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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管事在心中略一計算，這筆買賣還是非常有賺頭的，至少短時間內收迴成本還是可以預期，另外便是投資額在他眼中已經是個小數字，但利潤卻很高，值得自己向前奮力一搏。在等待汴都開封迴複的這段日子裏麵，王靜輝囑咐李管事操縱興國銀行，分別派出各類考察人員，收集各種資料來製定客棧的行動方案。不管怎麽樣，王靜輝都會去做這件事，老丈人趙曙不肯入夥的話，憑借著他駙馬的名頭，又有哪個不開眼的官員敢到自己的地頭上來打秋風，不過趙曙如果能夠入夥一起來做買賣的話，那自然是最佳選擇。時間內收迴成本還是可以預期，另外便是投資額在他眼中已經是個小數字，但利潤卻很高，值得自己向前奮力一搏。在等待汴都開封迴複的這段日子裏麵，王靜輝囑咐李管事操縱興國銀行，分別派出各類考察人員，收集各種資料來製定客棧的行動方案。不管怎麽樣，王靜輝都會去做這件事，老丈人趙曙不肯入夥的話，憑借著他駙馬的名頭，又有哪個不開眼的官員敢到自己的地頭上來打秋風，不過趙曙如果能夠入夥一起來做買賣的話，那自然是最佳選擇。
不過可能是因為王靜輝提出拉英宗趙曙一起”入夥“做買賣這個主意太過前衛，等了好幾天，王靜輝也沒有接到老丈人的手詔，不過潁王趙頊和司馬光則是寫了封信過來，趙頊的信比較平和，隻是問起這件事王靜輝是怎麽想的，尤其是司馬光的信中似乎語氣頗為不善，他認為王靜輝此舉頗有與民爭利之嫌。
原本王靜輝推進這件事的時候，也隻是想給興國銀行富裕的資金找到投資缺口而已，但總投資在他的眼中經過演算後比預料的要小的許多，所以便掉頭想裁汰廂兵，五十家客棧至少能夠一千名廂兵的飯碗。看到司馬光的來信後，王靜輝知道他必須找個正大光明的理由來解釋這件事，不然可能會失去一些與司馬光持相同看法的大臣的。
可以裁汰更多地廂兵，這可以算是一個正大光明地理由，但仔細思量後。這樣做確實有與民爭利之嫌。所以這個理由還不夠分量。王靜輝一想起這個”與民爭利“的口號，就頭痛不已：自從娶了蜀國公主為妻後。自己地身份也不是個普通人，想怎麽擴充自己的產業就怎麽幹了，這裏麵就是”與民爭利“，搞不好會受到禦史彈劾的。不過即便是禦史也不會輕易來找自己的麻煩。雖然王陶前段日子和韓琦鬧地不可開交，但他也沒有敢說王靜輝一句壞話――駙馬就是大宋會下金蛋的雞，朝中官員都知道財政拿不出錢了，但駙馬送給英宗趙曙鏡子的製作方法後，本來對”年終獎“不抱有什麽希望的大臣，居然在年底領到了這份錢，不到萬不得已，駙馬是不能得罪的。
王靜輝想到後世國有企業在國家產業中的地位後，打算嚐試用經濟理論來闡述他現在所遇到的問題。經濟理論並非他所長，但要想想在這個時代。自己的經濟理論恐怕是最強的人了，隻要能夠把生意披上一個符合聖人之道的”華美外衣“，相信就能夠披荊斬棘，讓所有地反對者都閉上嘴巴。
王靜輝把自己關在書房中半天，全力思考怎麽來解決這個”外衣“問題，但腦子就像一團漿糊一樣沒有什麽頭緒。畢竟中國曆史上都是采用抑商手段，商人的地位排在最後，宋朝雖然對商業采取放任態度。但千百年來人們所形成的觀念是牢不可破的，尤其是士大夫階層對商人階層可以說是一種病態的鄙視：士大夫階層沒有自己的產業，很少能夠**的，大多數文人都要依附於強權來生存，宋朝的士林風氣雖然是最好地，但也難免掉進這個坑中；與士大夫階層對立的便是商人階層。他們社會地位低下，但偏偏有著士大夫沒有的經濟**能力。
王靜輝心中甚至不無惡意的想到：”嗬嗬，也許是出於嫉妒，才使得讀書人和商人對對方的缺點極為鄙視，不過真是不知道外人怎麽來看我這個大商人外加狀元郎呢？讀書人有骨氣是件好事，但他們終究沒有經濟**能力，還是要依附於強權才能得以生存，如果讀書人能夠借助商人的財力獲得經濟**而暢所欲言朝政國家大事地得失，而商人能夠借讀書人的嘴巴來維護自己的利益，這是個美好的設想，但卻顯得那麽的遙遠，自己的商務印書館不也是正在進行這方麵的嚐試嗎？“
想歸想，但目前最主要的便是在哪本”聖賢書“中能夠找到一句自己觀點的論據來，否則那些司馬光之輩恐怕對自己的好感要打折扣了。想了半天，王靜輝還是從最有利於國家和百姓的方麵來著手，從而放棄了引用聖人言的打算。
大宋治平四年十一月初八，在一場冬雪過後，司馬光和潁王趙頊在這一天中接到了來自楚州王靜輝處的來信，這兩封來信雖然側重點不同，但所要表達的意思差不多。不過這兩封信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成為影響大宋經濟政策的關鍵立足點，也使後世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對當時宋人天馬行空般的設想感到不可思議。
王靜輝在給他們兩個人的信中闡述了國家資本和民間資本的關係，並且挑選了漢武帝重用桑弘羊等人來為漢朝牟利的事情作為例子，進行詳加解釋。現在的司馬光還正在處於《資治通鑒》寫作的初期，但王靜輝可是通篇讀過《資治通鑒》的，他自然知道司馬光對漢武帝執政時期的評價是什麽：秦始皇幹過的壞事，漢武帝基本上又幹了一遍。之所以沒有亡國，主要是因為他臨死前的那幾年全麵的懺悔、改過，臨死時又把後事托付對了人的緣故。
王靜輝認為：國家資本必須深入到最主要的行業當中，並且在經濟總量中占有一定的份額，以便來影響市場物價的走向。如糧食生產和買賣，國家也必須有自己的產糧田和流通渠道，糧食入庫後並非簡單的賑災或是平抑糧價，而是根據實際需要來進行糧食買賣，將糧食價格控製在一個合理的範圍，這樣才能積極有效的防備那些居心不良想囤積居奇魚肉百姓的商人。惡意哄抬糧價。這就不是”與民爭利“，而是更好地保障百姓地生活不受到影響。
王靜輝除了主張國有資本適當的介入市場外。也主張開放國家壟斷行業，讓民間資本適量介入壟斷行業。這一條是非常有爭議地一點，尤其實在鋼鐵行業和食鹽生產等國家壟斷行業上更為明顯。不過為了迎合司馬光的口味，他便以桑弘羊壟斷冶鐵、賣酒、製鹽、甚至連捕撈魚蝦也要實行國家壟斷專賣。造成了產品質量低下、產量下跌、物價騰貴等負麵影響作為例子。指出民間資本少量介入國家壟斷行業，有助於提高生產水平，將質量和數量都能夠有所提高，有利於激發市場的活力，朝廷也會在稅收上獲得更大的利益。
除了對國家資本和民間資本地論述外，對司馬光和潁王趙頊最具有殺傷力的便是王靜輝隨後附在信中的一片《商論》。在這篇王靜輝少有的短小策論中，給司馬光等人描述了這樣一個事實：帝國並不抑製甚至還在鼓勵土地兼並，由此產生的大量富餘勞動力的飯碗該怎麽解決？如果任其發展，很難說到最後他們不會嘯聚山林，好一點便是加入廂軍。無論是哪條出路都不是統治階層所願意看到的。唯一的辦法便是讓這些富餘的勞動力加入工商業。
王靜輝在策論中大量引用了大宋財政目前的數字情況，工商業對財政地貢獻已經接近五分之三，工商業不會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土地貧瘠肥沃與否的限製，所以大宋一旦發生自然災害的時候，隻聽說有大量的農民會逃荒，還沒有聽說工商業者也跟著逃荒的。並且一個作坊少則可以養活數個人，多則可以養活千人的生計。所以大力發展工商業是解決目前愈演愈烈的土地兼並地好辦法。”改之，所謂’君子言義不言利‘，以改之之才，難道除了你在信中所說的方法外，便沒有其他方法了嗎？“司馬光在來信中寫到。王靜輝在楚州搞得那些”榨油商會“、”紡織商會“，司馬光都聽說過。雖然憑借著這幾個商會，王靜輝將楚州的廂兵裁汰了近一半，但心中總歸是有些不舒服的，但看在他在大宋財政巨大貢獻的份上，也就睜一眼閉一眼了，但這個駙馬越玩越大，這次居然想把皇帝也給拉下水，一起做生意，司馬光身為禦史中丞當然不能坐視不理。”君實先生，所謂’君子不言利‘，學生竊以為是孔聖人指的是’不言對國家無益之利，不言追求個人斂財享受之利！‘所以管子雖然在治理齊國地時候大力發展工商業，使得齊國國勢日漸強盛，這是連孔聖人都很看重管子的原因，所以管子能夠配享孔廟位列儒家第三聖人。學生在楚州大力發展工商業也是遵循了聖人的教誨，為國家和百姓謀利，學生成立的商會其不僅吸收了眾多廂兵來節省國家的財政開支，貢獻了巨額稅收填充國庫，而且還大力的扶植了楚州的教育、交通建設等方麵，並且還使得商人本身也得到了巨大的好處。學生不敢比擬先賢，但也要追隨先賢的腳步為國家和百姓謀利，學生想這樣的’言利‘，聖人是不會反對的……“
司馬光看到王靜輝的迴複後，心中也是一片茫然：難道自己追求了大半生的”聖人之道“是錯誤的？！但看駙馬的迴信卻又是滴水不漏，很顯然，這樣的”言利“才是正確的，不要說自己無從反對，就是孔聖人再生碰到這個”管子第二“也會讚成的。
雖然王靜輝的來信讓司馬光對他的誌向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但單憑這些還不足以改變司馬光的看法，所以司馬光也再次寄信：”天地所生錢財萬物，皆有定數，不在民，就在官。國家資本若是介入市場的話，那豈不是’與民爭利‘？！“”君實先生，學生竊以為錢財萬物並非天地所生，而是百姓手中所誕，而天下的財富也不是固定的。先生學識廣博，當知道當今天下的繁榮那是曆朝曆代所擁有的？決定財富多少不是天地賜給，而是由市場所決定，當市場無限的時候。官民如何生產也不會奪取對方地財富。隻有在市場一定地時候，才會發生先生所說的’奪利‘。但市場是可以開發地。如印刷術，契丹、西夏、高麗的印刷術沒有大宋的好，成本低，他們當然競爭不過大宋商人。朝廷應該對此加以積極引導，開發新的市場，給大宋地商品找到銷路，這樣財富會源源不斷的產生。“
王靜輝不知道司馬光這句”天地生財“的理論是從哪裏來的，趙頊也曾提起過，可能這個時代的人們還是處於那種認為天下財富都固定在一定數量上不會改變，他雖然知道這是錯誤的想法，但不能很好的解釋，所以幹脆把市場決定財富多寡的理論搬出來，也許能夠說得更加清楚些。這個時代經濟思想最為先進的便是王安石了。曆史上他在熙寧變法中所使用的用信用貸款地方式來刺激經濟的成長，這種手段確實要比司馬光強得太多了，如果是王安石來和自己討論這個問題，也許王靜輝就不用浪費這麽多篇幅了。
司馬光看到迴信後，半天還是沒有能夠迴過神來，這確實給他的衝擊力太大了，從小到大，他從來就沒有懷疑過”聖人言“。但今天看到王靜輝的迴信後，覺得這一長久以來形成的觀念開始動搖了。
與司馬光不同，潁王趙頊這段時間和王靜輝討論的便是漢武帝時期桑弘羊等人引領的變法問題。王靜輝看到趙頊的來信後，還是感到非常欣慰地，趙頊似乎對桑弘羊等人的做法很反感。他知道曆史上的趙頊可是完全不同的，王安石的熙寧變法完全是桑弘羊的一個宋朝版本。有地條例幾乎連改都沒有改便直接搬過來用。
王靜輝不相信趙頊不知道桑弘羊那段曆史，在曆史上之所以任用王安石采用桑弘羊的辦法也是迫於無奈。他當然不會放過給趙頊打預防針的機會：曆朝曆代，國家想依靠行政權力來與民間爭奪商業利益，都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但永遠都和桑弘羊一樣是短期行為，所產生的後果也是極為嚴重的，也隻有那些小商販出身，又急於討好皇帝的官僚，才能想得出這種殺雞取卵、飲鳩止渴的壞主意。
王靜輝把這封通篇都在貶斥桑弘羊的信件寄給潁王趙頊，心中卻在想：如果以後王安石真的能夠如願的把持帝國的權柄後，他要想推廣新法，可能遇到的第一個阻力便是皇帝了，不知道他看了這封信後，心中會作何感想？
不過在這段時間裏，他寫的那篇《商論》卻是在讀書人當中傳播的極為廣泛，王靜輝的策論很少流傳出去，其名聲遠不及詩詞給他帶來的榮譽大，所以一聽說是駙馬爺寫的策論，所有的讀書人都免不了要傳抄一份，而《梅雪》月刊的編輯委員會也在司馬光和歐陽修等人的一力堅持下刊登了這篇策論，就這樣這篇《商論》傳播開了。
當然所引起的爭論是少不了的，不過好在是司馬光推薦的策論，並且先前就在後麵寫了詳細的評語，認為這是一篇難能可貴的佳作。有了司馬光先把基調給定了下來，所以反對聲還不是那麽強烈，但即便如此，王靜輝的這篇《商論》也在士林當中掀起了一陣波浪。很明顯，《商論》是在為商人階層延譽，這使得傳統的儒學大家們感到很不順眼，而一些開明的學者也表示王靜輝的觀點，兩派紛紛撰文發往《梅雪》編輯部，在委員會的運作下挑選佳作刊登發表，一時間《商論》到成了讀書人之間議論最多的話題。
不過在大宋統治高層之間的分歧到是沒有這麽熱鬧，自漢朝董仲舒以降，儒家治國就成為中國國家政治的主流，但法家並沒有因此而銷聲匿跡，《鹽鐵論》除了有儒家的智慧以外，也同樣折射出法家的光輝，可以看出實用主義才是統治階層的主流，要不然也不會有桑弘羊等人在曆史舞台上表演的機會了。英宗趙曙等幾個了解國家實際情況的人，每天都為如何填補財政赤字而絞盡腦汁，正如曆史上誰能夠解決大宋現在的困難就重用誰的原則，王靜輝自然是當仁不讓的人選，這總要比采取桑弘羊的辦法要人道的多。
就在士林中為那篇《商論》孰對孰錯而爭論不休的時候，英宗趙曙的一紙詔書便代表了大宋統治高層之間對這件事情的最終結論：奏章批準，甚好！靜候佳音！
李管事在心中略一計算，這筆買賣還是非常有賺頭的，至少短時間內收迴成本還是可以預期，另外便是投資額在他眼中已經是個小數字，但利潤卻很高，值得自己向前奮力一搏。在等待汴都開封迴複的這段日子裏麵，王靜輝囑咐李管事操縱興國銀行，分別派出各類考察人員，收集各種資料來製定客棧的行動方案。不管怎麽樣，王靜輝都會去做這件事，老丈人趙曙不肯入夥的話，憑借著他駙馬的名頭，又有哪個不開眼的官員敢到自己的地頭上來打秋風，不過趙曙如果能夠入夥一起來做買賣的話，那自然是最佳選擇。時間內收迴成本還是可以預期，另外便是投資額在他眼中已經是個小數字，但利潤卻很高，值得自己向前奮力一搏。在等待汴都開封迴複的這段日子裏麵，王靜輝囑咐李管事操縱興國銀行，分別派出各類考察人員，收集各種資料來製定客棧的行動方案。不管怎麽樣，王靜輝都會去做這件事，老丈人趙曙不肯入夥的話，憑借著他駙馬的名頭，又有哪個不開眼的官員敢到自己的地頭上來打秋風，不過趙曙如果能夠入夥一起來做買賣的話，那自然是最佳選擇。
不過可能是因為王靜輝提出拉英宗趙曙一起”入夥“做買賣這個主意太過前衛，等了好幾天，王靜輝也沒有接到老丈人的手詔，不過潁王趙頊和司馬光則是寫了封信過來，趙頊的信比較平和，隻是問起這件事王靜輝是怎麽想的，尤其是司馬光的信中似乎語氣頗為不善，他認為王靜輝此舉頗有與民爭利之嫌。
原本王靜輝推進這件事的時候，也隻是想給興國銀行富裕的資金找到投資缺口而已，但總投資在他的眼中經過演算後比預料的要小的許多，所以便掉頭想裁汰廂兵，五十家客棧至少能夠一千名廂兵的飯碗。看到司馬光的來信後，王靜輝知道他必須找個正大光明的理由來解釋這件事，不然可能會失去一些與司馬光持相同看法的大臣的。
可以裁汰更多地廂兵，這可以算是一個正大光明地理由，但仔細思量後。這樣做確實有與民爭利之嫌。所以這個理由還不夠分量。王靜輝一想起這個”與民爭利“的口號，就頭痛不已：自從娶了蜀國公主為妻後。自己地身份也不是個普通人，想怎麽擴充自己的產業就怎麽幹了，這裏麵就是”與民爭利“，搞不好會受到禦史彈劾的。不過即便是禦史也不會輕易來找自己的麻煩。雖然王陶前段日子和韓琦鬧地不可開交，但他也沒有敢說王靜輝一句壞話――駙馬就是大宋會下金蛋的雞，朝中官員都知道財政拿不出錢了，但駙馬送給英宗趙曙鏡子的製作方法後，本來對”年終獎“不抱有什麽希望的大臣，居然在年底領到了這份錢，不到萬不得已，駙馬是不能得罪的。
王靜輝想到後世國有企業在國家產業中的地位後，打算嚐試用經濟理論來闡述他現在所遇到的問題。經濟理論並非他所長，但要想想在這個時代。自己的經濟理論恐怕是最強的人了，隻要能夠把生意披上一個符合聖人之道的”華美外衣“，相信就能夠披荊斬棘，讓所有地反對者都閉上嘴巴。
王靜輝把自己關在書房中半天，全力思考怎麽來解決這個”外衣“問題，但腦子就像一團漿糊一樣沒有什麽頭緒。畢竟中國曆史上都是采用抑商手段，商人的地位排在最後，宋朝雖然對商業采取放任態度。但千百年來人們所形成的觀念是牢不可破的，尤其是士大夫階層對商人階層可以說是一種病態的鄙視：士大夫階層沒有自己的產業，很少能夠**的，大多數文人都要依附於強權來生存，宋朝的士林風氣雖然是最好地，但也難免掉進這個坑中；與士大夫階層對立的便是商人階層。他們社會地位低下，但偏偏有著士大夫沒有的經濟**能力。
王靜輝心中甚至不無惡意的想到：”嗬嗬，也許是出於嫉妒，才使得讀書人和商人對對方的缺點極為鄙視，不過真是不知道外人怎麽來看我這個大商人外加狀元郎呢？讀書人有骨氣是件好事，但他們終究沒有經濟**能力，還是要依附於強權才能得以生存，如果讀書人能夠借助商人的財力獲得經濟**而暢所欲言朝政國家大事地得失，而商人能夠借讀書人的嘴巴來維護自己的利益，這是個美好的設想，但卻顯得那麽的遙遠，自己的商務印書館不也是正在進行這方麵的嚐試嗎？“
想歸想，但目前最主要的便是在哪本”聖賢書“中能夠找到一句自己觀點的論據來，否則那些司馬光之輩恐怕對自己的好感要打折扣了。想了半天，王靜輝還是從最有利於國家和百姓的方麵來著手，從而放棄了引用聖人言的打算。
大宋治平四年十一月初八，在一場冬雪過後，司馬光和潁王趙頊在這一天中接到了來自楚州王靜輝處的來信，這兩封來信雖然側重點不同，但所要表達的意思差不多。不過這兩封信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成為影響大宋經濟政策的關鍵立足點，也使後世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對當時宋人天馬行空般的設想感到不可思議。
王靜輝在給他們兩個人的信中闡述了國家資本和民間資本的關係，並且挑選了漢武帝重用桑弘羊等人來為漢朝牟利的事情作為例子，進行詳加解釋。現在的司馬光還正在處於《資治通鑒》寫作的初期，但王靜輝可是通篇讀過《資治通鑒》的，他自然知道司馬光對漢武帝執政時期的評價是什麽：秦始皇幹過的壞事，漢武帝基本上又幹了一遍。之所以沒有亡國，主要是因為他臨死前的那幾年全麵的懺悔、改過，臨死時又把後事托付對了人的緣故。
王靜輝認為：國家資本必須深入到最主要的行業當中，並且在經濟總量中占有一定的份額，以便來影響市場物價的走向。如糧食生產和買賣，國家也必須有自己的產糧田和流通渠道，糧食入庫後並非簡單的賑災或是平抑糧價，而是根據實際需要來進行糧食買賣，將糧食價格控製在一個合理的範圍，這樣才能積極有效的防備那些居心不良想囤積居奇魚肉百姓的商人。惡意哄抬糧價。這就不是”與民爭利“，而是更好地保障百姓地生活不受到影響。
王靜輝除了主張國有資本適當的介入市場外。也主張開放國家壟斷行業，讓民間資本適量介入壟斷行業。這一條是非常有爭議地一點，尤其實在鋼鐵行業和食鹽生產等國家壟斷行業上更為明顯。不過為了迎合司馬光的口味，他便以桑弘羊壟斷冶鐵、賣酒、製鹽、甚至連捕撈魚蝦也要實行國家壟斷專賣。造成了產品質量低下、產量下跌、物價騰貴等負麵影響作為例子。指出民間資本少量介入國家壟斷行業，有助於提高生產水平，將質量和數量都能夠有所提高，有利於激發市場的活力，朝廷也會在稅收上獲得更大的利益。
除了對國家資本和民間資本地論述外，對司馬光和潁王趙頊最具有殺傷力的便是王靜輝隨後附在信中的一片《商論》。在這篇王靜輝少有的短小策論中，給司馬光等人描述了這樣一個事實：帝國並不抑製甚至還在鼓勵土地兼並，由此產生的大量富餘勞動力的飯碗該怎麽解決？如果任其發展，很難說到最後他們不會嘯聚山林，好一點便是加入廂軍。無論是哪條出路都不是統治階層所願意看到的。唯一的辦法便是讓這些富餘的勞動力加入工商業。
王靜輝在策論中大量引用了大宋財政目前的數字情況，工商業對財政地貢獻已經接近五分之三，工商業不會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土地貧瘠肥沃與否的限製，所以大宋一旦發生自然災害的時候，隻聽說有大量的農民會逃荒，還沒有聽說工商業者也跟著逃荒的。並且一個作坊少則可以養活數個人，多則可以養活千人的生計。所以大力發展工商業是解決目前愈演愈烈的土地兼並地好辦法。”改之，所謂’君子言義不言利‘，以改之之才，難道除了你在信中所說的方法外，便沒有其他方法了嗎？“司馬光在來信中寫到。王靜輝在楚州搞得那些”榨油商會“、”紡織商會“，司馬光都聽說過。雖然憑借著這幾個商會，王靜輝將楚州的廂兵裁汰了近一半，但心中總歸是有些不舒服的，但看在他在大宋財政巨大貢獻的份上，也就睜一眼閉一眼了，但這個駙馬越玩越大，這次居然想把皇帝也給拉下水，一起做生意，司馬光身為禦史中丞當然不能坐視不理。”君實先生，所謂’君子不言利‘，學生竊以為是孔聖人指的是’不言對國家無益之利，不言追求個人斂財享受之利！‘所以管子雖然在治理齊國地時候大力發展工商業，使得齊國國勢日漸強盛，這是連孔聖人都很看重管子的原因，所以管子能夠配享孔廟位列儒家第三聖人。學生在楚州大力發展工商業也是遵循了聖人的教誨，為國家和百姓謀利，學生成立的商會其不僅吸收了眾多廂兵來節省國家的財政開支，貢獻了巨額稅收填充國庫，而且還大力的扶植了楚州的教育、交通建設等方麵，並且還使得商人本身也得到了巨大的好處。學生不敢比擬先賢，但也要追隨先賢的腳步為國家和百姓謀利，學生想這樣的’言利‘，聖人是不會反對的……“
司馬光看到王靜輝的迴複後，心中也是一片茫然：難道自己追求了大半生的”聖人之道“是錯誤的？！但看駙馬的迴信卻又是滴水不漏，很顯然，這樣的”言利“才是正確的，不要說自己無從反對，就是孔聖人再生碰到這個”管子第二“也會讚成的。
雖然王靜輝的來信讓司馬光對他的誌向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但單憑這些還不足以改變司馬光的看法，所以司馬光也再次寄信：”天地所生錢財萬物，皆有定數，不在民，就在官。國家資本若是介入市場的話，那豈不是’與民爭利‘？！“”君實先生，學生竊以為錢財萬物並非天地所生，而是百姓手中所誕，而天下的財富也不是固定的。先生學識廣博，當知道當今天下的繁榮那是曆朝曆代所擁有的？決定財富多少不是天地賜給，而是由市場所決定，當市場無限的時候。官民如何生產也不會奪取對方地財富。隻有在市場一定地時候，才會發生先生所說的’奪利‘。但市場是可以開發地。如印刷術，契丹、西夏、高麗的印刷術沒有大宋的好，成本低，他們當然競爭不過大宋商人。朝廷應該對此加以積極引導，開發新的市場，給大宋地商品找到銷路，這樣財富會源源不斷的產生。“
王靜輝不知道司馬光這句”天地生財“的理論是從哪裏來的，趙頊也曾提起過，可能這個時代的人們還是處於那種認為天下財富都固定在一定數量上不會改變，他雖然知道這是錯誤的想法，但不能很好的解釋，所以幹脆把市場決定財富多寡的理論搬出來，也許能夠說得更加清楚些。這個時代經濟思想最為先進的便是王安石了。曆史上他在熙寧變法中所使用的用信用貸款地方式來刺激經濟的成長，這種手段確實要比司馬光強得太多了，如果是王安石來和自己討論這個問題，也許王靜輝就不用浪費這麽多篇幅了。
司馬光看到迴信後，半天還是沒有能夠迴過神來，這確實給他的衝擊力太大了，從小到大，他從來就沒有懷疑過”聖人言“。但今天看到王靜輝的迴信後，覺得這一長久以來形成的觀念開始動搖了。
與司馬光不同，潁王趙頊這段時間和王靜輝討論的便是漢武帝時期桑弘羊等人引領的變法問題。王靜輝看到趙頊的來信後，還是感到非常欣慰地，趙頊似乎對桑弘羊等人的做法很反感。他知道曆史上的趙頊可是完全不同的，王安石的熙寧變法完全是桑弘羊的一個宋朝版本。有地條例幾乎連改都沒有改便直接搬過來用。
王靜輝不相信趙頊不知道桑弘羊那段曆史，在曆史上之所以任用王安石采用桑弘羊的辦法也是迫於無奈。他當然不會放過給趙頊打預防針的機會：曆朝曆代，國家想依靠行政權力來與民間爭奪商業利益，都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但永遠都和桑弘羊一樣是短期行為，所產生的後果也是極為嚴重的，也隻有那些小商販出身，又急於討好皇帝的官僚，才能想得出這種殺雞取卵、飲鳩止渴的壞主意。
王靜輝把這封通篇都在貶斥桑弘羊的信件寄給潁王趙頊，心中卻在想：如果以後王安石真的能夠如願的把持帝國的權柄後，他要想推廣新法，可能遇到的第一個阻力便是皇帝了，不知道他看了這封信後，心中會作何感想？
不過在這段時間裏，他寫的那篇《商論》卻是在讀書人當中傳播的極為廣泛，王靜輝的策論很少流傳出去，其名聲遠不及詩詞給他帶來的榮譽大，所以一聽說是駙馬爺寫的策論，所有的讀書人都免不了要傳抄一份，而《梅雪》月刊的編輯委員會也在司馬光和歐陽修等人的一力堅持下刊登了這篇策論，就這樣這篇《商論》傳播開了。
當然所引起的爭論是少不了的，不過好在是司馬光推薦的策論，並且先前就在後麵寫了詳細的評語，認為這是一篇難能可貴的佳作。有了司馬光先把基調給定了下來，所以反對聲還不是那麽強烈，但即便如此，王靜輝的這篇《商論》也在士林當中掀起了一陣波浪。很明顯，《商論》是在為商人階層延譽，這使得傳統的儒學大家們感到很不順眼，而一些開明的學者也表示王靜輝的觀點，兩派紛紛撰文發往《梅雪》編輯部，在委員會的運作下挑選佳作刊登發表，一時間《商論》到成了讀書人之間議論最多的話題。
不過在大宋統治高層之間的分歧到是沒有這麽熱鬧，自漢朝董仲舒以降，儒家治國就成為中國國家政治的主流，但法家並沒有因此而銷聲匿跡，《鹽鐵論》除了有儒家的智慧以外，也同樣折射出法家的光輝，可以看出實用主義才是統治階層的主流，要不然也不會有桑弘羊等人在曆史舞台上表演的機會了。英宗趙曙等幾個了解國家實際情況的人，每天都為如何填補財政赤字而絞盡腦汁，正如曆史上誰能夠解決大宋現在的困難就重用誰的原則，王靜輝自然是當仁不讓的人選，這總要比采取桑弘羊的辦法要人道的多。
就在士林中為那篇《商論》孰對孰錯而爭論不休的時候，英宗趙曙的一紙詔書便代表了大宋統治高層之間對這件事情的最終結論：奏章批準，甚好！靜候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