且改革官製時，有人建議，把軍事機構樞密院也並歸兵部，趙頊駁斥說：“祖宗不願兵權歸執政官，所以專設官統領，以互相節製，怎麽可以廢除！”改製後，樞密院仍保持**的軍事係統，並不斷加強了軍隊。
與當前官製改革地主流思想不同。王靜輝並不在意那些沉冗複雜的官職體係，其實以他後世的眼光，在後世的時候官職體係遠比現在龐大複雜地多，而且頂著官職不管事白拿高薪的人更是海了去，有過這種經曆後他反倒不想王安石和司馬光一樣對冗官畏之如虎狼，相反他倒是認為若是強行打破現有局麵實現精簡行政機構地話。反而會惹得天怨人怒反過來在舊有勢力的反撲下弄得變法挫折重重。
官製改革的最終目的固然是使得政令通行更加順暢，執行更加有效率，最重要的還是精簡宋朝龐大的官僚體係，但是王靜輝更覺得官製改革更加有側重點──反**才是現在真正要做的，至於王安石他們的想法則有些太過急於求成了。
正因為對官製改革的期望不同，大宋統治高層對官製改革的建議也分成了兩個派別，不同地是這一次司馬光和王安石走到了一起，他們的主張是精簡機構；而王靜輝則是提出了反**才是最重要的任務，要通過官製改革來達到這一目的，將原有的官製體係中地監察部分得到擴充。使其工作更有效率，以便遏製現在越來越猖狂的官員**問題。
福寧殿會議連續開了好幾天，這完全是在照顧王靜輝，因為他的身份是不可能公開站在垂拱殿上**門戶的。這幾天來唇槍舌劍你來我往也把王靜輝折騰的夠嗆，他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王安石和司馬光居然會取得這麽一致地意見。不過由於他的出現使得宋朝的曆史早就變得麵目全非了。王安石和司馬光本身就是好友，隻是因為政見不同才走上陌路，王靜輝一直就在努力協調兩人之間地關係，以便減少黨爭對國家的內耗損失，並且同樣也是因為他在隱隱壓製王安石。迫使其將變法速度放慢，尤其是在變法派經過王安石的整頓之後，倒是多少有些大顯身手的樣子了。這也使司馬光對變法派的改變多少有了些好感。
現在王安石和司馬光固然是站在同一條陣線上，但他們之間也並非沒有分歧，隻不過是大的目標相近而已。司馬光不是很看好王靜輝想要通過官製改革來解決**問題，但他卻對王靜輝的放緩清理虛職官員的建議非常讚同，這也使得王靜輝不至於在福寧殿會議的第一天便敗下陣來。
開始地時候福寧殿會議幾乎是一邊倒，因為王靜輝先把他的官製改革拿出來討論，這才使得司馬光與王安石在大方向取得共識對他進行壓製，而諸如曾公亮等人也是出於自己小派係利益的考慮，暫時不發表建議。真正的轉折便是王安石把他的方案拿出來的時候。曾公亮可就沒有這麽客氣了──王安石的方案多少和曆史上趙頊所推動的元豐改製有些相似，精簡官僚體係固然是最重要的目的，但他下手比較黑，從而觸動了曾公亮等人內心的底線。王靜輝與王安石兩個方案相比較過後，反**固然是有些觸痛了他們，但王安石的一刀切更是讓曾公亮和司馬光如臨大敵，所以幾天下來這官製改革的討論到現在也沒有一個準確的結果。
盡管司馬光有預感朝廷在解了燃眉之急的財政問題後，變革一定會向更加深層次的官製推進，隻是沒有想到官製改革會來的這麽快，在這個問題上他準備的不夠充分，不過他依然主張以“緩進”的姿態來進行官製改革。這樣立場鮮明的態度使他在福寧殿會議開到第三天的時候，就開始與王安石產生了比較大的分歧，盡管兩人也曾碰過麵進行商議，可惜沒有王靜輝在其中和漿糊，他們兩人注定是談不攏的，到此時兩人居然倒是有些想念王靜輝從中調停的日子了，可惜這個時候王靜輝已經開始旗幟鮮明的亮出了自己的方案，注定不會參與到他們兩人之間彌合分歧當中來。
盡管福寧殿會議隻是一個小圈子，但它牽扯到的卻是大宋未來的前途問題，這當中也自然會改變很多人的命運。不是每一個人都會像司馬光和王安石一樣對自己的烏紗帽看得這麽輕，其實為了成就自己的業績，在官職任命上就是連司馬光和王安石自己也不能夠做到足夠地灑脫──一旦失去現有的官職。他們誰也別想領導這個龐大帝國的走向，不過現在他們好比食物鏈最頂端的存在一般，官製改革是由他們所推動的，不會把自己也給陷進去而已。但是在底下的官員可就未必這麽想了，他們可沒有這麽無私高尚，尤其是頂著虛職地官員。這次官製改革無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未來的命運，不用多想，就是用腳趾頭也可以想到王安石的改革策略是什麽樣的。
福寧殿會議的猶疑不決漸漸的開始擴散，汴都開封的各處秦樓楚館聚集的官員也開始慢慢增多，話題多是與官製改革相關。說起來也倒是奇怪，汴都的各種官辦或是私營的妓院是大宋最受官員所歡迎地，因為在這裏他們可以比較輕鬆的進行種種政治交易，燈紅酒綠之下更能夠讓雙方靠攏。有了這麽一個傳統，汴都的妓院可謂是大宋的政治風向標，一有什麽風吹草動。第一個先熱鬧起來的便是這些妓院了。
對於外麵地傳聞，王安石、司馬光與皇帝趙頊等人不是不知道，隻是這官製改革所牽扯的地方實在是太多了，若是有一點紕漏，毫無疑問最受打擊的便是朝廷的權威。是以盡管他們著急也是無用，到最後幹脆聽之任之，把精力集中到如何說服對手盡快通過官製改革方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吧，讓我們先把意見統一地部分先列出來，其餘有爭議的部分再進行細致的協商解決！”王靜輝笑著對王安石說道。
因為福寧殿會議之長是王靜輝所未經曆過地。現在他已經從郊外的靜園中又搬迴到城內的駙馬府居住了。最終還是王安石耐不住性子，想王靜輝發出了請帖到九味居來吃飯，不過可惜的是麵臨王安石。這頓飯錢肯定是由王靜輝自己掏了。在自己的九味居中自然是比福寧殿要舒服的多，況且兩人刻意都沒有穿官服，都是一身便裝來到九味居──相對王靜輝越來越成熟灑脫，王安石還是保持了他的老樣子，衣著上一看就沒有經過修飾過，虧得是深色便服，否則都很難遮掩住衣角上的點點汙漬。
在比較隨意的環境下，王安石和王靜輝進行了非常坦誠地談話，盡管王安石號稱“拗相公”。但在麵對眼前這個年輕人，他固執的脾氣倒是難得的表現出一幅長者的溫和，兩人之間固然還有一些爭辯，不過已經比福寧殿好的實在是太多，至少沒有那種劍拔弩張的氣氛了。
“首先是三司，介甫先生和君實先生都以為三司不必繼續存在，在這點上學生也是深以為然的，畢竟三司的存在使得六部形同虛設，大部分權力歸三司所掌管，這範圍實在是太大了，而且三司有了六部的權力，那今後官製改革中的六部又該何去何從？顯然三司是必須撤銷的！”王靜輝說道。
王安石聽後點點頭說道：“撤銷三司，全國財計始歸戶部。戶部主管全國戶籍、土地、錢穀的政令以及貢賦、征役等事。設戶部尚書一員，左、右曹侍郎各一員。郎中、員外郎各二員，度支、金部、倉部各二員。左曹分管戶籍、稅賦、土貢、征榷等事，右曹分管常平、免役、保甲、義倉等事。度支掌管全國財政預算，量入而出；金部掌管全國的貨幣收支，藏於府庫；倉部掌管倉庫貯積和收支等事。”
王安石對朝廷政治製度了如指掌，在這點上可要比他的老對手司馬光強的實在是太多了，這也是因為他從幾十年前的慶曆新政中吸取到了足夠的教訓──沒有權力還談什麽改革？！所以等王安石一登上相位寶座後，便不動聲色的架空了當時的宰持陳升之，使年邁昏庸的陳升之變成了他的人形印章，再者說來王安石也是當世治《老子》的名家，對於“權”的理解已經超越旁人實在是太多了。
“唐末稅法混亂，田賦、丁稅的收入無法維持王朝的龐大費用，國家的財政收入主要依靠鹽鐵和度支。五代後唐明宗始設鹽鐵、度支和戶部‘三司’，本朝初期沿之。三司的職權是總管全國各地之貢賦和國家的財政。三司使其權位之重，與執政無殊，號稱‘計相’。”王靜輝笑著說道：“國朝初立財政多是出自三司，後由曆代改進情況好轉，但毫無疑問三司的職能已經取代了戶部，致使戶部成為一個可有可無的部門，甚至連尚書省的絕大部分職能也被其所代，可見這官製改革當中，三司第一個是被撤銷的部門，這樣才能夠重建三省六部！”轉到使得唐朝和五代沿襲下來地官職係統已經完全變化了。考慮到後世的一些官製模式，這麽算下來宋朝的官職係統應該是承上啟下對後世影響極為深刻。
得出這麽一個結論倒是讓王靜輝感到非常意外，畢竟後世正統曆史一直都把宋朝歸為“窩囊宋”，尤其是它的官職係統倍受詬病，可是元明清三朝幾乎都受到了宋朝的影響，尤其實在官職係統上更是如此。比如地方官的監察。在宋代由通判負責。同時，皇帝還經常派遣轉運使、按察使、觀察使到各地去監察，這些都屬於外任禦史。轉運使本來是管理財政地，但也兼任監察官吏。後來在安撫使之上設宣撫、製置二使，不領州而位在諸路帥臣之上，成為一路之長官。開元代行省承宣布政司，開明代按察司製度之先聲。
宋代的諫官稱為司諫、正言。諫官的職責是向皇帝提出批評和建議，但實際上空有其名，未能履行其職，最終便混同禦史。專司監察官吏。按規定，諫官每月要向皇帝報告一次，稱為“月課”，他們可以把平時隨便聽到的一點情況就向皇帝報告，不必是否有據。當時稱為“風聞彈人”，若奏彈不實，諫官不必受到懲罰。如果禦史台的諫官上任後百日之內無所糾彈，則罷作外官或罰“辱台錢”。這種規定更助長了禦史濫用彈劾權。在幾年前王靜輝就
這幾年來杭州商業發展的非常迅猛，王靜輝雖然沒有在杭州擔任過任何職位，但任何一個杭州有頭麵的商人心中都非常清楚他們的知州李慎和當朝小王駙馬是怎樣的關係，正是因為李慎在這裏為官才給他們帶來了如此跨越式發展的機會。
與王靜輝先前所任的楚州不同，杭州本身就有良好的發展基礎，杭州的港口在李慎沒有到這裏之前便早就形成了規模，這是楚州所不能相比的，若是說楚州比杭州優越的地方，那便是楚州在京杭大運河的中點，而杭州則是始發站，益州、揚州的貨物可以不用經過杭州直接經長江水道進入運河向北轉運，不過這樣的優勢在杭州徹底把潛力發揮出來的時候就相形見絀了。
王靜輝對以往大宋的內陸運河運輸感到非常的不滿意──這幾乎把整個國家的命運都寄托在僅有的幾條河流上，這樣實在是太過危險了。而海路運輸則沒有內陸運河運輸這麽受局限，大宋本來就有非常發達的航海技術，更何況南方貨物運抵北方航線基本上都是離岸比較近，冬天也沒有封凍的危險，這樣算下來海運的潛力比運河運輸要強大的多。王靜輝有意識的引導使得大宋已經非常脆弱的南北運輸係統終於鬆了口氣，如果現在大運河全麵癱瘓的話，朝廷完全可以集中見過禦史唐垌曾麵彈王安石，胡說一通。但皇帝趙頊也不加責怪。所以，宋代的宰相大受牽製，無可奈何。按規定。台諫官不能由與宰相有關係的人來擔當，更不能由宰相提名推薦，因此，台諫官與宰相的關係極為緊張，當時人說宰相與禦史台是敵對的營壘，互相仇視。
王靜輝知道禦史官在宋代以前與台諫官分開，不過在這個時代根據他的觀察實際上是合二為一，主要用以監察官員，看其是否忠於皇帝。而不察其是否忠於職守。雖然曆代均如此，但宋代尤為突出。在這個時代隨著**皇權地加強，諫官對皇帝的過失更不敢有所規勸，因而諫官與禦史官實際上並沒有什麽區別，都是以彈劾官員為責，這種變化導致了後來台諫的合流。
王靜輝在弄懂了宋朝的監察係統之後，不禁為宋太祖拍案叫絕──很難想象一個武官出身發動政變登上皇位的趙匡胤居然有如此遠見，當然這不排除當時趙匡胤身邊諸如趙普等能人地相助，但能夠接受謀士的建議這本身對於一個皇帝尤其是一個武將出身隻信任武力的皇帝來說更是難能可貴。
宋代中樞機構的行政、軍事、財政、監察這四種大權分得十分清楚，而總之於皇帝。宋朝統治者的這些集權措施，日趨嚴密，甚至達到“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地程度。王靜輝甚至還看到過這麽一條記載：宋太祖曾令後苑造一薰籠，數天未成，太祖怒責左右，臣僚答以此事必須經過尚書省、本部、本寺、本局等許多關口，等到逐級辦齊手續後覆奏，得到皇帝的批語“依”字，然後方可製造，宋太祖聽後大怒，問宰相趙普說：“我在民間時，用數十錢即可買一薰籠。今為天子，乃數日不得，何也？”趙普迴答說：“此是自來條貫，不為陛下設，乃為陛下子孫設，使後代子孫若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以經諸處行遣，須有台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太祖聽後轉怒為喜說：“此條貫極妙！”
如此嚴密的官職體係真是讓王靜輝無從下手，他此時到真有些佩服“變法皇帝”趙頊了，曆史上所發生地元豐改製是在王安石去相之後，這完全是由趙頊一人著力推動，將名不副實的舊官職能夠取消的全部取消。雖然元豐改製在王靜輝看來效果比現在強不了多少，而且改製的依據是源自《唐六典》，但也算是一種嚐試突破了，可惜結局並不算是完滿，而且改革官製時，有人建議，把軍事機構樞密院也並歸兵部，趙頊駁斥說：“祖宗不願兵權歸執政官，所以專設官統領，以互相節製，怎麽可以廢除！”改製後，樞密院仍保持**的軍事係統，並不斷加強了軍隊。
與當前官製改革地主流思想不同。王靜輝並不在意那些沉冗複雜的官職體係，其實以他後世的眼光，在後世的時候官職體係遠比現在龐大複雜地多，而且頂著官職不管事白拿高薪的人更是海了去，有過這種經曆後他反倒不想王安石和司馬光一樣對冗官畏之如虎狼，相反他倒是認為若是強行打破現有局麵實現精簡行政機構地話。反而會惹得天怨人怒反過來在舊有勢力的反撲下弄得變法挫折重重。
官製改革的最終目的固然是使得政令通行更加順暢，執行更加有效率，最重要的還是精簡宋朝龐大的官僚體係，但是王靜輝更覺得官製改革更加有側重點──反**才是現在真正要做的，至於王安石他們的想法則有些太過急於求成了。
正因為對官製改革的期望不同，大宋統治高層對官製改革的建議也分成了兩個派別，不同地是這一次司馬光和王安石走到了一起，他們的主張是精簡機構；而王靜輝則是提出了反**才是最重要的任務，要通過官製改革來達到這一目的，將原有的官製體係中地監察部分得到擴充。使其工作更有效率，以便遏製現在越來越猖狂的官員**問題。
福寧殿會議連續開了好幾天，這完全是在照顧王靜輝，因為他的身份是不可能公開站在垂拱殿上**門戶的。這幾天來唇槍舌劍你來我往也把王靜輝折騰的夠嗆，他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王安石和司馬光居然會取得這麽一致地意見。不過由於他的出現使得宋朝的曆史早就變得麵目全非了。王安石和司馬光本身就是好友，隻是因為政見不同才走上陌路，王靜輝一直就在努力協調兩人之間地關係，以便減少黨爭對國家的內耗損失，並且同樣也是因為他在隱隱壓製王安石。迫使其將變法速度放慢，尤其是在變法派經過王安石的整頓之後，倒是多少有些大顯身手的樣子了。這也使司馬光對變法派的改變多少有了些好感。
現在王安石和司馬光固然是站在同一條陣線上，但他們之間也並非沒有分歧，隻不過是大的目標相近而已。司馬光不是很看好王靜輝想要通過官製改革來解決**問題，但他卻對王靜輝的放緩清理虛職官員的建議非常讚同，這也使得王靜輝不至於在福寧殿會議的第一天便敗下陣來。
開始地時候福寧殿會議幾乎是一邊倒，因為王靜輝先把他的官製改革拿出來討論，這才使得司馬光與王安石在大方向取得共識對他進行壓製，而諸如曾公亮等人也是出於自己小派係利益的考慮，暫時不發表建議。真正的轉折便是王安石把他的方案拿出來的時候。曾公亮可就沒有這麽客氣了──王安石的方案多少和曆史上趙頊所推動的元豐改製有些相似，精簡官僚體係固然是最重要的目的，但他下手比較黑，從而觸動了曾公亮等人內心的底線。王靜輝與王安石兩個方案相比較過後，反**固然是有些觸痛了他們，但王安石的一刀切更是讓曾公亮和司馬光如臨大敵，所以幾天下來這官製改革的討論到現在也沒有一個準確的結果。
盡管司馬光有預感朝廷在解了燃眉之急的財政問題後，變革一定會向更加深層次的官製推進，隻是沒有想到官製改革會來的這麽快，在這個問題上他準備的不夠充分，不過他依然主張以“緩進”的姿態來進行官製改革。這樣立場鮮明的態度使他在福寧殿會議開到第三天的時候，就開始與王安石產生了比較大的分歧，盡管兩人也曾碰過麵進行商議，可惜沒有王靜輝在其中和漿糊，他們兩人注定是談不攏的，到此時兩人居然倒是有些想念王靜輝從中調停的日子了，可惜這個時候王靜輝已經開始旗幟鮮明的亮出了自己的方案，注定不會參與到他們兩人之間彌合分歧當中來。
盡管福寧殿會議隻是一個小圈子，但它牽扯到的卻是大宋未來的前途問題，這當中也自然會改變很多人的命運。不是每一個人都會像司馬光和王安石一樣對自己的烏紗帽看得這麽輕，其實為了成就自己的業績，在官職任命上就是連司馬光和王安石自己也不能夠做到足夠地灑脫──一旦失去現有的官職。他們誰也別想領導這個龐大帝國的走向，不過現在他們好比食物鏈最頂端的存在一般，官製改革是由他們所推動的，不會把自己也給陷進去而已。但是在底下的官員可就未必這麽想了，他們可沒有這麽無私高尚，尤其是頂著虛職地官員。這次官製改革無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未來的命運，不用多想，就是用腳趾頭也可以想到王安石的改革策略是什麽樣的。
福寧殿會議的猶疑不決漸漸的開始擴散，汴都開封的各處秦樓楚館聚集的官員也開始慢慢增多，話題多是與官製改革相關。說起來也倒是奇怪，汴都的各種官辦或是私營的妓院是大宋最受官員所歡迎地，因為在這裏他們可以比較輕鬆的進行種種政治交易，燈紅酒綠之下更能夠讓雙方靠攏。有了這麽一個傳統，汴都的妓院可謂是大宋的政治風向標，一有什麽風吹草動。第一個先熱鬧起來的便是這些妓院了。
對於外麵地傳聞，王安石、司馬光與皇帝趙頊等人不是不知道，隻是這官製改革所牽扯的地方實在是太多了，若是有一點紕漏，毫無疑問最受打擊的便是朝廷的權威。是以盡管他們著急也是無用，到最後幹脆聽之任之，把精力集中到如何說服對手盡快通過官製改革方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吧，讓我們先把意見統一地部分先列出來，其餘有爭議的部分再進行細致的協商解決！”王靜輝笑著對王安石說道。
因為福寧殿會議之長是王靜輝所未經曆過地。現在他已經從郊外的靜園中又搬迴到城內的駙馬府居住了。最終還是王安石耐不住性子，想王靜輝發出了請帖到九味居來吃飯，不過可惜的是麵臨王安石。這頓飯錢肯定是由王靜輝自己掏了。在自己的九味居中自然是比福寧殿要舒服的多，況且兩人刻意都沒有穿官服，都是一身便裝來到九味居──相對王靜輝越來越成熟灑脫，王安石還是保持了他的老樣子，衣著上一看就沒有經過修飾過，虧得是深色便服，否則都很難遮掩住衣角上的點點汙漬。
在比較隨意的環境下，王安石和王靜輝進行了非常坦誠地談話，盡管王安石號稱“拗相公”。但在麵對眼前這個年輕人，他固執的脾氣倒是難得的表現出一幅長者的溫和，兩人之間固然還有一些爭辯，不過已經比福寧殿好的實在是太多，至少沒有那種劍拔弩張的氣氛了。
“首先是三司，介甫先生和君實先生都以為三司不必繼續存在，在這點上學生也是深以為然的，畢竟三司的存在使得六部形同虛設，大部分權力歸三司所掌管，這範圍實在是太大了，而且三司有了六部的權力，那今後官製改革中的六部又該何去何從？顯然三司是必須撤銷的！”王靜輝說道。
王安石聽後點點頭說道：“撤銷三司，全國財計始歸戶部。戶部主管全國戶籍、土地、錢穀的政令以及貢賦、征役等事。設戶部尚書一員，左、右曹侍郎各一員。郎中、員外郎各二員，度支、金部、倉部各二員。左曹分管戶籍、稅賦、土貢、征榷等事，右曹分管常平、免役、保甲、義倉等事。度支掌管全國財政預算，量入而出；金部掌管全國的貨幣收支，藏於府庫；倉部掌管倉庫貯積和收支等事。”
王安石對朝廷政治製度了如指掌，在這點上可要比他的老對手司馬光強的實在是太多了，這也是因為他從幾十年前的慶曆新政中吸取到了足夠的教訓──沒有權力還談什麽改革？！所以等王安石一登上相位寶座後，便不動聲色的架空了當時的宰持陳升之，使年邁昏庸的陳升之變成了他的人形印章，再者說來王安石也是當世治《老子》的名家，對於“權”的理解已經超越旁人實在是太多了。
“唐末稅法混亂，田賦、丁稅的收入無法維持王朝的龐大費用，國家的財政收入主要依靠鹽鐵和度支。五代後唐明宗始設鹽鐵、度支和戶部‘三司’，本朝初期沿之。三司的職權是總管全國各地之貢賦和國家的財政。三司使其權位之重，與執政無殊，號稱‘計相’。”王靜輝笑著說道：“國朝初立財政多是出自三司，後由曆代改進情況好轉，但毫無疑問三司的職能已經取代了戶部，致使戶部成為一個可有可無的部門，甚至連尚書省的絕大部分職能也被其所代，可見這官製改革當中，三司第一個是被撤銷的部門，這樣才能夠重建三省六部！”轉到使得唐朝和五代沿襲下來地官職係統已經完全變化了。考慮到後世的一些官製模式，這麽算下來宋朝的官職係統應該是承上啟下對後世影響極為深刻。
得出這麽一個結論倒是讓王靜輝感到非常意外，畢竟後世正統曆史一直都把宋朝歸為“窩囊宋”，尤其是它的官職係統倍受詬病，可是元明清三朝幾乎都受到了宋朝的影響，尤其實在官職係統上更是如此。比如地方官的監察。在宋代由通判負責。同時，皇帝還經常派遣轉運使、按察使、觀察使到各地去監察，這些都屬於外任禦史。轉運使本來是管理財政地，但也兼任監察官吏。後來在安撫使之上設宣撫、製置二使，不領州而位在諸路帥臣之上，成為一路之長官。開元代行省承宣布政司，開明代按察司製度之先聲。
宋代的諫官稱為司諫、正言。諫官的職責是向皇帝提出批評和建議，但實際上空有其名，未能履行其職，最終便混同禦史。專司監察官吏。按規定，諫官每月要向皇帝報告一次，稱為“月課”，他們可以把平時隨便聽到的一點情況就向皇帝報告，不必是否有據。當時稱為“風聞彈人”，若奏彈不實，諫官不必受到懲罰。如果禦史台的諫官上任後百日之內無所糾彈，則罷作外官或罰“辱台錢”。這種規定更助長了禦史濫用彈劾權。在幾年前王靜輝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