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公司的這次嚴打行動，時間定在了秋收以後。雖然公司今年減免了各地的賦稅，但那些地方官員和小吏必然不會放過這次機會，依然會瘋狂壓榨百姓，將今年本應該減免的賦稅據為己有。
前明的整個官僚係統都已經徹底爛掉了，就算各地的底層官員、小吏，屁股也都沒有一個是幹淨的，他們也是這次公司打擊的重點。
其次就是各地的黑惡實力，包括城鎮地區的城狐社鼠和廣大農村的青皮無賴，都是這次嚴打的目標。
為了保證中原各地區的穩定，遠東公司董事局委員會對這一次嚴打行動比較謹慎，而且此次嚴打的也是非常有針對性的，盡量收集各種證據，爭取把每一個案子都辦成鐵案。
但是在打擊黑惡勢力的問題，所有常委和委員的態度都非常統一，那就是把這些社會的垃圾渣滓，幹淨徹底的清除幹淨。
嚴打的打擊力度，也要本著“從重、從嚴、從快”的原則，爭取在這次嚴打行動中，把社會上那些欺善怕惡、欺軟怕硬的地痞無賴、嘎雜流痞一網打盡。
明代自中期以後，土地兼並之風愈演愈烈，皇親國戚、宗室勳貴霸占土地，建立莊園，士紳地主也利用各種手段大肆兼並土地，使得大批農民失去土地。
農村產業人口開始分化，自耕農這些小土地所有者失去了全家賴以維持生計的土地，成為遊民被迫流落到城鎮地區。
這些人想要活下去，隻有做官紳家人、官府衙役、逐末經商、遊手好閑這幾條出路。大量天天無所事事、遊手好閑的無賴地痞，就開出一片自己的領地，站穩腳跟，欺壓周圍百姓。
明代的地痞流氓一般被稱作“光棍”，“沒頭鬼”，“刺虎”，他們活躍於城市和四鄉市鎮，不靠打工做生意度日，成群結黨，橫行街市間，來往於上下碼頭，欺侮良善，嚇騙錢財。
專門從事打行、訪行、撞太歲、紮火囤、欺行霸市、暴力壟斷、敲詐勒索、強取豪奪、誑騙偷搶、拐賣人口、放貸聚賭等等各種見不得人的勾當。
比如專門做拐賣人口勾當的人，明朝失蹤人口大都與他們有關。他們或竄入家中，或藏於暗處，伺機給小孩喂食啞藥，然後將小孩帶走，賣與妓院或宮廷充當太監，種種惡行簡直令人發指。
平日裏官府衙門緝拿江洋大盜，單憑官府自己的力量不行，也要雇傭當地的一些流氓無賴充當耳目，替衙門明察暗訪，打探消息，以此從中獲取錢財。
這就讓這幫流氓地痞有了勾結官府小吏、衙役的機會，通過賄賂、分紅等手段積極營造關係網，讓官府的小吏、衙役充當他們的保護傘，逐漸形成了一個個有著完整利益鏈的黑惡勢力。
明代城鎮鄉村的流氓，不僅成群結隊人數眾多，還都是有組織性的聚集在一起，在神廟裏歃血為盟，結為兄弟，合夥做壞事。
他們肆無忌憚，進常在社會造成動蕩，平時禍害一方，甚至威脅官府。嘉靖中葉，北京城中的流氓，甚至趁俺答入寇、京師危急之際，在城中大肆搶劫。
遠東公司發動中原戰役期間，各地都發生了很多趁亂奸淫擄掠的事件，雖然當時遠東軍狠狠的殺了一批，也確實極大的震懾了當地的黑惡勢力，但卻並沒有從根本上鏟除這些毒瘤。
所以公司發動嚴打行動，勢必要對這些平時欺壓百姓的黑惡勢力做一次徹底清算，可抓可不抓的，堅決抓，可殺可不殺的，堅決殺。
對流氓地痞中情節嚴重的首惡分子和骨幹分子要斬盡殺絕，剩下的那些城狐社鼠、嘎雜流痞，也要根據情節，將他們送到公司各地的苦力營接收勞動改造。
除了堅決打擊各地的黑惡勢力和城狐社鼠，公司在這一次嚴打行動中，還要堅決處理一批各地農村民憤極大的土豪劣紳。
這些地方鄉裏的豪強地主，平日裏在當地仗勢欺人，巧取豪奪，坐地分贓，倚仗權勢為非作歹，魚肉鄉裏，讓我當地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很多地方上的惡霸，其實本身就是強盜頭子，糾集一幫兇悍的匪徒橫行鄉裏。肆無忌憚的欺壓當地百姓，甚至犯下累累血案。
情報部利用幾年的時間，在大明收集了大量的資料。明末各地基層這些現象絕對不是個例，甚至有些地區非常普遍。各地的底層百姓生活極端艱難，簡直人不如狗。
明代基層地方縣城，分為官、吏、役三種，官就是縣衙裏的官老爺，是吏部在冊的官員，吃得是國家的財政俸祿。
每個縣衙隻有縣令（縣長）、縣丞（常務副縣）、主簿（府辦主任）、典史（公安局長）這四個是官。有些比較重要的縣城還會配一個巡檢，但那是非常設的官職。
吏是縣衙吏、戶、禮、兵、刑、工六房的負責人，是朝廷有定編的幹部，職權相當於現在的副科級。但很難升職為官，即便奮鬥幾十年，運氣好也就能做個雜佐小官，
吏是操辦具體事務的人員，但是地位很低，當時的職官往往“視吏卒如奴仆”。但是他們明習法令，熟悉政務，雖受官譏斥，但官離不開吏，吏也離不開官，進而雙方構成一種既相互利用又相互防備的態勢。
他們隻負責抄寫文書，隻有辦事責任而無決策權力，地位低下，權力微弱，但卻也不是任人擺布，吏有實職，有時甚至是掌有實權的微賤之人。
縣衙裏的役，也就是胥，是沒有編製的編外人員，是在官府指揮下從事聽差跑腿等雜事的走卒，一部分隸屬“班房”，俗稱“三班衙役”，另一部分直屬知縣，如收發、值堂、跟班等。
工資一般都由縣令張羅，相當於現在城管的臨時工，負責幹一些雜活、累活，以及打人的活。
按說役員隻是縣衙裏的臨時工，待遇如此苦逼，應該沒有人願意幹才是。但其實並不是那麽迴事兒，在縣衙做個臨時工，每年各種油水都不少，很多都是肥缺。
明末時期，各個地方縣衙甚至有大量的白役，也就是什麽工資都不要，爭著搶著、哭著喊著上門幫著衙門幹活。他們當然不是傻子，這其中當然大有玄機。
這些官府的胥役，在衙門的地位最低，既要聽命於官，也要聽命於吏。在官府主要負責催征賦稅、維持治安、把守關卡、看守倉庫、看管和押解犯人、站堂、看門、傳喚、傳送文移，押解官府物品等諸多雜事。
官府衙門對他們經常進行壓榨，一旦辦事不力往往會被打板子，還要替人受過背黑鍋。但迴過頭來他們對平民百姓卻像野獸般瘋狂，在民間的聲名最壞，對百姓壓榨也最狠。
而胥吏也會相互勾結在一起，憑借他們處理複雜事務的能力，再加上熟悉地方的民情，隻要稍微在中間做一點手腳，就可以很輕鬆地欺上瞞下，進行刁難索賄、挾製主官、監守自盜、依仗強豪、欺壓百姓、敲詐勒索、盤剝平民、操縱司法，徇私舞弊等等，並從中牟取私利。
有些地方官員甚至將權力私授給胥吏，自己隻管拿銀子，其他事任由其所為。其中尤以胥吏憑借對律例的精通操縱司法、借訴生財的現象最為典型，使得平民百姓受人欺壓迫害，有冤不能訟，有屈無處申。
而且胥吏也是各地土豪劣紳、黑惡勢力拉攏勾結的主要對象，這也是明末各地普遍存在的“豪家恃勢魚肉小民，未有不交結胥吏者。胥吏貪其賊賂，未有不甘心不為之指使者”的社會醜惡現象。(未完待續。)
前明的整個官僚係統都已經徹底爛掉了，就算各地的底層官員、小吏，屁股也都沒有一個是幹淨的，他們也是這次公司打擊的重點。
其次就是各地的黑惡實力，包括城鎮地區的城狐社鼠和廣大農村的青皮無賴，都是這次嚴打的目標。
為了保證中原各地區的穩定，遠東公司董事局委員會對這一次嚴打行動比較謹慎，而且此次嚴打的也是非常有針對性的，盡量收集各種證據，爭取把每一個案子都辦成鐵案。
但是在打擊黑惡勢力的問題，所有常委和委員的態度都非常統一，那就是把這些社會的垃圾渣滓，幹淨徹底的清除幹淨。
嚴打的打擊力度，也要本著“從重、從嚴、從快”的原則，爭取在這次嚴打行動中，把社會上那些欺善怕惡、欺軟怕硬的地痞無賴、嘎雜流痞一網打盡。
明代自中期以後，土地兼並之風愈演愈烈，皇親國戚、宗室勳貴霸占土地，建立莊園，士紳地主也利用各種手段大肆兼並土地，使得大批農民失去土地。
農村產業人口開始分化，自耕農這些小土地所有者失去了全家賴以維持生計的土地，成為遊民被迫流落到城鎮地區。
這些人想要活下去，隻有做官紳家人、官府衙役、逐末經商、遊手好閑這幾條出路。大量天天無所事事、遊手好閑的無賴地痞，就開出一片自己的領地，站穩腳跟，欺壓周圍百姓。
明代的地痞流氓一般被稱作“光棍”，“沒頭鬼”，“刺虎”，他們活躍於城市和四鄉市鎮，不靠打工做生意度日，成群結黨，橫行街市間，來往於上下碼頭，欺侮良善，嚇騙錢財。
專門從事打行、訪行、撞太歲、紮火囤、欺行霸市、暴力壟斷、敲詐勒索、強取豪奪、誑騙偷搶、拐賣人口、放貸聚賭等等各種見不得人的勾當。
比如專門做拐賣人口勾當的人，明朝失蹤人口大都與他們有關。他們或竄入家中，或藏於暗處，伺機給小孩喂食啞藥，然後將小孩帶走，賣與妓院或宮廷充當太監，種種惡行簡直令人發指。
平日裏官府衙門緝拿江洋大盜，單憑官府自己的力量不行，也要雇傭當地的一些流氓無賴充當耳目，替衙門明察暗訪，打探消息，以此從中獲取錢財。
這就讓這幫流氓地痞有了勾結官府小吏、衙役的機會，通過賄賂、分紅等手段積極營造關係網，讓官府的小吏、衙役充當他們的保護傘，逐漸形成了一個個有著完整利益鏈的黑惡勢力。
明代城鎮鄉村的流氓，不僅成群結隊人數眾多，還都是有組織性的聚集在一起，在神廟裏歃血為盟，結為兄弟，合夥做壞事。
他們肆無忌憚，進常在社會造成動蕩，平時禍害一方，甚至威脅官府。嘉靖中葉，北京城中的流氓，甚至趁俺答入寇、京師危急之際，在城中大肆搶劫。
遠東公司發動中原戰役期間，各地都發生了很多趁亂奸淫擄掠的事件，雖然當時遠東軍狠狠的殺了一批，也確實極大的震懾了當地的黑惡勢力，但卻並沒有從根本上鏟除這些毒瘤。
所以公司發動嚴打行動，勢必要對這些平時欺壓百姓的黑惡勢力做一次徹底清算，可抓可不抓的，堅決抓，可殺可不殺的，堅決殺。
對流氓地痞中情節嚴重的首惡分子和骨幹分子要斬盡殺絕，剩下的那些城狐社鼠、嘎雜流痞，也要根據情節，將他們送到公司各地的苦力營接收勞動改造。
除了堅決打擊各地的黑惡勢力和城狐社鼠，公司在這一次嚴打行動中，還要堅決處理一批各地農村民憤極大的土豪劣紳。
這些地方鄉裏的豪強地主，平日裏在當地仗勢欺人，巧取豪奪，坐地分贓，倚仗權勢為非作歹，魚肉鄉裏，讓我當地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很多地方上的惡霸，其實本身就是強盜頭子，糾集一幫兇悍的匪徒橫行鄉裏。肆無忌憚的欺壓當地百姓，甚至犯下累累血案。
情報部利用幾年的時間，在大明收集了大量的資料。明末各地基層這些現象絕對不是個例，甚至有些地區非常普遍。各地的底層百姓生活極端艱難，簡直人不如狗。
明代基層地方縣城，分為官、吏、役三種，官就是縣衙裏的官老爺，是吏部在冊的官員，吃得是國家的財政俸祿。
每個縣衙隻有縣令（縣長）、縣丞（常務副縣）、主簿（府辦主任）、典史（公安局長）這四個是官。有些比較重要的縣城還會配一個巡檢，但那是非常設的官職。
吏是縣衙吏、戶、禮、兵、刑、工六房的負責人，是朝廷有定編的幹部，職權相當於現在的副科級。但很難升職為官，即便奮鬥幾十年，運氣好也就能做個雜佐小官，
吏是操辦具體事務的人員，但是地位很低，當時的職官往往“視吏卒如奴仆”。但是他們明習法令，熟悉政務，雖受官譏斥，但官離不開吏，吏也離不開官，進而雙方構成一種既相互利用又相互防備的態勢。
他們隻負責抄寫文書，隻有辦事責任而無決策權力，地位低下，權力微弱，但卻也不是任人擺布，吏有實職，有時甚至是掌有實權的微賤之人。
縣衙裏的役，也就是胥，是沒有編製的編外人員，是在官府指揮下從事聽差跑腿等雜事的走卒，一部分隸屬“班房”，俗稱“三班衙役”，另一部分直屬知縣，如收發、值堂、跟班等。
工資一般都由縣令張羅，相當於現在城管的臨時工，負責幹一些雜活、累活，以及打人的活。
按說役員隻是縣衙裏的臨時工，待遇如此苦逼，應該沒有人願意幹才是。但其實並不是那麽迴事兒，在縣衙做個臨時工，每年各種油水都不少，很多都是肥缺。
明末時期，各個地方縣衙甚至有大量的白役，也就是什麽工資都不要，爭著搶著、哭著喊著上門幫著衙門幹活。他們當然不是傻子，這其中當然大有玄機。
這些官府的胥役，在衙門的地位最低，既要聽命於官，也要聽命於吏。在官府主要負責催征賦稅、維持治安、把守關卡、看守倉庫、看管和押解犯人、站堂、看門、傳喚、傳送文移，押解官府物品等諸多雜事。
官府衙門對他們經常進行壓榨，一旦辦事不力往往會被打板子，還要替人受過背黑鍋。但迴過頭來他們對平民百姓卻像野獸般瘋狂，在民間的聲名最壞，對百姓壓榨也最狠。
而胥吏也會相互勾結在一起，憑借他們處理複雜事務的能力，再加上熟悉地方的民情，隻要稍微在中間做一點手腳，就可以很輕鬆地欺上瞞下，進行刁難索賄、挾製主官、監守自盜、依仗強豪、欺壓百姓、敲詐勒索、盤剝平民、操縱司法，徇私舞弊等等，並從中牟取私利。
有些地方官員甚至將權力私授給胥吏，自己隻管拿銀子，其他事任由其所為。其中尤以胥吏憑借對律例的精通操縱司法、借訴生財的現象最為典型，使得平民百姓受人欺壓迫害，有冤不能訟，有屈無處申。
而且胥吏也是各地土豪劣紳、黑惡勢力拉攏勾結的主要對象，這也是明末各地普遍存在的“豪家恃勢魚肉小民，未有不交結胥吏者。胥吏貪其賊賂，未有不甘心不為之指使者”的社會醜惡現象。(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