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入第五名武將，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儒術90+”
顧炎武本名絳，字忠清、寧人，南都敗後，因為仰慕文天祥學生王炎午的為人，改名炎武。因故居旁有亭林湖，學者尊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的傑出的思想家、經學家、史地學家和音韻學家，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儒”。
他一生輾轉，行萬裏路，讀萬卷書，創立了一種新的治學方法，成為清初繼往開來的一代宗師，被譽為清學“開山始祖”。顧炎武學問淵博，於國家典製、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及經史百家、音韻訓詁之學，都有研究。晚年治經重考證，開清代樸學風氣。其學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為主，合學與行、治學與經世為一。詩多傷時感事之作。
顧炎武被稱作是清朝“開國儒師”、“清學開山”始祖，是著名經學家、史地學家、音韻學家。他學識淵博，在經學、史學、音韻、小學、金石考古、方誌輿地以及詩文諸學上，都有較深造詣，建樹了承前啟後之功，成為開啟一代學術先路的傑出大師。他繼承明季學者的反理學思潮，不僅對陸王心學作了清算，而且在性與天道、理氣、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諸多範疇上，都顯示了與程朱理學迥異的為學旨趣。
顧炎武為學以經世致用的鮮明旨趣，樸實歸納的考據方法，創辟路徑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眾多學術領域的成就，終結了晚明空疏的學風，開啟了一代樸實學風的先路，給予清代學者以極為有益的影響。
顧炎武還提倡“利國富民”，並認為“善為國者，藏之於民”。他大膽懷疑君權，並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啟蒙思想色彩的“眾治”的主張。他提倡經世致用，反對空談，注意廣求證據，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
曆史學家錢穆稱其重實用而不尚空談，“能於政事諸端切實發揮其利弊，可謂內聖外王體用兼備之學”。顧炎武強調做學問必須先立人格：“禮義廉恥，是謂四維”。他所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口號，意義和影響深遠。
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鮑鴻也是略有耳聞，不過也僅僅局限於聞其名罷了。
“亂入第六名武將，明代思想家、軍事家，心學集大成者陽明先生王守仁，儒術95+”
王守仁字伯安，別號陽明，因曾築室於會稽山陽明洞，自號陽明子，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亦稱王陽明。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和軍事家，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弘治十二年進士，曆任刑部主事、貴州龍場驛丞、廬陵知縣、右僉都禦史、南贛巡撫、兩廣總督等職，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禦史。因平定宸濠之亂軍功而被封為新建伯，隆慶年間追贈新建侯。諡文成，故後人又稱王文成公。
王守仁（心學集大成者）與孔子（儒學創始人）、孟子（儒學集大成者）、朱熹（理學集大成者）並稱為孔、孟、朱、王。
王守仁的學說思想王學，是明代影響最大的哲學思想。其學術思想傳至中國、日本、朝鮮半島以及東南亞，立德、立言於一身，成就冠絕有明一代。弟子極眾，世稱姚江學派。
陽明先生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更是輝煌的一生，是一個成功者的軍事家，一個成功的政治家，更是一個成功的哲學家。
這樣的人生，歸根究底，就是他在實踐自己的理論。
明武宗正德三年，王守仁在貴陽文明書院講學，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說。所謂“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識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踐履和實際行動。因此，知行關係，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識和道德踐履的關係，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實際行動的關係。
知行合一：是中國古代哲學中認識論和實踐論的命題，主要是關於道德修養、道德實踐方麵的。“知行合一”觀認為：不僅要認識（“知”），尤其應當實踐（“行”），認識事物的道理與實行其事，是密不可分的一迴事。隻有把“知”和“行”統一起來，才能稱得上“善”。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兩層意思。
其一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認為知行是一迴事，不能分為“兩截”。他說：“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從道德教育上看，他極力反對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脫節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歸之於個體的自覺行動，這是有積極意義的。因為從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識離不開道德行為，道德行為也離不開道德意識。二者互為表裏，不可分離。知必然要表現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認識和道德意識必然表現為道德行為，如果不去行動，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認為：良知。無不行，而自覺的行，也就是知。這無疑是有其深刻之處的。
其次則是以知為行，知決定行。王守仁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意思是說，道德是行為的指導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動是達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導下產生的意念活動是行為的開始，符合道德規範要求的行為是“良知”的完成。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說主要針對程朱理學而發的。因為程朱理學主張“知先行後”，將知行分為兩截，認為必先“知”然後才能“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為了糾程朱理學之偏。
之所以在理學的教條之下能夠衍生出‘心學’既是他在遊學南北、沉浮宦海、澄心默坐中曆練所得，也是明代士風熏染的結果。
明太祖懲元代寬縱之弊，用重典治天下，建立了一套極端的君主****政治製度，也造成了一代嚴峻的政治形勢。有意思的是，明太祖本人卻時常意氣用事，喜歡和士大夫爭個是非曲直，一旦理虧，或欣然認錯，或廷杖相加。這種作風我們在明代其他君主如成祖、仁宗、宣宗、憲宗、武宗甚至世宗、神宗身上也可以發現。這樣一來，在士大夫中逐漸養成了一種敢說敢為、欲與人主論短長的風氣。通觀有明一代，為君者任意殺戮、侮辱士大夫在中國曆史上是罕見的，但士大夫的氣節也是曆代罕見的，越是挨了板子，越是覺得風光，名氣也就越大。天順、成化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活躍，明初建立的極端君主****製度漸趨鬆懈，市民階層和市民意識重新抬頭，傳統的禮教觀念也受到強有力的衝擊，士大夫中的講學辯駁之風日盛，人們在受到長時期的思想禁錮之後，感受到了自由輕鬆的氣息。到王守仁時代，出現了一批富有創新精神、追求個性自由的學者和藝術家。楊慎以他的詩、文、散曲，唐寅、祝允明、文征明以他們的書、畫，向時人宣告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正是在這種風氣之中，形成了王守仁的獨特個性，並在哲學領域向程朱理學的教條統治發起衝擊，從而對明中後期的思想解放產生重大的影響。
“王守仁這個我知道，不說學術問題，純粹的軍事水平就很吊！”鮑鴻笑道，“罕見的變態全能，牛叉至極！”
“前朝亂入第一名武將，漢賦四大家之一，西漢楊雄楊子雲，儒術96。”
揚雄西漢蜀郡成都人。少好學，口吃，博覽群書，長於辭賦。年四十餘，始遊京師長安，以文見召，奏《甘泉》、《河東》等賦。成帝時任給事黃門郎。王莽時任大夫，校書天祿閣。揚雄是繼司馬相如之後西漢最著名的辭賦家。所謂“歇馬獨來尋故事，文章兩漢愧楊雄”。
在劉禹錫著名的《陋室銘》中“西蜀子雲亭”的西蜀子雲即為揚雄。揚雄曾撰《太玄》等，將源於老子之道的玄作為最高範疇，並在構築宇宙生成圖式、探索事物發展規律時，以玄為中心思想，是漢朝道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者，對後世意義可謂重大。
揚雄早年極其崇拜司馬相如，曾模仿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作《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為已處於崩潰前夕的漢王朝粉飾太平、歌功頌德。故後世有“揚馬”之稱。揚雄晚年對賦有了新的認識，在《法言·吾子》中認為作賦乃是“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並認為自己早年的賦和司馬相如的賦一樣，都是似諷而實勸。
如果純粹是辭賦、散文等文學，楊雄卻是擔不上那麽高的儒術水平，在儒術傳承弘揚方麵，揚雄批判神學經學，為的是能夠恢複孔子的正統儒學。在揚雄看來，孔丘是最大的聖人，孔丘的經典是最主要的經典。
他說：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又說：山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因此，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他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於沱，或淪於漢。
但是，揚雄認為自孔子死後，孔子聖道的發展與傳播卻由於“塞路者”的幹擾而受到了阻礙。在古時有楊墨塞路，當時孟子辭而辟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孟子。這裏所說的“後之塞路者”就是指漢代的欲仇偽而假真、羊質而五虎皮、學也為利的虛偽、煩瑣荒誕的官方正統經學。因此，揚雄要象孟子那樣掃除塞路者，為孔子儒學能在漢代健康發展開辟道路。
這個思想也有其兩麵性，從積極的角度來說，的確是很多人沒有能夠完全理解孔子的儒術，歪曲理解，所以才形成了眾多的酸儒、腐儒、狗儒，那麽迴歸主題，重新衝根本上去認識孔子的儒道無疑是正確的。
前麵也一直再說，那些為人所傳揚的大儒，不管是盛名還是罵名，就像是董仲舒的罷黜百家、朱熹的三綱五常的，從本質上來說，人家建立學說的時候確實是在為百姓爭取利益。但是到了當權者那裏，不斷被扭曲而已。
所以，解讀原生態的儒學至關重要。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以為盲從孔子的思想，不知道與時推移，與時俱進，那麽被淘汰也是早晚的事情。這樣的觀點無疑是與剛剛說的我注六經的觀點相悖的。
從辯證的角度來說，任何事物都有兩麵性，不能極端的偏執於一個方麵，必須找到其中的平衡點才能夠更好的利用。
在這裏就是繼承和發展的問題，那句話大家都會說，不外乎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罷了。
但是，因為立場、觀念等角度的不同，眼裏看到的精華和糟粕也可能是截然不同的，終究還是要做過一場才是。
當然，話說迴來，在這個階段，春秋戰國再到秦漢也不過數百年，可以說諸子世家還在傳承家學的階段，尤其是造紙術不能普及，一書千金，根本達不到注解六經的階段，純粹的以繼承為主，發展完全可以忽略不計。
而另一方麵，前朝複活的人物，大多數不存在後世所謂的純粹儒家，還處在儒家吞並各家優點的發展階段。
至於具體情況，鮑鴻自然是完全懵逼的，他要能搞清楚儒家兩千年來的發展史才是見鬼了呢！
不過，鮑鴻至少知道，楊雄這種大儒殺出來，直接就有很大的人氣基礎，發布學問的話是非常便利的，相對來說，後世大儒還需要先刷名氣，困難程度比武將出名難多了。(未完待續。)
顧炎武本名絳，字忠清、寧人，南都敗後，因為仰慕文天祥學生王炎午的為人，改名炎武。因故居旁有亭林湖，學者尊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的傑出的思想家、經學家、史地學家和音韻學家，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儒”。
他一生輾轉，行萬裏路，讀萬卷書，創立了一種新的治學方法，成為清初繼往開來的一代宗師，被譽為清學“開山始祖”。顧炎武學問淵博，於國家典製、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及經史百家、音韻訓詁之學，都有研究。晚年治經重考證，開清代樸學風氣。其學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為主，合學與行、治學與經世為一。詩多傷時感事之作。
顧炎武被稱作是清朝“開國儒師”、“清學開山”始祖，是著名經學家、史地學家、音韻學家。他學識淵博，在經學、史學、音韻、小學、金石考古、方誌輿地以及詩文諸學上，都有較深造詣，建樹了承前啟後之功，成為開啟一代學術先路的傑出大師。他繼承明季學者的反理學思潮，不僅對陸王心學作了清算，而且在性與天道、理氣、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諸多範疇上，都顯示了與程朱理學迥異的為學旨趣。
顧炎武為學以經世致用的鮮明旨趣，樸實歸納的考據方法，創辟路徑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眾多學術領域的成就，終結了晚明空疏的學風，開啟了一代樸實學風的先路，給予清代學者以極為有益的影響。
顧炎武還提倡“利國富民”，並認為“善為國者，藏之於民”。他大膽懷疑君權，並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啟蒙思想色彩的“眾治”的主張。他提倡經世致用，反對空談，注意廣求證據，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
曆史學家錢穆稱其重實用而不尚空談，“能於政事諸端切實發揮其利弊，可謂內聖外王體用兼備之學”。顧炎武強調做學問必須先立人格：“禮義廉恥，是謂四維”。他所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口號，意義和影響深遠。
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鮑鴻也是略有耳聞，不過也僅僅局限於聞其名罷了。
“亂入第六名武將，明代思想家、軍事家，心學集大成者陽明先生王守仁，儒術95+”
王守仁字伯安，別號陽明，因曾築室於會稽山陽明洞，自號陽明子，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亦稱王陽明。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和軍事家，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弘治十二年進士，曆任刑部主事、貴州龍場驛丞、廬陵知縣、右僉都禦史、南贛巡撫、兩廣總督等職，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禦史。因平定宸濠之亂軍功而被封為新建伯，隆慶年間追贈新建侯。諡文成，故後人又稱王文成公。
王守仁（心學集大成者）與孔子（儒學創始人）、孟子（儒學集大成者）、朱熹（理學集大成者）並稱為孔、孟、朱、王。
王守仁的學說思想王學，是明代影響最大的哲學思想。其學術思想傳至中國、日本、朝鮮半島以及東南亞，立德、立言於一身，成就冠絕有明一代。弟子極眾，世稱姚江學派。
陽明先生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更是輝煌的一生，是一個成功者的軍事家，一個成功的政治家，更是一個成功的哲學家。
這樣的人生，歸根究底，就是他在實踐自己的理論。
明武宗正德三年，王守仁在貴陽文明書院講學，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說。所謂“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識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踐履和實際行動。因此，知行關係，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識和道德踐履的關係，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實際行動的關係。
知行合一：是中國古代哲學中認識論和實踐論的命題，主要是關於道德修養、道德實踐方麵的。“知行合一”觀認為：不僅要認識（“知”），尤其應當實踐（“行”），認識事物的道理與實行其事，是密不可分的一迴事。隻有把“知”和“行”統一起來，才能稱得上“善”。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兩層意思。
其一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認為知行是一迴事，不能分為“兩截”。他說：“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從道德教育上看，他極力反對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脫節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歸之於個體的自覺行動，這是有積極意義的。因為從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識離不開道德行為，道德行為也離不開道德意識。二者互為表裏，不可分離。知必然要表現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認識和道德意識必然表現為道德行為，如果不去行動，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認為：良知。無不行，而自覺的行，也就是知。這無疑是有其深刻之處的。
其次則是以知為行，知決定行。王守仁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意思是說，道德是行為的指導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動是達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導下產生的意念活動是行為的開始，符合道德規範要求的行為是“良知”的完成。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說主要針對程朱理學而發的。因為程朱理學主張“知先行後”，將知行分為兩截，認為必先“知”然後才能“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為了糾程朱理學之偏。
之所以在理學的教條之下能夠衍生出‘心學’既是他在遊學南北、沉浮宦海、澄心默坐中曆練所得，也是明代士風熏染的結果。
明太祖懲元代寬縱之弊，用重典治天下，建立了一套極端的君主****政治製度，也造成了一代嚴峻的政治形勢。有意思的是，明太祖本人卻時常意氣用事，喜歡和士大夫爭個是非曲直，一旦理虧，或欣然認錯，或廷杖相加。這種作風我們在明代其他君主如成祖、仁宗、宣宗、憲宗、武宗甚至世宗、神宗身上也可以發現。這樣一來，在士大夫中逐漸養成了一種敢說敢為、欲與人主論短長的風氣。通觀有明一代，為君者任意殺戮、侮辱士大夫在中國曆史上是罕見的，但士大夫的氣節也是曆代罕見的，越是挨了板子，越是覺得風光，名氣也就越大。天順、成化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活躍，明初建立的極端君主****製度漸趨鬆懈，市民階層和市民意識重新抬頭，傳統的禮教觀念也受到強有力的衝擊，士大夫中的講學辯駁之風日盛，人們在受到長時期的思想禁錮之後，感受到了自由輕鬆的氣息。到王守仁時代，出現了一批富有創新精神、追求個性自由的學者和藝術家。楊慎以他的詩、文、散曲，唐寅、祝允明、文征明以他們的書、畫，向時人宣告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正是在這種風氣之中，形成了王守仁的獨特個性，並在哲學領域向程朱理學的教條統治發起衝擊，從而對明中後期的思想解放產生重大的影響。
“王守仁這個我知道，不說學術問題，純粹的軍事水平就很吊！”鮑鴻笑道，“罕見的變態全能，牛叉至極！”
“前朝亂入第一名武將，漢賦四大家之一，西漢楊雄楊子雲，儒術96。”
揚雄西漢蜀郡成都人。少好學，口吃，博覽群書，長於辭賦。年四十餘，始遊京師長安，以文見召，奏《甘泉》、《河東》等賦。成帝時任給事黃門郎。王莽時任大夫，校書天祿閣。揚雄是繼司馬相如之後西漢最著名的辭賦家。所謂“歇馬獨來尋故事，文章兩漢愧楊雄”。
在劉禹錫著名的《陋室銘》中“西蜀子雲亭”的西蜀子雲即為揚雄。揚雄曾撰《太玄》等，將源於老子之道的玄作為最高範疇，並在構築宇宙生成圖式、探索事物發展規律時，以玄為中心思想，是漢朝道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者，對後世意義可謂重大。
揚雄早年極其崇拜司馬相如，曾模仿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作《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為已處於崩潰前夕的漢王朝粉飾太平、歌功頌德。故後世有“揚馬”之稱。揚雄晚年對賦有了新的認識，在《法言·吾子》中認為作賦乃是“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並認為自己早年的賦和司馬相如的賦一樣，都是似諷而實勸。
如果純粹是辭賦、散文等文學，楊雄卻是擔不上那麽高的儒術水平，在儒術傳承弘揚方麵，揚雄批判神學經學，為的是能夠恢複孔子的正統儒學。在揚雄看來，孔丘是最大的聖人，孔丘的經典是最主要的經典。
他說：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又說：山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因此，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他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於沱，或淪於漢。
但是，揚雄認為自孔子死後，孔子聖道的發展與傳播卻由於“塞路者”的幹擾而受到了阻礙。在古時有楊墨塞路，當時孟子辭而辟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孟子。這裏所說的“後之塞路者”就是指漢代的欲仇偽而假真、羊質而五虎皮、學也為利的虛偽、煩瑣荒誕的官方正統經學。因此，揚雄要象孟子那樣掃除塞路者，為孔子儒學能在漢代健康發展開辟道路。
這個思想也有其兩麵性，從積極的角度來說，的確是很多人沒有能夠完全理解孔子的儒術，歪曲理解，所以才形成了眾多的酸儒、腐儒、狗儒，那麽迴歸主題，重新衝根本上去認識孔子的儒道無疑是正確的。
前麵也一直再說，那些為人所傳揚的大儒，不管是盛名還是罵名，就像是董仲舒的罷黜百家、朱熹的三綱五常的，從本質上來說，人家建立學說的時候確實是在為百姓爭取利益。但是到了當權者那裏，不斷被扭曲而已。
所以，解讀原生態的儒學至關重要。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以為盲從孔子的思想，不知道與時推移，與時俱進，那麽被淘汰也是早晚的事情。這樣的觀點無疑是與剛剛說的我注六經的觀點相悖的。
從辯證的角度來說，任何事物都有兩麵性，不能極端的偏執於一個方麵，必須找到其中的平衡點才能夠更好的利用。
在這裏就是繼承和發展的問題，那句話大家都會說，不外乎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罷了。
但是，因為立場、觀念等角度的不同，眼裏看到的精華和糟粕也可能是截然不同的，終究還是要做過一場才是。
當然，話說迴來，在這個階段，春秋戰國再到秦漢也不過數百年，可以說諸子世家還在傳承家學的階段，尤其是造紙術不能普及，一書千金，根本達不到注解六經的階段，純粹的以繼承為主，發展完全可以忽略不計。
而另一方麵，前朝複活的人物，大多數不存在後世所謂的純粹儒家，還處在儒家吞並各家優點的發展階段。
至於具體情況，鮑鴻自然是完全懵逼的，他要能搞清楚儒家兩千年來的發展史才是見鬼了呢！
不過，鮑鴻至少知道，楊雄這種大儒殺出來，直接就有很大的人氣基礎，發布學問的話是非常便利的，相對來說，後世大儒還需要先刷名氣，困難程度比武將出名難多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