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和與李明對視了一眼，兩人都搖頭苦笑。王和拍了拍宋濤的肩膀，沉聲道：“崇禎這個人怎麽說呢，我們做為後來人很難做出客觀的評價。但是千百年來，曆代華夏封建王朝的君主，講求的帝王之術是中庸平衡，而崇禎恰恰卻沒有做到這一點。
其實明朝中央集權與管理體係已經十分完善，明朝中後期，內閣權力達到頂峰，與司禮監一同把持朝政，隻要內閣大臣照章辦事即可保持國家的穩定。最典型的是張居正，他與內廷的馮保聯手，即便萬曆三十年沒有上朝，大明朝廷依然能夠維持正常的運轉。
無論什麽樣的政權，都不會永遠平穩，隻能是各方勢力博弈形成的一個短暫的平衡，而且不要讓矛盾集中爆發，這才是所謂的政治。而崇禎身兼數職不分權，集權程度與曆任皇帝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等於將自己置於死地。比如現代一些大的公司，往往都是雇傭一批先進的經理人管理，而董事長隻要抓好公司的發展方向就行，根本不用麵麵俱到。
殺魏忠賢本身沒錯，但是沒必要趕盡殺絕，至少要扶植一個閹宦把持內廷。其實財稅大權交給閹宦是最符合皇權利益的，沒有了閹宦，官僚失去監督，官僚自然會將利益最大化。而崇禎一朝的朝政其實就是東林黨為代表的文官集團把持的，是崇禎自己打破了大明曆朝以來的製約平衡機製。
當然，這也和崇禎沒有接受過係統的帝王之術教育有關，他這個皇帝當的太突然。對一個十幾歲的年輕人來說，驟然接下一個爛攤子，又沒有張居正那樣的名臣一心輔佐，麵對明末黨爭、**、邊患、流寇等多年積累的頑疾，我們還能苛求他什麽。”
宋濤聽了王和的話，不服氣的說道：“誰說當時沒有名臣，那誰……還有那誰……不都是名臣嗎？”
他一時間也想不起來明末有哪個名臣，但是一著急就說出了一番混話。把李明和王和逗得哈哈大笑。
李明拍了拍宋濤的肩膀，語重心長的說道：“兄弟，平時沒事多讀讀書，省得出去丟人。”
宋濤被他說得滿臉通紅，臉上都掛不住了，可李明卻根本不管已經快炸毛的宋濤，接著說道：“雖然崇禎勤政、節儉，但這些優點都不是成為優秀帝王的必須條件。再加上他年輕，心智還並未成熟，而且能力平平，隻能有心無力。
雖然他沒有加速明王朝的覆亡，但也沒有起到什麽正麵作用。其實說到家，大明朝氣數已盡，縱然有天縱之才，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也隻能讓大明苟延殘喘而已。但是大明經過兩百多年運轉，早已經是積弊難返，哪能是說變就變的，這也是千百年來華夏曆代王朝不變的宿命。”
王和也深有同感的點了點頭，然後說道：“我們就不要替朱家王朝感慨了，還是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吧。現在我一想到管理中原這個爛攤子，就倍感壓力，天天連覺都睡不踏實。”
宋濤皺著眉頭道：“老王，我們這些年培養的大批基層管理幹部，隻要狠抓基層管理，以我們遠東目前的實力，還愁治理不好中原嗎？”
李明搖了搖頭，滿臉沉重的說道：“其實公司現在的管理機製，也是不得已為之的權宜之計。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打破中原千百年來的封建政治結構，但是想要改變這一切，代價也非常大，畢竟治亂興衰交替，往往伴隨著社會秩序的極大混亂。
強化基層管理的目的，是為了爭取廣大底層百姓的支持，最大程度的維持社會的穩定。可如此一來，卻依然逃不開人治社會的管理結構。人治社會與法治社會無優劣之分，隻有根據時代不同，形勢所迫，來選擇具體的政策。
如今中原正是百業待興之時，人人希望太平，沒有懶惰貪婪之心，我們遠東實行人治政府，優點是辦事效率高，可以免除複雜的不必要的程序和種種幹擾，集中所有的資源和力量，搞大規模的建設事業，有利於國家社會的高速發展。
而且人治社會也是一個高迴報地政治體製，優勢在於它的靈活性，不受種種製約，領導階層擁有著絕對的權力，可以充分挖掘人地主觀能動性。尤其是我們的發展初期，在我們遠東公司的領導下，短時間內整個社會都會呈現出一股積極向上的新氣象。
我們遠東的基層管理幹部大都是流民出身，普遍想法單純簡單，隻為求得太平安寧，吃飽穿暖。如果我們讓中原底層的貧苦百姓過上了好日子，也會得到他們的擁護，努力地進行生產發展。
等我們這一代人逐漸死去，社會也會逐漸穩定，人們地衣食住行有了長足的進步，人們的思想觀念勢必會在潛移默化中改變。可是上層社會的榮華富貴是任何人都夢寐以求的，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和穩定，長期的人治社會必然導致統治階層地腐化。
所以一旦天下承平日久，人民的生活優裕，追求精神上的安樂，驕奢淫逸的享受時，就應該轉入法治國家體係，這樣可以限製官僚集團的無限權利，使人情不能驕縱，以杜絕腐化墮落行為。可是從人治社會轉入法治社會談何容易，但是如果不轉變，我們這一代人必將死不瞑目。”
宋濤聽了李明的這一番話，臉色也不由得凝重了起來。他當然不傻，也知道這個道理，畢竟大家都是從現代社會過來的，深知其中的道理。
現代社會的中國，正值國家的發展階段，因為發展速度太快，各種弊端也都自然而然的紛紛湧現，甚至金錢替代了理想，成了社會衡量一個人價值的標準。
人們在追求利益的同時，道德與良心也在經受著前所未有的煎熬，慘淡地被有良知的人保留在心裏，**最終有了生存的空間和發展的溫床。人們做事情地一切目的也就為了金錢。但是國家想要告訴發展，就必然要承受這些代價。(未完待續。)
其實明朝中央集權與管理體係已經十分完善，明朝中後期，內閣權力達到頂峰，與司禮監一同把持朝政，隻要內閣大臣照章辦事即可保持國家的穩定。最典型的是張居正，他與內廷的馮保聯手，即便萬曆三十年沒有上朝，大明朝廷依然能夠維持正常的運轉。
無論什麽樣的政權，都不會永遠平穩，隻能是各方勢力博弈形成的一個短暫的平衡，而且不要讓矛盾集中爆發，這才是所謂的政治。而崇禎身兼數職不分權，集權程度與曆任皇帝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等於將自己置於死地。比如現代一些大的公司，往往都是雇傭一批先進的經理人管理，而董事長隻要抓好公司的發展方向就行，根本不用麵麵俱到。
殺魏忠賢本身沒錯，但是沒必要趕盡殺絕，至少要扶植一個閹宦把持內廷。其實財稅大權交給閹宦是最符合皇權利益的，沒有了閹宦，官僚失去監督，官僚自然會將利益最大化。而崇禎一朝的朝政其實就是東林黨為代表的文官集團把持的，是崇禎自己打破了大明曆朝以來的製約平衡機製。
當然，這也和崇禎沒有接受過係統的帝王之術教育有關，他這個皇帝當的太突然。對一個十幾歲的年輕人來說，驟然接下一個爛攤子，又沒有張居正那樣的名臣一心輔佐，麵對明末黨爭、**、邊患、流寇等多年積累的頑疾，我們還能苛求他什麽。”
宋濤聽了王和的話，不服氣的說道：“誰說當時沒有名臣，那誰……還有那誰……不都是名臣嗎？”
他一時間也想不起來明末有哪個名臣，但是一著急就說出了一番混話。把李明和王和逗得哈哈大笑。
李明拍了拍宋濤的肩膀，語重心長的說道：“兄弟，平時沒事多讀讀書，省得出去丟人。”
宋濤被他說得滿臉通紅，臉上都掛不住了，可李明卻根本不管已經快炸毛的宋濤，接著說道：“雖然崇禎勤政、節儉，但這些優點都不是成為優秀帝王的必須條件。再加上他年輕，心智還並未成熟，而且能力平平，隻能有心無力。
雖然他沒有加速明王朝的覆亡，但也沒有起到什麽正麵作用。其實說到家，大明朝氣數已盡，縱然有天縱之才，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也隻能讓大明苟延殘喘而已。但是大明經過兩百多年運轉，早已經是積弊難返，哪能是說變就變的，這也是千百年來華夏曆代王朝不變的宿命。”
王和也深有同感的點了點頭，然後說道：“我們就不要替朱家王朝感慨了，還是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吧。現在我一想到管理中原這個爛攤子，就倍感壓力，天天連覺都睡不踏實。”
宋濤皺著眉頭道：“老王，我們這些年培養的大批基層管理幹部，隻要狠抓基層管理，以我們遠東目前的實力，還愁治理不好中原嗎？”
李明搖了搖頭，滿臉沉重的說道：“其實公司現在的管理機製，也是不得已為之的權宜之計。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打破中原千百年來的封建政治結構，但是想要改變這一切，代價也非常大，畢竟治亂興衰交替，往往伴隨著社會秩序的極大混亂。
強化基層管理的目的，是為了爭取廣大底層百姓的支持，最大程度的維持社會的穩定。可如此一來，卻依然逃不開人治社會的管理結構。人治社會與法治社會無優劣之分，隻有根據時代不同，形勢所迫，來選擇具體的政策。
如今中原正是百業待興之時，人人希望太平，沒有懶惰貪婪之心，我們遠東實行人治政府，優點是辦事效率高，可以免除複雜的不必要的程序和種種幹擾，集中所有的資源和力量，搞大規模的建設事業，有利於國家社會的高速發展。
而且人治社會也是一個高迴報地政治體製，優勢在於它的靈活性，不受種種製約，領導階層擁有著絕對的權力，可以充分挖掘人地主觀能動性。尤其是我們的發展初期，在我們遠東公司的領導下，短時間內整個社會都會呈現出一股積極向上的新氣象。
我們遠東的基層管理幹部大都是流民出身，普遍想法單純簡單，隻為求得太平安寧，吃飽穿暖。如果我們讓中原底層的貧苦百姓過上了好日子，也會得到他們的擁護，努力地進行生產發展。
等我們這一代人逐漸死去，社會也會逐漸穩定，人們地衣食住行有了長足的進步，人們的思想觀念勢必會在潛移默化中改變。可是上層社會的榮華富貴是任何人都夢寐以求的，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和穩定，長期的人治社會必然導致統治階層地腐化。
所以一旦天下承平日久，人民的生活優裕，追求精神上的安樂，驕奢淫逸的享受時，就應該轉入法治國家體係，這樣可以限製官僚集團的無限權利，使人情不能驕縱，以杜絕腐化墮落行為。可是從人治社會轉入法治社會談何容易，但是如果不轉變，我們這一代人必將死不瞑目。”
宋濤聽了李明的這一番話，臉色也不由得凝重了起來。他當然不傻，也知道這個道理，畢竟大家都是從現代社會過來的，深知其中的道理。
現代社會的中國，正值國家的發展階段，因為發展速度太快，各種弊端也都自然而然的紛紛湧現，甚至金錢替代了理想，成了社會衡量一個人價值的標準。
人們在追求利益的同時，道德與良心也在經受著前所未有的煎熬，慘淡地被有良知的人保留在心裏，**最終有了生存的空間和發展的溫床。人們做事情地一切目的也就為了金錢。但是國家想要告訴發展，就必然要承受這些代價。(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