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的境界。“在此種境界中底人，其行為是‘事天底’”（同上）。處此境界中之
人，已完全地覺解到宇宙的存在並自認為宇宙之一員，自認是“天民”，因而他的
行為皆符合宇宙“大全”之利益。他與宇宙“大全”相融無間，因而能超成敗、超
順道、超生死，最終達於“極高明而道中庸”的聖人境界。
在馮氏以上的境界說中，處於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中的人即是現實生活中的一
般大眾，這兩個境界是人不求而自達的；而生活在道德境界與天地境界中的人分別
就是賢人和聖人。聖賢是人所應當努力成為的人，而這兩種境界也正是作為人應該
不懈追求而努力達到的境界。因此，對於人生的努力來說，隻有後兩種境界才有意
義和價值。馮氏認為，人的努力與追求無需外在的行動，隻需不斷加深自我“覺解”
的程度，直至達到最高程度的“黨解”，實現“成聖”的終極目的。而幫助人提高
“覺解”的程度，正是馮氏建構哲學形上學的最高目的和意義。由此看來，馮氏的
“新理學”雖從最不著實際、拋開任何現實具體內容的形式的、邏輯的觀念開始，
但最終的目的卻仍然落在“使人成為聖人”這一非常具體、實際的結論上，這便是
“新理學”的旨趣之所在。
馮友蘭是繼梁漱溟、熊十力之後“新儒家”學派的又一位重要代表，他的“新
理學”是中國三四十年代有相當影響的哲學思想體係。“新理學”的建立，標誌著
新儒家哲學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成熟的階段，新理學不襲今，不仿古，而是力求在繼
承和發展前人思想的基礎上，致力於中西哲學的融會貫通、博採眾家、自成體係。
從而在現代中國哲學界獨樹一幟。這主要表現在：首先，新理學突破了梁漱溟等早
期新儒家學者將中西文化對立起來的偏狹觀念，而以一開放的心態和寬容的精神，
尋求中西文化之共同點，並以此為基礎，取長補短，互相融合，表現出前所未有的
包融性和開放性；其次，馮氏鑑於中國傳統哲學中重總體概括、輕邏輯論證，重直
覺體悟、輕理性思維的缺陷，試圖引進現代西方哲學界較為流行的“邏輯分析”方
法，以改造傳統哲學的思維方式，從而開闢了一條研究哲學的新路，這對促進中國
邏輯學的發展大有裨益。
（楊全昌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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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心學家 賀麟
（1902—1992）
一、遊學歐美 遍訪名流
學術救國 潛心譯述
賀麟，字自昭，我國著名的思想家、西方哲學史家和翻譯家。1902年9月20日出
生在四川金堂縣楊柳溝村一個鄉紳家裏，父親是一位秀才，曾主持鄉裏和縣裏的教
育事務。8歲時，賀按規矩進入私塾讀書。雖然所學仍不外《四書》、《五經》，且
重在記誦而輕忽理解，但幼年賀麟卻憑其聰慧，亦稍能領悟儒家思想之奧義而深受
其薰陶，尤其是對宋明理學，雖隻是一知半解，淺知粗義，但卻特別感興趣，這為
他後來研習國學打下了基礎。1917年，賀考入省立成屬聯中——石室中學學習。19
19年，他又以優秀成績考入清華大學的前身清華學堂，開始接受長達七年的正規高
等教育。
在清華這座名流薈萃的高等學府，賀如魚得水，盡情地徜徉在知識的海洋中。
他除了圓滿完成學校所規定的必修課程外，還盡量多地選聽各種專題講座，以擴大
自己的知識視野。1920年春，著名學者梁啓超應聘到清華講“國學小史”，並在聞
一多舉辦的文學研究會上講授中國文學，賀聞訊即前往聽講。梁曾是戊戌維新運動
的重要人物，素以口才絕佳，極善演講著稱，他更是一位飽學之士，國學功底深厚。
他對中國哲學，尤其是陸王心學更是精研入微，講來如數家珍。這種融精深學識與
天才演講於一體的教學，深深地吸引了正求知若渴的賀麟，使他為之傾倒，並從此
把梁啓超視為自己的楷模。為此，他經常造訪梁啓超，並在梁的指導下，寫出了國
學研究方麵的處女作《戴東原研究指南》以及《博大精深的焦理堂》，並公開發表。
賀在清華時，著名學者梁漱溟亦客居清華園，時常應邀講學。賀麟不但親聆講
授，還多次登門拜訪、請教。與梁啓超不同，梁漱溟不喜歡給青年開長長的書單，
而隻是簡明地說：“隻有王陽明的《傳心錄》與王心需的書可讀，別的都可不念。”
其用意在於，青年學生在為學之初，切忌好高騖遠，而應專於一處，精研細讀，用
心體會，然後才可舉一反三，旁及其他。
在梁啓超和梁漱溟的講授中，所體現出的恢宏學識與人格力量，深深地感染著
賀麟。尤其是他們對王陽明哲學的推崇與精深講解，更給賀氏以深刻的影響。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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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完全地覺解到宇宙的存在並自認為宇宙之一員，自認是“天民”，因而他的
行為皆符合宇宙“大全”之利益。他與宇宙“大全”相融無間，因而能超成敗、超
順道、超生死，最終達於“極高明而道中庸”的聖人境界。
在馮氏以上的境界說中，處於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中的人即是現實生活中的一
般大眾，這兩個境界是人不求而自達的；而生活在道德境界與天地境界中的人分別
就是賢人和聖人。聖賢是人所應當努力成為的人，而這兩種境界也正是作為人應該
不懈追求而努力達到的境界。因此，對於人生的努力來說，隻有後兩種境界才有意
義和價值。馮氏認為，人的努力與追求無需外在的行動，隻需不斷加深自我“覺解”
的程度，直至達到最高程度的“黨解”，實現“成聖”的終極目的。而幫助人提高
“覺解”的程度，正是馮氏建構哲學形上學的最高目的和意義。由此看來，馮氏的
“新理學”雖從最不著實際、拋開任何現實具體內容的形式的、邏輯的觀念開始，
但最終的目的卻仍然落在“使人成為聖人”這一非常具體、實際的結論上，這便是
“新理學”的旨趣之所在。
馮友蘭是繼梁漱溟、熊十力之後“新儒家”學派的又一位重要代表，他的“新
理學”是中國三四十年代有相當影響的哲學思想體係。“新理學”的建立，標誌著
新儒家哲學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成熟的階段，新理學不襲今，不仿古，而是力求在繼
承和發展前人思想的基礎上，致力於中西哲學的融會貫通、博採眾家、自成體係。
從而在現代中國哲學界獨樹一幟。這主要表現在：首先，新理學突破了梁漱溟等早
期新儒家學者將中西文化對立起來的偏狹觀念，而以一開放的心態和寬容的精神，
尋求中西文化之共同點，並以此為基礎，取長補短，互相融合，表現出前所未有的
包融性和開放性；其次，馮氏鑑於中國傳統哲學中重總體概括、輕邏輯論證，重直
覺體悟、輕理性思維的缺陷，試圖引進現代西方哲學界較為流行的“邏輯分析”方
法，以改造傳統哲學的思維方式，從而開闢了一條研究哲學的新路，這對促進中國
邏輯學的發展大有裨益。
（楊全昌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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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心學家 賀麟
（1902—1992）
一、遊學歐美 遍訪名流
學術救國 潛心譯述
賀麟，字自昭，我國著名的思想家、西方哲學史家和翻譯家。1902年9月20日出
生在四川金堂縣楊柳溝村一個鄉紳家裏，父親是一位秀才，曾主持鄉裏和縣裏的教
育事務。8歲時，賀按規矩進入私塾讀書。雖然所學仍不外《四書》、《五經》，且
重在記誦而輕忽理解，但幼年賀麟卻憑其聰慧，亦稍能領悟儒家思想之奧義而深受
其薰陶，尤其是對宋明理學，雖隻是一知半解，淺知粗義，但卻特別感興趣，這為
他後來研習國學打下了基礎。1917年，賀考入省立成屬聯中——石室中學學習。19
19年，他又以優秀成績考入清華大學的前身清華學堂，開始接受長達七年的正規高
等教育。
在清華這座名流薈萃的高等學府，賀如魚得水，盡情地徜徉在知識的海洋中。
他除了圓滿完成學校所規定的必修課程外，還盡量多地選聽各種專題講座，以擴大
自己的知識視野。1920年春，著名學者梁啓超應聘到清華講“國學小史”，並在聞
一多舉辦的文學研究會上講授中國文學，賀聞訊即前往聽講。梁曾是戊戌維新運動
的重要人物，素以口才絕佳，極善演講著稱，他更是一位飽學之士，國學功底深厚。
他對中國哲學，尤其是陸王心學更是精研入微，講來如數家珍。這種融精深學識與
天才演講於一體的教學，深深地吸引了正求知若渴的賀麟，使他為之傾倒，並從此
把梁啓超視為自己的楷模。為此，他經常造訪梁啓超，並在梁的指導下，寫出了國
學研究方麵的處女作《戴東原研究指南》以及《博大精深的焦理堂》，並公開發表。
賀在清華時，著名學者梁漱溟亦客居清華園，時常應邀講學。賀麟不但親聆講
授，還多次登門拜訪、請教。與梁啓超不同，梁漱溟不喜歡給青年開長長的書單，
而隻是簡明地說：“隻有王陽明的《傳心錄》與王心需的書可讀，別的都可不念。”
其用意在於，青年學生在為學之初，切忌好高騖遠，而應專於一處，精研細讀，用
心體會，然後才可舉一反三，旁及其他。
在梁啓超和梁漱溟的講授中，所體現出的恢宏學識與人格力量，深深地感染著
賀麟。尤其是他們對王陽明哲學的推崇與精深講解，更給賀氏以深刻的影響。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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