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還有一張欠條。”周楓說這個話的臉色微微有些發紅，黎世傑看得出她是下了很大的決心才說出口的。
“當然。”黎世傑說，他找出那張欠條，遞給周楓。
周楓舒了口氣，接過來，仔細看了看，然後小心地放好，說：“謝謝。”
“什麽時候來上海的？”黎世傑問。
“才來沒幾天。”周楓說，她斟酌了一會，問：“我聽房東說現在你在偵緝隊做事？”
“是的。”黎世傑不動聲色地說，“混口飯吃。”
“混飯吃，也有很多法子。”周楓低聲說。
“可不適合我。”黎世傑打斷她，說。
“可這一行沒前途，而且——”
“而且什麽？”
“很危險。”
“做你們這一行不危險？”黎世傑嘲諷地說。
“這不一樣。”周楓不由提高了聲音。
“我看不出有什麽不一樣。”黎世傑很快地說。
他這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激怒了周楓，她用顫抖的聲音高聲說：“你這是，這是賣國，你知道這樣下去會有什麽後果嗎。”
黎世傑冷笑道：“什麽後果？被你們打死？上海幾萬人在為日本人做事，你們準備把他們全部打死？”
爭論這個問題是無聊的，也是無解的，因為他們並不是從同一個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周楓首先放棄了，她不善於爭論，也不願意使有恩於她的黎世傑過分難堪。
“我本來——”她猶豫了一下，沒有把話說完。
黎世傑明白她的意思，她本來是可以為他找到一份差事的，或者用對方的話說，她本來是準備發展他的，至少是把他列為一個值得發展的對象的。
對於這一點，黎世傑確實考慮過，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可以順利地打入對方內部，當然，事情不可能那麽一帆風順，還要經曆很多必要的考驗，不能排除他們知道自己的過去，但這本來就是個高風險的職業，要想幹就得冒風險。
不過現在黎世傑的想法有了一些改變，他認為在偵緝隊也是有價值的。現在兩國交戰，如果能借此機會接近日本人，甚至能打入日本人內部，對於組織來說也許更現實，更有用。他不願意放棄這個機會，盡管他也明白他的計劃很可能是空中樓閣，但他來到上海本來就是對付日本人的，這才是他的正業，而對付周楓這些人，原本就不在他目前的工作範圍之內。
但這些都不是他真正的想法，他在上海漂泊了一年，對於這種漂泊已經厭倦了，他很想找一個能暫時安身的穩定的差事，能結束自己這種居無定所、擔驚受怕的生活。偵緝隊算不上什麽好差事，但他很適應這種生活。現在時局不穩，世事艱難，他不願意單獨一人麵對這個世界，需要找一個組織，找一群人來一起麵對。偵緝隊固然在為日本人做事，但這裏麵大部分人也都是普通人，很多人也是迫於生計才下水的，更何況，假如這件事情必須有人來做，那麽，由自己做不是比別人做更好嗎？更何況自己還身負使命，有足夠的理由加入偵緝隊。這些想法在黎世傑的腦海裏是以一種混亂的方式存在的，他自己並不清楚那種想法更接近自己真實的思維。
周楓站起來，低聲對黎世傑說：“黎先生，我們很感激你為我們做的一切，特別是我，我很感激你，我不會忘記的，真的。”說著她抬起頭，看著黎世傑，說：“你做事，必定有你的理由，我隻希望你——好自為之。”她斟酌著說出了最後四個字，說完她感覺有些後悔。
黎世傑說：“我會的，你也一樣。”
周楓走了，黎世傑覺得有些遺憾，他可能錯過了一個機會，為了這個機會他不惜替她殺了兩個人，而現在一切都結束了。他打開布包，一堆明晃晃的大洋嘩地攤在桌子上，他嘴邊露出一絲笑容。
趙子清偶然發現黎世傑會開車，不免對他又高看了一眼。黎世傑原本也可以一直裝作什麽都不懂，但一個什麽都不會做的人是沒有前途的。於是在一次司機不在場又需要挪車的時候他適時地顯示出自己不但會開車，而且並不比專職司機差。黎世傑本來準備好了一篇說辭來解釋為什麽自己會開車這件事，不過趙子清沒多問，甚至壓根就沒問。說來也不奇怪，在法租界做過的人會開車實在也不算什麽稀奇事。沒多久隊裏專職開車的人跑到租界去了，於是趙子清就指定他開車。這樣一來，黎世傑出勤的日子多了起來，在隊裏的地位也日漸重要，雖然薪水沒漲，但有時候跟著趙子清跑跑他私人的生意，也能得點外快。和外麵的人混熟了，也就有人來巴結他，時不時塞點紅包。對於這些事，他總是有意無意地讓趙子清在第一時間知道，以趙子清的意思作為唯一的行為準則。趙子清不吭氣的，他就理所當然地收下，假如趙子清說：“這個人嘛——。”或者說：“錢嘛——。”但凡是這樣開頭的，不論後麵跟上些什麽話，黎世傑是斷然要把錢退迴去的。
戰事逐漸遠去，在度過了一年多情緒高漲精神緊張的生活後，上海人逐漸鬆弛下來。這是個商埠，做生意永遠是最重要的事情，戰爭也好政治也罷，對於上海來說無非都是過客，都會過去的。租界的百貨公司每天擠滿了人，銀行咖啡館電影院的生意都比戰前好了很多，歌舞廳也恢複了戰前的宏大規模，報紙的發行量也增加了，上海並未因戰火而如人們預料的那樣衰落、蕭條，相反，甚至連真正的巴黎也都比不過這裏的繁華。華界雖然未如租界那麽熱鬧，也始終比不上戰前，但做生意的也終於活躍起來。原本逃到鄉下的人們又迴來了，曾經無人問津的當鋪、雜貨鋪、衣帽店從新開張，甚至鴉片的生意也恢複了。
趙子清是個精明的人，黎世傑覺得他作為一個商人的素質遠遠超過他作為一個偵探。他不但做藥品、食物之類的緊俏物質的生意，還在某個當鋪有股份，隨著局麵的平靜和市場的繁榮，黎世傑發現他還和租界裏的鴉片販子有來往，有幾次甚至可疑地涉足軍火交易。他在這些行當裏如魚得水，和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很多時候他直接叫黎世傑去租界裏拉貨，然後又到很遠的郊區出貨。他和法租界、公共租界的巡捕、郊區可疑的農民都很熟絡，往來無礙。惟獨一次，在往浦東送藥品的路上意外地被日本人查獲，因為把藥品往郊區送是非常敏感的事情，盡管查明了他們的身份也獲得了合理的解釋，日本人依舊不肯罷休，堅持把他們帶到憲兵隊，最終他們在憲兵隊待了兩天。貨自然是被沒收的，因為日本人的路子難擺平，他們太較真——市府的一個幫忙疏通的人說——所以還得從職位更高的中國人那兒走路子，曲線救國嘛。經過反複交涉，最後大約日本人也知道了水至清則無魚的道理，把這個案子交由中國人辦了。趙子清為此前後花了兩千多大洋，黎世傑都覺得心痛。
趙子清對此倒無所謂，做生意嘛，總是有虧有賺的，他甚至連該給黎世傑的錢都沒扣下，不但照給，因為黎世傑陪他在憲兵隊待了兩天，還多加了兩成。倒是黎世傑覺得過意不去，堅持不要。趙子清說：“你拿著，你出工拿工錢，天經地義，是虧是賺和你又沒有關係，兩碼事，你拿不拿，別他媽給我裝蒜——這就對了嘛。”
黎世傑拿這些錢並沒有特別的不安，因為他的身份本來就不代表秩序和正義。他隻是盡量小心不使自己過深地卷入是非，不使自己成為知情太多的人，除非趙子清主動說，他從不過問任何生意上的事情。至於偵緝隊本身的工作，其實並不重要，僅僅是個領薪水的理由，沒有人認真地做事，那些隔三差五從不間斷地橫在街頭的屍體隨時提醒著大家這份工作的危險。
“當然。”黎世傑說，他找出那張欠條，遞給周楓。
周楓舒了口氣，接過來，仔細看了看，然後小心地放好，說：“謝謝。”
“什麽時候來上海的？”黎世傑問。
“才來沒幾天。”周楓說，她斟酌了一會，問：“我聽房東說現在你在偵緝隊做事？”
“是的。”黎世傑不動聲色地說，“混口飯吃。”
“混飯吃，也有很多法子。”周楓低聲說。
“可不適合我。”黎世傑打斷她，說。
“可這一行沒前途，而且——”
“而且什麽？”
“很危險。”
“做你們這一行不危險？”黎世傑嘲諷地說。
“這不一樣。”周楓不由提高了聲音。
“我看不出有什麽不一樣。”黎世傑很快地說。
他這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激怒了周楓，她用顫抖的聲音高聲說：“你這是，這是賣國，你知道這樣下去會有什麽後果嗎。”
黎世傑冷笑道：“什麽後果？被你們打死？上海幾萬人在為日本人做事，你們準備把他們全部打死？”
爭論這個問題是無聊的，也是無解的，因為他們並不是從同一個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周楓首先放棄了，她不善於爭論，也不願意使有恩於她的黎世傑過分難堪。
“我本來——”她猶豫了一下，沒有把話說完。
黎世傑明白她的意思，她本來是可以為他找到一份差事的，或者用對方的話說，她本來是準備發展他的，至少是把他列為一個值得發展的對象的。
對於這一點，黎世傑確實考慮過，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可以順利地打入對方內部，當然，事情不可能那麽一帆風順，還要經曆很多必要的考驗，不能排除他們知道自己的過去，但這本來就是個高風險的職業，要想幹就得冒風險。
不過現在黎世傑的想法有了一些改變，他認為在偵緝隊也是有價值的。現在兩國交戰，如果能借此機會接近日本人，甚至能打入日本人內部，對於組織來說也許更現實，更有用。他不願意放棄這個機會，盡管他也明白他的計劃很可能是空中樓閣，但他來到上海本來就是對付日本人的，這才是他的正業，而對付周楓這些人，原本就不在他目前的工作範圍之內。
但這些都不是他真正的想法，他在上海漂泊了一年，對於這種漂泊已經厭倦了，他很想找一個能暫時安身的穩定的差事，能結束自己這種居無定所、擔驚受怕的生活。偵緝隊算不上什麽好差事，但他很適應這種生活。現在時局不穩，世事艱難，他不願意單獨一人麵對這個世界，需要找一個組織，找一群人來一起麵對。偵緝隊固然在為日本人做事，但這裏麵大部分人也都是普通人，很多人也是迫於生計才下水的，更何況，假如這件事情必須有人來做，那麽，由自己做不是比別人做更好嗎？更何況自己還身負使命，有足夠的理由加入偵緝隊。這些想法在黎世傑的腦海裏是以一種混亂的方式存在的，他自己並不清楚那種想法更接近自己真實的思維。
周楓站起來，低聲對黎世傑說：“黎先生，我們很感激你為我們做的一切，特別是我，我很感激你，我不會忘記的，真的。”說著她抬起頭，看著黎世傑，說：“你做事，必定有你的理由，我隻希望你——好自為之。”她斟酌著說出了最後四個字，說完她感覺有些後悔。
黎世傑說：“我會的，你也一樣。”
周楓走了，黎世傑覺得有些遺憾，他可能錯過了一個機會，為了這個機會他不惜替她殺了兩個人，而現在一切都結束了。他打開布包，一堆明晃晃的大洋嘩地攤在桌子上，他嘴邊露出一絲笑容。
趙子清偶然發現黎世傑會開車，不免對他又高看了一眼。黎世傑原本也可以一直裝作什麽都不懂，但一個什麽都不會做的人是沒有前途的。於是在一次司機不在場又需要挪車的時候他適時地顯示出自己不但會開車，而且並不比專職司機差。黎世傑本來準備好了一篇說辭來解釋為什麽自己會開車這件事，不過趙子清沒多問，甚至壓根就沒問。說來也不奇怪，在法租界做過的人會開車實在也不算什麽稀奇事。沒多久隊裏專職開車的人跑到租界去了，於是趙子清就指定他開車。這樣一來，黎世傑出勤的日子多了起來，在隊裏的地位也日漸重要，雖然薪水沒漲，但有時候跟著趙子清跑跑他私人的生意，也能得點外快。和外麵的人混熟了，也就有人來巴結他，時不時塞點紅包。對於這些事，他總是有意無意地讓趙子清在第一時間知道，以趙子清的意思作為唯一的行為準則。趙子清不吭氣的，他就理所當然地收下，假如趙子清說：“這個人嘛——。”或者說：“錢嘛——。”但凡是這樣開頭的，不論後麵跟上些什麽話，黎世傑是斷然要把錢退迴去的。
戰事逐漸遠去，在度過了一年多情緒高漲精神緊張的生活後，上海人逐漸鬆弛下來。這是個商埠，做生意永遠是最重要的事情，戰爭也好政治也罷，對於上海來說無非都是過客，都會過去的。租界的百貨公司每天擠滿了人，銀行咖啡館電影院的生意都比戰前好了很多，歌舞廳也恢複了戰前的宏大規模，報紙的發行量也增加了，上海並未因戰火而如人們預料的那樣衰落、蕭條，相反，甚至連真正的巴黎也都比不過這裏的繁華。華界雖然未如租界那麽熱鬧，也始終比不上戰前，但做生意的也終於活躍起來。原本逃到鄉下的人們又迴來了，曾經無人問津的當鋪、雜貨鋪、衣帽店從新開張，甚至鴉片的生意也恢複了。
趙子清是個精明的人，黎世傑覺得他作為一個商人的素質遠遠超過他作為一個偵探。他不但做藥品、食物之類的緊俏物質的生意，還在某個當鋪有股份，隨著局麵的平靜和市場的繁榮，黎世傑發現他還和租界裏的鴉片販子有來往，有幾次甚至可疑地涉足軍火交易。他在這些行當裏如魚得水，和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很多時候他直接叫黎世傑去租界裏拉貨，然後又到很遠的郊區出貨。他和法租界、公共租界的巡捕、郊區可疑的農民都很熟絡，往來無礙。惟獨一次，在往浦東送藥品的路上意外地被日本人查獲，因為把藥品往郊區送是非常敏感的事情，盡管查明了他們的身份也獲得了合理的解釋，日本人依舊不肯罷休，堅持把他們帶到憲兵隊，最終他們在憲兵隊待了兩天。貨自然是被沒收的，因為日本人的路子難擺平，他們太較真——市府的一個幫忙疏通的人說——所以還得從職位更高的中國人那兒走路子，曲線救國嘛。經過反複交涉，最後大約日本人也知道了水至清則無魚的道理，把這個案子交由中國人辦了。趙子清為此前後花了兩千多大洋，黎世傑都覺得心痛。
趙子清對此倒無所謂，做生意嘛，總是有虧有賺的，他甚至連該給黎世傑的錢都沒扣下，不但照給，因為黎世傑陪他在憲兵隊待了兩天，還多加了兩成。倒是黎世傑覺得過意不去，堅持不要。趙子清說：“你拿著，你出工拿工錢，天經地義，是虧是賺和你又沒有關係，兩碼事，你拿不拿，別他媽給我裝蒜——這就對了嘛。”
黎世傑拿這些錢並沒有特別的不安，因為他的身份本來就不代表秩序和正義。他隻是盡量小心不使自己過深地卷入是非，不使自己成為知情太多的人，除非趙子清主動說，他從不過問任何生意上的事情。至於偵緝隊本身的工作，其實並不重要，僅僅是個領薪水的理由，沒有人認真地做事，那些隔三差五從不間斷地橫在街頭的屍體隨時提醒著大家這份工作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