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建立後逐漸發展的社會矛盾，部分學者對舊的章句之學的傳統觀念和方法表示
懷疑，提倡富於批判精神的一家獨斷之學。劉知幾《史通》就是這一學派的代表，
這股懷疑思潮，是唐代中後期儒學復興運動的前奏。啖助、趙匡、陸淳等人的《春
秋》學，正是這一思想的繼續。他們的經學研究具有“通經致用”的時代特點。趙
匡在《舉選議》中批評那些遠離實用的章句之徒說：
疏以釋經，蓋整蹄耳。明經讀書，勤苦已甚，既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
華，習不急之業。而其當代禮法，無不麵牆，及臨民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注]。
他看不起那些“口問義、誦疏文”的讀書人，認為這是白費精神去學習那些無
助於自己，無益於社會的業務。陸淳曾對呂溫說：
良時未來，吾老子少，異日河圖出，鳳鳥至，天子鹹臨泰階，請問理本，其能
以生人為重，社稷次之之義發吾君聰明，躋盛唐於雍照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注]！
在陸淳看來，國家政治的根本在於“生人為重，社稷次之”。這樣，陸淳等人
在章句訓詁盛行於世的時代，獨具慧眼，重申儒家文化的用世精神，他們的主張代
表了對兩漢以來經學的反動以及向儒學原旨復歸的歷史潮流。柳宗元曾概括陸淳著
作的中心思想是“以生人為主，以堯舜為的。”[注]啖助也說：“夫子之誌，冀行
道以拯生靈也”[注]。他們繼承了儒家的“仁政”理想，並將其貫穿在《春秋》學
研究之中。如在《春秋微旨》卷上解釋魯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一條經文，陸
淳不採三傳舊說，認為“天生民而樹之君，所以司牧之”，因此，非賢非德之人不
應居於統治地位。如果“捐軀以守位，殘民以守國”，這是三代而下“家天下”的
惡果，不是儒家提倡的理想製度。他實際上是利用儒家理想之“道”，對專製製度
進行批判。又如在《春秋集傳纂例》卷6《軍旅例第十九》中，陸淳記啖助之語說；
觀民以定賦，量賦以製用，於是經之以文，董之以武，使文足以經綸，武足以
禦寇。故靜而自保，則為禮樂之邦，動而救亂，則為仁義之師。……今政弛民團，
而增虛名以奉私慾，危亡之道也。同書同卷《賦稅例第二十一》陸淳記趙匡說：
賦稅者國之所以治亂也，故誌之。民，國之本也，取之甚則流亡，國必危矣，
故君子慎之。這類理解，是對儒家原始精神中“民本主義”思想的發揮。
啖、趙、陸等人解《春秋》不僅比較注意發揮“仁政”“民本”思想，還對春
秋霸業進行否定。事實上，孔子、孟子對齊桓、晉文等霸主“尊王攘夷”之功還是
有所肯定的。但啖助等人為什麽要對春秋霸主進行抨擊呢？原來自安史之亂以後，
唐代形成藩鎮割據局麵，對中央鬧獨立。唐德宗建中年間，以朱滔為首的河朔四鎮
自比春秋諸侯，模仿春秋盟會形式叛唐稱王[注]。啖助等人否定霸業，正是針對困
擾唐代政治的藩鎮割據。在《春秋集傳纂例》卷4《盟會例第十六》中，趙匡抨擊諸
侯盟會：
若王政舉則諸侯莫敢相害，盟何為焉！賢君立則信著而義達，盟可息焉。觀春
秋之盟，有以見王政不行，而天下無賢候也。
他們強調“王綱”“賢君”的重要性，對盟會全盤加以否定，實際上否定了霸
業的合理性，也就否定了當前的藩鎮割據的合理性。
唐代建立以後，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積累了許多矛盾。到了中唐，朝廷中出
現了一股要求變革的勢力，“永貞革新”就是這股變革勢力的一次大亮相。“變革”
思想在意識形態中有所反映。啖、趙、陸的《春秋》學主張中，就充滿了通權達變
的思想。他們反對董仲舒的“天不變道亦不變”思想，主張“反經合道”、“變而
得中”[注]，肯定變革是事物發展的常規，從而得出在政治上應積極變法的結論。
在《春秋集傳纂例》卷6《改革例第二十三》中，趙匡說：
法者，以保邦也，中才守之，久之而有弊，況淫君邪臣從而壞之哉！故革而上
者比於治，革而下者比於亂，察其所革，而興亡兆矣！
政治生活中不斷出現各種弊端，必須通過變革來加以革除，使天下重歸於治。
變革與否，是治亂所係的重大問題。從中可以看出興亡的跡象。如果說柳宗元等人
站在政治改革的前沿，那麽啖助等人則走在學術變革的前沿，他們的變革思想，為
改革派作了理論上的準備。
四、重義理開宋學先河 是與非待後人評說
啖、趙、陸的《春秋》學研究，是從漢學向宋學過渡時期的產物。他們本人被
當時看作“異儒”，他們的著作吸引了一大批人。不僅柳宗元師事陸淳，大和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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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提倡富於批判精神的一家獨斷之學。劉知幾《史通》就是這一學派的代表，
這股懷疑思潮，是唐代中後期儒學復興運動的前奏。啖助、趙匡、陸淳等人的《春
秋》學，正是這一思想的繼續。他們的經學研究具有“通經致用”的時代特點。趙
匡在《舉選議》中批評那些遠離實用的章句之徒說：
疏以釋經，蓋整蹄耳。明經讀書，勤苦已甚，既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
華，習不急之業。而其當代禮法，無不麵牆，及臨民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注]。
他看不起那些“口問義、誦疏文”的讀書人，認為這是白費精神去學習那些無
助於自己，無益於社會的業務。陸淳曾對呂溫說：
良時未來，吾老子少，異日河圖出，鳳鳥至，天子鹹臨泰階，請問理本，其能
以生人為重，社稷次之之義發吾君聰明，躋盛唐於雍照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注]！
在陸淳看來，國家政治的根本在於“生人為重，社稷次之”。這樣，陸淳等人
在章句訓詁盛行於世的時代，獨具慧眼，重申儒家文化的用世精神，他們的主張代
表了對兩漢以來經學的反動以及向儒學原旨復歸的歷史潮流。柳宗元曾概括陸淳著
作的中心思想是“以生人為主，以堯舜為的。”[注]啖助也說：“夫子之誌，冀行
道以拯生靈也”[注]。他們繼承了儒家的“仁政”理想，並將其貫穿在《春秋》學
研究之中。如在《春秋微旨》卷上解釋魯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一條經文，陸
淳不採三傳舊說，認為“天生民而樹之君，所以司牧之”，因此，非賢非德之人不
應居於統治地位。如果“捐軀以守位，殘民以守國”，這是三代而下“家天下”的
惡果，不是儒家提倡的理想製度。他實際上是利用儒家理想之“道”，對專製製度
進行批判。又如在《春秋集傳纂例》卷6《軍旅例第十九》中，陸淳記啖助之語說；
觀民以定賦，量賦以製用，於是經之以文，董之以武，使文足以經綸，武足以
禦寇。故靜而自保，則為禮樂之邦，動而救亂，則為仁義之師。……今政弛民團，
而增虛名以奉私慾，危亡之道也。同書同卷《賦稅例第二十一》陸淳記趙匡說：
賦稅者國之所以治亂也，故誌之。民，國之本也，取之甚則流亡，國必危矣，
故君子慎之。這類理解，是對儒家原始精神中“民本主義”思想的發揮。
啖、趙、陸等人解《春秋》不僅比較注意發揮“仁政”“民本”思想，還對春
秋霸業進行否定。事實上，孔子、孟子對齊桓、晉文等霸主“尊王攘夷”之功還是
有所肯定的。但啖助等人為什麽要對春秋霸主進行抨擊呢？原來自安史之亂以後，
唐代形成藩鎮割據局麵，對中央鬧獨立。唐德宗建中年間，以朱滔為首的河朔四鎮
自比春秋諸侯，模仿春秋盟會形式叛唐稱王[注]。啖助等人否定霸業，正是針對困
擾唐代政治的藩鎮割據。在《春秋集傳纂例》卷4《盟會例第十六》中，趙匡抨擊諸
侯盟會：
若王政舉則諸侯莫敢相害，盟何為焉！賢君立則信著而義達，盟可息焉。觀春
秋之盟，有以見王政不行，而天下無賢候也。
他們強調“王綱”“賢君”的重要性，對盟會全盤加以否定，實際上否定了霸
業的合理性，也就否定了當前的藩鎮割據的合理性。
唐代建立以後，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積累了許多矛盾。到了中唐，朝廷中出
現了一股要求變革的勢力，“永貞革新”就是這股變革勢力的一次大亮相。“變革”
思想在意識形態中有所反映。啖、趙、陸的《春秋》學主張中，就充滿了通權達變
的思想。他們反對董仲舒的“天不變道亦不變”思想，主張“反經合道”、“變而
得中”[注]，肯定變革是事物發展的常規，從而得出在政治上應積極變法的結論。
在《春秋集傳纂例》卷6《改革例第二十三》中，趙匡說：
法者，以保邦也，中才守之，久之而有弊，況淫君邪臣從而壞之哉！故革而上
者比於治，革而下者比於亂，察其所革，而興亡兆矣！
政治生活中不斷出現各種弊端，必須通過變革來加以革除，使天下重歸於治。
變革與否，是治亂所係的重大問題。從中可以看出興亡的跡象。如果說柳宗元等人
站在政治改革的前沿，那麽啖助等人則走在學術變革的前沿，他們的變革思想，為
改革派作了理論上的準備。
四、重義理開宋學先河 是與非待後人評說
啖、趙、陸的《春秋》學研究，是從漢學向宋學過渡時期的產物。他們本人被
當時看作“異儒”，他們的著作吸引了一大批人。不僅柳宗元師事陸淳，大和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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