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諸葛亮和周瑜異口同聲的問道。
“糧食的商業化種植，雖然可以降低糧食的成本，但是卻會導致新的安全問題。”劉正說道。
隨著人力成本的增加，政商集團的經濟實力也會水漲船高。倘若糧食生產也進行商業化運作，糧食價格肯定會由於成本的原因居高不下。精品高價糧的存在，其實隻適合少部分人。
若是政商集團投資大眾化的糧食產品。要保證百姓吃得起，鐵定了會虧本。商家為了利潤，肯定會抬高糧食價格。
梅園為了國計民生，必須要把糧食價格維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糧食種植戶不能自主決定糧食的價格，生產積極性肯定會消失。畢竟在商人的理念之中，無利可圖就相當於資金的流失。
商人要利潤，百姓要吃飯。這其中的差額隻能由梅園買單。可是興漢國地方數千裏，需要用錢的地方很多。把糧食安全交到政商集團手裏，無異於慢性自殺。
梅園為了糧食安全，隻能把土地留給最廣大的農民。至於政商集團，堅決不許擁有土地。落地生根的政商會擠壓農民的生存空間，從而影響國家的穩定。
農民種糧可以不賺錢，但是填飽肚子絕對沒有問題。糧食是梅園重要的戰略物資之一，不許政商集團插手糧食種植的源頭，才是確保糧食安全的根本。
政商集團的資源整合，絕對不能包含土地在內。這就是劉正的底線，同時也是當年青州糧案驅逐管家的真正原因。
興漢國的治商之道，關鍵在於虛其根本。商人無根，就不會成為國家的威脅。這裏的根就是土地。
劉正的一番話，讓諸葛亮明白了蜀漢的軟肋。依靠政商集團起家的蜀帝劉備，把追隨的商人當成耕讀世家一樣對待。商人擁有土地就等於紮下了根！一旦長成參天大樹之後，周邊的雜草和小樹還有機會存活嗎？
“劉莊主，你的意思是說擁有土地的商人才是最可怕的？”諸葛亮問道。
“不錯！”劉正說道：“儒家講仁義，墨家專攻技術，道家注重無為而治。這三家都對兼並土地沒有太大的興趣。可是商人就不一樣了。”
得隴望蜀是商人的本性，賞功得了土地之後，就希望得到更多。文人士子爭取功業，還講求一個問心無愧。可是商人的唯利是圖，絕對會不擇手段的巧取豪奪。
這樣一來，耕讀傳家的儒門也會受到影響。一旦把所有的東西與利益直接掛鉤，就會導致道德淪喪與法製艱危。
縱觀曆代治商之法，均是以儒教化，以道規勸，以墨要挾。總之就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懲惡揚善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治理商人的難題。畢竟繞不開一個“利”字。
不給商人土地，就是為了保證商人的純粹性，同時也能讓商人有一種持之以恆的壓力。沒有土地的商人可以在利益的驅使下走四方，那些落地生根的商人就未必了。
有了土地的商人，肯定會轉變成另類的世家。政商世家的特點很奇怪，既沒有儒家的仁義，也沒有道家的順其自然，更沒有墨家的專精技術。
政商世家追求的是階層利益最大化，為此不惜以破壞公共道德式的鑽營。金錢誘惑，美女腐蝕，讓更多的人同流合汙。
因此在有識之士的眼中，政商是沒有底線的。即便是商業活動的好處再多，也抵不住商人對社會公德的破壞。
曆代重農抑商的起因，皆源自於政商操縱市場，左右朝政。無奸不商可不是一句空話，而是有著無數的佐證。
“劉莊主，我還是有點兒想不通到底是為什麽呀？”諸葛亮不解的問道：“蜀漢以國士待政商，政商為什麽還要變本加厲的侵吞國家財富？”
“沒有人會嫌棄功勞大，也沒有人會嫌棄錢多！”劉正說道：“在政商的眼中，權力具有價碼，更具有時效性。”
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政商的貪婪皆源自於此。
商人最讓人敬佩的地方在於洞察商機。世間有很多事情隻有做過了，才知道對與錯。商人眼中的商機會誘惑他們鋌而走險。
諸侯以國士待政商，短時間內倒也不至於出問題。可是隨著商業成本的增加，利潤空間也會不斷的壓縮。政商不甘心利益受損，各種鑽營和投機取巧，就會如同雨後春筍般湧現。
不甘落後於人是政商最顯著的特點。擁有土地的政商在剛開始的時候，肯定沒有耕讀傳家的世家實力雄厚。但是架不住政商會鑽營，一套組合拳下來，耕讀傳家的世家很難保住自家的土地。
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這樣的環境熏陶出來的世家子弟，在政商麵前隻怕會遭遇重創呀！當“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讀書人遇上政商，家業不保那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很多讀書人由於不通俗務而敗家的事情屢見不鮮。這就導致了士大夫集團與政商集團的尖銳對立。此時的士大夫集團正值巔峰狀態，完虐政商集團不是問題。
以司馬家為首的長安世家，把政商集團變成了附庸。隻用其賺錢養家，不教其做人。當然了，對於那些聽話的政商，偶爾開放一個讀書入仕的名額，那就是天大的恩典了。
政商集團識得時務暫時蟄伏，可是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對於傳統世家的壓榨深惡痛絕。這就讓政商集團時不時的搞事情，亂世的根源不在百姓，而是心懷不滿的政商集團在向傳統世家宣示態度。
“政商集團為了獲得地位，就會投資有希望的諸侯參與逐鹿中原！就拿興漢軍來說，當年兵出幽州的主要軍費，就是甄、張、蘇、衛四大政商提供！”劉正說道：“好在梅園有言在先，不許政商擁有土地。”
梅園給了政商爵位，嚴格限製政商落地生根的搶占土地。這才平衡了興漢國的士商矛盾。士子揚名與商人獲利，皆源自於普通百姓。
商人的存在豐富了百姓的衣食住行，提升了百姓的生活品質。士子的作用隻有一個——那就是教化百姓。
士商對百姓的爭奪，那是不遺餘力的。士子可以有教無類，商人大搞優惠大酬賓。商人的宣傳雖然立竿見影，可是一遇災荒就會原形畢露。士子對百姓的教化非一日之功，卻會影響百姓子弟的一生。
百姓為了感恩士子的教化，更是有著“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道理。這就是商人無法匹敵的了。商人的一飯一粥，會讓受惠的百姓感恩一時。然而士子教育的道理，會讓受教的人感恩一生。
這讓商人拿什麽與士大夫集團競爭呢？
政商集團為了與士大夫集團抗衡，就隻能從肉體上消滅士大夫集團。可是上位者治國，必須要仰仗士大夫集團。這就迫使有野望的政商選擇代言人與傳統的士大夫集團進行抗衡。
治國的關鍵在於治商，治商的關鍵在於避免商人落地生根。這就是劉正總結出來的經驗。
不許商人擁有土地，更是重中之重！
“糧食的商業化種植，雖然可以降低糧食的成本，但是卻會導致新的安全問題。”劉正說道。
隨著人力成本的增加，政商集團的經濟實力也會水漲船高。倘若糧食生產也進行商業化運作，糧食價格肯定會由於成本的原因居高不下。精品高價糧的存在，其實隻適合少部分人。
若是政商集團投資大眾化的糧食產品。要保證百姓吃得起，鐵定了會虧本。商家為了利潤，肯定會抬高糧食價格。
梅園為了國計民生，必須要把糧食價格維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糧食種植戶不能自主決定糧食的價格，生產積極性肯定會消失。畢竟在商人的理念之中，無利可圖就相當於資金的流失。
商人要利潤，百姓要吃飯。這其中的差額隻能由梅園買單。可是興漢國地方數千裏，需要用錢的地方很多。把糧食安全交到政商集團手裏，無異於慢性自殺。
梅園為了糧食安全，隻能把土地留給最廣大的農民。至於政商集團，堅決不許擁有土地。落地生根的政商會擠壓農民的生存空間，從而影響國家的穩定。
農民種糧可以不賺錢，但是填飽肚子絕對沒有問題。糧食是梅園重要的戰略物資之一，不許政商集團插手糧食種植的源頭，才是確保糧食安全的根本。
政商集團的資源整合，絕對不能包含土地在內。這就是劉正的底線，同時也是當年青州糧案驅逐管家的真正原因。
興漢國的治商之道，關鍵在於虛其根本。商人無根，就不會成為國家的威脅。這裏的根就是土地。
劉正的一番話，讓諸葛亮明白了蜀漢的軟肋。依靠政商集團起家的蜀帝劉備，把追隨的商人當成耕讀世家一樣對待。商人擁有土地就等於紮下了根！一旦長成參天大樹之後，周邊的雜草和小樹還有機會存活嗎？
“劉莊主，你的意思是說擁有土地的商人才是最可怕的？”諸葛亮問道。
“不錯！”劉正說道：“儒家講仁義，墨家專攻技術，道家注重無為而治。這三家都對兼並土地沒有太大的興趣。可是商人就不一樣了。”
得隴望蜀是商人的本性，賞功得了土地之後，就希望得到更多。文人士子爭取功業，還講求一個問心無愧。可是商人的唯利是圖，絕對會不擇手段的巧取豪奪。
這樣一來，耕讀傳家的儒門也會受到影響。一旦把所有的東西與利益直接掛鉤，就會導致道德淪喪與法製艱危。
縱觀曆代治商之法，均是以儒教化，以道規勸，以墨要挾。總之就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懲惡揚善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治理商人的難題。畢竟繞不開一個“利”字。
不給商人土地，就是為了保證商人的純粹性，同時也能讓商人有一種持之以恆的壓力。沒有土地的商人可以在利益的驅使下走四方，那些落地生根的商人就未必了。
有了土地的商人，肯定會轉變成另類的世家。政商世家的特點很奇怪，既沒有儒家的仁義，也沒有道家的順其自然，更沒有墨家的專精技術。
政商世家追求的是階層利益最大化，為此不惜以破壞公共道德式的鑽營。金錢誘惑，美女腐蝕，讓更多的人同流合汙。
因此在有識之士的眼中，政商是沒有底線的。即便是商業活動的好處再多，也抵不住商人對社會公德的破壞。
曆代重農抑商的起因，皆源自於政商操縱市場，左右朝政。無奸不商可不是一句空話，而是有著無數的佐證。
“劉莊主，我還是有點兒想不通到底是為什麽呀？”諸葛亮不解的問道：“蜀漢以國士待政商，政商為什麽還要變本加厲的侵吞國家財富？”
“沒有人會嫌棄功勞大，也沒有人會嫌棄錢多！”劉正說道：“在政商的眼中，權力具有價碼，更具有時效性。”
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政商的貪婪皆源自於此。
商人最讓人敬佩的地方在於洞察商機。世間有很多事情隻有做過了，才知道對與錯。商人眼中的商機會誘惑他們鋌而走險。
諸侯以國士待政商，短時間內倒也不至於出問題。可是隨著商業成本的增加，利潤空間也會不斷的壓縮。政商不甘心利益受損，各種鑽營和投機取巧，就會如同雨後春筍般湧現。
不甘落後於人是政商最顯著的特點。擁有土地的政商在剛開始的時候，肯定沒有耕讀傳家的世家實力雄厚。但是架不住政商會鑽營，一套組合拳下來，耕讀傳家的世家很難保住自家的土地。
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這樣的環境熏陶出來的世家子弟，在政商麵前隻怕會遭遇重創呀！當“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讀書人遇上政商，家業不保那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很多讀書人由於不通俗務而敗家的事情屢見不鮮。這就導致了士大夫集團與政商集團的尖銳對立。此時的士大夫集團正值巔峰狀態，完虐政商集團不是問題。
以司馬家為首的長安世家，把政商集團變成了附庸。隻用其賺錢養家，不教其做人。當然了，對於那些聽話的政商，偶爾開放一個讀書入仕的名額，那就是天大的恩典了。
政商集團識得時務暫時蟄伏，可是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對於傳統世家的壓榨深惡痛絕。這就讓政商集團時不時的搞事情，亂世的根源不在百姓，而是心懷不滿的政商集團在向傳統世家宣示態度。
“政商集團為了獲得地位，就會投資有希望的諸侯參與逐鹿中原！就拿興漢軍來說，當年兵出幽州的主要軍費，就是甄、張、蘇、衛四大政商提供！”劉正說道：“好在梅園有言在先，不許政商擁有土地。”
梅園給了政商爵位，嚴格限製政商落地生根的搶占土地。這才平衡了興漢國的士商矛盾。士子揚名與商人獲利，皆源自於普通百姓。
商人的存在豐富了百姓的衣食住行，提升了百姓的生活品質。士子的作用隻有一個——那就是教化百姓。
士商對百姓的爭奪，那是不遺餘力的。士子可以有教無類，商人大搞優惠大酬賓。商人的宣傳雖然立竿見影，可是一遇災荒就會原形畢露。士子對百姓的教化非一日之功，卻會影響百姓子弟的一生。
百姓為了感恩士子的教化，更是有著“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道理。這就是商人無法匹敵的了。商人的一飯一粥，會讓受惠的百姓感恩一時。然而士子教育的道理，會讓受教的人感恩一生。
這讓商人拿什麽與士大夫集團競爭呢？
政商集團為了與士大夫集團抗衡，就隻能從肉體上消滅士大夫集團。可是上位者治國，必須要仰仗士大夫集團。這就迫使有野望的政商選擇代言人與傳統的士大夫集團進行抗衡。
治國的關鍵在於治商，治商的關鍵在於避免商人落地生根。這就是劉正總結出來的經驗。
不許商人擁有土地，更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