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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走到徐平身前，先向殿上的趙禎行禮，趙禎曰可。司馬光轉過身來，對徐平躬身行禮：“光以微末之官，欲辨宰相。相公，光失禮否？”
徐平道：“不失禮。官高官低，朝廷之位也。朝廷之位，選賢而任能，朝廷之意。朝廷之意自歸朝廷，不關人之賢否。我不賢而居高位，爾賢而位卑，不過朝廷失察。朝廷失察非朝廷之錯，隻是此時欲用我之能，而忍賢德不足。日後你之能過我之能，位自會居我之上。賢又過我，則賢能相當，朝廷得之必大喜。是故，你近前若未拜陛下，未揖我，是失禮之舉，禮在朝廷。以小官辨宰相，是為朝廷爭，不失禮。”
司馬光忙拱手：“光何德何能，敢當賢於宰相上？相公欲譽我而實訾我耶？”
徐平道：“非。你與我廷辨，是否因朝堂之榜而辨？”
“答相公，確是因朝堂之榜。”
“既如此，必是對榜上所列有所見不同之處。宰相當位，朝廷選賢與任能也。宰相實未必賢能當天下之選，朝廷或有失察之時。失察非朝廷之錯，蓋朝廷非聖人，實難明察於天下。百官、百姓助朝廷察之，此應有之意。廷辨，百官助朝廷察之。你欲辨榜文，必是於榜上所列某處，與見不同。榜文未行，不關能否，此時與宰相廷辨，必是助朝廷查宰相賢否。你可以，百官可以，細民亦可。所見不同處，必是於此處見宰相之失賢，必是於此處以己賢居宰相之上。不然，出列廷辨為何？此無關對錯善惡，你為官之職也。”
說到這裏，徐平的表情嚴肅起來，對司馬光道：“君實，你欲辨宰相，我曰可，斂容出列。何也？此我於朝廷之公也。我賢能或未足，所言或有未賢之處，與你一起查之，助朝廷之宰相合於賢。此時是你、我於朝廷之公事。你以譽、訾問我，是以己私，犯所任朝廷之公職，為失位。以私害公，士大夫不當為，以後切不可再犯！”
司馬光愣了一下，忙躬身謝罪，轉身對趙禎行禮：“臣犯因私害公，請陛下罪之！”
趙禎不罪，司馬光請再辨。趙禎曰可。
一道德不是要在政權中貫徹徐平的意誌，而是要讓政權形成自己的意誌，也就是有統一的意識形態。以意識形態來統領政治，就是政權意誌的表達。在政治中意識形態貫徹得越堅決，執行得越徹底，政權的獨立人格就越強大。
這個過程不是看哪個官員聰明，也不是看哪個官員能幹，隻是確保意識形態的完整和統一。隻有如此，才能確保意識形態的貫徹，這就是一黨執政的內在邏輯。
在政治中摻入了官員私人的動機猜測，善惡評價，就是失職。
公天下和私天下的政權，不會特別強調要求官員的忠誠，他們就是政權的本體，他們的忠誠表現在對政權的忠誠上。從漢朝到宋朝，中國對官員的道德評價體係中，賢能奸佞更重要，忠不忠於皇帝本人一般不會特別強調。漢朝講孝，不是從家庭倫理來的，而是來自於天命的天之子，政權意誌在政治中的表達。隻有家天下，官員分家臣和客兩種，才會要求官員強調自己是家臣而非客，要求官員完全忠於皇帝本人。春秋家臣多客卿少，戰國客卿增多，就是文明從家天下慢慢走向大一統的過程。明清逆著這個過程來，就是從大一統慢慢向著諸侯林立的穩定狀態退化，官員客的身份越來越少，漸漸變成了奴才。
漢武帝之前是漢文明的準備時期，之後到宋亡是漢文明的發展時期。政權是文明獨立人格的表達，也有發育成長，形成靈魂的過程。從漢到宋，宗族一直在消解，到了宋朝怎麽想重建宗族都建立不起來。明到清，宗族一直在壯大，就是為天下分家作準備。
徐平前世跟很多人一樣，非常好奇如果沒有洋人，清朝最終會發展到哪一步。現在終於想明白，終點無非是諸侯林立的周朝，一如羅馬滅亡之後的歐洲。在遙遠的未來要麽把漢文明徹底遺忘，要麽漢文明重新覺醒，再次私天下或公天下，走向大一統。
特殊的曆史原因，中國經過了晚清民國這樣一種變相的短期諸候林立，快速重建了大一統。但是隻要漢文明沒有複興，文明人格沒有重建，大一統維持就非常艱難。凡事隻看對不對自己有利，家庭比國家重要，屁股比腦袋重要，都是思想展現。隻要條件合適，天下瓦解，先按照地盤分裂，再按照家族分裂，由血統提供政權的合法性。
羅馬滅亡之後沒有留下民族主體，其文明寶庫歸於滅亡了羅馬的人，他的地盤就很難再統一了。每個民族所形成的國家，將再次開始文明的成長，形成不同的文明。
社會是由生產力，及由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係也就是階級的對立統一，和人與人交流所生的文化共同形成的。社會繁榮不繁榮，國力強大不強大，主要由生產力決定。而文明則主要由人的文化決定，否定人有個體和集體兩種人格，極端強調人的社會性，單純的生產力決定論，已經證明不合於人類的實際。
文明的成長，就是從認為大家思想都一樣，人由天定，表現出來的就是政權的合法性來自於天授。到追究為什麽不一樣，人的性情到底是個什麽樣子，表現出來的政權合法性就是來自於政權的善惡動機。最後完成矛盾的對立統一，文明的人格確立，政權的合法性獲得了堅實的基礎。到這一步，一個國家才從政治上到文化完成統一，形成文明。
這個年代的邵雍、二程，包括站在徐平麵前的司馬光，以及眾多的官員，就是把宋朝的政權合法性建於施政動機的善惡上。這個探究性情善惡的過程，跟生產力中的兩個對立階級矛盾發展一起，組成了政權執政中的爭端。合到一起，就是兩黨製。
生產力的發展和文明進化不合拍，有先有後，一元論靠不住，並不能夠為政權提供完整的合法性。政權的穩定合法性，要兩者結合才確立，不然就會淪為純粹的屁股論，在文化上難以維持大一統的局麵。
有這種認識，是因為徐平想起了他前世的那個世界第一大國美國，在文化上種種稀奇古怪的行為。比如用科學手段證明同樣戀是不是一種病，種族歧視和種族平等在政治上的尖銳對立，諸如此類，實際都在徐平身邊發生著。他前世覺得美國人好笑，現在才認識到一點不可笑，那是非常認真地在對待，美國文明的獨立人格正在形成。一旦形成，美國將從一個聯邦製粘在一起的國家，完成文化的統一，形成獨立的美國文明。美國文化上的不穩定性將徹底消失，擺脫了昭昭天命，政權獲得牢固的合法性，兩黨製變成一黨製。
文明一旦被滅掉，人格會慢慢消散，重起的政權要麽向宗族，要麽向天或者是神要合法性。蘇聯崩潰後形成的一係列國家，無不如此。此時宗教支持政權大一統合法性的作用就充分顯現出來了，宗教國家會在競爭中慢慢壓倒宗族國家，吞並消化。
這個從認為人性由天定，到分善惡，再到對立統一的過程，就是先秦典籍中所記載的一為二，二為三的過程。走完了，就是一道德，立天下。文明不是隨著政權建立而生，也不是隨著政權失敗而亡，而是有一個成長和死亡的過程。宋及之前的朝代，國號都是以興地而名，元及之後的朝代則不是，不願繼承也是漢文明在消解的一種下意識反應。
徐平前世那個世界美國的吸引力，不隻是因為富裕，更因為他是正在成長的惟一一個大國文明。這種吸引力，一如當年漢文明確立時期的吸引力，比經濟的作用更大。前世總說漢人的同化能力強，其實一點也不強，當文明從成長期走向消亡期，宋朝之後再進入中國的人群，實際上就很難同化了。民族本就沒有同化能力，有同化能力的是文明。
宋朝同樣有五代遺留的大量異族同化問題，看清了宋朝，再看美國就有意思了。
當去掉了外來思想，用中國傳統文化的眼光看曆史，看世界，會發現熱鬧得很。
說司馬光失職，因為徐平欲一道德，立天下，徹底確立起漢文明，這是非常嚴肅的事情，容不得半點馬虎。在周邊數個大勢力借助宗教和民族認同崛起的要命時刻，不能夠實現底層的文化統一，會非常危險。
防外敵僅僅靠隴右軍改就夠了？不能夠為政權提供完整的合法性，國家形成強大的凝聚力，還是要吃大虧。問怎麽防止宋朝亡於蒙古，就跟問怎麽防止蘇聯崩潰一樣。一說就簡單無比，一推演就會覺得四處是漏洞，防不勝防。
司馬光走到徐平身前，先向殿上的趙禎行禮，趙禎曰可。司馬光轉過身來，對徐平躬身行禮：“光以微末之官，欲辨宰相。相公，光失禮否？”
徐平道：“不失禮。官高官低，朝廷之位也。朝廷之位，選賢而任能，朝廷之意。朝廷之意自歸朝廷，不關人之賢否。我不賢而居高位，爾賢而位卑，不過朝廷失察。朝廷失察非朝廷之錯，隻是此時欲用我之能，而忍賢德不足。日後你之能過我之能，位自會居我之上。賢又過我，則賢能相當，朝廷得之必大喜。是故，你近前若未拜陛下，未揖我，是失禮之舉，禮在朝廷。以小官辨宰相，是為朝廷爭，不失禮。”
司馬光忙拱手：“光何德何能，敢當賢於宰相上？相公欲譽我而實訾我耶？”
徐平道：“非。你與我廷辨，是否因朝堂之榜而辨？”
“答相公，確是因朝堂之榜。”
“既如此，必是對榜上所列有所見不同之處。宰相當位，朝廷選賢與任能也。宰相實未必賢能當天下之選，朝廷或有失察之時。失察非朝廷之錯，蓋朝廷非聖人，實難明察於天下。百官、百姓助朝廷察之，此應有之意。廷辨，百官助朝廷察之。你欲辨榜文，必是於榜上所列某處，與見不同。榜文未行，不關能否，此時與宰相廷辨，必是助朝廷查宰相賢否。你可以，百官可以，細民亦可。所見不同處，必是於此處見宰相之失賢，必是於此處以己賢居宰相之上。不然，出列廷辨為何？此無關對錯善惡，你為官之職也。”
說到這裏，徐平的表情嚴肅起來，對司馬光道：“君實，你欲辨宰相，我曰可，斂容出列。何也？此我於朝廷之公也。我賢能或未足，所言或有未賢之處，與你一起查之，助朝廷之宰相合於賢。此時是你、我於朝廷之公事。你以譽、訾問我，是以己私，犯所任朝廷之公職，為失位。以私害公，士大夫不當為，以後切不可再犯！”
司馬光愣了一下，忙躬身謝罪，轉身對趙禎行禮：“臣犯因私害公，請陛下罪之！”
趙禎不罪，司馬光請再辨。趙禎曰可。
一道德不是要在政權中貫徹徐平的意誌，而是要讓政權形成自己的意誌，也就是有統一的意識形態。以意識形態來統領政治，就是政權意誌的表達。在政治中意識形態貫徹得越堅決，執行得越徹底，政權的獨立人格就越強大。
這個過程不是看哪個官員聰明，也不是看哪個官員能幹，隻是確保意識形態的完整和統一。隻有如此，才能確保意識形態的貫徹，這就是一黨執政的內在邏輯。
在政治中摻入了官員私人的動機猜測，善惡評價，就是失職。
公天下和私天下的政權，不會特別強調要求官員的忠誠，他們就是政權的本體，他們的忠誠表現在對政權的忠誠上。從漢朝到宋朝，中國對官員的道德評價體係中，賢能奸佞更重要，忠不忠於皇帝本人一般不會特別強調。漢朝講孝，不是從家庭倫理來的，而是來自於天命的天之子，政權意誌在政治中的表達。隻有家天下，官員分家臣和客兩種，才會要求官員強調自己是家臣而非客，要求官員完全忠於皇帝本人。春秋家臣多客卿少，戰國客卿增多，就是文明從家天下慢慢走向大一統的過程。明清逆著這個過程來，就是從大一統慢慢向著諸侯林立的穩定狀態退化，官員客的身份越來越少，漸漸變成了奴才。
漢武帝之前是漢文明的準備時期，之後到宋亡是漢文明的發展時期。政權是文明獨立人格的表達，也有發育成長，形成靈魂的過程。從漢到宋，宗族一直在消解，到了宋朝怎麽想重建宗族都建立不起來。明到清，宗族一直在壯大，就是為天下分家作準備。
徐平前世跟很多人一樣，非常好奇如果沒有洋人，清朝最終會發展到哪一步。現在終於想明白，終點無非是諸侯林立的周朝，一如羅馬滅亡之後的歐洲。在遙遠的未來要麽把漢文明徹底遺忘，要麽漢文明重新覺醒，再次私天下或公天下，走向大一統。
特殊的曆史原因，中國經過了晚清民國這樣一種變相的短期諸候林立，快速重建了大一統。但是隻要漢文明沒有複興，文明人格沒有重建，大一統維持就非常艱難。凡事隻看對不對自己有利，家庭比國家重要，屁股比腦袋重要，都是思想展現。隻要條件合適，天下瓦解，先按照地盤分裂，再按照家族分裂，由血統提供政權的合法性。
羅馬滅亡之後沒有留下民族主體，其文明寶庫歸於滅亡了羅馬的人，他的地盤就很難再統一了。每個民族所形成的國家，將再次開始文明的成長，形成不同的文明。
社會是由生產力，及由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係也就是階級的對立統一，和人與人交流所生的文化共同形成的。社會繁榮不繁榮，國力強大不強大，主要由生產力決定。而文明則主要由人的文化決定，否定人有個體和集體兩種人格，極端強調人的社會性，單純的生產力決定論，已經證明不合於人類的實際。
文明的成長，就是從認為大家思想都一樣，人由天定，表現出來的就是政權的合法性來自於天授。到追究為什麽不一樣，人的性情到底是個什麽樣子，表現出來的政權合法性就是來自於政權的善惡動機。最後完成矛盾的對立統一，文明的人格確立，政權的合法性獲得了堅實的基礎。到這一步，一個國家才從政治上到文化完成統一，形成文明。
這個年代的邵雍、二程，包括站在徐平麵前的司馬光，以及眾多的官員，就是把宋朝的政權合法性建於施政動機的善惡上。這個探究性情善惡的過程，跟生產力中的兩個對立階級矛盾發展一起，組成了政權執政中的爭端。合到一起，就是兩黨製。
生產力的發展和文明進化不合拍，有先有後，一元論靠不住，並不能夠為政權提供完整的合法性。政權的穩定合法性，要兩者結合才確立，不然就會淪為純粹的屁股論，在文化上難以維持大一統的局麵。
有這種認識，是因為徐平想起了他前世的那個世界第一大國美國，在文化上種種稀奇古怪的行為。比如用科學手段證明同樣戀是不是一種病，種族歧視和種族平等在政治上的尖銳對立，諸如此類，實際都在徐平身邊發生著。他前世覺得美國人好笑，現在才認識到一點不可笑，那是非常認真地在對待，美國文明的獨立人格正在形成。一旦形成，美國將從一個聯邦製粘在一起的國家，完成文化的統一，形成獨立的美國文明。美國文化上的不穩定性將徹底消失，擺脫了昭昭天命，政權獲得牢固的合法性，兩黨製變成一黨製。
文明一旦被滅掉，人格會慢慢消散，重起的政權要麽向宗族，要麽向天或者是神要合法性。蘇聯崩潰後形成的一係列國家，無不如此。此時宗教支持政權大一統合法性的作用就充分顯現出來了，宗教國家會在競爭中慢慢壓倒宗族國家，吞並消化。
這個從認為人性由天定，到分善惡，再到對立統一的過程，就是先秦典籍中所記載的一為二，二為三的過程。走完了，就是一道德，立天下。文明不是隨著政權建立而生，也不是隨著政權失敗而亡，而是有一個成長和死亡的過程。宋及之前的朝代，國號都是以興地而名，元及之後的朝代則不是，不願繼承也是漢文明在消解的一種下意識反應。
徐平前世那個世界美國的吸引力，不隻是因為富裕，更因為他是正在成長的惟一一個大國文明。這種吸引力，一如當年漢文明確立時期的吸引力，比經濟的作用更大。前世總說漢人的同化能力強，其實一點也不強，當文明從成長期走向消亡期，宋朝之後再進入中國的人群，實際上就很難同化了。民族本就沒有同化能力，有同化能力的是文明。
宋朝同樣有五代遺留的大量異族同化問題，看清了宋朝，再看美國就有意思了。
當去掉了外來思想，用中國傳統文化的眼光看曆史，看世界，會發現熱鬧得很。
說司馬光失職，因為徐平欲一道德，立天下，徹底確立起漢文明，這是非常嚴肅的事情，容不得半點馬虎。在周邊數個大勢力借助宗教和民族認同崛起的要命時刻，不能夠實現底層的文化統一，會非常危險。
防外敵僅僅靠隴右軍改就夠了？不能夠為政權提供完整的合法性，國家形成強大的凝聚力，還是要吃大虧。問怎麽防止宋朝亡於蒙古，就跟問怎麽防止蘇聯崩潰一樣。一說就簡單無比，一推演就會覺得四處是漏洞，防不勝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