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子川崎美惠子,這是黎世傑先生。”川崎說,“你們聊,我還有事。”他介紹完,禮貌地朝黎世傑點點頭,退出了房間。


    “請坐。”美惠子說,“很抱歉,黎先生,我腿上的傷還沒好,不能站起來。”


    “沒關係。”黎世傑坐下,問:“傷不重吧?”


    “沒關係的,醫生說沒傷到骨頭,再有一個月就好了。”美惠子說,她的中國話帶有很明顯的口音,但吐字很清楚。隨後她拉了拉身邊的一根繩子,隨著一陣叮咚的鈴聲,一個中年女人走進來。


    “請給這位先生泡杯茶,中國式的。”


    中年女子答應著,很快端著一杯茶進來。


    黎世傑端起來喝了一口,茶味很淡,但有一股深入肺脾的清香。


    “用你們中國的說法,這是明前的龍井,不知道是不是合黎先生的口味。”


    “謝謝,很不錯。”


    “黎先生,多謝你救了我兒子,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美惠子緩慢地說,生怕黎世傑漏掉一個字。


    黎世傑勉強笑了笑,說:“他沒事吧。”


    “你是問太郎嗎?他沒事,謝謝你的關心。”


    比起和川崎的會麵,黎世傑覺得在這裏更難熬,而且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該主動提出告辭,還是應當等女主人發話,總之他覺得這次見麵完全是一種煎熬。美惠子和川崎正男不一樣,她對上海一無所知,對中國了解也很有限,並且她不健談。


    “您在哪兒學的中國話。”黎世傑小心地問,這也是他今天問的唯一一個比較正式的問題。他問這個問題完全是為了防止兩人之間陷入無話可說的窘境,他本身並不關心這件事。


    “哦,我出生在滿洲,十歲才迴到日本。”


    這時那個中年女人進來,對美惠子說:“醫生來了。”


    黎世傑立刻站起來。


    美惠子帶著歉意對黎世傑說:“約好的,來給我換藥,對不起,黎先生。”


    黎世傑感到如釋重負,對她微微鞠了一躬,結束了這段短暫而無味的會麵。


    比起偵緝隊,特工總部的事情多了很多,也正規了很多,黎世傑開始忙碌起來。對於到特工總部工作,他有些興奮,也很緊張,這個職位朝他的目標大大地邁進了一步。他可以時常見到丁默村、李士群這些人,接觸的事情也非常具體。一些人的命運開始和他有著直接的關聯,比如租界裏哪家親英美甚至親重慶的報紙的記者、編輯可能被放入需要整治的名單,哪家診所的醫生醫治了受槍傷的人員,哪家咖啡館裏來往的人身份可疑,哪些人士喜歡發表反日言論。76號緊靠著公共租界,要對付租界裏的人,行動起來非常方便,很多手法都是黎世傑熟悉的。由於日本人的壓力和特工總部與租界巡捕房的特殊關係,租界對諸如某個人突然失蹤或在大街上被塞進一輛汽車帶走之類的事情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特工總部裏很多人在日常的交談中並不忌諱自己曾經在軍統、中統或複興社幹過,這一方麵使得黎世傑非常警惕,另一方也多少減輕了一些他的心理壓力,即便有人認出他,大約不會覺得很奇怪。


    趙子清和他見麵的次數減少了,除了偶爾給他送些紅利錢,幾乎見不到人。黎世傑對此一直感覺很過意不去,而且來到76號後他就完全沒有接觸生意上的事,自覺無功不受祿,每次都推辭,但趙子清一定要他收下,甚至不惜為此和他翻臉。其實黎世傑心裏也明白,錢是不會白拿的,早晚自己還是要還這個人情,隻怕到時候還出去的遠比收進來的多,既然大家對此都心照不宣,他也就懶得再提。


    由於和重慶方麵的衝突暫告一段落,特工總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對付一些具有反日反汪傾向的文化人身上。特別是現在南京正在籌劃成立新的國民政府,日本方麵不願意在上海的媒體和輿論中過多地出現相反的論調。租界裏的言論總是依附於華界的勢力,這部分原因是因為洋人對於涉及中日間的事情不感興趣。歐戰正在進行,租界裏也彌漫著悲觀無聊的情緒,工部局尤其不願意和日本人較真。


    黎世傑不得不參與一些相關的行動,這些行動的策劃、布置黎世傑無從知曉,當通知他出勤時,往往就是直接行動。由於事先籌劃精密,對目標人物的行動規律已經掌握,加之下手的時候對方多是孤身一人,因此這些行動很少有失手的時候。被抓的人最常見的是被恐嚇,比如把人裝進麻袋拉到江邊威脅要丟進去,或者拉到某個僻靜處說要活埋,這種威嚇效果極好。當然,對於某些不吃這一套或者當場服軟迴去後反而寫出所謂的揭露文章的人,也會讓他們吃些皮肉之苦。個別極其死硬的,也會選擇殺一儆百,真的在麻袋上捆上幾塊大石丟到江裏。


    特工總部的大部分人對於他們的工作沒有什麽正義與非正義的感覺,隻是一種工作,很多人對於這種工作的性質不認為和戰前有什麽不同。一些混過幫派的人甚至認為這裏有些時候顯得做事過於黏糊,他們更習慣以前那種直來直去一刀一槍的勾當,這些頭腦簡單的人永遠不會理解什麽叫政治。很多人認為日本人也是洋人,和法租界公共租界裏的洋人沒什麽區別,他們做這一行也和租界巡捕沒什麽兩樣。


    黎世傑也不理解政治,但他厭惡這些同事,在他看來,戰前和現在的局麵是完全不一樣的,替日本人做事是個愚蠢的選擇。這種植根於他內心深處的看法是建立在所謂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古老信條之上,更是建立在上海街頭那些血腥衝突的事實之上。他不能影響別人,但可以把握自己,盡管到目前為止依舊沒有任何人和他進行聯係,盡管他的內心隱隱覺得組織其實已經拋棄了他,但他堅持認為自己的作為是組織需要的,總有一天他們會察覺到的。


    他小心低調地做事,不與任何人發生衝突和矛盾,這其實正是他所擅長的。他觀察著那些被綁架到76號的各色人等,他們大部分都很軟弱,為了賺錢說一些話做一些事,其實並沒有所謂的信仰。他們的反日反汪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市場行為,因為租界裏的人喜歡看類似的文章。也有少部分人表現很強硬,他們並不那麽輕易屈服,當恐嚇不起作用的時候,他們往往就要動手教訓他。每當此時,76號的地下室常常就會傳來野獸般的嚎叫聲。對於這些人,皮肉之苦很快就會超越信仰的,甚至不需要真正動手而隻要描繪或展示動手的後果他們就會放棄。他們的強硬其實大部分源自於他們和租界洋人打交道的經驗而不是他們真正有支持這種強硬的信仰。


    黎世傑觀察著他們,其實人都是一樣的,一旦進了76號這種地方你就失去了做人的尊嚴,一旦你失去做人的尊嚴,信仰、理想這些東西本身是極難在一個人的內心深處立足的。也許個別人可以,但黎世傑沒有見過,他也不相信,包括他自己在內。


    偶爾有一次,黎世傑聽見有人閑聊時提起某家報社的某個編輯,說上麵可能準備把他“做掉”,這差不多是黎世傑第一次提前預知某個人可能的命運。他記住了這個名字,並利用去租界的機會寄出了一封信。後來再沒有關於此人的消息,也沒見和此人有關的行動。黎世傑認為他是收到了自己的信采取了防護措施,或者離開了租界,所以針對他的行動就被取消了,當然,這僅僅是猜測。


    有時候他們的行動也會失敗,比如他們跟蹤了一個人很多天,但行動那天他卻沒有出現在預定的地點,或者突然在行動現場出現大批巡捕房的人,這種情況不太多,但總是會發生。時間長了黎世傑也起了疑心,他認為應該是內部有人提前通報對方,至於為什麽通報,他無從知曉。也許是為了錢,也許是為了某種正義,也許和他一樣,完全是偶然。他和76號的人盡管算是同事,但交往很少,大家都很謹慎,每個人在對外交往上都很封閉,大家都有自己的圈子,圈子外麵的人很少能進去,他沒有任何朋友,自然也就沒有任何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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