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淚眼朦朧的抬頭望向他，他的臉上寫滿了無處可泄的憤怒和焦慮，就連額頭的青筋都暴露無遺。但他還是溫聲安慰我：“不會的，二哥一定不會有事的。”
他說著伸出胳膊，做出一個想把我攬進懷裏的動作，但衣袖快沾到我時又縮了迴去。我知道他擔心什麽，便主動拉住他的手。
可他依然想甩開我的手，嘴裏說著“不可以”，我索性整個身子都貼近他：“別說檢查結果還沒出來，就算結果是你不幸被感染，我也不會鬆開你的手的。”
杜一廷似乎還很介懷，但到底沒再收迴手去。
檢查結果半小時後就出來了，是陰性。醫生說這證明沒有被感染到艾滋病病毒，若實在不放心，可以分別在六周和三個月的時候再做檢測，若到時還是陰性，就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我自是高興的，踮起腳尖就想親他一下，卻被他用手捂住了嘴。
他故意把我推開的舉動雖是在保護我，但還是讓我很傷心，我眉眼一垂，眼淚就落了下來。
他見此有點驚惶的解釋：“我沒有嫌棄你的意思，隻是我擔心病毒還在潛伏期沒體現出來，等三個月後確診了再親也不遲。”
“可醫生已經說基本沒事了，何況親吻不會傳染的。”
他抿了抿唇：“不怕一萬，就怕萬一。萬一我真感染了呢？萬一你的口腔有破損傳染了呢？”
杜一廷雖然過於小心謹慎了，但也是出於保護我的目的，為了讓他不要有那麽大的心理壓力，我主動把雙手伸到他麵前。“我的皮膚沒有破損，可以牽你的手嗎？”
他默了默，嗯了一聲後牽起我的手。
出了防疫站後，我們直奔警局，韓然還在醫院做傷口處理，而柯藍和薛澤凱都在。
薛澤凱正把一份證據提交給警察，說他已經找到了柯藍把他爸高血壓的藥瓶替換為維生素片的證據，也從擬定他把遺囑的律師口中得出他收了柯藍的錢財，篡改遺囑的錄音。
杜一廷則同樣從口袋裏掏出了一部電話：“這部手機裏有柯藍忘了清除的通訊記錄和信息，裏麵的內容直接表明柯藍自導自演她被秦語曼刀刺並嫁禍給她的事實。”
而柯藍則像沒聽到杜一廷和薛澤凱的話似的，一雙眼睛狠狠的盯著那個持刀傷害了韓然的男人。
我們從警察那裏了解到這個男人的信息，他叫張澤康，47歲，曾是薛成海手下的職員。但他嗜賭，曾欠下了百萬高利貸，薛成海幫他解決後提出用他一隻視網膜來抵債。
張澤康當時是同意了的，在視網膜移植給柯藍後，薛成海又給了他一筆錢做補償。
這原本是你情我願的事，但一年前薛成海發現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後很憤怒，後來查到給他移植視網膜的醫生是艾滋攜帶者，而這個醫生已經在兩年前死了。他不甘心，覺得總要有人替這件這事情埋單，於是找到了柯藍。
但柯藍在篡改了遺囑後繼承了絕大部分的財產，她估計是怕薛澤凱找自己麻煩，所以在暗處雇了很多保鏢。後來他發現柯藍意圖親近杜一廷，這就把目光轉向了我們。
我和杜一廷成了受害者，而韓然的挺身而出則很可能把自己推向絕境。
柯藍一直坐著不動，隻是盯著張澤康，警察因為這個案子牽扯頗多，剛起身準備向領導匯報時，柯藍突然撲到張澤康身上對他又抓又踢又咬的。
張澤康也不還手，就笑著任她打，被打疼後才幽幽的補充了一句：“你盡情打吧，反正我們倆都離死不遠了。”
這句話顯然擊潰了她的心裏防線，她抱住腦袋跪地痛哭：“我不甘心，我為什麽會得這不治之症。我該找誰負責，我該找誰負責！”
我不是沒有同情心的人，可柯藍的哀嚎還真是讓我一點都同情不起來，我噙著淚看著她：“柯藍，你有今天都是咎由自取，你總是覬覦別人的東西，比如別人的視網膜，別人的錢財，別人的老公。憑你的所作所為，都夠你在裏麵蹲一輩子了，可你為什麽要拉無辜的人下水？誰對杜一廷負責，誰對韓然負責？是你還是張澤康？”
柯藍大笑了很久，邊笑邊說：“我自身難保，我怎麽負責，大不了一起死咯！”
我憤怒得揚起了巴掌，卻被薛澤凱攔了下來。
他沒了平日裏的玩世不恭，難得一本正經的說：“別髒了手，她犯下的事自會有法律來製裁。”
他說著看向杜一廷：“我知道你和柯藍結婚是被她逼的，你有這麽溫柔漂亮的老婆，應該對柯藍那種貨色下不去手。隻要你和她沒實質接觸，那問題不大。至於那個叫韓然的人，估計就沒那麽幸運了，你們去醫院看看他吧。這裏有我盯著呢，我會找律師給他們定罪的，絕對不會讓他們有逃脫的機會。”
我們趕到醫院時韓然已經離開了，我們詢問了醫生，醫生說他的刀口雖然深，但沒傷及骨頭，問題並不大。
韓然也說了自己是被艾滋病人用刀刺過的事，醫院也給他做了檢查，雖然是陰性的，但目前來看並沒有太大的參考價值。因為這個病是有窗口期的，一般要感染6周後再檢測才比較準確。
醫院的說法和防疫站的一樣的，要等6周甚至3個月才能有個確定的結果，而在此之前我們都得熬。
我和杜一廷輪番給韓然打了電話，可他都沒接，過了會兒再打已是關機狀態了。
這說明韓然並不想見我們，更說明他的情緒很低落，我和杜一廷分頭去找他，可他沒在公司也沒再家，就連高朵兒也聯係不上他。
向來最穩重踏實的韓然，就像從人間蒸發了一樣，沒有入住賓館的記錄，也沒有購買車票、機票的記錄，讓我們翻遍了整個n市都沒找到他。
有很多人向我們打聽韓然是不是出了什麽事，我們三緘其口什麽都沒說。一是出於內疚不忍去提，二是覺得說出來後難免會被議論，在這種時候過多的關心都會讓對方感覺到負擔，所以我們選擇避而不談。
他說著伸出胳膊，做出一個想把我攬進懷裏的動作，但衣袖快沾到我時又縮了迴去。我知道他擔心什麽，便主動拉住他的手。
可他依然想甩開我的手，嘴裏說著“不可以”，我索性整個身子都貼近他：“別說檢查結果還沒出來，就算結果是你不幸被感染，我也不會鬆開你的手的。”
杜一廷似乎還很介懷，但到底沒再收迴手去。
檢查結果半小時後就出來了，是陰性。醫生說這證明沒有被感染到艾滋病病毒，若實在不放心，可以分別在六周和三個月的時候再做檢測，若到時還是陰性，就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我自是高興的，踮起腳尖就想親他一下，卻被他用手捂住了嘴。
他故意把我推開的舉動雖是在保護我，但還是讓我很傷心，我眉眼一垂，眼淚就落了下來。
他見此有點驚惶的解釋：“我沒有嫌棄你的意思，隻是我擔心病毒還在潛伏期沒體現出來，等三個月後確診了再親也不遲。”
“可醫生已經說基本沒事了，何況親吻不會傳染的。”
他抿了抿唇：“不怕一萬，就怕萬一。萬一我真感染了呢？萬一你的口腔有破損傳染了呢？”
杜一廷雖然過於小心謹慎了，但也是出於保護我的目的，為了讓他不要有那麽大的心理壓力，我主動把雙手伸到他麵前。“我的皮膚沒有破損，可以牽你的手嗎？”
他默了默，嗯了一聲後牽起我的手。
出了防疫站後，我們直奔警局，韓然還在醫院做傷口處理，而柯藍和薛澤凱都在。
薛澤凱正把一份證據提交給警察，說他已經找到了柯藍把他爸高血壓的藥瓶替換為維生素片的證據，也從擬定他把遺囑的律師口中得出他收了柯藍的錢財，篡改遺囑的錄音。
杜一廷則同樣從口袋裏掏出了一部電話：“這部手機裏有柯藍忘了清除的通訊記錄和信息，裏麵的內容直接表明柯藍自導自演她被秦語曼刀刺並嫁禍給她的事實。”
而柯藍則像沒聽到杜一廷和薛澤凱的話似的，一雙眼睛狠狠的盯著那個持刀傷害了韓然的男人。
我們從警察那裏了解到這個男人的信息，他叫張澤康，47歲，曾是薛成海手下的職員。但他嗜賭，曾欠下了百萬高利貸，薛成海幫他解決後提出用他一隻視網膜來抵債。
張澤康當時是同意了的，在視網膜移植給柯藍後，薛成海又給了他一筆錢做補償。
這原本是你情我願的事，但一年前薛成海發現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後很憤怒，後來查到給他移植視網膜的醫生是艾滋攜帶者，而這個醫生已經在兩年前死了。他不甘心，覺得總要有人替這件這事情埋單，於是找到了柯藍。
但柯藍在篡改了遺囑後繼承了絕大部分的財產，她估計是怕薛澤凱找自己麻煩，所以在暗處雇了很多保鏢。後來他發現柯藍意圖親近杜一廷，這就把目光轉向了我們。
我和杜一廷成了受害者，而韓然的挺身而出則很可能把自己推向絕境。
柯藍一直坐著不動，隻是盯著張澤康，警察因為這個案子牽扯頗多，剛起身準備向領導匯報時，柯藍突然撲到張澤康身上對他又抓又踢又咬的。
張澤康也不還手，就笑著任她打，被打疼後才幽幽的補充了一句：“你盡情打吧，反正我們倆都離死不遠了。”
這句話顯然擊潰了她的心裏防線，她抱住腦袋跪地痛哭：“我不甘心，我為什麽會得這不治之症。我該找誰負責，我該找誰負責！”
我不是沒有同情心的人，可柯藍的哀嚎還真是讓我一點都同情不起來，我噙著淚看著她：“柯藍，你有今天都是咎由自取，你總是覬覦別人的東西，比如別人的視網膜，別人的錢財，別人的老公。憑你的所作所為，都夠你在裏麵蹲一輩子了，可你為什麽要拉無辜的人下水？誰對杜一廷負責，誰對韓然負責？是你還是張澤康？”
柯藍大笑了很久，邊笑邊說：“我自身難保，我怎麽負責，大不了一起死咯！”
我憤怒得揚起了巴掌，卻被薛澤凱攔了下來。
他沒了平日裏的玩世不恭，難得一本正經的說：“別髒了手，她犯下的事自會有法律來製裁。”
他說著看向杜一廷：“我知道你和柯藍結婚是被她逼的，你有這麽溫柔漂亮的老婆，應該對柯藍那種貨色下不去手。隻要你和她沒實質接觸，那問題不大。至於那個叫韓然的人，估計就沒那麽幸運了，你們去醫院看看他吧。這裏有我盯著呢，我會找律師給他們定罪的，絕對不會讓他們有逃脫的機會。”
我們趕到醫院時韓然已經離開了，我們詢問了醫生，醫生說他的刀口雖然深，但沒傷及骨頭，問題並不大。
韓然也說了自己是被艾滋病人用刀刺過的事，醫院也給他做了檢查，雖然是陰性的，但目前來看並沒有太大的參考價值。因為這個病是有窗口期的，一般要感染6周後再檢測才比較準確。
醫院的說法和防疫站的一樣的，要等6周甚至3個月才能有個確定的結果，而在此之前我們都得熬。
我和杜一廷輪番給韓然打了電話，可他都沒接，過了會兒再打已是關機狀態了。
這說明韓然並不想見我們，更說明他的情緒很低落，我和杜一廷分頭去找他，可他沒在公司也沒再家，就連高朵兒也聯係不上他。
向來最穩重踏實的韓然，就像從人間蒸發了一樣，沒有入住賓館的記錄，也沒有購買車票、機票的記錄，讓我們翻遍了整個n市都沒找到他。
有很多人向我們打聽韓然是不是出了什麽事，我們三緘其口什麽都沒說。一是出於內疚不忍去提，二是覺得說出來後難免會被議論，在這種時候過多的關心都會讓對方感覺到負擔，所以我們選擇避而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