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督意欲行‘商稅’乎？”李仁沉默許久之後，以不確定的語氣問出自己所想。
馮寶不答，僅微一頷首。
李仁當即懂了，亦輕輕點了點頭。
片刻後，李仁道：“茲事體大，老夫需三思而行。”
“無妨。”馮寶接著道：“大軍所需用度甚急，作坊不日開設，且按鄉裏規製向朝廷繳納‘商稅’，然——此事恐與地方無關。”
李仁瞬間聽懂了，急忙張口道：“大都督莫急，萬事皆可相商。”
李仁是真的“急了”。
通過朝廷邸報，各地官員大多知曉“新商稅”之詳情，隻是由於商業活動的不發達，因此無人響應。
可是“廣州”有所不同，由於是海港城市，與海外各番邦一直有著貿易往來，所以商業活動遠勝內地。一直以來，對各種貿易形式的稅收都是以“船稅”和“碼頭費”來收取，手段極其簡單粗放，以至於此類貿易產生的利潤，幾乎九成以上被地方豪門給瓜分了。隻因海上貿易風險巨大，地方官府明知此中漏洞甚多，也難以按照實際發生征繳稅收，真要是那麽幹的話，激起“民變”，當屬必然。因此，李仁從來沒有考慮過“新商稅”有實施的那一天。
但是，“衛崗鄉”通過開辦作坊，從而富甲一方，此事在官場上，幾乎無人不知。
冶鐵、釀酒等作坊，可謂日進鬥金，如若按照馮寶所說，在“廣州”辦作坊，但“商稅”從“衛崗鄉”繳納的話，地方上那是一點好處都沒有，在李仁看來，如何能行？隻是，馮寶以“軍需物資”的名義，地方官府還真就無權幹涉。
不過，馮寶話裏有一個漏洞，李仁察覺到，且說了出來：“本地之作坊，以貴鄉之名義向朝廷繳稅，老夫從未聞有此先例，似乎於法無據。”
“李刺史有所不知，‘冶鐵’、‘水泥’等作坊之最大份子所有者，為‘皇家學堂’，故陛下曾有口諭，凡在外新辦作坊，需在鄉裏繳稅，此乃朝堂上下之共識。”始終沒有開口的王福來，此刻接話言道：“馮都督不過秉承陛下旨意辦事，並無怠慢地方。”
“王公公所言極是。”賀蘭敏之也跟著道：“學堂所入乃進‘內府’也，宮中開支大多由此支應，然朝廷那一份亦不可少，唯如此矣。”
一個是皇後的親侄子，另一個是宮中大總管，他們的話，某種程度上就是代表了皇帝，不管皇帝本人到底有沒有過上述意思，但無法驗證卻是不爭事實。
那麽，怎樣選擇？或者說如何取舍？便擺在了刺史李仁麵前。
這是一道真心難做的選擇題！
李仁反複權衡利弊，依然難以決斷。
最後還是馮寶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由“刺史府”出麵，召集本地世家豪門大戶，一起商議定奪。
李仁聞言，欣然應允。
次日，馮寶一行迴轉“水師大營”，獨留房元昭在城中。
五日後，凡是“廣州”城裏有頭有臉的“人物”，一齊應邀步入“刺史府衙”。
麵對近百“大人物”，房元昭侃侃而談——從作坊產生的巨大收益說起，再到各家合建作坊以共同獲利，並明確告訴他們，作坊自身產出，足以覆蓋各家其餘家業多繳納之稅收。
可是有人卻問：“即便作坊收益能夠彌補，那也隻是增減相抵，各家並無實得之利，此又何解？”
房元昭毫不猶豫的告訴他們，答案在“海外”。
隻要實施“新商稅”，“大唐水師”將負責蕩平“海上流寇”，必要時，可直接出兵番邦，以維護“大唐海客利益”。
房元昭那可是代表“水師都督府”，他所說的話，等同於“大唐水師宣言”！
要知道，這可是大唐軍方第一次就保護“唐人番外利益”做出的正式表態，可謂石破天驚！令所有世家豪門乃至普通商賈無不感到匪夷所思。然震驚之餘，卻又是欣喜若狂。無他，隻因在“水師”的保護下，“商船”能夠走得更遠，且無懼蠻夷武力。
要知道，“廣州”瀕海，幾乎所有世家豪門與大商賈都不同程度的參與“海外物資交易”，個中利益之大，每家皆知。隻因一直以來的巨大風險，遏製進一步擴展的念頭，如今，“大唐水師”正式入場，也就代表了未來擁有的無限可能。
相比較之下，自家一畝二分地產出的那點稅收，在“海外貨物交易”當中，根本不值一提。
既如此，支持“新商稅”，好像也不是太難的選擇。
將該說的全都說清楚以後，房元昭即於第二天一早啟程返迴“水師大營”，僅在臨行前，委托“館驛驛丞”給“刺史府”捎了一句話：“大都督期望盡快能有結果。”
“水師大營”內外，一隊隊軍卒喊著口號在奔跑，也有在校場上進行隊列以及器械輔助下的各種操練。
對於如火如荼的操練場景，房元昭早已習慣，眼光基本未做停留，僅掃視一眼而已。然等到一個“百人隊”從自己麵前跑過，他發現一個低矮的身影，正迎麵走來。
明崇儼，應當是“水師大營”裏最特殊的存在。相比較狄萱萱幾乎不出營帳的情形，他倒是常常在營中溜達。
房元昭發現，自己的小師弟今天有些不同，其並非獨自轉悠，而是一手執炭筆，一手拿著畫板，一邊東張西望，一邊在寫寫畫畫，而身後還跟著一名親兵，提著一個包袱，也不知道裏麵裝了什麽。
“小儼，汝在作甚？”房元昭主動上前詢問道。
“師兄迴來了啊。”明崇儼露出一個燦爛的笑容，接著道：“吾在計算軍卒操練時，不同個體應當受及的量。”
如果換做其他人，恐怕根本就聽不懂明崇儼在說些什麽，但房元昭卻能夠聽懂自己小師弟的意思，便隨口問了一句：“師父安排的？”
“非也。”明崇儼搖首言道：“吾拜讀劉教官所定《操典》，見過於含糊，便請教恩師，師父卻說‘人與人不相同，能因人而異固然最好，軍中人數多，不可實施，分類而定，方位首選’，吾以為師父所言‘善也’，故閑暇時自行計數，而後可分類定數。”
按後世的話來說就是，劉愣子製定的操練規則太籠統了，是麵向全軍的一個統一標準，但是軍卒之間差異是非常明顯的，有人力氣大，有人更靈活，所以，統一標準操練下，不同項目當中會出現有些士兵完成太輕鬆，其他人又覺得太累的情況。而明崇儼發現這種情況後，在馮寶大致的解說之下，他決定自己做一下“統計”，然後再根據“統計數據”，將軍卒根據身體素質不同，進行分類，再按不同類別進行操練。
應當說，明崇儼的這個想法已經超越了這個時代，很有些“科學”的意味。
房元昭仔細想了一下明崇儼所說，心下大為震驚，終於明白了其緣何能夠成為師父的“正式弟子”，單就此番設想，已是遠非尋常人可比，更不用說親自而為了。
房元昭沒有過多打擾，簡單聊了幾句便離去，他還得向馮寶稟報呢。
馮寶靜靜地聽完房元昭敘說“刺史府”商議情形以後，隻說了一句話：“若十日內無確切消息，元昭，自行安排便是。”
結果，僅過七日，“廣州刺史府衙”正式行文“水師大營”，稱：“‘廣州府’已上書朝廷，請準實行‘新商稅’，還望馮都督遣得力人手相助。”
於是，房元昭、杜風二人，受命入城，協助“廣州刺史府衙”製定“新商稅實施細則”以及敲定各家作坊開設事宜。
同一日，由明崇儼補充完善後新的《操典》，交到馮寶手中，他仔細閱看後，很是滿意，當場決定——交付刊印，下發全軍。
在之後的一段時間裏，“水師”操練更有成效，而在城內，除涉及軍用的“冶鐵作坊”外，“釀酒”、“成衣”、“馬車”、“水泥”等作坊相繼開建……
因此類作坊涉及技術和配方，故而皆以“衛崗鄉”內各家作坊與“廣州”各商號“合辦”形式，所占份子最少兩成，最多四成，且無一例外的讓出“主事權”，僅保留“收益權”，當然，相關“技術和配方的保密”事宜，也製定了措施和處置約定，並在官府作了“備案”。
至此，“廣州府”全境，成為大唐第二座開征“新商稅”的城池。
對於這個結果，馮寶內心當中還是頗為高興的，因為，有一、有二，自然會有三！當更多的城市接受“新商稅”的時候，大唐想不作出“改變”都難。
與此同時，馮寶也很清楚，“廣州”這一次能夠如此快速決定“實施新商稅”，根子還是在“海外貿易”，換句話說就是，“大唐水師”能夠如期完成重建，兌現承諾，那才是重點。
馮寶不答，僅微一頷首。
李仁當即懂了，亦輕輕點了點頭。
片刻後，李仁道：“茲事體大，老夫需三思而行。”
“無妨。”馮寶接著道：“大軍所需用度甚急，作坊不日開設，且按鄉裏規製向朝廷繳納‘商稅’，然——此事恐與地方無關。”
李仁瞬間聽懂了，急忙張口道：“大都督莫急，萬事皆可相商。”
李仁是真的“急了”。
通過朝廷邸報，各地官員大多知曉“新商稅”之詳情，隻是由於商業活動的不發達，因此無人響應。
可是“廣州”有所不同，由於是海港城市，與海外各番邦一直有著貿易往來，所以商業活動遠勝內地。一直以來，對各種貿易形式的稅收都是以“船稅”和“碼頭費”來收取，手段極其簡單粗放，以至於此類貿易產生的利潤，幾乎九成以上被地方豪門給瓜分了。隻因海上貿易風險巨大，地方官府明知此中漏洞甚多，也難以按照實際發生征繳稅收，真要是那麽幹的話，激起“民變”，當屬必然。因此，李仁從來沒有考慮過“新商稅”有實施的那一天。
但是，“衛崗鄉”通過開辦作坊，從而富甲一方，此事在官場上，幾乎無人不知。
冶鐵、釀酒等作坊，可謂日進鬥金，如若按照馮寶所說，在“廣州”辦作坊，但“商稅”從“衛崗鄉”繳納的話，地方上那是一點好處都沒有，在李仁看來，如何能行？隻是，馮寶以“軍需物資”的名義，地方官府還真就無權幹涉。
不過，馮寶話裏有一個漏洞，李仁察覺到，且說了出來：“本地之作坊，以貴鄉之名義向朝廷繳稅，老夫從未聞有此先例，似乎於法無據。”
“李刺史有所不知，‘冶鐵’、‘水泥’等作坊之最大份子所有者，為‘皇家學堂’，故陛下曾有口諭，凡在外新辦作坊，需在鄉裏繳稅，此乃朝堂上下之共識。”始終沒有開口的王福來，此刻接話言道：“馮都督不過秉承陛下旨意辦事，並無怠慢地方。”
“王公公所言極是。”賀蘭敏之也跟著道：“學堂所入乃進‘內府’也，宮中開支大多由此支應，然朝廷那一份亦不可少，唯如此矣。”
一個是皇後的親侄子，另一個是宮中大總管，他們的話，某種程度上就是代表了皇帝，不管皇帝本人到底有沒有過上述意思，但無法驗證卻是不爭事實。
那麽，怎樣選擇？或者說如何取舍？便擺在了刺史李仁麵前。
這是一道真心難做的選擇題！
李仁反複權衡利弊，依然難以決斷。
最後還是馮寶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由“刺史府”出麵，召集本地世家豪門大戶，一起商議定奪。
李仁聞言，欣然應允。
次日，馮寶一行迴轉“水師大營”，獨留房元昭在城中。
五日後，凡是“廣州”城裏有頭有臉的“人物”，一齊應邀步入“刺史府衙”。
麵對近百“大人物”，房元昭侃侃而談——從作坊產生的巨大收益說起，再到各家合建作坊以共同獲利，並明確告訴他們，作坊自身產出，足以覆蓋各家其餘家業多繳納之稅收。
可是有人卻問：“即便作坊收益能夠彌補，那也隻是增減相抵，各家並無實得之利，此又何解？”
房元昭毫不猶豫的告訴他們，答案在“海外”。
隻要實施“新商稅”，“大唐水師”將負責蕩平“海上流寇”，必要時，可直接出兵番邦，以維護“大唐海客利益”。
房元昭那可是代表“水師都督府”，他所說的話，等同於“大唐水師宣言”！
要知道，這可是大唐軍方第一次就保護“唐人番外利益”做出的正式表態，可謂石破天驚！令所有世家豪門乃至普通商賈無不感到匪夷所思。然震驚之餘，卻又是欣喜若狂。無他，隻因在“水師”的保護下，“商船”能夠走得更遠，且無懼蠻夷武力。
要知道，“廣州”瀕海，幾乎所有世家豪門與大商賈都不同程度的參與“海外物資交易”，個中利益之大，每家皆知。隻因一直以來的巨大風險，遏製進一步擴展的念頭，如今，“大唐水師”正式入場，也就代表了未來擁有的無限可能。
相比較之下，自家一畝二分地產出的那點稅收，在“海外貨物交易”當中，根本不值一提。
既如此，支持“新商稅”，好像也不是太難的選擇。
將該說的全都說清楚以後，房元昭即於第二天一早啟程返迴“水師大營”，僅在臨行前，委托“館驛驛丞”給“刺史府”捎了一句話：“大都督期望盡快能有結果。”
“水師大營”內外，一隊隊軍卒喊著口號在奔跑，也有在校場上進行隊列以及器械輔助下的各種操練。
對於如火如荼的操練場景，房元昭早已習慣，眼光基本未做停留，僅掃視一眼而已。然等到一個“百人隊”從自己麵前跑過，他發現一個低矮的身影，正迎麵走來。
明崇儼，應當是“水師大營”裏最特殊的存在。相比較狄萱萱幾乎不出營帳的情形，他倒是常常在營中溜達。
房元昭發現，自己的小師弟今天有些不同，其並非獨自轉悠，而是一手執炭筆，一手拿著畫板，一邊東張西望，一邊在寫寫畫畫，而身後還跟著一名親兵，提著一個包袱，也不知道裏麵裝了什麽。
“小儼，汝在作甚？”房元昭主動上前詢問道。
“師兄迴來了啊。”明崇儼露出一個燦爛的笑容，接著道：“吾在計算軍卒操練時，不同個體應當受及的量。”
如果換做其他人，恐怕根本就聽不懂明崇儼在說些什麽，但房元昭卻能夠聽懂自己小師弟的意思，便隨口問了一句：“師父安排的？”
“非也。”明崇儼搖首言道：“吾拜讀劉教官所定《操典》，見過於含糊，便請教恩師，師父卻說‘人與人不相同，能因人而異固然最好，軍中人數多，不可實施，分類而定，方位首選’，吾以為師父所言‘善也’，故閑暇時自行計數，而後可分類定數。”
按後世的話來說就是，劉愣子製定的操練規則太籠統了，是麵向全軍的一個統一標準，但是軍卒之間差異是非常明顯的，有人力氣大，有人更靈活，所以，統一標準操練下，不同項目當中會出現有些士兵完成太輕鬆，其他人又覺得太累的情況。而明崇儼發現這種情況後，在馮寶大致的解說之下，他決定自己做一下“統計”，然後再根據“統計數據”，將軍卒根據身體素質不同，進行分類，再按不同類別進行操練。
應當說，明崇儼的這個想法已經超越了這個時代，很有些“科學”的意味。
房元昭仔細想了一下明崇儼所說，心下大為震驚，終於明白了其緣何能夠成為師父的“正式弟子”，單就此番設想，已是遠非尋常人可比，更不用說親自而為了。
房元昭沒有過多打擾，簡單聊了幾句便離去，他還得向馮寶稟報呢。
馮寶靜靜地聽完房元昭敘說“刺史府”商議情形以後，隻說了一句話：“若十日內無確切消息，元昭，自行安排便是。”
結果，僅過七日，“廣州刺史府衙”正式行文“水師大營”，稱：“‘廣州府’已上書朝廷，請準實行‘新商稅’，還望馮都督遣得力人手相助。”
於是，房元昭、杜風二人，受命入城，協助“廣州刺史府衙”製定“新商稅實施細則”以及敲定各家作坊開設事宜。
同一日，由明崇儼補充完善後新的《操典》，交到馮寶手中，他仔細閱看後，很是滿意，當場決定——交付刊印，下發全軍。
在之後的一段時間裏，“水師”操練更有成效，而在城內，除涉及軍用的“冶鐵作坊”外，“釀酒”、“成衣”、“馬車”、“水泥”等作坊相繼開建……
因此類作坊涉及技術和配方，故而皆以“衛崗鄉”內各家作坊與“廣州”各商號“合辦”形式，所占份子最少兩成，最多四成，且無一例外的讓出“主事權”，僅保留“收益權”，當然，相關“技術和配方的保密”事宜，也製定了措施和處置約定，並在官府作了“備案”。
至此，“廣州府”全境，成為大唐第二座開征“新商稅”的城池。
對於這個結果，馮寶內心當中還是頗為高興的，因為，有一、有二，自然會有三！當更多的城市接受“新商稅”的時候，大唐想不作出“改變”都難。
與此同時，馮寶也很清楚，“廣州”這一次能夠如此快速決定“實施新商稅”，根子還是在“海外貿易”，換句話說就是，“大唐水師”能夠如期完成重建，兌現承諾，那才是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