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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曆代封建王朝，吏治最腐敗，王朝麵臨全麵崩潰之日，也就是外戚、宦官專機之時。翻開二十四史，呂氏奪權，武則天篡位，慈禧臨朝等等外戚幹政事件屢見不鮮。再以宦官專權而言，從秦二世時趙高指鹿為馬，東漢十常侍亂政，唐代高力士弄權，到宋代童貫統轄禁軍，明朝魏忠賢大肆淫威，再至晚清李蓮英飛揚跋扈，宦官亂政問題一直很嚴重。曆史上，宦官對封建王朝破壞大多起加速作用。為什麽外戚宦官幹政意味著封建王朝的自發破壞呢？從官僚政治結構來看，外戚和宦官本是封建王朝的異物。他們的來源與封建王朝是不相容的。封建官僚是經過一定的仕途選拔出來的儒臣。他們有相當的封建文化素養，又經過國家機構的統一選拔，方能入仕參政。而外戚與宦官則憑著自己是皇帝寵愛信任的人，便參與朝政，從最高層幹預國家政治生活，這本身就意味著封建王朝的破壞。它使得儒臣與外戚、宦官在維護封建王朝還是破壞封建王朝的立場中，處於天然對立狀態。這一點，外戚和宦官心裏也很清楚。為了擴大自己的政治權力，追求與其相應的經濟利益，他們總是要包圍皇帝，設法使皇帝遠離儒臣。
唐代有個名叫仇士良的大宦官，告老還鄉時就對其他宦官傳授了盜用皇權的策略。他說，侍候皇帝的要點就是不能讓皇帝有閑暇。皇帝一有空必讀書，接近儒臣，這樣“否屬恩且薄而權輕矣”。應該用聲色犬馬、寶物財貨“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皇帝一旦沉溺於享受，那麽使“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
正因為外戚和宦官是一體化內部的異物，所以外戚和宦官的權勢膨脹到相當程度以後，他們就勢必和依照宗法一體化結構組成的儒臣不相容。這時，他們便會越發利用權勢提拔親信，進一步破壞封建王朝。這樣做的結果是，加劇矛盾，加速吏治腐敗，最終釀成內亂。
東漢的黨錮之禍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漢章帝死後，竇太後臨朝稱朕，外戚竇憲便總攬大權。竇姓親屬及其黨徒紛紛出任朝官與地方官，造成大批儒生不能入仕的局麵。公元92年，漢和帝與宦官鄭眾密謀，殺了竇憲。結果宦官集團又借翦滅外戚勢力之機，掌握了朝政大權。宦官當權後，大事鎮壓殺害儒生，製造黨錮之禍。以後外戚與宦官爭權奪利的鬥爭持續不斷。繼外威竇憲——宦官鄭眾之後，還有外戚鄧隲——宦官江京、李國——外戚閻顯——宦官孫程——外戚梁冀——宦官單超，一直折騰到東漢滅亡。
唐代自公元820-826年，七年之中，就有憲宗、敬宗兩個皇帝為宦官所殺。自唐憲宗82o年被殺到公元903年，唐代共有八個皇帝，除敬宗一人是以太子繼位外，其餘七人全是各派宦官根據自己的需要擁立的。這表明唐代後期，一體化結構已被宦官幹政所破壞了。明代司禮太監劉瑾專權，於1508年將三百多名國家在職官員投入獄中，1509年又剝奪了六百七十五個官員的誥勅身份。劉瑾破壞一體化結構可謂肆無忌憚。他誇口說：“滿朝公卿，皆出我門”。明末天啟年間，魏忠賢更是不可一世，被他的走卒唿為“九千五百歲”，各地修建生祠供奉。魏閹官僚們，也以鎮壓東林黨人為能事，把東林人士和一些正直不阿的文臣武將編入名冊，加以殺戮或免職。
這些情況表明，外戚與宦官是宗法之外的勢力。他們在得勢時便要挾製皇帝，打擊儒臣，破壞封建王朝。這時，就會出現政治不穩，危機四伏的局麵。
既然外戚和宦官是明顯破壞封建王朝的力量，那麽，這種力量為什麽會包含到封建王朝之中，並且必然膨脹呢？關鍵在於，外戚和宦官是由皇權的放大而帶入封建王朝的。皇權盡管在封建王朝中擔負著不可取消的調節使命，但皇帝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並與其所擔負的調節任務不相稱。朱元璋總攬大權後，每天要批閱奏章一百四十餘件，此外還要處理幾百件政務。控製論專家艾什比曾經說過，一個人的調節能力，最大不能超過他所能堵塞的係統變異度。也就是說，不能超過他每時每刻都在進行的選擇能力。皇帝為了放大自身的調節能力，不得不依靠某種力量。
外戚雖然不是皇統正宗。但他們是皇帝最親近的人。宦官地位低賤，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又是皇帝左右的近侍和耳目。因此，皇權利用外戚、宦官來監督控製官僚機構也就是一種不可避兔的選擇。從短期看來，它可能是有效的，這兩種勢力也還可以處於皇帝的控製之下。但長期使用的結果，就必然造成封建王朝自身的破壞，甚至皇帝本人也成為傀儡並身受其害。這是一種曆史的意誌。隻要存在絕對皇權的調節作用，那麽不管皇帝多麽英明、多麽警覺，宦官或外戚專權總是要出現的。
宦官為害最烈的要算明代。可是明初對宦官幹政防範也最嚴。朱元璋鑒於曆史教訓，曾經製定了嚴禁後妃、宦官幹政的法規，以絕後患。洪武5年在宮中懸掛刻有訓戒後妃條例的紅牌，明文禁止後妃問政，洪武17年又頒布了“祖訓”，在宮內置高三尺的鐵碑，上鑄有“內目不得幹預政事，預者斬”，並規定宦官不得任文武官，請官也不得與宦官有文件往來，宦官官位不能超過四品，並不準其讀書識字。朱元璋在製度上堵絕外戚和宦官幹政，可以說是費盡心機了。但後果又如何呢？由於無限君權和皇帝有限調節能力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能解決的，這就使得宦官和外戚二者之中總有一個成為皇權延伸的借用力量。明代外戚幹政的禁令做得比較好，但皇帝不用外戚，就隻能用宦官。宦官幹政就必然越來越猖撅。
朱元璋死後不久，這些祖訓禁令對子孫就沒有什麽約束力了。明成祖因奪取皇位得力於以宦官充當耳目，對宦官便“久乃稱肺腑矣”。英宗是太監王振一手抱大的皇帝，成人後便很自然地要依靠王振處理朝政。永樂以後，宦官的地位也起了變化。他們由受吏部領導，變為監視吏部，掌升選差遣之權了。憲宗時增設新的特務機構“兩廠”一事，很可以說明皇權放大與宦官幹政的內在聯係。當時，已有特務機構東廠、錦農衛了。但憲宗仍疑心重重，懷疑身邊的人和外間有勾結，便另設西廠，專門刺探外臣與民間活動，委心腹大眾監汪直任頭目，鬧到天下知有兩廠而不知有朝廷，隻怕特務頭子沒直而不知有天子的地步。東、西廠之間也有矛盾。皇帝大可利用這些矛盾，監察控製官僚機構。宦官勢力趁勢發展。到明代末年，一體化調節能力完全喪失，最後土崩瓦解了。
綜上所訴，隻要有皇帝就會有宦官，隻要有宦官就算有一兩個好皇帝，最終宦官也會幹政，加速王朝的腐敗和破滅。
中國曆代封建王朝，吏治最腐敗，王朝麵臨全麵崩潰之日，也就是外戚、宦官專機之時。翻開二十四史，呂氏奪權，武則天篡位，慈禧臨朝等等外戚幹政事件屢見不鮮。再以宦官專權而言，從秦二世時趙高指鹿為馬，東漢十常侍亂政，唐代高力士弄權，到宋代童貫統轄禁軍，明朝魏忠賢大肆淫威，再至晚清李蓮英飛揚跋扈，宦官亂政問題一直很嚴重。曆史上，宦官對封建王朝破壞大多起加速作用。為什麽外戚宦官幹政意味著封建王朝的自發破壞呢？從官僚政治結構來看，外戚和宦官本是封建王朝的異物。他們的來源與封建王朝是不相容的。封建官僚是經過一定的仕途選拔出來的儒臣。他們有相當的封建文化素養，又經過國家機構的統一選拔，方能入仕參政。而外戚與宦官則憑著自己是皇帝寵愛信任的人，便參與朝政，從最高層幹預國家政治生活，這本身就意味著封建王朝的破壞。它使得儒臣與外戚、宦官在維護封建王朝還是破壞封建王朝的立場中，處於天然對立狀態。這一點，外戚和宦官心裏也很清楚。為了擴大自己的政治權力，追求與其相應的經濟利益，他們總是要包圍皇帝，設法使皇帝遠離儒臣。
唐代有個名叫仇士良的大宦官，告老還鄉時就對其他宦官傳授了盜用皇權的策略。他說，侍候皇帝的要點就是不能讓皇帝有閑暇。皇帝一有空必讀書，接近儒臣，這樣“否屬恩且薄而權輕矣”。應該用聲色犬馬、寶物財貨“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皇帝一旦沉溺於享受，那麽使“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
正因為外戚和宦官是一體化內部的異物，所以外戚和宦官的權勢膨脹到相當程度以後，他們就勢必和依照宗法一體化結構組成的儒臣不相容。這時，他們便會越發利用權勢提拔親信，進一步破壞封建王朝。這樣做的結果是，加劇矛盾，加速吏治腐敗，最終釀成內亂。
東漢的黨錮之禍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漢章帝死後，竇太後臨朝稱朕，外戚竇憲便總攬大權。竇姓親屬及其黨徒紛紛出任朝官與地方官，造成大批儒生不能入仕的局麵。公元92年，漢和帝與宦官鄭眾密謀，殺了竇憲。結果宦官集團又借翦滅外戚勢力之機，掌握了朝政大權。宦官當權後，大事鎮壓殺害儒生，製造黨錮之禍。以後外戚與宦官爭權奪利的鬥爭持續不斷。繼外威竇憲——宦官鄭眾之後，還有外戚鄧隲——宦官江京、李國——外戚閻顯——宦官孫程——外戚梁冀——宦官單超，一直折騰到東漢滅亡。
唐代自公元820-826年，七年之中，就有憲宗、敬宗兩個皇帝為宦官所殺。自唐憲宗82o年被殺到公元903年，唐代共有八個皇帝，除敬宗一人是以太子繼位外，其餘七人全是各派宦官根據自己的需要擁立的。這表明唐代後期，一體化結構已被宦官幹政所破壞了。明代司禮太監劉瑾專權，於1508年將三百多名國家在職官員投入獄中，1509年又剝奪了六百七十五個官員的誥勅身份。劉瑾破壞一體化結構可謂肆無忌憚。他誇口說：“滿朝公卿，皆出我門”。明末天啟年間，魏忠賢更是不可一世，被他的走卒唿為“九千五百歲”，各地修建生祠供奉。魏閹官僚們，也以鎮壓東林黨人為能事，把東林人士和一些正直不阿的文臣武將編入名冊，加以殺戮或免職。
這些情況表明，外戚與宦官是宗法之外的勢力。他們在得勢時便要挾製皇帝，打擊儒臣，破壞封建王朝。這時，就會出現政治不穩，危機四伏的局麵。
既然外戚和宦官是明顯破壞封建王朝的力量，那麽，這種力量為什麽會包含到封建王朝之中，並且必然膨脹呢？關鍵在於，外戚和宦官是由皇權的放大而帶入封建王朝的。皇權盡管在封建王朝中擔負著不可取消的調節使命，但皇帝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並與其所擔負的調節任務不相稱。朱元璋總攬大權後，每天要批閱奏章一百四十餘件，此外還要處理幾百件政務。控製論專家艾什比曾經說過，一個人的調節能力，最大不能超過他所能堵塞的係統變異度。也就是說，不能超過他每時每刻都在進行的選擇能力。皇帝為了放大自身的調節能力，不得不依靠某種力量。
外戚雖然不是皇統正宗。但他們是皇帝最親近的人。宦官地位低賤，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又是皇帝左右的近侍和耳目。因此，皇權利用外戚、宦官來監督控製官僚機構也就是一種不可避兔的選擇。從短期看來，它可能是有效的，這兩種勢力也還可以處於皇帝的控製之下。但長期使用的結果，就必然造成封建王朝自身的破壞，甚至皇帝本人也成為傀儡並身受其害。這是一種曆史的意誌。隻要存在絕對皇權的調節作用，那麽不管皇帝多麽英明、多麽警覺，宦官或外戚專權總是要出現的。
宦官為害最烈的要算明代。可是明初對宦官幹政防範也最嚴。朱元璋鑒於曆史教訓，曾經製定了嚴禁後妃、宦官幹政的法規，以絕後患。洪武5年在宮中懸掛刻有訓戒後妃條例的紅牌，明文禁止後妃問政，洪武17年又頒布了“祖訓”，在宮內置高三尺的鐵碑，上鑄有“內目不得幹預政事，預者斬”，並規定宦官不得任文武官，請官也不得與宦官有文件往來，宦官官位不能超過四品，並不準其讀書識字。朱元璋在製度上堵絕外戚和宦官幹政，可以說是費盡心機了。但後果又如何呢？由於無限君權和皇帝有限調節能力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能解決的，這就使得宦官和外戚二者之中總有一個成為皇權延伸的借用力量。明代外戚幹政的禁令做得比較好，但皇帝不用外戚，就隻能用宦官。宦官幹政就必然越來越猖撅。
朱元璋死後不久，這些祖訓禁令對子孫就沒有什麽約束力了。明成祖因奪取皇位得力於以宦官充當耳目，對宦官便“久乃稱肺腑矣”。英宗是太監王振一手抱大的皇帝，成人後便很自然地要依靠王振處理朝政。永樂以後，宦官的地位也起了變化。他們由受吏部領導，變為監視吏部，掌升選差遣之權了。憲宗時增設新的特務機構“兩廠”一事，很可以說明皇權放大與宦官幹政的內在聯係。當時，已有特務機構東廠、錦農衛了。但憲宗仍疑心重重，懷疑身邊的人和外間有勾結，便另設西廠，專門刺探外臣與民間活動，委心腹大眾監汪直任頭目，鬧到天下知有兩廠而不知有朝廷，隻怕特務頭子沒直而不知有天子的地步。東、西廠之間也有矛盾。皇帝大可利用這些矛盾，監察控製官僚機構。宦官勢力趁勢發展。到明代末年，一體化調節能力完全喪失，最後土崩瓦解了。
綜上所訴，隻要有皇帝就會有宦官，隻要有宦官就算有一兩個好皇帝，最終宦官也會幹政，加速王朝的腐敗和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