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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 作者：韓石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北京大學學術流派的變遷(3)
凡事都不是絕對的。就是五四運動之後，也還有留日的潮流，隻是與留學英美的潮流比較起來，已大為遜色了。
留學英美的浪潮，若不說更早的國派留學，可說是以一九○九年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為其起始的。一九一一年清華學校設立後，隨著一批批清華學生的放洋，社會上也就掀起了一個新的留學浪潮。舒新城的《近代中國留學史》中說：“清華學校成立於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而美國退還庚款則始於一九○九年，故在清華未成立及未有畢業生以前，於是一九○九年八月，一九一○年七月，一九一一年七月，舉行三次甄別試驗，所考之科目皆準當時中學畢業入大學所需之程度，此三年所考取之人數，計第一年四十七人，第二年七十人，第三年六十三人，以後繼續派送該校學生，至一九二四年已達六百八十九人。”胡適就是一九一○年考上第二批庚款留學生名額而去了美國的。徐誌摩是一九一八年自費去美國的。梁實秋是一九二三年清華畢業赴美留學的，與梁實秋同船赴美的有謝冰心、吳文藻、許地山、顧毓等數十人。正是這一批又一批英美留學生的歸來，將已然掀起的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推到一個新的高潮，一個新的境界。
太炎弟子入主北大文科，必然預示著桐城派的沒落。
英美留學生的歸來，也就必然預示著留日學生和太炎弟子的失落。
歷史就是這樣更替的，誰也阻擋不了。
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從中華民國教育部的朱紅大門裏，走出了一個矮個兒、蓄著濃濃的如隸書一字黑鬍鬚的中年人，他就是後來在大陸編寫的現代文化史和文學史上，地位最高，聲名最大，非議也最多的周樹人先生，筆名魯迅者是也。
魯迅的幸與不幸(1)
從教育部出來，魯迅迴到位於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獨自一人住著三間房子，他叫它補樹書屋。是寂寞也是心性，他用抄錄古碑帖來打發時光。天黑了，蚊子多了，踱出居室，搖著蒲扇坐在院裏的槐樹下，仰頭從密葉縫裏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蟲每每冰涼的落在他的額頭上。
這是一九一七年夏季的一天，魯迅已是三十六歲的中年人了。此時的心境，且看他的自述：
隻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於國民中，使我迴到古代去，後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件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願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裏的，但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奏了效，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吶喊·自序》）
正是在這樣的心境下，一天下午，他的留日時期的好朋友，同為太炎門生的錢玄同來訪，談到夜半時分始離去。兩人有這樣一番對話：
“你抄這些有什麽用？”錢玄同翻著魯迅古碑的抄本。
“沒有什麽用。”魯迅說。
“那麽，你抄它是什麽意思呢？”
“沒有什麽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這番對話，後來魯迅把它寫在小說集《吶喊》的自序裏。接著說，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在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不僅沒有人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
幾番交談之後，魯迅終於答應做文章，這便是轉年四月間寫的小說《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託，積久就有了十餘篇”，出了本名為《吶喊》的小說集。
這是魯迅的幸。若沒有《新青年》的創辦，沒有較早參與《新青年》編務的錢玄同的督促，這位十多年前就雄心勃勃翻譯出版《域外短篇小說集》的老文學青年，會在抄古碑的日子裏銷蝕下去。
正是這些短篇小說，奠定了魯迅最初的聲名。
魯迅是教育部的僉事，這是個不小的官兒，若他一直以票友的身份參與新文化運動，保持一種局外人的心態，也就不會有後來那麽多的麻煩了。
魯迅的不幸在於，後來以兼職的身份進了北京大學教書，這就把他拖進是非的漩渦裏了。
是二弟周作人，把魯迅引進北大的。
一九一七年春天，魯迅托蔡元培的麵子，把二弟從南方叫到北京，進了北大。初來時，因是四月間，隻有美學課需人，此外便是預科的國文，這些課周作人說他都不能勝任。當時國史館剛由北大接收，改為國史編纂處，蔡元培讓他去做編譯員，到了八月，中文係有了空缺，改任文科教授。
轉眼到了一九二○年八月，中文係安排下學期的課程，係主任馬幼漁想讓周作人開一門叫中國小說史的課，每周兩小時，周作人答應了。迴家和魯迅說起，覺得哥哥去教更為合適，魯迅說去試試也好。魯迅的本事，馬幼漁是知道的，自然不會見怪周作人的舉賢不避親。八月六日晚間，馬幼漁便將北京大學的聘書送到紹興會館補樹書屋，交到魯迅手上。因為魯迅是教育部的現任官員，屬兼職，按北大的規定隻能聘為講師。當年的講師和教授，沒有學術資格上的差別，隻是專職與兼職的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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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不是絕對的。就是五四運動之後，也還有留日的潮流，隻是與留學英美的潮流比較起來，已大為遜色了。
留學英美的浪潮，若不說更早的國派留學，可說是以一九○九年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為其起始的。一九一一年清華學校設立後，隨著一批批清華學生的放洋，社會上也就掀起了一個新的留學浪潮。舒新城的《近代中國留學史》中說：“清華學校成立於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而美國退還庚款則始於一九○九年，故在清華未成立及未有畢業生以前，於是一九○九年八月，一九一○年七月，一九一一年七月，舉行三次甄別試驗，所考之科目皆準當時中學畢業入大學所需之程度，此三年所考取之人數，計第一年四十七人，第二年七十人，第三年六十三人，以後繼續派送該校學生，至一九二四年已達六百八十九人。”胡適就是一九一○年考上第二批庚款留學生名額而去了美國的。徐誌摩是一九一八年自費去美國的。梁實秋是一九二三年清華畢業赴美留學的，與梁實秋同船赴美的有謝冰心、吳文藻、許地山、顧毓等數十人。正是這一批又一批英美留學生的歸來，將已然掀起的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推到一個新的高潮，一個新的境界。
太炎弟子入主北大文科，必然預示著桐城派的沒落。
英美留學生的歸來，也就必然預示著留日學生和太炎弟子的失落。
歷史就是這樣更替的，誰也阻擋不了。
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從中華民國教育部的朱紅大門裏，走出了一個矮個兒、蓄著濃濃的如隸書一字黑鬍鬚的中年人，他就是後來在大陸編寫的現代文化史和文學史上，地位最高，聲名最大，非議也最多的周樹人先生，筆名魯迅者是也。
魯迅的幸與不幸(1)
從教育部出來，魯迅迴到位於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獨自一人住著三間房子，他叫它補樹書屋。是寂寞也是心性，他用抄錄古碑帖來打發時光。天黑了，蚊子多了，踱出居室，搖著蒲扇坐在院裏的槐樹下，仰頭從密葉縫裏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蟲每每冰涼的落在他的額頭上。
這是一九一七年夏季的一天，魯迅已是三十六歲的中年人了。此時的心境，且看他的自述：
隻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於國民中，使我迴到古代去，後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件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願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裏的，但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奏了效，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吶喊·自序》）
正是在這樣的心境下，一天下午，他的留日時期的好朋友，同為太炎門生的錢玄同來訪，談到夜半時分始離去。兩人有這樣一番對話：
“你抄這些有什麽用？”錢玄同翻著魯迅古碑的抄本。
“沒有什麽用。”魯迅說。
“那麽，你抄它是什麽意思呢？”
“沒有什麽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這番對話，後來魯迅把它寫在小說集《吶喊》的自序裏。接著說，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在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不僅沒有人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
幾番交談之後，魯迅終於答應做文章，這便是轉年四月間寫的小說《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託，積久就有了十餘篇”，出了本名為《吶喊》的小說集。
這是魯迅的幸。若沒有《新青年》的創辦，沒有較早參與《新青年》編務的錢玄同的督促，這位十多年前就雄心勃勃翻譯出版《域外短篇小說集》的老文學青年，會在抄古碑的日子裏銷蝕下去。
正是這些短篇小說，奠定了魯迅最初的聲名。
魯迅是教育部的僉事，這是個不小的官兒，若他一直以票友的身份參與新文化運動，保持一種局外人的心態，也就不會有後來那麽多的麻煩了。
魯迅的不幸在於，後來以兼職的身份進了北京大學教書，這就把他拖進是非的漩渦裏了。
是二弟周作人，把魯迅引進北大的。
一九一七年春天，魯迅托蔡元培的麵子，把二弟從南方叫到北京，進了北大。初來時，因是四月間，隻有美學課需人，此外便是預科的國文，這些課周作人說他都不能勝任。當時國史館剛由北大接收，改為國史編纂處，蔡元培讓他去做編譯員，到了八月，中文係有了空缺，改任文科教授。
轉眼到了一九二○年八月，中文係安排下學期的課程，係主任馬幼漁想讓周作人開一門叫中國小說史的課，每周兩小時，周作人答應了。迴家和魯迅說起，覺得哥哥去教更為合適，魯迅說去試試也好。魯迅的本事，馬幼漁是知道的，自然不會見怪周作人的舉賢不避親。八月六日晚間，馬幼漁便將北京大學的聘書送到紹興會館補樹書屋，交到魯迅手上。因為魯迅是教育部的現任官員，屬兼職，按北大的規定隻能聘為講師。當年的講師和教授，沒有學術資格上的差別，隻是專職與兼職的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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