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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政界往事 明王朝紀事 作者：李亞平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部下第一次見領導要交“拜見錢”，沒有理由也跟人索要錢財叫“撒花錢”，逢年過節需有“追節錢”，過生日時必收“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迎來送往叫“人情錢”，審計追帳曰“賚發錢”，論訴是非曰“公事錢”；弄錢順利叫做“得手”，得了美差叫“好地分”，補上好缺曰“好巢窟”。
葉子奇記載說，當時的人們已經將這些官吏看作衣冠禽獸，與土匪強盜等而視之。（葉子奇《草木子》卷之四下《雜俎篇》）
我們知道，對於任何一個社會來說，監察、審計、司法、風紀部門都是維護這個社會健康秩序的最後一道關口，有如人體中的免疫係統，這一係統若失去效用，在當代醫學界使用的專業術語就叫——愛滋病，表明已經無藥可救。據葉子奇記載，當時，監察、審計、司法、風紀部門的官員到下麵去辦案或處理問題時，其隨從中常帶有關於金銀珠寶和財務方麵的專家級私人顧問甚至司庫。其職能是在第一時間檢驗被處理對象所奉獻物資的品質、分量、成色與價值，以便為決策者們提供決策參考——這些來自各級領導機關的官員們，在處理問題時，選擇什麽樣的角度與分寸，是需要上述那些數據作為依據的。（葉子奇《草木子》卷之四下《雜俎篇》）
從歷史記載中判斷，此種情形可能已經是當時從中央到地方到基層的普遍現象。
人類發展到今天的歷史告訴我們，每當一個社會鼓勵追逐利益，又缺少健康的秩序手段時，江湖義氣甚至比它更壞的東西就會大行其道。屆時，國家公器、權力與社會公共、公益事業全部變成了一切以家族、幫派是否受益為前提。翻檢我國曆朝歷代的興衰治亂史，我們會發現一個驚心動魄的事實，這種東西的出現常常表明，該社會的道德與秩序底線已經被擊穿，其發展已經沒有限度，其社會後果，一般都是極度的兇險。
事實上，讀一讀《水滸傳》，再將此書與元末社會兩相比較，我們會很容易看出，這樣一部通篇描寫社會黑暗景象與梁山泊好漢江湖義氣的巨著，在此時出現，絕非偶然——梁山泊好漢的出現，與北宋王朝的覆滅之間腳跟著腳；而《水滸傳》出現時，大元帝國已然天下大亂。
朱元璋就是生活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裏。
他的行為方式，基本沒有脫出這一歷史背景所給出的條件。
朱元璋的江湖義氣，在許多史料和傳記作品中都有記載。
公元1949年以後，時任北京市副市長、以明史權威著稱的吳晗先生，在其《朱元璋傳》中，曾經對此繪聲繪色地作過描述：
朱元璋少年當放牛娃時，有一次與同村的徐達、湯和、周德興等一幹小夥伴，在山上玩餓了，又找不到吃的，於是，朱元璋提議，將自己替人家放牧的一頭花白小牛犢宰了來吃。大家歡唿雀躍，吃得心滿意足。隨後，當一群小壞蛋們意識到無法向主人交代時，朱元璋一個人拍胸脯承擔了全部後果。他想出的主意是：將吃剩下的小牛尾巴插進山上的一個石頭縫裏，然後告訴牛主人，說是小牛鑽進石洞裏，拉不出來了。最後，事情以朱元璋挨了一頓痛打並丟掉放牛的差事而告結束。
吳晗先生評論道，朱元璋雖然吃了苦頭，丟了飯碗，“卻由此深深得到夥伴們的信任，認為他敢作敢為，有事一身當，大家心甘情願把他當作自己的頭目。”（吳晗《朱元璋傳》，第416頁）這裏可能有一個小小的誤差，《明史》“徐達傳”中說，比朱元璋小4歲的徐達，在朱元璋成為造反部隊的部帥時，“往從之”，與朱元璋“一見語合”。如果此處的說法能夠成立的話，那麽，徐達應該是在參加紅巾軍之後才認識的朱元璋並且意氣相投。由此看來，他似乎沒有參加這次分吃小牛肉的惡作劇。
朱元璋投奔扯旗造反的紅巾軍以後，在相當長時間裏，都保持和發揚了這個特點，這可能是他能夠迅速脫穎而出的一個重要原因。朱元璋識文斷字，見多識廣，機智果斷，敢作敢為，輕財重義，而且打仗不怕死，這使他在基本上屬於烏合之眾的造反部隊裏，可能相當引人注目。
為此，這支部隊的大頭目元帥郭子興很是賞識他，才幾個月時間，就將他提拔到了自己的親兵衛隊裏擔任小頭目，並且很快親自主婚，把自己的養女——就是後來名聲很大的那位馬皇後——嫁給了他。（《明太祖實錄》卷1）
但是，使他能夠真正團結起一批死黨並得到死心塌地擁戴的，除了才幹能力等因素，他的膽識與江湖義氣所起的作用恐怕不小。
當時，在這一夥造反部隊中，分成幾個不相統屬的山頭，相互間時常發生摩擦與內訌。有一天，郭子興一個人上街，撞上了冤家，結果被對方綁架後關進了地窖。他的所有親信、親屬包括兩個兒子都被嚇壞了，紛紛躲藏起來，不知如何是好。朱元璋是人們公認的郭子興心腹，肯定也是被打擊的對象。此時，他恰好領兵在外，躲過了此劫。得到消息後，出乎人們意料，朱元璋立即動身，準備返迴去營救郭子興。有人力勸他不要自投羅網，白白送死。朱元璋迴答得大義凜然：“郭公有大恩於我，現今有難，我若隻顧自己不去搭救，還能算個人嗎？”結果，他迴去後，利用那幾派之間的矛盾，又打又拉，竟然平息了一場一觸即發的派係殘殺。朱元璋自己則爬牆上房，身蹈險地，最後縱身跳進地窖，砸爛枷鎖，將郭子興背將上來。（《明太祖實錄》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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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子奇記載說，當時的人們已經將這些官吏看作衣冠禽獸，與土匪強盜等而視之。（葉子奇《草木子》卷之四下《雜俎篇》）
我們知道，對於任何一個社會來說，監察、審計、司法、風紀部門都是維護這個社會健康秩序的最後一道關口，有如人體中的免疫係統，這一係統若失去效用，在當代醫學界使用的專業術語就叫——愛滋病，表明已經無藥可救。據葉子奇記載，當時，監察、審計、司法、風紀部門的官員到下麵去辦案或處理問題時，其隨從中常帶有關於金銀珠寶和財務方麵的專家級私人顧問甚至司庫。其職能是在第一時間檢驗被處理對象所奉獻物資的品質、分量、成色與價值，以便為決策者們提供決策參考——這些來自各級領導機關的官員們，在處理問題時，選擇什麽樣的角度與分寸，是需要上述那些數據作為依據的。（葉子奇《草木子》卷之四下《雜俎篇》）
從歷史記載中判斷，此種情形可能已經是當時從中央到地方到基層的普遍現象。
人類發展到今天的歷史告訴我們，每當一個社會鼓勵追逐利益，又缺少健康的秩序手段時，江湖義氣甚至比它更壞的東西就會大行其道。屆時，國家公器、權力與社會公共、公益事業全部變成了一切以家族、幫派是否受益為前提。翻檢我國曆朝歷代的興衰治亂史，我們會發現一個驚心動魄的事實，這種東西的出現常常表明，該社會的道德與秩序底線已經被擊穿，其發展已經沒有限度，其社會後果，一般都是極度的兇險。
事實上，讀一讀《水滸傳》，再將此書與元末社會兩相比較，我們會很容易看出，這樣一部通篇描寫社會黑暗景象與梁山泊好漢江湖義氣的巨著，在此時出現，絕非偶然——梁山泊好漢的出現，與北宋王朝的覆滅之間腳跟著腳；而《水滸傳》出現時，大元帝國已然天下大亂。
朱元璋就是生活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裏。
他的行為方式，基本沒有脫出這一歷史背景所給出的條件。
朱元璋的江湖義氣，在許多史料和傳記作品中都有記載。
公元1949年以後，時任北京市副市長、以明史權威著稱的吳晗先生，在其《朱元璋傳》中，曾經對此繪聲繪色地作過描述：
朱元璋少年當放牛娃時，有一次與同村的徐達、湯和、周德興等一幹小夥伴，在山上玩餓了，又找不到吃的，於是，朱元璋提議，將自己替人家放牧的一頭花白小牛犢宰了來吃。大家歡唿雀躍，吃得心滿意足。隨後，當一群小壞蛋們意識到無法向主人交代時，朱元璋一個人拍胸脯承擔了全部後果。他想出的主意是：將吃剩下的小牛尾巴插進山上的一個石頭縫裏，然後告訴牛主人，說是小牛鑽進石洞裏，拉不出來了。最後，事情以朱元璋挨了一頓痛打並丟掉放牛的差事而告結束。
吳晗先生評論道，朱元璋雖然吃了苦頭，丟了飯碗，“卻由此深深得到夥伴們的信任，認為他敢作敢為，有事一身當，大家心甘情願把他當作自己的頭目。”（吳晗《朱元璋傳》，第416頁）這裏可能有一個小小的誤差，《明史》“徐達傳”中說，比朱元璋小4歲的徐達，在朱元璋成為造反部隊的部帥時，“往從之”，與朱元璋“一見語合”。如果此處的說法能夠成立的話，那麽，徐達應該是在參加紅巾軍之後才認識的朱元璋並且意氣相投。由此看來，他似乎沒有參加這次分吃小牛肉的惡作劇。
朱元璋投奔扯旗造反的紅巾軍以後，在相當長時間裏，都保持和發揚了這個特點，這可能是他能夠迅速脫穎而出的一個重要原因。朱元璋識文斷字，見多識廣，機智果斷，敢作敢為，輕財重義，而且打仗不怕死，這使他在基本上屬於烏合之眾的造反部隊裏，可能相當引人注目。
為此，這支部隊的大頭目元帥郭子興很是賞識他，才幾個月時間，就將他提拔到了自己的親兵衛隊裏擔任小頭目，並且很快親自主婚，把自己的養女——就是後來名聲很大的那位馬皇後——嫁給了他。（《明太祖實錄》卷1）
但是，使他能夠真正團結起一批死黨並得到死心塌地擁戴的，除了才幹能力等因素，他的膽識與江湖義氣所起的作用恐怕不小。
當時，在這一夥造反部隊中，分成幾個不相統屬的山頭，相互間時常發生摩擦與內訌。有一天，郭子興一個人上街，撞上了冤家，結果被對方綁架後關進了地窖。他的所有親信、親屬包括兩個兒子都被嚇壞了，紛紛躲藏起來，不知如何是好。朱元璋是人們公認的郭子興心腹，肯定也是被打擊的對象。此時，他恰好領兵在外，躲過了此劫。得到消息後，出乎人們意料，朱元璋立即動身，準備返迴去營救郭子興。有人力勸他不要自投羅網，白白送死。朱元璋迴答得大義凜然：“郭公有大恩於我，現今有難，我若隻顧自己不去搭救，還能算個人嗎？”結果，他迴去後，利用那幾派之間的矛盾，又打又拉，竟然平息了一場一觸即發的派係殘殺。朱元璋自己則爬牆上房，身蹈險地，最後縱身跳進地窖，砸爛枷鎖，將郭子興背將上來。（《明太祖實錄》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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