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茶樹的故鄉，中國是野生茶樹發現最早、最多的國家。
茶，始於神農時代，與中華文化相伴已走過數千年的曆史長河；源遠流長的中國茶文化，糅合了儒、道、佛諸派思想，獨成一體，曆久彌新，生生不息。
中國茶為地球人的健康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茶茶祖是神農，神農也是世界茶的茶祖。中國茶傳播到世界各地，增進健康，增進快樂，增進身心和諧，為健康理念和禪茶文化增添了無限魅力。
中國何時開始飲茶，人人言殊，莫衷一是。唯大體上可謂開始於漢，而盛行於唐。唐以前飲茶，陸羽《茶經》卷下《六茶之飲》概為言之，謂:“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聞於魯周公，齊有晏嬰，漢有揚雄、司馬相如，吳有韋曜，晉有劉琨、張載、遠祖納、謝安、左思之徒，皆飲焉。”但多非史實。縱是史實，非加申述，亦不易明。《茶經》雲:神農《食經》“茶茗久服，有力悅誌”(劉源長《茶史》卷一)。陸羽《茶經》以為飲茶起於神農氏，然《食經》為偽書，盡人皆知，不足為據。
《爾雅》有“苦荼”之句，世以《爾雅》為周公時作品，謬以為飲茶自周公始，不知《爾雅》非作於周公。不足為飲茶起始之證。
《晏子春秋·內篇雜下》謂“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食脫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以為飲茶(即茗)始於春秋時代。然《晏子春秋》亦非齊晏嬰所作，根本難以成立。且萬蔚亭輯《困學紀聞集證》卷八下雲:“(槐按)今本《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作三弋五卯苔菜，考《禦覽》卷八百六十七引作茗茶，載人茗事中……”雖作茗，然既言茗茶，恐非茗飲之茗。
故茗飲之事不見於經。世又以詩之“誰為茶苦”，為飲茶之證，不知此茶乃苦菜之荼，非“荼苦”之茶，不能張冠李戴。似此春秋戰國恐無飲茶之風，故《周禮·天官·家宰第一》言漿人供王之六飲，一曰水，二日漿，三曰醴，四曰涼，五曰醫，六曰酉1。尚未見飲茶。
自漢以後，飲茶之記載，時有所聞，三國時吳孫皓每飲群臣酒，率以七升為限，韋曜不過兩升，或為裁減，或賜茶茗以當酒(《三國誌·吳誌·韋曜傳》)，以時茶茗，恐已為招待賓客之用，不然，宴會中，何以有茶? 晉張華嚐謂“飲真茶，令人少眠”(張華《博物誌》)，是晉亦有飲茶之風，所以茶茗之起，由來已久，宋裴漢《茶述》謂:“茶起於東晉，盛於今朝(宋朝)。”固誤。
《洛陽伽藍記》謂飲茶始南朝梁武帝天監年間，尤誤。所謂飲茶之風，開始於漢魏則可，盛行於漢魏則不可，因南北朝時，此風尚未普遍，何論於漢魏，關此《茶史雜錄》引逸事兩則如下:
齊王蕭初入魏，不食羊肉酥漿，常飯鮮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蕭一飲一鬥，號為漏卮，後與高祖會食羊肉酪粥，高祖怪問之，對日，羊是陸畜之宗，魚是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號茗飲為酪奴，他日彭成王掘獻謂蕭曰:“……卿明日顧我為卿設荼莒之餐(即魚)亦有酪奴。”
蕭正德歸降時，元義欲為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其意，答日:下官生於水鄉，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坐客大笑。
由前之說，北朝後魏京師士子，見齊王蕭飲茶，引為怪異，號為漏卮;由後之說，尤養特欲為蕭正德備茶，則一為少見多怪，一非家常用品，最少足以證明其非普通用物，不然，亦非北朝鮮卑族用物，此時飲茶，恐限於某地，行於某階級，實非普及民眾，故隻能謂為飲茶之開始時期。而飲茶風氣之興，始於唐代。唐代民眾喝茶成癖。東坡詩雲:“周詩記苦荼，茗飲出這世。”乃以今之茶為荼。自唐以來，茶以清頭目，上下好之，庶民日飲數碗，確成風矣。
。
飲茶蓋起於漢人，尤其是南方漢人，北人飲之，殆在其後，外蕃有此物，尤為晚焉。前引《封氏聞見記》謂“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可為南北嗜好先後不同之證，因而外蕃飲茶，必在北人之後。同書又謂:“(飲茶)……始自中地，流於塞外。往年迴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亦足怪焉。”可知以茶與外蕃易馬，不始於宋，實始於唐，亦可見中國茶葉輸人外蕃，開始於唐。外蕃嗜好中國之茶蓋亦有故。
《宋史·職官誌》雲:“(宋哲宗)元符末，程元邵言，戎俗食肉飲酪，故茶而病於難得，專以蜀易上乘。”
《明史·食貨誌》謂:“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用製羌、戎。”與此正同。而陸遊《南唐書》提及:契丹雖通商南唐，徒持虛辭，利南方茶葉珠貝而已。確係實情。北蕃好食肉，必飲茶，因茶可清肉之濃味。今蒙古人好飲茶，可為例證，不飲茶，多困於病，無怪其常以名馬與漢人易茶也。唐宋者名之團茶，蕃人尤嗜之，常以重價買之，宋張舜民《畫漫錄》雲:“熙寧中蘇子容使遼姚鱗為副，曰:‘蓋載些小團茶乎。’子容曰:‘此乃上供之物。’儔敢與北人，未幾有貴公子使遼，廣貯團茶，自爾北人非團茶不納也，非小團不貴也，彼以二團易蕃羅一匹。”
似此唐代之迴鵲，宋代之契丹，以至夏金國之藏古，食肉飲酪之民，亦莫不好茶。故至明代，對於挑河西寧一帶之西蕃，皆以茶馬為羈摩。
明代對於茶之貿易，雖不行專製，但禁止私茶出境，犯者斬，並立茶馬司，以便與西蕃交茶易馬。同時，又於產茶之地，十株取一，無主茶樹，十分取八，其對於茶之需要，可為盡心而為之，而要不外為“製服西戎之術”。由此可知，中國茶葉傳於外蕃，一方麵因由於外蕃生活上之要求，他方麵亦由於中國無力平蕃，或需要外蕃馬，不得不投其所好，用茶與之交易或為之羈摩。故茶自唐課稅之後，對內既為國庫所關，對外複為安危所係。
茶，始於神農時代，與中華文化相伴已走過數千年的曆史長河；源遠流長的中國茶文化，糅合了儒、道、佛諸派思想，獨成一體，曆久彌新，生生不息。
中國茶為地球人的健康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茶茶祖是神農，神農也是世界茶的茶祖。中國茶傳播到世界各地，增進健康，增進快樂，增進身心和諧，為健康理念和禪茶文化增添了無限魅力。
中國何時開始飲茶，人人言殊，莫衷一是。唯大體上可謂開始於漢，而盛行於唐。唐以前飲茶，陸羽《茶經》卷下《六茶之飲》概為言之，謂:“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聞於魯周公，齊有晏嬰，漢有揚雄、司馬相如，吳有韋曜，晉有劉琨、張載、遠祖納、謝安、左思之徒，皆飲焉。”但多非史實。縱是史實，非加申述，亦不易明。《茶經》雲:神農《食經》“茶茗久服，有力悅誌”(劉源長《茶史》卷一)。陸羽《茶經》以為飲茶起於神農氏，然《食經》為偽書，盡人皆知，不足為據。
《爾雅》有“苦荼”之句，世以《爾雅》為周公時作品，謬以為飲茶自周公始，不知《爾雅》非作於周公。不足為飲茶起始之證。
《晏子春秋·內篇雜下》謂“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食脫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以為飲茶(即茗)始於春秋時代。然《晏子春秋》亦非齊晏嬰所作，根本難以成立。且萬蔚亭輯《困學紀聞集證》卷八下雲:“(槐按)今本《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作三弋五卯苔菜，考《禦覽》卷八百六十七引作茗茶，載人茗事中……”雖作茗，然既言茗茶，恐非茗飲之茗。
故茗飲之事不見於經。世又以詩之“誰為茶苦”，為飲茶之證，不知此茶乃苦菜之荼，非“荼苦”之茶，不能張冠李戴。似此春秋戰國恐無飲茶之風，故《周禮·天官·家宰第一》言漿人供王之六飲，一曰水，二日漿，三曰醴，四曰涼，五曰醫，六曰酉1。尚未見飲茶。
自漢以後，飲茶之記載，時有所聞，三國時吳孫皓每飲群臣酒，率以七升為限，韋曜不過兩升，或為裁減，或賜茶茗以當酒(《三國誌·吳誌·韋曜傳》)，以時茶茗，恐已為招待賓客之用，不然，宴會中，何以有茶? 晉張華嚐謂“飲真茶，令人少眠”(張華《博物誌》)，是晉亦有飲茶之風，所以茶茗之起，由來已久，宋裴漢《茶述》謂:“茶起於東晉，盛於今朝(宋朝)。”固誤。
《洛陽伽藍記》謂飲茶始南朝梁武帝天監年間，尤誤。所謂飲茶之風，開始於漢魏則可，盛行於漢魏則不可，因南北朝時，此風尚未普遍，何論於漢魏，關此《茶史雜錄》引逸事兩則如下:
齊王蕭初入魏，不食羊肉酥漿，常飯鮮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蕭一飲一鬥，號為漏卮，後與高祖會食羊肉酪粥，高祖怪問之，對日，羊是陸畜之宗，魚是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號茗飲為酪奴，他日彭成王掘獻謂蕭曰:“……卿明日顧我為卿設荼莒之餐(即魚)亦有酪奴。”
蕭正德歸降時，元義欲為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其意，答日:下官生於水鄉，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坐客大笑。
由前之說，北朝後魏京師士子，見齊王蕭飲茶，引為怪異，號為漏卮;由後之說，尤養特欲為蕭正德備茶，則一為少見多怪，一非家常用品，最少足以證明其非普通用物，不然，亦非北朝鮮卑族用物，此時飲茶，恐限於某地，行於某階級，實非普及民眾，故隻能謂為飲茶之開始時期。而飲茶風氣之興，始於唐代。唐代民眾喝茶成癖。東坡詩雲:“周詩記苦荼，茗飲出這世。”乃以今之茶為荼。自唐以來，茶以清頭目，上下好之，庶民日飲數碗，確成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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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茶蓋起於漢人，尤其是南方漢人，北人飲之，殆在其後，外蕃有此物，尤為晚焉。前引《封氏聞見記》謂“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可為南北嗜好先後不同之證，因而外蕃飲茶，必在北人之後。同書又謂:“(飲茶)……始自中地，流於塞外。往年迴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亦足怪焉。”可知以茶與外蕃易馬，不始於宋，實始於唐，亦可見中國茶葉輸人外蕃，開始於唐。外蕃嗜好中國之茶蓋亦有故。
《宋史·職官誌》雲:“(宋哲宗)元符末，程元邵言，戎俗食肉飲酪，故茶而病於難得，專以蜀易上乘。”
《明史·食貨誌》謂:“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用製羌、戎。”與此正同。而陸遊《南唐書》提及:契丹雖通商南唐，徒持虛辭，利南方茶葉珠貝而已。確係實情。北蕃好食肉，必飲茶，因茶可清肉之濃味。今蒙古人好飲茶，可為例證，不飲茶，多困於病，無怪其常以名馬與漢人易茶也。唐宋者名之團茶，蕃人尤嗜之，常以重價買之，宋張舜民《畫漫錄》雲:“熙寧中蘇子容使遼姚鱗為副，曰:‘蓋載些小團茶乎。’子容曰:‘此乃上供之物。’儔敢與北人，未幾有貴公子使遼，廣貯團茶，自爾北人非團茶不納也，非小團不貴也，彼以二團易蕃羅一匹。”
似此唐代之迴鵲，宋代之契丹，以至夏金國之藏古，食肉飲酪之民，亦莫不好茶。故至明代，對於挑河西寧一帶之西蕃，皆以茶馬為羈摩。
明代對於茶之貿易，雖不行專製，但禁止私茶出境，犯者斬，並立茶馬司，以便與西蕃交茶易馬。同時，又於產茶之地，十株取一，無主茶樹，十分取八，其對於茶之需要，可為盡心而為之，而要不外為“製服西戎之術”。由此可知，中國茶葉傳於外蕃，一方麵因由於外蕃生活上之要求，他方麵亦由於中國無力平蕃，或需要外蕃馬，不得不投其所好，用茶與之交易或為之羈摩。故茶自唐課稅之後，對內既為國庫所關，對外複為安危所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