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到了1959年。這年是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在這一年裏,梅蘭芳完成了兩件大事,一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二是公演了他解放後的首部大戲《穆桂英掛帥》。自抗戰初期梅蘭芳編排了《抗金兵》和《生死恨》之後,二十多年來,他再也沒有一部新戲問世。除了抗戰八年暫別舞台和解放前三年政局混亂外,解放後的十年間,他也未能拿出新戲,這不能不令人遺憾。要論原因,不是他不想,而是實屬無奈。這是時代所致,梅蘭芳迫不得已。
當新中國迎來十周歲生日時,戲曲界憑藉得天獨厚的優勢競排新戲作為獻禮,有歷史戲也有現代劇,一派百花齊放、欣欣向榮的燦爛景象。梅蘭芳也順理成章地有了創排新戲的理由。然而,經過近十年的政治磨礪,他已不再對政治完全茫然無知,他很清醒地認識到,此次創排新戲與從前是不同的。作為獻給祖國的壽禮,也作為慶賀他入黨,這部新戲要反映出他對新中國對共產黨由衷熱愛的心聲。因此,早已擺在他案頭的《龍女牧羊》,就不是最合適的了。在頗費了一番躊躇後,他選中了《穆桂英掛帥》。“穆桂英”這個角色及其“我不掛帥誰掛帥,我領兵誰領兵”的豪氣正能體現梅蘭芳老當益壯、老驥伏櫪的奮鬥精神。
當然,拋開政治性不談,在藝術上,《穆桂英掛帥》這齣戲不僅稱得上是梅蘭芳老年的代表作,更是他的經典之作。也許是他對祖國對人民發自肺腑的熱愛,也許是他窮盡畢生對藝術的感悟和體驗,也許是積聚在心中的能量的總爆發。總之,這齣戲展示了他的全部藝術才華,也是他舞台生活50年的集中體現。
然而,僅僅過了兩年,1961年8月8月淩晨4點45分,梅蘭芳因急性冠狀動脈梗塞並發急性左心衰竭,遽然而逝。僅僅在前一天的晚上,他的精神狀況似乎不錯,還笑著安慰夫人福芝芳:“這幾天我已好多了,你也不要太操心了,你有高血壓病,不要來得太早,要在家多休息,要多保重身體。”然後,他讓長子葆琛送母親到病房對麵的休息室去休息。這是他留給家人的最後一句話,隨後他便沉沉睡去,再也沒有醒來,享年67歲。
《人民日報》等多家報紙均在頭版發表了大幅訃告,並刊登了由周恩來等六十多人組成的由陳毅擔任主任委員的治喪委員會名單。與此同時,世界許多國家的報紙也報導了這一噩耗。國內外的唁電多達近三百封,除了國內的,還有來自蘇聯、越南、德國等數十個國家。郭沫若、田漢、蕭三、鄧拓、陳叔通、葉恭綽、王崑崙等更賦詩作詞,痛悼一代藝術大師。
8月10日上午,北京各界兩千餘人在首都劇場舉行了隆重的梅蘭芳追悼大會,由陳毅副總理主持,他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向梅蘭芳的親屬表示慰問。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致悼詞,高度稱頌梅蘭芳光輝的一生。參加追悼會的除了中央和北京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包括周揚、夏衍、林默涵等外,還有蘇聯等各國駐華使節和外交官員以及正在北京訪問的一些國際友人。
據胡適日記記載,台灣的報紙轉發了日本電訊,他由此得知梅蘭芳去世。就連台灣都刊發了消息,可以想見,在香港的孟小冬也一定獲悉了實情。不知她當時的真實心理。也許,她會默默地感嘆一句:“隻是一切都過去了。”
六年後,即1967年,一個意外,孟小冬和早就遷居台灣的姚玉蘭取得了聯繫。當時,有個人勸孟小冬投資做點小生意,孟小冬拒絕了。後來,她聽說此人即將赴台灣,準備找姚玉蘭投資。她趕緊給姚玉蘭打了電話,讓她提高警惕以免上當受騙。就這樣,這對因為共同擁有一個男人而斷交數載的結拜姐妹重修舊好。在姚玉蘭的多次勸說下,孟小冬於這年的9月11日登上太古公司的“四川”號輪船離開生活了18年的香港,奔赴台灣。
在台灣台北,孟小冬生活了十年。在這十年裏,她的生活主要由姚玉蘭、杜美霞母女照顧。一切都過去了,姚玉蘭對孟小冬早就無所怨恨。兩人都步入老年,有了相依相靠的歸宿感。雖然孟小冬獨居信義路上的一個公寓,但幾乎天天和姚、杜見麵。她倆幾乎天天到孟寓,杜美霞照顧她的飲食起居,姚玉蘭陪她聊天。後來,孟小冬由衷地對人說:“真奇怪,她來這兒一坐,我就覺得很定心,她要是有一天不來,我就不知道這日子怎麽過了。”
除了和姚玉蘭聊天,孟小冬的日常生活主要是授徒、打麻將。一個人的時候,她臨寫“孟法師碑”、刻圖章、打太極拳、撚佛珠、誦經文、養狗、看電視。每年,她都要到法華寺執香拜佛。其實,她更多的時候是被病魔折磨。她有胃病,有哮喘,年事愈高,身體愈差。她的弟子李嘉有說過一句話,很能概括她最後十年的台北生活:“十年台北,多半病中。”
1976年農曆十一月十六日,是孟小冬虛齡七十。她的友人和弟子們為她做了壽,活動持續了兩天。前一天,在她的家裏,擺了兩桌酒席。然後,在杜美霞的陪伴下,她又去法華寺誦經。這是她每年生日那天必做的“功課”。第二天,在金山街金山航業公司招待所舉辦了正式的壽禮。其間,孟小冬和弟子錢培榮合作了一段《定軍山》,和曲藝演員朱培聲和張宜宜合作了一段上海滑稽戲。看的出來,她非常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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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新中國迎來十周歲生日時,戲曲界憑藉得天獨厚的優勢競排新戲作為獻禮,有歷史戲也有現代劇,一派百花齊放、欣欣向榮的燦爛景象。梅蘭芳也順理成章地有了創排新戲的理由。然而,經過近十年的政治磨礪,他已不再對政治完全茫然無知,他很清醒地認識到,此次創排新戲與從前是不同的。作為獻給祖國的壽禮,也作為慶賀他入黨,這部新戲要反映出他對新中國對共產黨由衷熱愛的心聲。因此,早已擺在他案頭的《龍女牧羊》,就不是最合適的了。在頗費了一番躊躇後,他選中了《穆桂英掛帥》。“穆桂英”這個角色及其“我不掛帥誰掛帥,我領兵誰領兵”的豪氣正能體現梅蘭芳老當益壯、老驥伏櫪的奮鬥精神。
當然,拋開政治性不談,在藝術上,《穆桂英掛帥》這齣戲不僅稱得上是梅蘭芳老年的代表作,更是他的經典之作。也許是他對祖國對人民發自肺腑的熱愛,也許是他窮盡畢生對藝術的感悟和體驗,也許是積聚在心中的能量的總爆發。總之,這齣戲展示了他的全部藝術才華,也是他舞台生活50年的集中體現。
然而,僅僅過了兩年,1961年8月8月淩晨4點45分,梅蘭芳因急性冠狀動脈梗塞並發急性左心衰竭,遽然而逝。僅僅在前一天的晚上,他的精神狀況似乎不錯,還笑著安慰夫人福芝芳:“這幾天我已好多了,你也不要太操心了,你有高血壓病,不要來得太早,要在家多休息,要多保重身體。”然後,他讓長子葆琛送母親到病房對麵的休息室去休息。這是他留給家人的最後一句話,隨後他便沉沉睡去,再也沒有醒來,享年67歲。
《人民日報》等多家報紙均在頭版發表了大幅訃告,並刊登了由周恩來等六十多人組成的由陳毅擔任主任委員的治喪委員會名單。與此同時,世界許多國家的報紙也報導了這一噩耗。國內外的唁電多達近三百封,除了國內的,還有來自蘇聯、越南、德國等數十個國家。郭沫若、田漢、蕭三、鄧拓、陳叔通、葉恭綽、王崑崙等更賦詩作詞,痛悼一代藝術大師。
8月10日上午,北京各界兩千餘人在首都劇場舉行了隆重的梅蘭芳追悼大會,由陳毅副總理主持,他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向梅蘭芳的親屬表示慰問。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致悼詞,高度稱頌梅蘭芳光輝的一生。參加追悼會的除了中央和北京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包括周揚、夏衍、林默涵等外,還有蘇聯等各國駐華使節和外交官員以及正在北京訪問的一些國際友人。
據胡適日記記載,台灣的報紙轉發了日本電訊,他由此得知梅蘭芳去世。就連台灣都刊發了消息,可以想見,在香港的孟小冬也一定獲悉了實情。不知她當時的真實心理。也許,她會默默地感嘆一句:“隻是一切都過去了。”
六年後,即1967年,一個意外,孟小冬和早就遷居台灣的姚玉蘭取得了聯繫。當時,有個人勸孟小冬投資做點小生意,孟小冬拒絕了。後來,她聽說此人即將赴台灣,準備找姚玉蘭投資。她趕緊給姚玉蘭打了電話,讓她提高警惕以免上當受騙。就這樣,這對因為共同擁有一個男人而斷交數載的結拜姐妹重修舊好。在姚玉蘭的多次勸說下,孟小冬於這年的9月11日登上太古公司的“四川”號輪船離開生活了18年的香港,奔赴台灣。
在台灣台北,孟小冬生活了十年。在這十年裏,她的生活主要由姚玉蘭、杜美霞母女照顧。一切都過去了,姚玉蘭對孟小冬早就無所怨恨。兩人都步入老年,有了相依相靠的歸宿感。雖然孟小冬獨居信義路上的一個公寓,但幾乎天天和姚、杜見麵。她倆幾乎天天到孟寓,杜美霞照顧她的飲食起居,姚玉蘭陪她聊天。後來,孟小冬由衷地對人說:“真奇怪,她來這兒一坐,我就覺得很定心,她要是有一天不來,我就不知道這日子怎麽過了。”
除了和姚玉蘭聊天,孟小冬的日常生活主要是授徒、打麻將。一個人的時候,她臨寫“孟法師碑”、刻圖章、打太極拳、撚佛珠、誦經文、養狗、看電視。每年,她都要到法華寺執香拜佛。其實,她更多的時候是被病魔折磨。她有胃病,有哮喘,年事愈高,身體愈差。她的弟子李嘉有說過一句話,很能概括她最後十年的台北生活:“十年台北,多半病中。”
1976年農曆十一月十六日,是孟小冬虛齡七十。她的友人和弟子們為她做了壽,活動持續了兩天。前一天,在她的家裏,擺了兩桌酒席。然後,在杜美霞的陪伴下,她又去法華寺誦經。這是她每年生日那天必做的“功課”。第二天,在金山街金山航業公司招待所舉辦了正式的壽禮。其間,孟小冬和弟子錢培榮合作了一段《定軍山》,和曲藝演員朱培聲和張宜宜合作了一段上海滑稽戲。看的出來,她非常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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