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話說迴來，不知道幾位先生有沒有開始講述您身後大漢的變化？”鮑鴻笑著說道。
“哦？將軍要問的是什麽方麵？”霍光聞言，也是笑著接口道。
“咱們這裏都是自己人，我也不虛言偽裝，就說如今士人、外戚、宦官爭鬥不休的問題。究竟該如何才能構建出穩定的政治製度呢？”鮑鴻笑著甩出了一個無解的難題，看看這個被係統認定政治100的家夥怎麽看。
為什麽說是無解難題呢？因為這是曆代皇帝都思考的問題，要是能解決這個問題，國家中央士人、外戚、宦官一條心，那麽國家延綿萬世也不是不可能的。
士人倒不用多說，所謂士農工商，古代所謂四民，指讀書的、種田的、做工的、經商的。
“士”的階層很早就出現了。西周、春秋時代，士，在政治上居於卿大夫與庶民之間，處於貴族的最低層，幾與庶人相接；在宗法上，大夫臣士，士依附於卿大夫，不得有僭越之舉；在經濟上，士有一定數量的“食田”，祿足以代其耕，可以不勞而食；在文化上，士受過禮、樂、射、禦、書、數等多種教育。他們的社會職業因而是多樣化的，或充任武士，或作卿大夫的邑宰、家臣，或在天子、諸侯的宮廷和基層行政機構中擔任一般職事官。
春秋中後期，士作為一個社會等級逐步解體。由於禮崩樂壞、宗法製鬆弛以至於瓦解，士失去了生活保障，除了“六藝”知識，已經一無所有；另一方麵，士在失去地位的同時，也擺脫了宗法製的束縛，不再受卿大夫的役使，獲得了較大的人身自由。
而大國爭霸的政治需要，使得各諸侯國爭相「尚賢」、「使能」，從而刺激了社會對智能、知識的需求急劇增長；以傳播文化與政治知識為主的私學在這一時期大量湧現，不僅培養出大批文化人，而且形成「不爭輕重尊卑貴賤，而爭於道」的文化理念。種種曆史機緣的遇合，促成了士人的崛起。
到了現在，士人並不作為一個階級而存在了。而是專指讀書人，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文人知識分子的統稱。他們學習知識，傳播文化，政治上尊王，學術上循道，周旋於道與王之間。他們是國家政治的參與者，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者、傳承者。士人是古代中國才有的一種特殊身份，是中華文明所獨有的一個精英社會群體。
掌握了政治、文化、學術等等，自然免不了介入政治。
著名的士大夫的稱謂就是指的是士人與官僚的合二為一。從士人到士大夫，顯示了士人介入政治，進入政治中心地帶的曆史動向。
說起漢朝，外戚自然免不了占有非常大的比例。
秦統一中國後，秦王政自認為“德高三皇，功蓋五帝“，因而取兩者之尊稱“皇帝“，並由此確立整套與皇帝相關的製度，其中皇位繼承製度是其中最重要的製度之一，為了萬世一係地將自己的寶座傳給自己的子孫，以“奉宗廟之重，終無窮之祚“，自稱始皇帝，以期二世、三世以至萬世也。秦雖曆二世而亡，但秦始皇開創的皇位繼承製度卻保留下來，到東漢時已日臻完善。這種皇位繼承製度，使儲君的範圍集中在當今皇帝的子嗣當中，選擇餘地較小，一旦皇帝早逝，出現幼帝即位的概率就極大。
尤其是東漢更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東漢除光武帝(劉秀)、明帝(劉莊)、獻帝(劉協)外，其餘都未滿36歲而亡。其中，除去安、質、桓三帝以劉氏宗族身份即位外，其餘都遵從“父傳子，家天下“的繼承原則。
皇帝們雖然嬪妃較多、結婚早，但由於身體發育尚未成熟，過度縱欲，無疑會影響自身的健康，使後代多體質孱弱而夭折，如果涉及宮廷爭寵、廢立，再加上古時醫療技術的落後，其中能成人的皇子本來就不多，皇儲的選擇範圍就更小了。東漢先帝死時都早，所以能存活下來的皇子必然年齡偏幼，但隻要先皇有子嗣卻是非立不可，這就造成了多幼帝的情況。
由於皇帝大多夭亡，太子年幼繼位，於是，就出現了母後臨朝，垂廉聽政的情況。漢朝又確立了皇後的嫡正地位，在皇帝年幼、懦弱、昏庸或皇嗣中斷時，皇太後可以監護人的身份監督、選立嗣位人，以至臨朝稱製。太後臨朝稱製，其權力與皇帝相等。
這些垂廉聽政的太後們，年齡都不大，一般不過二十幾歲。她們死了老公，精神空虛頹廢，無以寄托，把思想感情的關注點，從夫妻生活轉移到朝廷大事的處理上來。然
東漢多幼帝而，這些年輕的太後們沒有起碼的社會經驗和統治經驗，也基本上沒有文化知識。她們根本沒有能力來駕馭國家機器，隻好依靠自己娘家的的父兄，幫助自己來處理國家大事。這樣一來，國家政權便落到了外戚的手中。
以漢朝過去的經曆來說，最早的案例是呂後專權。
呂後專權後，曾殺了繼任的少帝劉恭(漢朝第三任皇帝)，又立劉盈的兒子劉弘為帝，由於呂後的****，可憐劉弘即位的那年連“元年”都稱不上。呂後專權期間，西漢王朝表麵姓劉，實質上卻是呂家的天下，因此當呂後去世後，隨即爆發了劉氏皇族與呂氏外戚集團之間的血腥鬥爭。
在周勃、陳平等人的努力下，劉氏皇族贏得了勝利，西漢終於迴到了劉家子孫手上，從而進入第五、六任皇帝統治的“文景”時代，換言之，漢朝的第2，3，4任皇帝都隻是徒有虛名。“呂後專權”雖造成了一定禍患，漢朝還是有驚無險地延續了下去，這過程中漢朝還是“幸運”的。
也正因為如此，漢武帝並沒有從中吸取教訓，反而更加‘變本加厲’的重用外戚。更不巧的是，一方麵漢武帝雄才偉略，有他在壓陣，外戚們並沒有掀起什麽波浪，另一方麵，‘衛霍’兩家的外戚也都是能力出眾，忠心耿耿的能臣猛將，不但沒有帶來不利影響，反而創下了赫赫戰功，使漢朝成為了真正的東方帝國。
早期漢武帝劉徹剛即位不久，漢朝朝政實際上也由當時的太皇太後竇氏把持著，該期間，竇太後曾多次左右朝政，甚至可以隨時撤換皇帝，作為皇帝的劉徹實際上也是傀儡一個。幸運的是，由於竇太後始終忠於屬於劉家，盡管依附著她的竇家勢力很強大，但漢朝並沒有“姓竇”的趨向。
後期漢武帝劉徹在位時曾依賴衛青、霍去病等“親家”先後多次出擊匈奴，在“衛霍”家族權高位重的時候，他們絲毫沒有威脅到劉家天下，幸運的是，在漢武帝的帝位幾乎後繼無人的時候，霍光也非常有責任地擔起了他的托孤使命，如果他任人不當的話，漢朝在那時候很容易就易姓。
從漢武帝到漢宣帝，“衛霍”家族可謂不折不扣地撐起了半個漢朝。漢宣帝的即位其實也是“衛霍”權力下的結果，出現這樣一位很有作為的中興皇帝，西漢中期的“霍氏專權”起到了非常關鍵、積極的作用。
或許正史因為這幾次情況不但沒有朝著不利的方向發展，甚至就算有些端倪也在爆發之前就被消弭了，甚至同樣還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在這種前提下，後繼的漢帝自然覺得外戚是非常可信的存在，對他們信任有加，不加提防，那麽接下來的結果也是不言而喻的。
漢元帝時期，由於皇帝劉奭盲目信任外戚史高，同時又極其依賴宦官集團，結果導致了“外戚、儒臣、宦官”三種勢力的鬥爭。這期間，漢朝的外戚雖沒達到“專權”程度，但漢元帝卻因自己過分依賴外戚及宦官導致了威權旁落，朝政逐漸失去控製，許多匡扶漢室的儒臣被殺的殺貶的貶，西漢從此走向了沒落。很不幸地，漢元帝時候出了個“王皇後”王政君，當時的她雖然還沒參與“專權”，但她卻是後來導致西漢滅亡的“專權炸彈”。
接下來的典故自然不用多說‘王氏專權’帶來的自然就是王莽篡漢的事情了。這一次，終究因為外戚專權造成了巨大的動蕩。
從呂後開始，到竇太後、霍光，漢朝政權雖一度掌握在異姓外戚手上，但漢朝始終還是姓劉的；正因為有著這樣的外戚專權先河，因而漢朝皇帝一直不怎麽限製外戚們的權力。如果說有衛家、霍家這樣的外戚是幸運的，那麽到了王氏外戚時，漢朝的這種好運就到頭了。
不過，王莽的“代漢”似乎僅為了給劉家子孫一個教訓，漢朝的氣數還盛得很，這不，劉秀接管天下後，這江山還是屬於劉邦子孫的，這個教訓也隻能說是不輕不重的。
但是畢竟有了外戚專權的教訓後，東漢中期以前一直對這方麵權力有著相當程度的限製，漢朝又因此往後延綿了許多年。
那麽這裏就要說最後一個集團了——宦官！
因為有了外戚專權的教訓，漢帝也開始限製外戚的權利了。但是，相對於外戚來說，士人並不是十分值得依仗的勢力，畢竟不是‘自己人’，那麽這樣一個值得信任‘身邊人’扶植出來豈不正好？
所以在東漢中後期後，雖說多由幼主臨朝，政權多落人皇太後為首的外戚之中。但是到了皇帝成年後，不甘於外戚專權局麵，在皇帝與外戚的鬥爭中，皇帝因幼長深宮，勢單力孤，所能依靠的大致也就是朝夕相處的宦官，於是便隻能依靠身邊的宦官發動政變，這樣，宦官在皇帝支持下形成政治集團而操縱政權。
而宦官一旦幫助皇帝取得大權，又會居功自傲，進而專權擅政。
再加上由於宦官沒有社會基礎，沒有政治才幹，因而導致政治更加腐敗。比較正直的文人官吏和外戚集團起而反對宦官，宦官在皇帝支持下進行反擊和鎮壓，因而導致了黨錮之禍，使東漢統治日趨腐敗，政局更加混亂。
可以說，其本身的社會基礎、社會地位決定了他們的對天下帶來的利弊多少。
士人畢竟大多數都是讀書人，終究是比較靠譜的家夥，道德修養稍微靠譜一點的話，很少會出現問題。事實上，忠臣良將出身士大夫的比例還是很高的。
至於外戚，這個就要看個人自己的道德修養、學識素質之類的情況了。
像是‘衛霍’兩家就是這個道理。而相對來說，有些和皇帝根本沒有‘門當戶對’，驟然獲取巨大的權利，根本沒辦法駕馭，那無疑就相當於小兒駕駛著全力狂奔的馬車，最終的結果必然是墜入懸崖。
到了宦官那就更不用多說了，雖然不是說完全沒有靠譜的，但那畢竟隻是少數，畢竟一般人家沒事跑去做宦官作甚？要去做宦官肯定是有特殊的原因的。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宦官是最不靠譜的家夥。
尤其是在幫助皇帝奪權之後，居功自傲，進而專權擅政。雖然說起來，大多數情況下宦官還是屬於依附於皇帝這棵大樹的藤蔓而已，並不可能如外戚一般完全奪取政權。但是他們若是欺下媚上，乃至是諂媚蠱惑皇帝，帶來的災難卻是更加劇烈的。
要知道，哪怕是外戚專權乃至是真的上位了改朝換代，無論是呂後或者是武則天等等，或許他們大幅屠戮劉姓、李姓後人，但是在執政方麵卻依舊能夠任用賢才，大力發展。
而若是由宦官把皇帝帶壞了，那結果才真的是民不聊生，天下大亂呢。
別的不說，就以當今天下而言，眼下這個局麵可以說就是十常侍拉著靈帝一起‘墮落’造成的。
十常侍自己橫征暴斂，賣官鬻爵，他們的父兄子弟遍布天下，橫行鄉裏，禍害百姓，無官敢管。人民不堪剝削、壓迫，紛紛起來反抗。當時一些比較清醒的官吏，已看出宦官集團的黑暗腐敗，導致大規模農民起義的形勢。
郎中張鈞在給皇帝的奏章中明白指出，黃巾起義是外戚宦官專權逼出來的，他說:“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宗、賓客典據州郡，辜確財利，侵略百姓，百姓之怨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
張鈞上書當然不會開口噴靈帝，實際上來說靈帝的作為，屬於已經被十常侍帶跑偏了，想要迴歸征途恐怕很難。(未完待續。)
“哦？將軍要問的是什麽方麵？”霍光聞言，也是笑著接口道。
“咱們這裏都是自己人，我也不虛言偽裝，就說如今士人、外戚、宦官爭鬥不休的問題。究竟該如何才能構建出穩定的政治製度呢？”鮑鴻笑著甩出了一個無解的難題，看看這個被係統認定政治100的家夥怎麽看。
為什麽說是無解難題呢？因為這是曆代皇帝都思考的問題，要是能解決這個問題，國家中央士人、外戚、宦官一條心，那麽國家延綿萬世也不是不可能的。
士人倒不用多說，所謂士農工商，古代所謂四民，指讀書的、種田的、做工的、經商的。
“士”的階層很早就出現了。西周、春秋時代，士，在政治上居於卿大夫與庶民之間，處於貴族的最低層，幾與庶人相接；在宗法上，大夫臣士，士依附於卿大夫，不得有僭越之舉；在經濟上，士有一定數量的“食田”，祿足以代其耕，可以不勞而食；在文化上，士受過禮、樂、射、禦、書、數等多種教育。他們的社會職業因而是多樣化的，或充任武士，或作卿大夫的邑宰、家臣，或在天子、諸侯的宮廷和基層行政機構中擔任一般職事官。
春秋中後期，士作為一個社會等級逐步解體。由於禮崩樂壞、宗法製鬆弛以至於瓦解，士失去了生活保障，除了“六藝”知識，已經一無所有；另一方麵，士在失去地位的同時，也擺脫了宗法製的束縛，不再受卿大夫的役使，獲得了較大的人身自由。
而大國爭霸的政治需要，使得各諸侯國爭相「尚賢」、「使能」，從而刺激了社會對智能、知識的需求急劇增長；以傳播文化與政治知識為主的私學在這一時期大量湧現，不僅培養出大批文化人，而且形成「不爭輕重尊卑貴賤，而爭於道」的文化理念。種種曆史機緣的遇合，促成了士人的崛起。
到了現在，士人並不作為一個階級而存在了。而是專指讀書人，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文人知識分子的統稱。他們學習知識，傳播文化，政治上尊王，學術上循道，周旋於道與王之間。他們是國家政治的參與者，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者、傳承者。士人是古代中國才有的一種特殊身份，是中華文明所獨有的一個精英社會群體。
掌握了政治、文化、學術等等，自然免不了介入政治。
著名的士大夫的稱謂就是指的是士人與官僚的合二為一。從士人到士大夫，顯示了士人介入政治，進入政治中心地帶的曆史動向。
說起漢朝，外戚自然免不了占有非常大的比例。
秦統一中國後，秦王政自認為“德高三皇，功蓋五帝“，因而取兩者之尊稱“皇帝“，並由此確立整套與皇帝相關的製度，其中皇位繼承製度是其中最重要的製度之一，為了萬世一係地將自己的寶座傳給自己的子孫，以“奉宗廟之重，終無窮之祚“，自稱始皇帝，以期二世、三世以至萬世也。秦雖曆二世而亡，但秦始皇開創的皇位繼承製度卻保留下來，到東漢時已日臻完善。這種皇位繼承製度，使儲君的範圍集中在當今皇帝的子嗣當中，選擇餘地較小，一旦皇帝早逝，出現幼帝即位的概率就極大。
尤其是東漢更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東漢除光武帝(劉秀)、明帝(劉莊)、獻帝(劉協)外，其餘都未滿36歲而亡。其中，除去安、質、桓三帝以劉氏宗族身份即位外，其餘都遵從“父傳子，家天下“的繼承原則。
皇帝們雖然嬪妃較多、結婚早，但由於身體發育尚未成熟，過度縱欲，無疑會影響自身的健康，使後代多體質孱弱而夭折，如果涉及宮廷爭寵、廢立，再加上古時醫療技術的落後，其中能成人的皇子本來就不多，皇儲的選擇範圍就更小了。東漢先帝死時都早，所以能存活下來的皇子必然年齡偏幼，但隻要先皇有子嗣卻是非立不可，這就造成了多幼帝的情況。
由於皇帝大多夭亡，太子年幼繼位，於是，就出現了母後臨朝，垂廉聽政的情況。漢朝又確立了皇後的嫡正地位，在皇帝年幼、懦弱、昏庸或皇嗣中斷時，皇太後可以監護人的身份監督、選立嗣位人，以至臨朝稱製。太後臨朝稱製，其權力與皇帝相等。
這些垂廉聽政的太後們，年齡都不大，一般不過二十幾歲。她們死了老公，精神空虛頹廢，無以寄托，把思想感情的關注點，從夫妻生活轉移到朝廷大事的處理上來。然
東漢多幼帝而，這些年輕的太後們沒有起碼的社會經驗和統治經驗，也基本上沒有文化知識。她們根本沒有能力來駕馭國家機器，隻好依靠自己娘家的的父兄，幫助自己來處理國家大事。這樣一來，國家政權便落到了外戚的手中。
以漢朝過去的經曆來說，最早的案例是呂後專權。
呂後專權後，曾殺了繼任的少帝劉恭(漢朝第三任皇帝)，又立劉盈的兒子劉弘為帝，由於呂後的****，可憐劉弘即位的那年連“元年”都稱不上。呂後專權期間，西漢王朝表麵姓劉，實質上卻是呂家的天下，因此當呂後去世後，隨即爆發了劉氏皇族與呂氏外戚集團之間的血腥鬥爭。
在周勃、陳平等人的努力下，劉氏皇族贏得了勝利，西漢終於迴到了劉家子孫手上，從而進入第五、六任皇帝統治的“文景”時代，換言之，漢朝的第2，3，4任皇帝都隻是徒有虛名。“呂後專權”雖造成了一定禍患，漢朝還是有驚無險地延續了下去，這過程中漢朝還是“幸運”的。
也正因為如此，漢武帝並沒有從中吸取教訓，反而更加‘變本加厲’的重用外戚。更不巧的是，一方麵漢武帝雄才偉略，有他在壓陣，外戚們並沒有掀起什麽波浪，另一方麵，‘衛霍’兩家的外戚也都是能力出眾，忠心耿耿的能臣猛將，不但沒有帶來不利影響，反而創下了赫赫戰功，使漢朝成為了真正的東方帝國。
早期漢武帝劉徹剛即位不久，漢朝朝政實際上也由當時的太皇太後竇氏把持著，該期間，竇太後曾多次左右朝政，甚至可以隨時撤換皇帝，作為皇帝的劉徹實際上也是傀儡一個。幸運的是，由於竇太後始終忠於屬於劉家，盡管依附著她的竇家勢力很強大，但漢朝並沒有“姓竇”的趨向。
後期漢武帝劉徹在位時曾依賴衛青、霍去病等“親家”先後多次出擊匈奴，在“衛霍”家族權高位重的時候，他們絲毫沒有威脅到劉家天下，幸運的是，在漢武帝的帝位幾乎後繼無人的時候，霍光也非常有責任地擔起了他的托孤使命，如果他任人不當的話，漢朝在那時候很容易就易姓。
從漢武帝到漢宣帝，“衛霍”家族可謂不折不扣地撐起了半個漢朝。漢宣帝的即位其實也是“衛霍”權力下的結果，出現這樣一位很有作為的中興皇帝，西漢中期的“霍氏專權”起到了非常關鍵、積極的作用。
或許正史因為這幾次情況不但沒有朝著不利的方向發展，甚至就算有些端倪也在爆發之前就被消弭了，甚至同樣還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在這種前提下，後繼的漢帝自然覺得外戚是非常可信的存在，對他們信任有加，不加提防，那麽接下來的結果也是不言而喻的。
漢元帝時期，由於皇帝劉奭盲目信任外戚史高，同時又極其依賴宦官集團，結果導致了“外戚、儒臣、宦官”三種勢力的鬥爭。這期間，漢朝的外戚雖沒達到“專權”程度，但漢元帝卻因自己過分依賴外戚及宦官導致了威權旁落，朝政逐漸失去控製，許多匡扶漢室的儒臣被殺的殺貶的貶，西漢從此走向了沒落。很不幸地，漢元帝時候出了個“王皇後”王政君，當時的她雖然還沒參與“專權”，但她卻是後來導致西漢滅亡的“專權炸彈”。
接下來的典故自然不用多說‘王氏專權’帶來的自然就是王莽篡漢的事情了。這一次，終究因為外戚專權造成了巨大的動蕩。
從呂後開始，到竇太後、霍光，漢朝政權雖一度掌握在異姓外戚手上，但漢朝始終還是姓劉的；正因為有著這樣的外戚專權先河，因而漢朝皇帝一直不怎麽限製外戚們的權力。如果說有衛家、霍家這樣的外戚是幸運的，那麽到了王氏外戚時，漢朝的這種好運就到頭了。
不過，王莽的“代漢”似乎僅為了給劉家子孫一個教訓，漢朝的氣數還盛得很，這不，劉秀接管天下後，這江山還是屬於劉邦子孫的，這個教訓也隻能說是不輕不重的。
但是畢竟有了外戚專權的教訓後，東漢中期以前一直對這方麵權力有著相當程度的限製，漢朝又因此往後延綿了許多年。
那麽這裏就要說最後一個集團了——宦官！
因為有了外戚專權的教訓，漢帝也開始限製外戚的權利了。但是，相對於外戚來說，士人並不是十分值得依仗的勢力，畢竟不是‘自己人’，那麽這樣一個值得信任‘身邊人’扶植出來豈不正好？
所以在東漢中後期後，雖說多由幼主臨朝，政權多落人皇太後為首的外戚之中。但是到了皇帝成年後，不甘於外戚專權局麵，在皇帝與外戚的鬥爭中，皇帝因幼長深宮，勢單力孤，所能依靠的大致也就是朝夕相處的宦官，於是便隻能依靠身邊的宦官發動政變，這樣，宦官在皇帝支持下形成政治集團而操縱政權。
而宦官一旦幫助皇帝取得大權，又會居功自傲，進而專權擅政。
再加上由於宦官沒有社會基礎，沒有政治才幹，因而導致政治更加腐敗。比較正直的文人官吏和外戚集團起而反對宦官，宦官在皇帝支持下進行反擊和鎮壓，因而導致了黨錮之禍，使東漢統治日趨腐敗，政局更加混亂。
可以說，其本身的社會基礎、社會地位決定了他們的對天下帶來的利弊多少。
士人畢竟大多數都是讀書人，終究是比較靠譜的家夥，道德修養稍微靠譜一點的話，很少會出現問題。事實上，忠臣良將出身士大夫的比例還是很高的。
至於外戚，這個就要看個人自己的道德修養、學識素質之類的情況了。
像是‘衛霍’兩家就是這個道理。而相對來說，有些和皇帝根本沒有‘門當戶對’，驟然獲取巨大的權利，根本沒辦法駕馭，那無疑就相當於小兒駕駛著全力狂奔的馬車，最終的結果必然是墜入懸崖。
到了宦官那就更不用多說了，雖然不是說完全沒有靠譜的，但那畢竟隻是少數，畢竟一般人家沒事跑去做宦官作甚？要去做宦官肯定是有特殊的原因的。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宦官是最不靠譜的家夥。
尤其是在幫助皇帝奪權之後，居功自傲，進而專權擅政。雖然說起來，大多數情況下宦官還是屬於依附於皇帝這棵大樹的藤蔓而已，並不可能如外戚一般完全奪取政權。但是他們若是欺下媚上，乃至是諂媚蠱惑皇帝，帶來的災難卻是更加劇烈的。
要知道，哪怕是外戚專權乃至是真的上位了改朝換代，無論是呂後或者是武則天等等，或許他們大幅屠戮劉姓、李姓後人，但是在執政方麵卻依舊能夠任用賢才，大力發展。
而若是由宦官把皇帝帶壞了，那結果才真的是民不聊生，天下大亂呢。
別的不說，就以當今天下而言，眼下這個局麵可以說就是十常侍拉著靈帝一起‘墮落’造成的。
十常侍自己橫征暴斂，賣官鬻爵，他們的父兄子弟遍布天下，橫行鄉裏，禍害百姓，無官敢管。人民不堪剝削、壓迫，紛紛起來反抗。當時一些比較清醒的官吏，已看出宦官集團的黑暗腐敗，導致大規模農民起義的形勢。
郎中張鈞在給皇帝的奏章中明白指出，黃巾起義是外戚宦官專權逼出來的，他說:“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宗、賓客典據州郡，辜確財利，侵略百姓，百姓之怨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
張鈞上書當然不會開口噴靈帝，實際上來說靈帝的作為，屬於已經被十常侍帶跑偏了，想要迴歸征途恐怕很難。(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