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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默默點頭，是啊，打了這麽多仗，立下如許功勞，自己也該撈個好差使，當迴好人了。軍製是一定要改的，而改軍製，就涉及到原來的禁軍以後的生計。你真敢不考慮這些人向何處去，不給他們安排出路，大刀闊斧的改下去，就必然會出亂子。堵不如疏，而疏也要講究方式方法，不能不顧一切地莽一波，那樣做好事也會變成壞事。
官府是幹什麽的？前世的課本上說，政權是維護階級統治的工具，是暴力機構。這話說得不完全，政權除了維護階級統治，同時也調和階級矛盾。當然換一種說法，調和階級矛盾是為了更好地維護階級統治，看怎麽去理解。但不管怎麽樣，政權必然是要擔任這兩種角色。一方麵維護統治秩序，保證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剝削，同時對統治階級進行壓製，使剝削限製在一個水平上，不致於使天下失序。一體兩麵，不可偏廢。
政權當然代表了統治階級，不然從何而來？去代表被統治階級，這政權自然也就被推翻了。不代表地主利益行不行？幾千年來，有農民起義的實踐，有理論家的推演，最終都沒有解決問題，那麽就隻能維持這種結構了。不要以為古人不考慮這種問題，消滅依賴於土地的剝削製度，均分土地使耕者有其田的思索從來沒有停止，徐平門下就有李覯和張載一直堅持。隻是曆史的現實，告訴人們這樣做不行罷了。前世的土改不隻是均分土地，那些與土地製度相關的措施，中國幾千年的曆史幾乎全部實踐過了。真正讓土改成功的是與土地無關的配套措施，伴隨著的是工業化，沒有工業化伴隨，土改不成其為革命。徐平前世有人天真地以為土改是封建社會的屠龍技，卻不知人類社會根本沒有屠龍技。
宋人常說，與天子共治天下的，無非是一二大臣。坐到了這個位子上，就要有這種自覺，知道自己是幹什麽的。多向調和階級矛盾的方向靠一靠，就是好人，這是中國人一直堅持的文化傳統。或者說，偏向維護統治秩序，是法家，偏向調和階級矛盾，是儒家。
中國文化比較早熟，先秦諸子幾乎向每個方向做了探討。法家的本質不是法製，實際上當時的核心是以天下奉一人，天下整齊劃一，治理國家社會隻要嚴刑峻法即可，不需要調和。儒家的本質也不是人治，而是對統治者限製，講的是階級調和。先秦諸子講天下大一統的，就是儒法兩家，道墨則講分而治之。秦朝完成了中原政治上的統一，漢朝完成了文化上的統一，封建製逐漸退出曆史舞台，在政治上深刻影響後世的就是法儒兩家。政權的兩麵性，決定了這兩種思想必然並存，儒皮法骨是必然。
曆史上儒法兩家都講規章製度，真正執著於用法製來治理社會的，最早是用法家製度的秦，另兩個是儒家占上風的漢和宋。法製不法製，不是法家和儒家區分的根本，根本是法家強調維護統治秩序，儒家則講階級調和。至於人性善惡、三綱五常、仁義道德，都是從這個根本目的延伸出來的細枝末節。
當認為國家已經沒有階級、沒有剝削，不需要再調和的時候，便就會推崇法家，“勸君少罵秦始皇”。認為人性沒有善惡，人與人沒有什麽不同，不同就是教育不到位，頑固地沒法教育的，就是敵對分子，敵對分子越來越多，法家的高壓就出現了。當認為天下整齊劃一沒那麽重要，出現矛盾就是調和不到位，便就一切和稀泥，萬事和諧。
徐平兩世為人，還沒有見到徹底不需要調和的穩定社會，不知道那是個什麽樣子，應該怎麽做。他來當政，調和必不可少，儒家這張皮不能丟。而秩序要穩定，中央集權必不可少，法家這副骨架也不能丟。向調和階級矛盾的方向偏一點，施政的手段以壓製剝削階級為主，就是以儒家為主。
隻要是階級社會，政權就有兩麵性，一麵是維護統治秩序，一麵是調和階級矛盾。
政權中的人，絕大多數都來自於統治階級，隻要進入這個係統當中，以前不是，以後也就是了。但是這絕不等於政權就是統治階級的本身，人除了自己的利益，還有由於身份帶來的責任。事物要一分為二，不然看不清楚，政權是如此，人也是如此。什麽都講哪個人的利益是什麽，不遵從自己利益行事的都是被忽悠了的傻子，這樣的人，是統治階級混進政權隊伍的投機分子，縱然能得逞於一時，終將被曆史的洪流掀翻。
講一切都是假的，唯有自己的利益才是真的，這才是天地真理，就是混入政權中的一部分投機分子，不滿足於做統治階級的一分子，而是要從統治階級中超脫出來，收統治階級的手續費和利息。如此自然會形成一個超脫了階級的利益集團，會加重剝削，這加重的剝削終將會傳導下去，讓下層受到的壓迫更重。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加重的剝削必然會引起動蕩，利益集團要增加力量，就要拉更多的人進入，從而讓剝削再次加重。如此惡性循環，最終會掀起滔天巨浪，把一切都撕個粉碎。
中國文明是唯一傳承不斷的文明，不僅僅是因為每次跌倒都能夠爬起來，還因為一直傳承有序。從原始社會，到家天下的封建社會，到階級社會，這個發展的脈絡從先秦諸子起，一直都很清楚。中國的文人很明白，社會是怎麽發展的，是怎麽從家聚到部落，怎麽從部落聚成邦，怎麽從邦聚成國，怎麽從國成為天下。他們的立論，是建立在這麽一個發展的基礎上，這個脈絡並不是歐洲文藝複興之後重新發明再傳入中國的。
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是什麽人？確切地說，士大夫是讀書人中的一部分，是被選出來，進行政權統治的。宋朝的做法，是選入統治體係，切斷選出來的這些人與現實社會的利益關係。不得在治下置業，與治下百姓不得有親戚關係，直至不許經商。像徐平這種家裏有偌大產業，鑽在京城不限製空子的，總有一天會被後人非議。京城可以置業這個漏洞，早晚也會被堵上。徐平越改革，這一天來的時間越近。
改革也是革命，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必須有革自己命的勇氣與覺悟。
人之所以脫離了低級趣味，成為了受人尊敬的人，就是勇於擔起自己的責任，不是為了一點好處坐到這個位置。人有家庭，同時有責任，兩方麵照顧好，政權才能夠長久。隻想好處不想責任，或者隻講責任不講個人，都是不能夠長久的。
趙禎為什麽選徐平做宰相？指望著他主持朝政改革。要做這個改革者，就要有改革的自覺，知道自己要做什麽，會得到什麽，會失去什麽。明白了，事情才能做好。
徐平前世，政治課告訴你，上層建築包括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但曆史課，卻隻給你講政治結構，而不講意識形態，凡涉及意識態的，都是一句統治階級的虛偽。古人當然有意識形態，也確實不宜在普及教育中講這些，不然會造成意識形態宣傳的混亂。但如果就此以為普及教育中學到的那些，就可以到古代來教訓人了，那就大錯特錯。僅僅憑著那些知識，不要說來做宰相，現在的任何一個學士，或者是將來會成為學士的人，都可以在辨論中把你扇成豬頭。不要說改革，用不了多少日子，就會被交章彈劾趕下台去。
以前在三司，徐平所進行的製度更改，隻要講清楚利弊，說服了宰相，宰相們自然會把那些製度措施納入到統治體係當中。現在自己做宰相，自己來把關，那麽每項製度更改都要跟意識形態掛鉤，符合意識形態，不然就會引起無數的爭吵。
前世學曆史，講曆史上的改革，都會列出一個改革派，一個保守派。改革成功，便就是改革是大勢所趨，無可阻擋。改革如果失敗了，則就是反動力量太強，扼殺了改革。改革者永遠是好的，保守派就是反動派，是壞的。
真是如此嗎？徐平自己來當這個改革者了，可不敢這樣想。把反對者當成反動派，使用激烈的手段來消滅，隻能激化矛盾，形成黨爭。最終不但改革會失敗，還可能引起國家的動蕩，出現無法收拾的局麵，遺禍後人。
確切地說，改革中的革命派和保守派都是對的，也都是錯的。他們都有對的一麵，因為不全麵，也都有錯誤的一麵。最壞的情況，就是激烈對立，為了醜化對方，把對的一麵都扔掉。幾個來迴，好的全都沒有了，壞的全都保存下來，大家一起滅亡。
隻有充分地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與反對者不斷地調和，尋找出最合適的道路，才能夠改革成功。一切都講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改革者與反對者是無可調和的鬥爭，無助於事情的解決。改革主持者當高屋建瓴，總攬全局。
曆史上的王安石變法，便就是慘痛的教訓。那場動蕩離著這個年代並不遙遠，保守派的主角司馬光已經出仕，改革派的主角王安石就在本科的舉子之中，是因為父親去世守喪才耽誤幾年。因為王安石格外出色，還有幾位大臣特意向徐平提起過。
講王安石變法，一種是把一方看成君子，另一方看成小人，是君子小人之爭。另一種是把兩派按階級劃分，保守派代表了大官僚大地主階級，而改革派代表了寒門小地主。
君子小人之爭自然不值一駁，把地主階級之中再劃階級，也同樣毫無道理。地主不管是大是小，同樣都是剝削階級，隻有地主階級、自耕自食的小自耕農和被剝削壓迫的雇農之分，同一個階級內，沒有階級矛盾。實際曆史上的情況是，很多父子兄弟就是分屬新舊兩黨的，新舊兩黨中很多對立的人就是出自同一個家庭，牽扯其中的很多人是親戚。
徐平前世位於社會下層，見多了小工廠小業主，他從來沒有感覺出來小工廠主對雇傭工人就更溫柔，更體貼。認為小地主就會偏向農民一邊，實在是想多了。
新舊兩黨不死不休，鬥爭激烈程度成了曆史上的奇景，很大程度是涉及到了意識形態之爭。這種鬥爭無法調和，伴隨了兩宋二百餘年，在外部壓力下最終沒有獲得新生。
意識形態不是隻有階級鬥爭，作為社會的上層建築，隻要有政權，就有意識形態。政權的每一項行政措施，都要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圖方便隨便施為，最終會受到反噬。
宰相為什麽如此重要，受天下之望，影響整個國家的興衰？因為這個位子，不僅僅是涉及到具體施政，還要主持意識形態，所謂以大道佐君王是也。
如果僅僅是守成，並不需要宰相如此，但要改革，則就先要理清楚意識形態。
趙禎要改革，讓徐平來做宰相。徐平沒有過多推辭，便就做了。
今天找徐平來，說過了幾件具體政事，趙禎就是要問問徐平的道是什麽。認可了，改革將迅速開始。徐平的道讓他越堅信，則支持的力度越強，讓他將信將疑，改革就會猶豫。
徐平接了拜相的詔書，天下都知道要行新政，外麵擁戴自己的少壯派文臣更是眼巴巴地在看著。接下了這個場麵，徐平就是明確地知道自己要做什麽，怎麽做。宰相以大道佐君王，徐平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道是什麽，要如何來實施。
君臣互信，不是靠個人感情，靠個人感情的叫佞臣。真正被君王相信的大臣，實際上很多接觸的時候並不愉快，比如真宗於寇準。徐平與趙禎私交如此，已經是難得了。
徐平默默點頭，是啊，打了這麽多仗，立下如許功勞，自己也該撈個好差使，當迴好人了。軍製是一定要改的，而改軍製，就涉及到原來的禁軍以後的生計。你真敢不考慮這些人向何處去，不給他們安排出路，大刀闊斧的改下去，就必然會出亂子。堵不如疏，而疏也要講究方式方法，不能不顧一切地莽一波，那樣做好事也會變成壞事。
官府是幹什麽的？前世的課本上說，政權是維護階級統治的工具，是暴力機構。這話說得不完全，政權除了維護階級統治，同時也調和階級矛盾。當然換一種說法，調和階級矛盾是為了更好地維護階級統治，看怎麽去理解。但不管怎麽樣，政權必然是要擔任這兩種角色。一方麵維護統治秩序，保證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剝削，同時對統治階級進行壓製，使剝削限製在一個水平上，不致於使天下失序。一體兩麵，不可偏廢。
政權當然代表了統治階級，不然從何而來？去代表被統治階級，這政權自然也就被推翻了。不代表地主利益行不行？幾千年來，有農民起義的實踐，有理論家的推演，最終都沒有解決問題，那麽就隻能維持這種結構了。不要以為古人不考慮這種問題，消滅依賴於土地的剝削製度，均分土地使耕者有其田的思索從來沒有停止，徐平門下就有李覯和張載一直堅持。隻是曆史的現實，告訴人們這樣做不行罷了。前世的土改不隻是均分土地，那些與土地製度相關的措施，中國幾千年的曆史幾乎全部實踐過了。真正讓土改成功的是與土地無關的配套措施，伴隨著的是工業化，沒有工業化伴隨，土改不成其為革命。徐平前世有人天真地以為土改是封建社會的屠龍技，卻不知人類社會根本沒有屠龍技。
宋人常說，與天子共治天下的，無非是一二大臣。坐到了這個位子上，就要有這種自覺，知道自己是幹什麽的。多向調和階級矛盾的方向靠一靠，就是好人，這是中國人一直堅持的文化傳統。或者說，偏向維護統治秩序，是法家，偏向調和階級矛盾，是儒家。
中國文化比較早熟，先秦諸子幾乎向每個方向做了探討。法家的本質不是法製，實際上當時的核心是以天下奉一人，天下整齊劃一，治理國家社會隻要嚴刑峻法即可，不需要調和。儒家的本質也不是人治，而是對統治者限製，講的是階級調和。先秦諸子講天下大一統的，就是儒法兩家，道墨則講分而治之。秦朝完成了中原政治上的統一，漢朝完成了文化上的統一，封建製逐漸退出曆史舞台，在政治上深刻影響後世的就是法儒兩家。政權的兩麵性，決定了這兩種思想必然並存，儒皮法骨是必然。
曆史上儒法兩家都講規章製度，真正執著於用法製來治理社會的，最早是用法家製度的秦，另兩個是儒家占上風的漢和宋。法製不法製，不是法家和儒家區分的根本，根本是法家強調維護統治秩序，儒家則講階級調和。至於人性善惡、三綱五常、仁義道德，都是從這個根本目的延伸出來的細枝末節。
當認為國家已經沒有階級、沒有剝削，不需要再調和的時候，便就會推崇法家，“勸君少罵秦始皇”。認為人性沒有善惡，人與人沒有什麽不同，不同就是教育不到位，頑固地沒法教育的，就是敵對分子，敵對分子越來越多，法家的高壓就出現了。當認為天下整齊劃一沒那麽重要，出現矛盾就是調和不到位，便就一切和稀泥，萬事和諧。
徐平兩世為人，還沒有見到徹底不需要調和的穩定社會，不知道那是個什麽樣子，應該怎麽做。他來當政，調和必不可少，儒家這張皮不能丟。而秩序要穩定，中央集權必不可少，法家這副骨架也不能丟。向調和階級矛盾的方向偏一點，施政的手段以壓製剝削階級為主，就是以儒家為主。
隻要是階級社會，政權就有兩麵性，一麵是維護統治秩序，一麵是調和階級矛盾。
政權中的人，絕大多數都來自於統治階級，隻要進入這個係統當中，以前不是，以後也就是了。但是這絕不等於政權就是統治階級的本身，人除了自己的利益，還有由於身份帶來的責任。事物要一分為二，不然看不清楚，政權是如此，人也是如此。什麽都講哪個人的利益是什麽，不遵從自己利益行事的都是被忽悠了的傻子，這樣的人，是統治階級混進政權隊伍的投機分子，縱然能得逞於一時，終將被曆史的洪流掀翻。
講一切都是假的，唯有自己的利益才是真的，這才是天地真理，就是混入政權中的一部分投機分子，不滿足於做統治階級的一分子，而是要從統治階級中超脫出來，收統治階級的手續費和利息。如此自然會形成一個超脫了階級的利益集團，會加重剝削，這加重的剝削終將會傳導下去，讓下層受到的壓迫更重。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加重的剝削必然會引起動蕩，利益集團要增加力量，就要拉更多的人進入，從而讓剝削再次加重。如此惡性循環，最終會掀起滔天巨浪，把一切都撕個粉碎。
中國文明是唯一傳承不斷的文明，不僅僅是因為每次跌倒都能夠爬起來，還因為一直傳承有序。從原始社會，到家天下的封建社會，到階級社會，這個發展的脈絡從先秦諸子起，一直都很清楚。中國的文人很明白，社會是怎麽發展的，是怎麽從家聚到部落，怎麽從部落聚成邦，怎麽從邦聚成國，怎麽從國成為天下。他們的立論，是建立在這麽一個發展的基礎上，這個脈絡並不是歐洲文藝複興之後重新發明再傳入中國的。
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是什麽人？確切地說，士大夫是讀書人中的一部分，是被選出來，進行政權統治的。宋朝的做法，是選入統治體係，切斷選出來的這些人與現實社會的利益關係。不得在治下置業，與治下百姓不得有親戚關係，直至不許經商。像徐平這種家裏有偌大產業，鑽在京城不限製空子的，總有一天會被後人非議。京城可以置業這個漏洞，早晚也會被堵上。徐平越改革，這一天來的時間越近。
改革也是革命，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必須有革自己命的勇氣與覺悟。
人之所以脫離了低級趣味，成為了受人尊敬的人，就是勇於擔起自己的責任，不是為了一點好處坐到這個位置。人有家庭，同時有責任，兩方麵照顧好，政權才能夠長久。隻想好處不想責任，或者隻講責任不講個人，都是不能夠長久的。
趙禎為什麽選徐平做宰相？指望著他主持朝政改革。要做這個改革者，就要有改革的自覺，知道自己要做什麽，會得到什麽，會失去什麽。明白了，事情才能做好。
徐平前世，政治課告訴你，上層建築包括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但曆史課，卻隻給你講政治結構，而不講意識形態，凡涉及意識態的，都是一句統治階級的虛偽。古人當然有意識形態，也確實不宜在普及教育中講這些，不然會造成意識形態宣傳的混亂。但如果就此以為普及教育中學到的那些，就可以到古代來教訓人了，那就大錯特錯。僅僅憑著那些知識，不要說來做宰相，現在的任何一個學士，或者是將來會成為學士的人，都可以在辨論中把你扇成豬頭。不要說改革，用不了多少日子，就會被交章彈劾趕下台去。
以前在三司，徐平所進行的製度更改，隻要講清楚利弊，說服了宰相，宰相們自然會把那些製度措施納入到統治體係當中。現在自己做宰相，自己來把關，那麽每項製度更改都要跟意識形態掛鉤，符合意識形態，不然就會引起無數的爭吵。
前世學曆史，講曆史上的改革，都會列出一個改革派，一個保守派。改革成功，便就是改革是大勢所趨，無可阻擋。改革如果失敗了，則就是反動力量太強，扼殺了改革。改革者永遠是好的，保守派就是反動派，是壞的。
真是如此嗎？徐平自己來當這個改革者了，可不敢這樣想。把反對者當成反動派，使用激烈的手段來消滅，隻能激化矛盾，形成黨爭。最終不但改革會失敗，還可能引起國家的動蕩，出現無法收拾的局麵，遺禍後人。
確切地說，改革中的革命派和保守派都是對的，也都是錯的。他們都有對的一麵，因為不全麵，也都有錯誤的一麵。最壞的情況，就是激烈對立，為了醜化對方，把對的一麵都扔掉。幾個來迴，好的全都沒有了，壞的全都保存下來，大家一起滅亡。
隻有充分地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與反對者不斷地調和，尋找出最合適的道路，才能夠改革成功。一切都講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改革者與反對者是無可調和的鬥爭，無助於事情的解決。改革主持者當高屋建瓴，總攬全局。
曆史上的王安石變法，便就是慘痛的教訓。那場動蕩離著這個年代並不遙遠，保守派的主角司馬光已經出仕，改革派的主角王安石就在本科的舉子之中，是因為父親去世守喪才耽誤幾年。因為王安石格外出色，還有幾位大臣特意向徐平提起過。
講王安石變法，一種是把一方看成君子，另一方看成小人，是君子小人之爭。另一種是把兩派按階級劃分，保守派代表了大官僚大地主階級，而改革派代表了寒門小地主。
君子小人之爭自然不值一駁，把地主階級之中再劃階級，也同樣毫無道理。地主不管是大是小，同樣都是剝削階級，隻有地主階級、自耕自食的小自耕農和被剝削壓迫的雇農之分，同一個階級內，沒有階級矛盾。實際曆史上的情況是，很多父子兄弟就是分屬新舊兩黨的，新舊兩黨中很多對立的人就是出自同一個家庭，牽扯其中的很多人是親戚。
徐平前世位於社會下層，見多了小工廠小業主，他從來沒有感覺出來小工廠主對雇傭工人就更溫柔，更體貼。認為小地主就會偏向農民一邊，實在是想多了。
新舊兩黨不死不休，鬥爭激烈程度成了曆史上的奇景，很大程度是涉及到了意識形態之爭。這種鬥爭無法調和，伴隨了兩宋二百餘年，在外部壓力下最終沒有獲得新生。
意識形態不是隻有階級鬥爭，作為社會的上層建築，隻要有政權，就有意識形態。政權的每一項行政措施，都要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圖方便隨便施為，最終會受到反噬。
宰相為什麽如此重要，受天下之望，影響整個國家的興衰？因為這個位子，不僅僅是涉及到具體施政，還要主持意識形態，所謂以大道佐君王是也。
如果僅僅是守成，並不需要宰相如此，但要改革，則就先要理清楚意識形態。
趙禎要改革，讓徐平來做宰相。徐平沒有過多推辭，便就做了。
今天找徐平來，說過了幾件具體政事，趙禎就是要問問徐平的道是什麽。認可了，改革將迅速開始。徐平的道讓他越堅信，則支持的力度越強，讓他將信將疑，改革就會猶豫。
徐平接了拜相的詔書，天下都知道要行新政，外麵擁戴自己的少壯派文臣更是眼巴巴地在看著。接下了這個場麵，徐平就是明確地知道自己要做什麽，怎麽做。宰相以大道佐君王，徐平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道是什麽，要如何來實施。
君臣互信，不是靠個人感情，靠個人感情的叫佞臣。真正被君王相信的大臣，實際上很多接觸的時候並不愉快，比如真宗於寇準。徐平與趙禎私交如此，已經是難得了。