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著總統的人選，北域內部各方勢力曾經展開了激烈的交鋒。實際上自從袁隗死後，北域軍閥已經分裂為直奉皖三大派係，他們為了爭奪北域政府的正統地位，相互之間爭權奪利，猶如仇人般針鋒相對。
本來三方鼎力，大家還有些收斂，但是自從奉軍因為被倭國占據奉天而實力人脈大損，聲勢暫時弱了下去。如今奉係張作霖剛剛迴到冥京城，盡管保住了自己的軍隊和勢力卻是元氣大傷，短時間內沒有爭雄北華城的可能。現在北華城中央政府的權利爭奪，實際上就是段瑞泉代表的皖係與馮國甫代表的直係之間的鬥爭。
原本段瑞泉想自己坐這個位置的，可是他不想被別人說成爭權奪利，也不想直接麵對直係的壓力，所以他隻是屈就了總理之職。為了打壓直係，段瑞泉不肯讓直係的人接任總統，所以這個職位就交給了不屬於北域也沒有了自己根基的黎元洪。當然按照高層的說法，黎元洪原本就是副總統，按照臨時約法順位繼任大總統之職。
後來段瑞泉打算借黎元洪為擋箭牌，重新組建獨裁政府。但當時國會中各派政治勢力之間的爭執焦點，隻是圍繞對於國家政製究竟依《臨時約法》來製定，還是按《新約法》來組織，根本沒有人提獨裁政治的問題。
有袁隗的前車之鑒，外部又有趙守宏的強大壓力存在，段瑞泉隻能暫時順應民意放任國會去選擇，結果各政黨爭論的結果就是遵照孫文海之前製定的臨時約法。
段瑞泉接連失算，他隻能暫時蟄伏於總理的身份以待後事，同時假惺惺的宣布恢複1912年3月由南華城臨時政府所頒布的《臨時約法》，並恢複民國元年的官製與國會，實行責任內閣製。雖然表示擁護共和，段祺瑞卻並不擔心手中權力被瓜分。按照段瑞泉的想法黎元洪根基已失，除了靠向自己別無他法，然而事實上黎元洪卻並不聽話。
在經過了一番‘法統’問題的爭執後，內閣以黎元洪的名義發布申令：“共和政體，首重民意；民意所寄，厥惟憲法；憲法之成，專待國會。我華蘭民國國會，自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後，時越兩載，迄未召複，以致開國五年，憲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無由進行，亟應召集國會，速定憲法，以協民誌而固國本。憲法未定以前，仍遵用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臨時約法》，至憲法成立時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總統選舉法，係憲法之一部，應仍有效。”於是責任內閣製的民主共和政體又在形式上建立起來了。
1916年12月1日，國會在北華城正式恢複，稱為國會第二期常會。國會重新開會後，馮國甫被選舉為副總統，重行審議《天壇憲草》，開始繼續製憲。對於此次製憲，各方麵人物都表現的異常活躍，希望更能夠在後袁隗時代的國會中占得一席之地。
寬廣的國會大廳仿佛變身成菜市場，終日充斥著喧鬧和嘈雜。議員之間經常因為一點小事而彼此爭吵，一時間很有點西大陸民主議會的氛圍。但實際上，國會此時已經蛻化，成為各派軍閥之間公開爭權奪利的場所。
當時的國會之中有著三大派係，這三個派係雖然不是政黨，卻有政黨一樣的作用，他們分別是研究係、商榷係和新交通係。
研究係是從民國初年的進步黨脫胎的一個政治派係，得名於1916年在北華城成立的‘憲法研究會’，其領袖人物是梁啟超、湯化龍，其骨幹分子是在1906年的君主立憲運動中曾經跟梁啟超合作過的一批官僚士紳。
由於研究係始終想憑借一種固有的舊勢力來改良華蘭國，所以曾經在政治上先後依附袁隗、段瑞泉軍閥勢力而與國大黨相對立，如今雖然梁啟超前往西部特區任職，核心人物隻剩下了湯化龍，但聲威卻絲毫不減。
商榷係又稱憲政商榷會，1916年袁隗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恢複了國會。原國大黨議員張繼、吳景濂、居正、王政廷等將幾個分散的小派係合並組成商榷係，他們在製憲問題上力主以《臨時約法》為憲法基礎采用兩院製，將‘省憲大綱’寫入其中，保持西南各省勢力，與投靠段瑞泉北域軍閥的研究係相對抗，成為當時國會內的一大政治力量。
交通係是北域軍閥統治時期，以梁士詒為首的‘舊交通係’和以曹汝霖為首的‘新交通係’等的總稱，它既是一個金融財團，又是一個政治派係。1905年，梁士詒被任為帝漢、滬寧鐵路總文案。後又擔任郵傳部帝漢、滬寧、正太、汴洛、道清五路提調及交通銀行幫理，因他到處安插黨羽，培植自己的勢力而形成了交通係，並在擴建鐵路事業的過程中迅速壯大起來。其重要人物有周自齊、葉恭綽、汪有齡、朱啟鈐等。
舊交通係在國內以袁隗的政治勢力為庇護，在國外以撒爾、倭帝國主義為後援，掌握鐵路、輪船航運、電話電報、郵政等事業的領導權，同時還控製著交通銀行、金城銀行、華蘭匯業銀行、鹽業銀行、正豐煤礦、中興煤礦、北票煤礦、六河溝煤礦、龍煙鐵礦、戊通航業公司等大銀行、大企業。
在北域軍閥統治時期顯赫一時。梁士詒既被稱為‘五路財神’，又擔任著袁隗總統府的秘書長，被稱為‘二總統’。交通係與北域軍文武合璧，成為北域軍閥統治的兩大支柱。1916年袁隗死後，梁遭被通緝外逃，‘舊交通係’也隨之失勢。
如今在國會中成為一方勢力的乃是新交通係，1916年秋段瑞泉執政時，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結成的‘新交通係’。曹汝霖不僅擔任交通銀行總理，而且在段內閣中兼任財政總長和外交總長，協助為段瑞泉經理借款，包辦國債等業務。
本來三方鼎力，大家還有些收斂，但是自從奉軍因為被倭國占據奉天而實力人脈大損，聲勢暫時弱了下去。如今奉係張作霖剛剛迴到冥京城，盡管保住了自己的軍隊和勢力卻是元氣大傷，短時間內沒有爭雄北華城的可能。現在北華城中央政府的權利爭奪，實際上就是段瑞泉代表的皖係與馮國甫代表的直係之間的鬥爭。
原本段瑞泉想自己坐這個位置的，可是他不想被別人說成爭權奪利，也不想直接麵對直係的壓力，所以他隻是屈就了總理之職。為了打壓直係，段瑞泉不肯讓直係的人接任總統，所以這個職位就交給了不屬於北域也沒有了自己根基的黎元洪。當然按照高層的說法，黎元洪原本就是副總統，按照臨時約法順位繼任大總統之職。
後來段瑞泉打算借黎元洪為擋箭牌，重新組建獨裁政府。但當時國會中各派政治勢力之間的爭執焦點，隻是圍繞對於國家政製究竟依《臨時約法》來製定，還是按《新約法》來組織，根本沒有人提獨裁政治的問題。
有袁隗的前車之鑒，外部又有趙守宏的強大壓力存在，段瑞泉隻能暫時順應民意放任國會去選擇，結果各政黨爭論的結果就是遵照孫文海之前製定的臨時約法。
段瑞泉接連失算，他隻能暫時蟄伏於總理的身份以待後事，同時假惺惺的宣布恢複1912年3月由南華城臨時政府所頒布的《臨時約法》，並恢複民國元年的官製與國會，實行責任內閣製。雖然表示擁護共和，段祺瑞卻並不擔心手中權力被瓜分。按照段瑞泉的想法黎元洪根基已失，除了靠向自己別無他法，然而事實上黎元洪卻並不聽話。
在經過了一番‘法統’問題的爭執後，內閣以黎元洪的名義發布申令：“共和政體，首重民意；民意所寄，厥惟憲法；憲法之成，專待國會。我華蘭民國國會，自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後，時越兩載，迄未召複，以致開國五年，憲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無由進行，亟應召集國會，速定憲法，以協民誌而固國本。憲法未定以前，仍遵用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臨時約法》，至憲法成立時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總統選舉法，係憲法之一部，應仍有效。”於是責任內閣製的民主共和政體又在形式上建立起來了。
1916年12月1日，國會在北華城正式恢複，稱為國會第二期常會。國會重新開會後，馮國甫被選舉為副總統，重行審議《天壇憲草》，開始繼續製憲。對於此次製憲，各方麵人物都表現的異常活躍，希望更能夠在後袁隗時代的國會中占得一席之地。
寬廣的國會大廳仿佛變身成菜市場，終日充斥著喧鬧和嘈雜。議員之間經常因為一點小事而彼此爭吵，一時間很有點西大陸民主議會的氛圍。但實際上，國會此時已經蛻化，成為各派軍閥之間公開爭權奪利的場所。
當時的國會之中有著三大派係，這三個派係雖然不是政黨，卻有政黨一樣的作用，他們分別是研究係、商榷係和新交通係。
研究係是從民國初年的進步黨脫胎的一個政治派係，得名於1916年在北華城成立的‘憲法研究會’，其領袖人物是梁啟超、湯化龍，其骨幹分子是在1906年的君主立憲運動中曾經跟梁啟超合作過的一批官僚士紳。
由於研究係始終想憑借一種固有的舊勢力來改良華蘭國，所以曾經在政治上先後依附袁隗、段瑞泉軍閥勢力而與國大黨相對立，如今雖然梁啟超前往西部特區任職，核心人物隻剩下了湯化龍，但聲威卻絲毫不減。
商榷係又稱憲政商榷會，1916年袁隗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恢複了國會。原國大黨議員張繼、吳景濂、居正、王政廷等將幾個分散的小派係合並組成商榷係，他們在製憲問題上力主以《臨時約法》為憲法基礎采用兩院製，將‘省憲大綱’寫入其中，保持西南各省勢力，與投靠段瑞泉北域軍閥的研究係相對抗，成為當時國會內的一大政治力量。
交通係是北域軍閥統治時期，以梁士詒為首的‘舊交通係’和以曹汝霖為首的‘新交通係’等的總稱，它既是一個金融財團，又是一個政治派係。1905年，梁士詒被任為帝漢、滬寧鐵路總文案。後又擔任郵傳部帝漢、滬寧、正太、汴洛、道清五路提調及交通銀行幫理，因他到處安插黨羽，培植自己的勢力而形成了交通係，並在擴建鐵路事業的過程中迅速壯大起來。其重要人物有周自齊、葉恭綽、汪有齡、朱啟鈐等。
舊交通係在國內以袁隗的政治勢力為庇護，在國外以撒爾、倭帝國主義為後援，掌握鐵路、輪船航運、電話電報、郵政等事業的領導權，同時還控製著交通銀行、金城銀行、華蘭匯業銀行、鹽業銀行、正豐煤礦、中興煤礦、北票煤礦、六河溝煤礦、龍煙鐵礦、戊通航業公司等大銀行、大企業。
在北域軍閥統治時期顯赫一時。梁士詒既被稱為‘五路財神’，又擔任著袁隗總統府的秘書長，被稱為‘二總統’。交通係與北域軍文武合璧，成為北域軍閥統治的兩大支柱。1916年袁隗死後，梁遭被通緝外逃，‘舊交通係’也隨之失勢。
如今在國會中成為一方勢力的乃是新交通係，1916年秋段瑞泉執政時，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結成的‘新交通係’。曹汝霖不僅擔任交通銀行總理，而且在段內閣中兼任財政總長和外交總長，協助為段瑞泉經理借款，包辦國債等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