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他最主要的哲學著作《近代唯心論簡釋》和《文化與人生》就是這些論文的
匯集。正是藉著這兩本論文集和《當代中國哲學》一書，我們得以了解賀氏哲學思
想的形成及其基本觀點和立場。
賀氏哲學思想的形成，是以對“新儒學”思潮的分析和總結為基礎的，他認為，
“新儒家”哲學代表了“五·四”以來哲學思潮的主流。他說：“廣義的新儒家思
想的發展或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就是中國現代思潮的主潮”，而梁漱溟、熊十力、
馮友蘭等人就是推動這一主潮的得力人物。為此，他著力對他們的哲學思想進行了
評析。
賀認為，梁漱溟的“新孔學”是五·四時期“比較有係統，有獨到的見解，自
成一家言，代表儒家，代表東方文化說話的”（《當代中國哲學》），而梁本人則
是“新文化運動以來，倡導陸王之學最有力量的人”，“他堅決地站在陸王學派的
立場，提出‘銳敏的直覺，以發揮孔子的仁和陽明的良知”（同上）。賀指出：梁
一方麵倡導儒家的人生態度，另一方麵又主張全盤接受西方的科學和民主，這雖未
完全逃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舊框架，但卻比較巧妙地避免了東方文化優於
西方文化的偏狹復古思想，因而有別於當時冥頑不化的復古主義者。在賀看來，他
的思想在當時的社會起到了“使人對整個東方文化的前途，有了無限的樂觀和希望”，
從而“助長國人對於民族文化的信心和自尊心”的作用。
但賀對梁漱溟的思想亦有所批評：首先，從整個思想體係來看，“梁先生注重
的是文化問題，他發揮儒家陸王一派思想，亦重在人生態度方麵，很少涉及本體論
及宇宙論”，而缺少了對儒家哲學形上學的研究，不免失之簡單與粗糙；其次，
梁對東西文化的比較“隻是技拾許多零碎的事例”而“缺乏文化哲學的基礎”，因
而其文化比較理論就顯得較多經驗的感受而缺乏嚴密的學理說明和邏輯論證。再次，
梁雖大力提倡其直覺認識論，但他對“直覺”這一概念的界說及其內涵的規定始終
是含混不清的，且在邏輯上有前後矛盾之弊。從現代新儒學自身的發展來看，賀對
梁的批評無疑是正確的。當然，這種批評並非是否定梁的整個哲學體係，而是希望
在批評的基礎上力求探索出使之更加完備和更加精緻的途徑。
對於熊十力及其“新唯識論”哲學，賀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為熊是近代以來
“得朱陸精意，……為陸王心學之精微化、係統化景獨創之集大成者。”他認為：
“新唯識論”的高明之處在於，他雖以佛學元論開篇，但卻不困於佛學；它不單講
本心，而且講翁辟；不隻講本體，而且講大化流行之用，故能“發揮陽明‘即知即
行’的義蘊，提出作用不二，即流行見本體的說法，以為基礎，這就是他超出‘離
用言體，未免索隱行怪’、‘於性體無生而生之真機，不曾領會’的佛家思想的地
方”（同上）。在他看來，熊十力從本體論和宇宙論的角度闡發陸王心學所建立的
形上學，不但彌補了梁氏哲學的缺陷，奠立了新儒學形上學的本體論基礎，而且與
自己提出的關於“仁”的本體論，“仁”的宇宙觀思想極相契合。至於熊氏哲學的
不足之處，所言甚少，“獨於‘本心即理，心者理也’一點，似少直接明白的發揮”。
而這一點正是賀自己後來大加闡揚之處，並成為其新心學的核心。
對於馮友蘭的“新理學”哲學，他認為，馮雖然深受英美新實在論的影響，但
實際上仍是程朱理學的繼承者。他指出：“馮先生認為任何事物之所以成為事物，
必依照理，必依照氣，這是承繼朱子認事物為理氣之合的說法。而馮先生復特別對
於朱子幾物莫不有理之說加以新的發揮”（同上）。他認為，新理學確實“有集中
國哲學大成的地方”，而馮本人亦無疑是抗戰時期“中國影響最廣、聲名最大的哲
學家”。
但是，賀對馮的哲學基本上是持批評態度。首先，他認為新理學有支離、拉雜
之弊。他說：“我嚐講，講程朱而不能發展到陸、王，必失之支離。講陸、王而不
能迴復到程朱，必失之狂禪。馮先生隻注意程朱理氣之說，而忽視程朱心性之說，
是講程朱而排斥陸、王，認陸、王之學為形而下之學，為有點‘拖泥帶水’……且
與近來調和朱陸的趨勢不相協合。”（同上）在賀氏看來，馮氏不僅排斥陸、王，
而且也沒有能夠全麵、正確的把握程朱，他取程朱理氣之說而去其心性之學，無異
於是“取其糟粕，去其精華”。顯然，這種批評實際上包含著新陸王批判新程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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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集。正是藉著這兩本論文集和《當代中國哲學》一書，我們得以了解賀氏哲學思
想的形成及其基本觀點和立場。
賀氏哲學思想的形成，是以對“新儒學”思潮的分析和總結為基礎的，他認為，
“新儒家”哲學代表了“五·四”以來哲學思潮的主流。他說：“廣義的新儒家思
想的發展或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就是中國現代思潮的主潮”，而梁漱溟、熊十力、
馮友蘭等人就是推動這一主潮的得力人物。為此，他著力對他們的哲學思想進行了
評析。
賀認為，梁漱溟的“新孔學”是五·四時期“比較有係統，有獨到的見解，自
成一家言，代表儒家，代表東方文化說話的”（《當代中國哲學》），而梁本人則
是“新文化運動以來，倡導陸王之學最有力量的人”，“他堅決地站在陸王學派的
立場，提出‘銳敏的直覺，以發揮孔子的仁和陽明的良知”（同上）。賀指出：梁
一方麵倡導儒家的人生態度，另一方麵又主張全盤接受西方的科學和民主，這雖未
完全逃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舊框架，但卻比較巧妙地避免了東方文化優於
西方文化的偏狹復古思想，因而有別於當時冥頑不化的復古主義者。在賀看來，他
的思想在當時的社會起到了“使人對整個東方文化的前途，有了無限的樂觀和希望”，
從而“助長國人對於民族文化的信心和自尊心”的作用。
但賀對梁漱溟的思想亦有所批評：首先，從整個思想體係來看，“梁先生注重
的是文化問題，他發揮儒家陸王一派思想，亦重在人生態度方麵，很少涉及本體論
及宇宙論”，而缺少了對儒家哲學形上學的研究，不免失之簡單與粗糙；其次，
梁對東西文化的比較“隻是技拾許多零碎的事例”而“缺乏文化哲學的基礎”，因
而其文化比較理論就顯得較多經驗的感受而缺乏嚴密的學理說明和邏輯論證。再次，
梁雖大力提倡其直覺認識論，但他對“直覺”這一概念的界說及其內涵的規定始終
是含混不清的，且在邏輯上有前後矛盾之弊。從現代新儒學自身的發展來看，賀對
梁的批評無疑是正確的。當然，這種批評並非是否定梁的整個哲學體係，而是希望
在批評的基礎上力求探索出使之更加完備和更加精緻的途徑。
對於熊十力及其“新唯識論”哲學，賀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為熊是近代以來
“得朱陸精意，……為陸王心學之精微化、係統化景獨創之集大成者。”他認為：
“新唯識論”的高明之處在於，他雖以佛學元論開篇，但卻不困於佛學；它不單講
本心，而且講翁辟；不隻講本體，而且講大化流行之用，故能“發揮陽明‘即知即
行’的義蘊，提出作用不二，即流行見本體的說法，以為基礎，這就是他超出‘離
用言體，未免索隱行怪’、‘於性體無生而生之真機，不曾領會’的佛家思想的地
方”（同上）。在他看來，熊十力從本體論和宇宙論的角度闡發陸王心學所建立的
形上學，不但彌補了梁氏哲學的缺陷，奠立了新儒學形上學的本體論基礎，而且與
自己提出的關於“仁”的本體論，“仁”的宇宙觀思想極相契合。至於熊氏哲學的
不足之處，所言甚少，“獨於‘本心即理，心者理也’一點，似少直接明白的發揮”。
而這一點正是賀自己後來大加闡揚之處，並成為其新心學的核心。
對於馮友蘭的“新理學”哲學，他認為，馮雖然深受英美新實在論的影響，但
實際上仍是程朱理學的繼承者。他指出：“馮先生認為任何事物之所以成為事物，
必依照理，必依照氣，這是承繼朱子認事物為理氣之合的說法。而馮先生復特別對
於朱子幾物莫不有理之說加以新的發揮”（同上）。他認為，新理學確實“有集中
國哲學大成的地方”，而馮本人亦無疑是抗戰時期“中國影響最廣、聲名最大的哲
學家”。
但是，賀對馮的哲學基本上是持批評態度。首先，他認為新理學有支離、拉雜
之弊。他說：“我嚐講，講程朱而不能發展到陸、王，必失之支離。講陸、王而不
能迴復到程朱，必失之狂禪。馮先生隻注意程朱理氣之說，而忽視程朱心性之說，
是講程朱而排斥陸、王，認陸、王之學為形而下之學，為有點‘拖泥帶水’……且
與近來調和朱陸的趨勢不相協合。”（同上）在賀氏看來，馮氏不僅排斥陸、王，
而且也沒有能夠全麵、正確的把握程朱，他取程朱理氣之說而去其心性之學，無異
於是“取其糟粕，去其精華”。顯然，這種批評實際上包含著新陸王批判新程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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